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物价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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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金砖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具有联动性的基础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并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对次贷危机后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实证分析表明中国通货膨胀产生的根源在于其自身的经济增长。因此,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环境下,中国解决自身通胀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要防止经济增长过快,抑制投资需求膨胀,同时提高汇率和利率机制来维持国内的物价水平稳定。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联动性 通货膨胀
  一、引言
  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实行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3),并将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零至0.25%的超低区间。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已推出了两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QE)是指当短期名义利率接近或处于零时,中央银行直接向经济体系注入大量资金的非常规扩张货币政策。很多学者表示美联储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其他经济体带来负面溢出效益。
  王树同(2009)认为,当今中美两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的溢出效应也日益明显。因此,中国面临来自国外和国内的双重通货膨胀压力。国内面临需求拉动型通胀压力;而国际方面,面临来自国外的输入性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而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美元贬值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在2008年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了高通胀,中国必然也难以独善其身。伴随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通胀问题一度成为中国经济的首要病症。骆波(2011)指出美国宽松货币政策致使其泛滥的货币流入商品以及金融市场向全球输出通胀。但在当前全球经济体系中,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贸易链条中占据不同地位,而中国对这些商品需求量巨大,就很容易出现输入型通货膨胀。胡援成(2012)则利用SVAR模型分别从成本推动渠道、资金输入渠道和货币扩张渠道就美元贬值对中国通货膨胀影响的传导途径及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当前承受着较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尽管现存文献对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通货膨胀影响提供了有益的洞见,但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对中国具有溢出效益的同时,又对其物价水平有多大的影响呢。因此,本文在美国QE1和QE2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通胀的根本原因。
  二、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中美作为全球经济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国家,这使得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的冲击也不容忽视。但是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实施后,中国却成为了流动性的巨大蓄水池,发生了高通胀,而美国却没有发生通胀。从理论上分析,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汇率和利率机制对中国的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首先来看汇率机制,美国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美元更是大幅贬值。美元贬值一方面推动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国际市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使其价格上升。由于中国是能源进口大国和粮食消耗大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通过进口使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并最终引起我国物价水平的上升,形成输入型成本推动通货膨胀。
  利率机制主要基于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使得我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与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在总体态势上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并且相似程度也随着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逐步提高。这种影响会经由国内利率传递进而影响我国资本市场而最终作用于国内通货膨胀。
  因此,好多学者认为中国通货膨胀呈现“输入型”特征。但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今天,如果说中国的通货膨胀完全不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但只要中国通货膨胀受国际因素的影响较小,就不能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是输入型的。这样,本文研究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否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而在于影响的大小。
  三、中国近期通货膨胀原因的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对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分析,本文在货币需求函数中引入外部冲击因素,利用2005年8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建立无约束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来分析近期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决定因素。
  (一)计量模型与变量
  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取决于货币供给增长率、产出水平增长率和利率变化率。根据上部分对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可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际食品价格指数、国际能源价格指数、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作为冲击因素引入模型。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时间序列可能具有非平稳性,对这样的数据进行回归会产生伪回归。故首先对CPI、CNM、IVA、REER、RATE、INPI、IFPI、USM、FFER进行单位根检验。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上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无法拒绝,进行一阶差分后的变量都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一阶差分变量序列是平稳的。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有5个变量存在长期内在关系,因而各变量存在着协整关系。
  (三)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分析
  本文旨在考察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决定因素,因此,采用累积脉冲响应函数。运用标准的Cholesky方法。其中,各变量排序很重要,根据已有文献将系统中乔莱斯基分解的基本顺序确立为:USM、FFER、IEPI、IFPI、IVA、CPI、REER、RATE、CNM。结果显示了各变量对我国CPI的冲击反应:(1)美国货币供应对我国CPI的影响先是正向冲击,后来由正转负,在第12个月达到了最大值1.553607,在第18个月时为0,之后就是负向冲击;(2)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先对CPI负向冲击,在第16个月时冲击为0,之后对CPI有个正向冲击之后又转负;(3)国际能源价格对我国CPI有正向冲击,但影响微弱;(4)国际食品价格先是对CPI正向冲击,在第11个月冲击达到最大为0.715804,之后影响逐渐减弱,并在第15个月后由正冲击转为负向冲击;(5)工业增加值对CPI的影响显著,一直是个正向冲击的;(6)CPI对其自身的冲击微弱;(7)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CPI的影响在第14个月有个转折,但影响微弱;(8)利率对CPI的影响显著,在第19个月后由正向冲击转为负向冲击;(9)本国货币供应量对CPI的影响开始都不是很显著,直到第20个月后开始慢慢显著的正向冲击反应,符合基本理论。
  在脉冲响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方差分解,将CPI的均方差分解成各个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从CPI预期误差的分解结果,可以看出,产出水平对CPI预期误差影响重要。此外,CPI预期误差方差归因于其自身的随机扰动。外部冲击中大宗商品价格如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对CPI影响不是很显著。而本国的货币供应量对通胀的影响则非常微弱。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可见外部冲击只是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因素之一,而中国自身产出水平仍是决定我国通胀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为了缓解本国通货膨胀,需要防止经济增长过快,抑制投资需求膨胀,同时提高汇率和利率机制弹性使之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一道防线,从而维持国内的物价水平稳定。
  参考文献
  [1] 潘成夫.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理论、实践与影响[J]. 经济学家,2009(9).
  [2] 罗默.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M]. 3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1).
  [3] 金晓平,应政.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运行效果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1(9).
  [4] 骆波. 当前我国通货膨胀问题思考[J]. 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2).
  [5]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外部冲击与中国的通货膨胀[J]. 经济研究,2008(5).
  作者简介:兰洁(1987-),女,福建福安人,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2010级金融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责任编辑: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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