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是联结在人与动物之间的绳索——悬在深渊上的绳索。”
　　——路拉·扎米亚金，第128届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会议上发言
　　一郎死了很多年，他可怜的朋友忘不了他。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他是“弯路”，是“深切同情”，是伟大的反应堆里一个奋不顾身的原子，然而人们心里说：得了吧，没有他我们照样滚滚前进。
　　决定是6日下午做出的。第二天早餐前，他们走进家门，朱利把穿着睡衣的一郎从房间里叫了出来。这就是那个孩子吗？是的，教授。几岁了？五——岁！好极了，孩子，听说你想当宇航员？跟我们走吧。
　　于是一郎跟他们走了，那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以为他去了航天局，朱利对我也是这么说的，直到我看见了那条新闻。
　　在车上，朱利扭过头对我说：听着，弗朗西斯。一郎的父母都去世了，他在福利院长大。现在航天局需要他，所以我得帮航天局照顾他一阵子，明白嗎？
　　我不知道朱利什么时候又为航天局打工了，她从来不允许我过问她的工作，但我知道我只能点头。
　　然后我们从机场接回了一郎——一个矮小的、一言不发的男孩，如果要说他脸上有什么表情，大概就是麻木。
　　回家的路上，我问朱利：这是收养吗？她说是临时的。为什么会让一个保守派生物工程师照顾一个外国孤儿？
　　晚上，一郎睡在朱利的房间里，我只能跟朱利共享我的房间了。八岁了还得跟妈妈一起睡觉的感觉真不好，朱利说一郎的感觉只会比我更糟。
　　第二天是周末，朱利又去加班了，回家时带来了不好的消息：某个叫什么伦理委员会的组织来抗议，一郎只能在我们家里再待一段时间了。
　　我哀号，一郎陷在“位”①里没有说话——他沉浸在“仙女座之旅”中。
　　朱利走过来，问我今天跟一郎相处得好吗。我说好极了，我一句话也没跟他说。
　　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把一郎面前的交互广告切换成了保守派的短视频。瑰丽的星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西装革履的脱口秀主持人沃尔多，他坐在沙发椅里冲我们热情微笑，自信满满地宣称：“只有妈妈，才是最好的。我们有能力负起责任，我们不会离开。”
　　一郎大哭起来。我深有同感。保守派实在太没劲了，只有那些喜欢看短视频的中老年人才支持他们，当然，还得算上不看短视频的朱利，尽管她并不算没劲。
　　星期天，朱利还是一大早就走了。趁她不在，我赶紧接入了翻译端。一郎听见陌生的女声，瞪大了眼睛，然后叽里咕噜蹦出几个音节。我把头戴装置从他头上取下来戴上，Corona甜美地重复着：蠢货。
　　……
　　我猜这一定是因为他太小了，还不习惯跟陌生人交流，毕竟……毕竟他是在福利院里长大的。
　　我们又进行了几轮对话，仍然是鸡同鸭讲。
　　这时门口传来一个亚洲女人的访问请求，她看起来很有亲和力，自我介绍叫海伦·林，是朱利的同事，受托来帮我照顾一郎。我求之不得，赶紧让她进来了。
　　海伦和一郎都坐在“位”里，她瞥见一郎面前的“火星超人”（A.I.大概识别出他对地外派更感兴趣），惊讶地挑了挑眉，于是我明白她一定又是个保守派。不过她倒是比朱利好点儿，没理会那炫酷的音效，而是对一郎说了句日文，听上去像是“一郎，你好”。
　　一郎果然抬起了头，一动不动地盯着她。
　　他们开始交流，明显海伦说得更多，而一郎时不时沉默，或者腼腆地笑着摇头。很快他就厌倦了这场谈话，重新投入了他的“位”。
　　我问海伦怎么样，她说她听不太懂他说的话，可能是某种方言。我欲言又止，她瞪了我一眼，不太友好地说她在这里长大，从小说的都是英语。
　　我上课的时候，一郎跟朱利一起去上班。也许是海伦的功劳（朱利说她是个儿童教育学专家），他慢慢能说一些简单的英语句子了。
