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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过当北大学生的幸运，黄修己教授也不是我的业师。但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由于办刊物，却与黄教授有了编辑和作者的交往。我在心目中，一直把黄教授当作自己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辈和朋友。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由于地域相隔，近些年音问稀了。因此，最近读到黄教授新出版的散文集《我的“三角地”》，就倍感亲切，一口气读完，又觉受到深刻的启迪。
初读《我的“三角地”》，很有读张中行《红楼点滴一～五》的感觉。都是北大学人谈北大，谈北大的“道统”、“学统”，谈那些大师级的北大教师，谈北大的学习生活、衣食住行，但因所谈所忆的时代不同，其主题与内容，也就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色。就说这谈老师，张先生的老师是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还有顾颉刚、钱玄同、林公铎等，黄教授的老师是杨晦、蔡仪、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吴小如、季镇淮、王瑶、川岛、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魏建功、王力、袁家骅、周扬……用林庚先生的话说，张先生的师辈是“读书”的人，黄教授的师辈是“翻书”的人，而到了黄教授一辈也就是“摸书”的人(见《我的“三角地”》之《读书·翻书·摸书》)；再说学习生活与衣食住行，张先生说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老北大红楼的生活，是沙滩的住，沙滩的吃，而黄教授他们入学时赶上了大跃进的年代，虽然因为“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学界耆宿，可谓盛极一时，但因政治的冲击，学生们“实际上所得不多，十分可惜”；他们也搞过大批判，也炼过钢，也编过“红色文学史”。尽管有这些不同，但在坚持北大“兼容并包”、“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上，在注重怀疑与实证、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上，张先生和黄教授的文章，以及许多北大人谈北大的文章，可以说是薪尽火传，一脉相承的。看过黄教授那些谈老师的文章，就可以领悟到北大传统是怎样口耳相授，怎样师承的。在《终身不忘，唯此一言》等文章中，黄教授描述了杨晦、林庚、蔡仪、王瑶、周扬等老师怎样通过一些生动的例子传道授业，学生们记住的往往不是老师讲的长篇大论，而是那些吉光片羽的一言、一瞬以及从中体现的学业精神、治学方法以及人格魅力，正是这些使学生终身受益。听金开诚转述吴组缃师讲“爱姑的脚”，使青年教师黄修已有了“茅塞顿开”般的顿悟，从而发现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片天地，以至后来开辟现代文学方法论的先河。在《这样的故事还要再讲》中，黄教授讲了季镇淮师和“杨君”怎样坚持学术标准，不给人情分的感人故事，以此与当下的学界腐败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读黄教授的文章，还是有一种沉重之感。与张中行那一代北大人和“文革”结束后入学的北大人不同的是，黄教授的文章虽也有作为北大人的自豪与自傲，但同时有一种遗憾、无奈与自嘲。应当说这完全是拜时代所赐。
近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文章，他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1949年以前三代，即前五四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也是三代，即前“文革”一代(或者叫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也叫“知青一代”)，后“文革”一代。按这种划分，黄教授他们属于十七年一代。许教授把这一代叫做“无根的一代”，说他们“受到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影响，强调要和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的知识体制划清界线。”“他们力图要做的就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里面来做些研究，建立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因此，“有些人比较僵化”。读《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平原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隔代遗传”的概念：“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也就是说，“知青”的一代，隔过自己的父辈，直接与爷爷辈接上了关系。正因为学界有这些看法、这些估计，才有黄教授在本书中的一组文章《生于战乱，长于动乱》《自言自语说自己》《没有的一代》，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对他们这一代的心路历程进行了一番回顾和梳理。
应当说黄教授对自己身处这一代的评估，是相当客观和清醒的。这一代的处境，是“生于战乱，长于动乱”，学养上，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用“运交华盖”来形容也不为过。因而黄教授痛心地自嘲：“我们这一代，虽说也很优秀，是历史为新中国准备好的良材，只可惜缺少历史机遇。这已成了永远的遗憾。”“怎么概括这一代呢?‘豪情满怀’的一代固然不妥，‘承前启后’的一代，也不合实际。想来想去，想出了‘没有的一代’来”。