　　一天，我在做科学作业时，一郎突然指着界面上的地球说：“地球是我们的摇篮，可是我们不能总待在摇篮里。”
　　朱利和我都吓了一大跳，后来才发现这是地外派的一句宣传语。
　　然而有时候，一郎却表现得更像个婴儿。不待在“位”里时，他经常偷偷把手边的东西塞进嘴里，偶尔是食物，但通常是自己的头发，甚至是眉毛，他都吃得津津有味。
　　“是因为他正在换牙。”朱利漫不经心地解释道。
　　我瞪着一郎，他正起劲地嚼着不知什么时候拔下来的睫毛。我想起两年前我咬开一个洗衣球后，朱利像疯了一样飙车把我送到医院洗胃的事。一郎来到家里已经三个月了，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提醒她。
　　“你必须同等地对待领养的和亲生的孩子。”就像所有名人呼吁的那样。
　　“当然，我当然会的。”她说。
　　那个晚上，我问朱利，航天局为什么会需要他？
　　朱利含糊地回答，因为他们想……让他接受训练，成为一个少年宇航员。他来自一个保守派国家，他们那里发射不了宇航员。一郎是个有天赋的小孩，而且你也知道他的梦想，不是吗？
　　所以让他们的少年宇航员住在保守派家里？我怀疑她又在糊弄我。
　　她翻了个身，当我以为她想结束这个话题时，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弗朗西斯，我告诉你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一郎跟其他所有小孩都不一样，他的基因被人动过。”
　　“动过？”我联想到她之前的工作，“你们做的？”
　　“当然不是。这是非法的，至少在这个国家是。一郎还是个细胞的时候就被编辑过，他们想改良他的一些性状，让他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火星上的环境。他是个备份，一直被冻在胚胎库里。在他哥哥十三岁时，我们买下了他的研究权，然后找了个志愿者把他生了下来。” 　　“可是，为什么现在才把他带来？”
　　“某些情况下，运一个孩子比运一个细胞更容易。”
　　我还想追问，她却说这是国家机密，闭嘴，别再问了。于是我闭嘴了。
　　全民公投马上要开始了。正如地外派所说，气候越来越糟，学校又放了沙暴假，而朱利不得不居家办公。我和一郎坐在落地窗前，感受着房子缓慢的颠簸。尽管朱利向我解释说这是一种防震设计，但我还是感到无边的迷茫与恐惧，如同巨浪里的一叶小船。
　　一郎指着窗外漫天飞卷的红沙，问我：火星？
　　朱利从“位”里掷来一记眼刀，我忙说：不，是地球。
　　他指向朱利：她去吗？
　　去哪儿？火星？我说不会。毕竟她是个顽固的保守派。
　　他哦了一声，又慢吞吞地问：你去吗？
　　我回答不了。我甚至都分不清我是个地外派还是保守派。
　　他得意地笑了：我会去，是吗？
　　我想大概是的。因为从朱利的视频会议里，我推测出一个消息：麻烦解决了，一郎马上要离开了。
　　“然后呢？”佩尼问，“你们只相处了三个多月，为什么这件事到现在还困扰着你？……我是说，你知道的，人的感情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積累的。”
　　“你多大了？”我调高了我们的尼古丁阀的档位。
　　“二十三，怎么了？”她半眯起眼睛。
　　“你的历史肯定烂得要命。”
　　一郎走后的第一个周末，朱利回家一趟，带走了一郎睡过的枕头和被褥。一郎还好吗？我问。
　　她愣了一下，笑着说很好，只是有点儿想家。我不知道她说的“家”，是指他生活过的福利院，还是……这里。
　　他在那里都干些什么呢？我还是抛出了这个让我困惑了很久的问题。
　　呃……学习英语。她似乎不太习惯我干涉她的工作。
　　我赶紧转移话题：你什么时候能回家住呢？整个星期的晚饭都是加热的意面，我都快对黑胡椒过敏了。
　　我很抱歉，弗朗西斯。
　　我能不能，见见他？
　　公投结束前暂时不行。如果有时间，我会安排你们交互的。
　　一郎走后的第二个周末，我跟一郎交互了。他坐在一个空旷的房间里，看上去比两周前更瘦了。
　　早上好，你的宇航服呢？
　　他们说，我现在不能穿那个。
　　我们都笑了。
　　在这里感觉怎么样？
　　出乎意料地，一郎露出了恐惧的表情：不好……我想离开。
　　我绞尽脑汁地回想那些地外派宣传的国家英雄，他们演讲中的励志语句：成为宇航员确实很难，但你应该做个男子汉，坚持下去。勇敢点儿，让你的家人为你骄傲，胆小鬼不能成为英雄，不是吗？而且朱利说，等到公投过后，我们就能见面了。
　　他没有说话，我觉得他可能没完全听懂。
　　一郎走后的第三个周末，我正在跟几个哥们儿打游戏，朱利突然匆匆地冲进房门。
　　“弗朗西斯，”她脸色煞白地掰开我的头戴装置，“快跑，快去你爸那里。”
　　我手足无措地从“位”里爬起来，被她拉扯着踉踉跄跄跑向门口，“怎么了？公投出什么事了吗？”头戴装置里，老麦克大声嚷嚷的声音还在隐隐约约传来，“喂，弗兰克，怎么不说话，被你妈逮住啦？”
　　她什么都没说，用力地抱了我一下，然后一把把我推出门外。夏日的阳光亮得发白，像临死前的最后一帧画面，令人头晕目眩。我沿着背街一路狂奔，最终在一个路口停了下来，喘息着，望着川流不息的车流。
　　一辆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司机探出头冲我喊：快上来！我盯着他辨认了半天，终于意识到他是我爸爸。
　　在我爸的家里，我看到了那则新闻：
　　一郎，意为“蟑螂”，五岁零九个月……“超人”计划遗孤……多位点编辑……保守派公司Genetopia首席遗传学家……冒用领养手续……绕开伦理监管……非人道的人体实验……环境适应能力未有显著改善……然后是保守派惯用的短视频，虽然显然是地外派的人录制的：
　　画面一片漆黑，应该是偷偷录的。一个尖锐的、凄厉的、近乎非人的惨叫声，刚开始很响，后来渐渐减弱。这真的是一郎吗？“教授，我们要失去他了！”“再等五秒钟。”变成了孩童断断续续的哭泣声，朱利的声音里夹杂着慌乱，“实验中止！实验中止！”最后是几句微弱的呓语：妈——妈……妈——妈……妈……视频在嘈杂中结束了。
　　我茫然间点开了Juspeak，几个耳熟能详的声音争先恐后地响了起来：上帝啊，保守派到底在搞什么？国会为什么会容忍这样的公司存在？邪恶的科学怪人！没人性的魔鬼！
　　朱利……不是为航天局工作吗？
　　我猜她骗了你，儿子。她跟他们合不来，早就跳槽去了Genetopia。
　　那一郎呢？他们对他做了什么？他现在怎么样？
　　调查结果很快就会出来的。不过情况不太好，刚刚得到的消息，他死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朱利是在九岁生日那天，联邦监狱里。她坐在玻璃后一把黑色的椅子上。
　　弗兰克，你已经知道了，是吗？
　　我愤怒地瞪着她，后退了几步。她两手摊开，掌心向上。不用害怕，这是钢化玻璃。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弗朗西斯。我骗了你，我也知道这个谎言拙劣得要命。我一直是个糟糕的骗子。
　　你是个邪恶的、没人性的魔鬼！我吼道。
　　她摇了摇头。地外派才是真正的魔鬼。他们宣称不会落下每一个人，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落下的是那些发展中国家，那些只能选择保守派的人，也许那些人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算人……他们花光自己的资源，从那些国家手中买更便宜的资源，然后直接在当地建厂制造火箭，于是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成了地外派的污染天堂，他们的生态会渐渐沦为一片地狱，可地外派永远也不会让你知道这些。你瞧，无数的火箭正从棕榈林间的发射场里升起，听到它们的轰鸣声了吗？…… 　　……可是，他们说过，会定期治理污染，把它控制在阈值之下……