然而，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血，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乃至学术)追求啊，难道说没有就没有了吗?这一代果真是“没有”、是空白吗?显然不符合实际，也是令黄教授们心有不甘的。别的我不敢说，就说黄教授他们这“北大中文系55级”吧，有多少“良材”就出自这一级啊!他们中后来从事学术领导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炯，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有张少康、陈铁民、李汉秋、王水照、谭家健；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有黄修己、谢冕、孙绍振、孙玉石；还有语言学家陆俭明、鲁国尧；有转行搞民国史而大有所获的杨天石，有做编辑成绩斐然的刘彦成、陈丹晨、吴泰昌；也有搞创作而享誉文坛的孙幼军、温小钰……一个年级呈现出如此整齐、如此眩目的人才结构，据说北大中文系从建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年级能够在总体的专业水平和成就上超越55级的。有人把这概括为“55级现象”。试想中国当代文学界、学术界，没有北大中文系55级会怎么样?如此说来，我们还能说这一代是“没有”的，是应当被隔过去的吗?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北大中文系55级是个特例。在整整一代的苍白中，他们显示出了一枝独秀的辉煌。这也许有道理，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但毕竟是有这么个“55级现象”，它确实是从那个特定的年代生长起来的。而且我相信，它虽特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着这一代独有的某种精神风貌。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精神风貌并不被人看重，但现实和历史将会证明它的价值，尤其是在社会越来越功利、学术越来越失范的今天。
要解读“55级现象”，最好还是去看黄教授的《我的“三角地”》。作者既坦然承认这一代的不足，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一代的优长。他们进校于建国之初，“身上有一股‘开国气象’，一个国家新生之际那种兴奋和蓬勃进取的干劲，大家都有一种献身精神，从入了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认定要以我血荐学术”。他们幸运地直接受业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的那一代学人，不幸的是很快就被政治裹胁着去搞大跃进式的集体科研，去编什么“红色文学史”。然而我们看到，这批青年精英，即使在那样的政治条件下也没有完全丧失独立思考，没有割断自己与上一代学者的血脉联系。他们编了不足取的“红色文学史”，但很快就在老师的启发下修正错误，对备受吹捧的“科研成果”大动手术，实现了一次大幅、快速的自我超越；还要再接再厉，继续贡献了《中国小说史稿》《近代诗选》《汉语成语小词典》等学术上有影响的作品。就是在大炼钢铁的举国狂热中，在“十年动乱”的文化荒芜 中，他们也没有放弃读书，没有泯灭对学术工作的崇高感、神圣感。黄教授在“文革”中，有“三个馆员陪他一个读者的故事”，这就使他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能以一人之力编出现代文学史，接续间断了二三十年的个人编史的传统。说他们“思想不解放”、“僵化”吗?可就是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在“文革”中批判“文革”，留下了专制年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见证(《一场没有胜方的辩论》)。谈到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黄教授做了这样的概括：“我们不但见过‘文革’之类的大动乱、大灾难，也见过新中国如初升旭日的光辉灿烂；不但见到腐败和腐烂，也见到廉洁和公正。所以，我们能用比较全面的眼光审视历史，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这段概括相当精辟、准确，不禁使人想到王蒙。王蒙也是“十七年一代”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早期小说就充满这种“开国气象”，对历史在批判的同时，也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看到与上一代对时代的“隔”不同，他们是相当“人世”的；与下一代对时代凌厉的批判不同，他们是温和的，顺应多于否定。作为二十世纪人他们对这个大时代充满感情。黄教授说：“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也许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变化最快，变动最激烈，于民族命运关系最大的时期。能在这个时期潇洒或不那么潇洒地走一回，尽管会遇到很多磨难、痛苦，也还是值得的。”
我是“77级”，属于许教授说的“二十世纪第五代”。因为迷恋张中行他们那一代学人的行世风格和学术风貌，我也曾很赞同陈平原教授“隔代遗传”的说法。但黄教授的书使我更加了解了我们的上一代，觉得轻言“隔代遗传”是不够慎重和严谨，对我们的父辈是有失公允的。就我个人而言，上大学时就曾听过北大金开诚、孙玉石老师，人大叶朗老师和我校王景山等先生的课，对我们这些从知青入学的学生影响很大；毕业后，因工作关系，又接触了袁行霈、谢冕、蒋绍愚、黄修己、柳斌杰、张传玺这些北大教授，接触了杨义、樊骏、何西来、林非、吕晴飞等社科院的研究员以及陈丹晨、孙幼军等文化名流，他们都属于“十七年一代”中的佼佼者，继续用他们的学问和人品影响了我们。怎么能说他们是没有的一代，是应当被隔过去的一代呢?应当说每一代都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尽管我们的上一代有时代造成的种种遗憾和不幸，有“一种无法补偿的永远的幻灭感和失落感”，但他们“在很不利的环境里，挣扎，彻悟，经历了波澜，绕过了曲折，才有了一点创造的可能。”“在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几个方面，跟我们的老师接上了关系”，对于这种悲壮的努力，作为后辈的我们，不是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吗?