　　弗兰克，你真的相信吗？我们有五亿人，这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计划。
　　我跌坐在地。
　　朱利注视了我一会儿，慢慢开口：“听说过电车难题吗？一个古老的思想实验。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马上就要碾过他们。你可以拉动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疯子在那条轨道上也绑了一个无辜的人。弗朗西斯，你会拉吗？”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如果那不是五个人，而是五亿人呢？如果牺牲一个人可以救五亿人，为什么不呢？何况这五亿人中有我的邻居、同事、朋友、家人，我每天能见到的几乎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还有你，弗朗西斯。”
　　她伸出一只手，按在玻璃上，指腹挤压得泛出白色，然后她笑了起来，“我真想再摸摸你的头发，就像你小时候那样，可是他们害怕我会杀了你……你看，隔着这个东西，我想我们只能说声再见了。我已经拉了那个拉杆，现在我得躺到轨道上去陪一郎了。”
　　“我想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了。”佩尼说，“保守派倒台了，是吗？本来他们都快赢了。”
　　我笑得咳了起来，“当然。不然我们怎么能坐在这里？”
　　舷窗外是一片浩瀚的星空，远处，月球中转站静静地运行着，散发出银色的微光。
　　她抚摸着自己手背的皮肤，过了一会儿，才开口问道：“那个‘超人计划’到底做了什么？你知道吗，有人说，他们直接转入了蟑螂的基因片段……”
　　“当然不是，一郎只是能生成一些人类不能生成的酶，就像蟑螂那样，他能消化更多种食物，也具备更强的免疫能力。”
　　“你是说……就像那些‘蟑螂’？”她瞪大了眼睛。
　　“是的，就像他们一样。其实他们所做的跟我们也是一样的，即使方式不同，但我们都是为了适应各自的世界。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朱利是对的，其实是我们把他们的世界变成那样的。”
　　“你真以为是我们逼他们变成那种怪胎的？很抱歉……但我不希望我们闹得不愉快。”
　　“我也不希望，佩尼，这本来是一次美好的旅途。所以这种事情最好不要深究，我们都应该想得越少越好。”
　　她冲我笑笑，把我们的阀关掉，站了起来，“我要到站了。谢谢你的故事，弗朗西斯。”
　　我望着她，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走廊里，“不客气。”
　　四十年了，我也要到站了。
　　【责任编辑：邓 越】
　　小雪说文
　　本期的“校园之星”读完很让人感慨。小作者用沉郁怀念的笔调，通过细腻的反复插叙和倒叙，把读者的思绪在“现在”和“四十年前”拉扯，讲述了一个有些悲伤的故事。其实故事并不复杂，所表达的核心也是那个说烂了的“电车难题”。就像文中的佩尼，如果只是把这种个体的牺牲当作是时代背景下必不可少的一環，那么这听起来不过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他人的故事。但若是作为这个牺牲的个体相熟，甚至仅仅如“我”一般只是淡淡相交的人，那也可能造成四十年都无法释怀的创伤。这又让我想起了口碑两极化的《天气之子》，电影的最后少年帆高为了拯救阳菜，至过半的东京被暴雨淹没而不顾，许多人无语，但也有许多人理解。我们在面对这种终极问题下，到底该做出怎样的抉择？或许……不管哪一头，我们都无法苛责。
　　①作者虚构的一种未来人机联结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