黄教授书中用了一个词“弑父情结”。我们这一代是否有“弑父情结”呢?在许教授的“六代论”中，对前三代中的“五四一代”和后三代中“知青一代”评价最高，是从思想启蒙意义上说的。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也是拜时代所赐。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要说优长与不足，是每一代都有的。我们这“知青的一代”，虽说在打破思想禁锢上表现不凡，但在学养上，在知识结构上，不也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吗?如果说我们上一代是“摸书”的一代，那么我们呢?可不可以叫作“乱翻书”的一代?
黄教授书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精神断层”——“这些尚能保持住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人，已经淡出历史。”“他们认为值得不顾个人安危去保护的那些神圣、高尚的东西，已经被‘解构’得差不多了。”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道德日下、学术腐败，学术失范，这与我们急于翻过了“共和国的一代”，失去了某种道德的传承；与世纪末的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是否有关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热中“颠覆”、“解构”的同时，是否也应多看看我们的上一代，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医治社会以及学界病疴的营养。正如黄教授概括的，“没有的一代”是“没有账本的一代”、“没有声息的一代”、“没有愤怒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没有垮掉的一代”。他们真的该是“没有的一代”吗?
(《我的“三角地”》，黄修己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26．00元)
初读《我的“三角地”》，很有读张中行《红楼点滴一～五》的感觉。都是北大学人谈北大，谈北大的“道统”、“学统”，谈那些大师级的北大教师，谈北大的学习生活、衣食住行，但因所谈所忆的时代不同，其主题与内容，也就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色。就说这谈老师，张先生的老师是蔡元培、刘师培、陈独秀、辜鸿铭、胡适，还有顾颉刚、钱玄同、林公铎等，黄教授的老师是杨晦、蔡仪、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吴小如、季镇淮、王瑶、川岛、高名凯、周祖谟、朱德熙、魏建功、王力、袁家骅、周扬……用林庚先生的话说，张先生的师辈是“读书”的人，黄教授的师辈是“翻书”的人，而到了黄教授一辈也就是“摸书”的人(见《我的“三角地”》之《读书·翻书·摸书》)；再说学习生活与衣食住行，张先生说的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老北大红楼的生活，是沙滩的住，沙滩的吃，而黄教授他们入学时赶上了大跃进的年代，虽然因为“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集中了原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学界耆宿，可谓盛极一时，但因政治的冲击，学生们“实际上所得不多，十分可惜”；他们也搞过大批判，也炼过钢，也编过“红色文学史”。尽管有这些不同，但在坚持北大“兼容并包”、“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上，在注重怀疑与实证、求真求实的治学精神上，张先生和黄教授的文章，以及许多北大人谈北大的文章，可以说是薪尽火传，一脉相承的。看过黄教授那些谈老师的文章，就可以领悟到北大传统是怎样口耳相授，怎样师承的。在《终身不忘，唯此一言》等文章中，黄教授描述了杨晦、林庚、蔡仪、王瑶、周扬等老师怎样通过一些生动的例子传道授业，学生们记住的往往不是老师讲的长篇大论，而是那些吉光片羽的一言、一瞬以及从中体现的学业精神、治学方法以及人格魅力，正是这些使学生终身受益。听金开诚转述吴组缃师讲“爱姑的脚”，使青年教师黄修已有了“茅塞顿开”般的顿悟，从而发现文学研究方法的一片天地，以至后来开辟现代文学方法论的先河。在《这样的故事还要再讲》中，黄教授讲了季镇淮师和“杨君”怎样坚持学术标准，不给人情分的感人故事，以此与当下的学界腐败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然而读黄教授的文章，还是有一种沉重之感。与张中行那一代北大人和“文革”结束后入学的北大人不同的是，黄教授的文章虽也有作为北大人的自豪与自傲，但同时有一种遗憾、无奈与自嘲。应当说这完全是拜时代所赐。
近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的文章，他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为六代，1949年以前三代，即前五四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1949年以后也是三代，即前“文革”一代(或者叫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也叫“知青一代”)，后“文革”一代。按这种划分，黄教授他们属于十七年一代。许教授把这一代叫做“无根的一代”，说他们“受到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影响，强调要和过去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的知识体制划清界线。”“他们力图要做的就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框架里面来做些研究，建立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规范。”因此，“有些人比较僵化”。读《八十年代访谈录》中陈平原的文章，他提出了一个“隔代遗传”的概念：“八十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了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三十年代的学术传统。”也就是说，“知青”的一代，隔过自己的父辈，直接与爷爷辈接上了关系。正因为学界有这些看法、这些估计，才有黄教授在本书中的一组文章《生于战乱，长于动乱》《自言自语说自己》《没有的一代》，以直面现实的勇气，对他们这一代的心路历程进行了一番回顾和梳理。
应当说黄教授对自己身处这一代的评估，是相当客观和清醒的。这一代的处境，是“生于战乱，长于动乱”，学养上，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用“运交华盖”来形容也不为过。因而黄教授痛心地自嘲：“我们这一代，虽说也很优秀，是历史为新中国准备好的良材，只可惜缺少历史机遇。这已成了永远的遗憾。”“怎么概括这一代呢?‘豪情满怀’的一代固然不妥，‘承前启后’的一代，也不合实际。想来想去，想出了‘没有的一代’来”。
然而，整整一代人的青春热血，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乃至学术)追求啊，难道说没有就没有了吗?这一代果真是“没有”、是空白吗?显然不符合实际，也是令黄教授们心有不甘的。别的我不敢说，就说黄教授他们这“北大中文系55级”吧，有多少“良材”就出自这一级啊!他们中后来从事学术领导工作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张炯，北大中文系主任费振刚；研究古代文学的专家，有张少康、陈铁民、李汉秋、王水照、谭家健；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有黄修己、谢冕、孙绍振、孙玉石；还有语言学家陆俭明、鲁国尧；有转行搞民国史而大有所获的杨天石，有做编辑成绩斐然的刘彦成、陈丹晨、吴泰昌；也有搞创作而享誉文坛的孙幼军、温小钰……一个年级呈现出如此整齐、如此眩目的人才结构，据说北大中文系从建国至今，还没有一个年级能够在总体的专业水平和成就上超越55级的。有人把这概括为“55级现象”。试想中国当代文学界、学术界，没有北大中文系55级会怎么样?如此说来，我们还能说这一代是“没有”的，是应当被隔过去的吗?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北大中文系55级是个特例。在整整一代的苍白中，他们显示出了一枝独秀的辉煌。这也许有道理，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但毕竟是有这么个“55级现象”，它确实是从那个特定的年代生长起来的。而且我相信，它虽特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着这一代独有的某种精神风貌。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精神风貌并不被人看重，但现实和历史将会证明它的价值，尤其是在社会越来越功利、学术越来越失范的今天。
要解读“55级现象”，最好还是去看黄教授的《我的“三角地”》。作者既坦然承认这一代的不足，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这一代的优长。他们进校于建国之初，“身上有一股‘开国气象’，一个国家新生之际那种兴奋和蓬勃进取的干劲，大家都有一种献身精神，从入了大学的第一天起，就认定要以我血荐学术”。他们幸运地直接受业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的那一代学人，不幸的是很快就被政治裹胁着去搞大跃进式的集体科研，去编什么“红色文学史”。然而我们看到，这批青年精英，即使在那样的政治条件下也没有完全丧失独立思考，没有割断自己与上一代学者的血脉联系。他们编了不足取的“红色文学史”，但很快就在老师的启发下修正错误，对备受吹捧的“科研成果”大动手术，实现了一次大幅、快速的自我超越；还要再接再厉，继续贡献了《中国小说史稿》《近代诗选》《汉语成语小词典》等学术上有影响的作品。就是在大炼钢铁的举国狂热中，在“十年动乱”的文化荒芜 中，他们也没有放弃读书，没有泯灭对学术工作的崇高感、神圣感。黄教授在“文革”中，有“三个馆员陪他一个读者的故事”，这就使他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能以一人之力编出现代文学史，接续间断了二三十年的个人编史的传统。说他们“思想不解放”、“僵化”吗?可就是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在“文革”中批判“文革”，留下了专制年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见证(《一场没有胜方的辩论》)。谈到这一代人的精神风貌，黄教授做了这样的概括：“我们不但见过‘文革’之类的大动乱、大灾难，也见过新中国如初升旭日的光辉灿烂；不但见到腐败和腐烂，也见到廉洁和公正。所以，我们能用比较全面的眼光审视历史，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这段概括相当精辟、准确，不禁使人想到王蒙。王蒙也是“十七年一代”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早期小说就充满这种“开国气象”，对历史在批判的同时，也怀有“温情与敬意”。我们看到与上一代对时代的“隔”不同，他们是相当“人世”的；与下一代对时代凌厉的批判不同，他们是温和的，顺应多于否定。作为二十世纪人他们对这个大时代充满感情。黄教授说：“二十世纪这一百年，也许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变化最快，变动最激烈，于民族命运关系最大的时期。能在这个时期潇洒或不那么潇洒地走一回，尽管会遇到很多磨难、痛苦，也还是值得的。”
我是“77级”，属于许教授说的“二十世纪第五代”。因为迷恋张中行他们那一代学人的行世风格和学术风貌，我也曾很赞同陈平原教授“隔代遗传”的说法。但黄教授的书使我更加了解了我们的上一代，觉得轻言“隔代遗传”是不够慎重和严谨，对我们的父辈是有失公允的。就我个人而言，上大学时就曾听过北大金开诚、孙玉石老师，人大叶朗老师和我校王景山等先生的课，对我们这些从知青入学的学生影响很大；毕业后，因工作关系，又接触了袁行霈、谢冕、蒋绍愚、黄修己、柳斌杰、张传玺这些北大教授，接触了杨义、樊骏、何西来、林非、吕晴飞等社科院的研究员以及陈丹晨、孙幼军等文化名流，他们都属于“十七年一代”中的佼佼者，继续用他们的学问和人品影响了我们。怎么能说他们是没有的一代，是应当被隔过去的一代呢?应当说每一代都有自己独到的价值，尽管我们的上一代有时代造成的种种遗憾和不幸，有“一种无法补偿的永远的幻灭感和失落感”，但他们“在很不利的环境里，挣扎，彻悟，经历了波澜，绕过了曲折，才有了一点创造的可能。”“在献身学术、坚持实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几个方面，跟我们的老师接上了关系”，对于这种悲壮的努力，作为后辈的我们，不是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吗?
黄教授书中用了一个词“弑父情结”。我们这一代是否有“弑父情结”呢?在许教授的“六代论”中，对前三代中的“五四一代”和后三代中“知青一代”评价最高，是从思想启蒙意义上说的。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也是拜时代所赐。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要说优长与不足，是每一代都有的。我们这“知青的一代”，虽说在打破思想禁锢上表现不凡，但在学养上，在知识结构上，不也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问题吗?如果说我们上一代是“摸书”的一代，那么我们呢?可不可以叫作“乱翻书”的一代?
黄教授书中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即“精神断层”——“这些尚能保持住知识分子的良知的人，已经淡出历史。”“他们认为值得不顾个人安危去保护的那些神圣、高尚的东西，已经被‘解构’得差不多了。”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道德日下、学术腐败，学术失范，这与我们急于翻过了“共和国的一代”，失去了某种道德的传承；与世纪末的三信(信仰、信任、信心)危机是否有关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热中“颠覆”、“解构”的同时，是否也应多看看我们的上一代，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医治社会以及学界病疴的营养。正如黄教授概括的，“没有的一代”是“没有账本的一代”、“没有声息的一代”、“没有愤怒的一代”，但同时也是“没有垮掉的一代”。他们真的该是“没有的一代”吗?
(《我的“三角地”》，黄修己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