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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物形象是悲剧作品的核心因素，人物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是人物自身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主观方面人物矛盾复杂的性格和客观方面人物所处社会环境的共同影响，悲剧人物才具有感人至深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悲剧人物；矛盾性格；社会环境
作者简介：王永欣（1990.12-），女，汉族，祖籍河北石家庄，硕士学历，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1
历来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的悲剧以其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感召着众人。悲剧是悲剧人物所遭遇的悲剧，所以悲剧人物一向是悲剧研究的重心而获得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样的人物才算是悲剧人物？下面笔者将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分析悲剧人物的成因。
一、主观：矛盾的性格
悲剧人物有像《俄狄浦斯》中坚强负责的俄狄浦斯、《项羽本纪》中英勇善战项羽，这样的英雄人物。也有像《红与黑》中的于连、《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这样的小人物。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完美且无可挑剔的，而是有一定的缺陷。
如果是性格完美人物的毁灭，那只会引起读者的憎恶和厌烦，而不会引起读者的深沉震撼。如果是奸诈恶劣之人的灭亡，只会让读者拍手叫好，大快人心，也不会有悲剧那种独特的感召力。如果是滑稽可笑之人的毁灭，只会让人发笑，这是喜剧，而不是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主人公不应是十分善良、十分公正的好人，也不应该是极恶之人，而应是比我们一般人好但又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 [1]因此，悲剧人物是不那么好但又不那么坏的人物，他们既有伟大的一面，又有卑劣的一面，正是这种优劣各有的性格，赋予其一定的合理性。
鲁迅曾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悲剧人物的性格一定有其合理因素，这样人物的毁灭才会引人震撼和深思。如《骆驼祥子》中，祥子刚进城时勤劳且善良，充满着激情与理想。备尝生活的打击磨难后，祥子变得好吃懒做、恶劣堕落了。祥子的毁灭让人愤慨同情。《红与黑》中的于连想靠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和双重精神的人物，“他既有反抗精神，又很容易屈服；他既恨贵族的卑劣，又不惮玷污自己的双手；他既看重别人的善良正直，又信奉虚伪的道德观；他既崇拜拿破仑，又能随便改变自己的奋斗方向，走一条截然相反地道路。” [2]这种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性格和思想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其最终的悲剧结局。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篇《罪与罚》的主人公，他也是个具有矛盾性格的人物：拉斯科尔尼科夫既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有天赋、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同时他的性格又有着病态的孤僻，为了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竟然可以去行凶杀人。这种矛盾的性格使其痛苦不堪，最终走向毁灭。这些典型人物都是因其矛盾的性格特点才成为悲剧人物的。
二、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中，必然与当时的社会、各色的人发生各种联系。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社会环境有不可逃脱的“责任”。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悲剧人物自身，在这其中，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是每个人死亡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过，也不是每个犯了罪的人都死亡。” [3]悲剧人物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除了其自身原因外，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属的阶级属性在悲剧结局的成因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在马克思的《给拉萨尔的信》中，悲剧人物济金根发动武装起义以反对黑暗的现存制度，凭他正义的目的，他本不应该失败的，但他最后却失败了。济金根的失败不是由于他性格方面的缺陷，而是由他落后的阶级属性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现存制度是合理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这一历史人物放在落后阶级即济金根所代表的骑士阶级的肩上却是完成不了的。
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悲剧，也充满着环境对人的约束、制约力量。明代拟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美丽聪慧的杜十娘自幼身不由己，不幸落入风尘，却一直凭着坚强的毅力追求自由的爱情，渴望从良。当遇到志诚忠厚的李甲时，她毅然决然地追随李甲而去。奈何在当时世俗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压制下，封建家长制和统治阶级是绝不会允许一个烟花女子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在强大的环境制约下，杜十娘最后只得悲愤而死，投身江心。同为红极一时的首都名妓的霍小玉，虽追求自由的爱情，却也看清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不苛求与上层阶级的李益相守一生，可就连这区区的八年之约也被封建家长所夺走，最终怀忧抱恨，抑郁而死。这些经典悲剧作品都是由那些认为凭借个人努力就可以战胜社会环境，结果却被环境毁灭的悲剧人物构成的。
综上所述，悲剧人物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是由主观方面的矛盾复杂的性格和客观方面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正是由于主客观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人物才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人物。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8.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49.
[3]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0.
关键词：悲剧人物；矛盾性格；社会环境
作者简介：王永欣（1990.12-），女，汉族，祖籍河北石家庄，硕士学历，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1--01
历来被誉为艺术的最高阶段的悲剧以其震撼人心的独特魅力感召着众人。悲剧是悲剧人物所遭遇的悲剧，所以悲剧人物一向是悲剧研究的重心而获得广泛关注。那么，什么样的人物才算是悲剧人物？下面笔者将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分析悲剧人物的成因。
一、主观：矛盾的性格
悲剧人物有像《俄狄浦斯》中坚强负责的俄狄浦斯、《项羽本纪》中英勇善战项羽，这样的英雄人物。也有像《红与黑》中的于连、《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这样的小人物。无论是英雄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的性格都不是完美且无可挑剔的，而是有一定的缺陷。
如果是性格完美人物的毁灭，那只会引起读者的憎恶和厌烦，而不会引起读者的深沉震撼。如果是奸诈恶劣之人的灭亡，只会让读者拍手叫好，大快人心，也不会有悲剧那种独特的感召力。如果是滑稽可笑之人的毁灭，只会让人发笑，这是喜剧，而不是悲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悲剧主人公不应是十分善良、十分公正的好人，也不应该是极恶之人，而应是比我们一般人好但又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 [1]因此，悲剧人物是不那么好但又不那么坏的人物，他们既有伟大的一面，又有卑劣的一面，正是这种优劣各有的性格，赋予其一定的合理性。
鲁迅曾说过，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悲剧人物的性格一定有其合理因素，这样人物的毁灭才会引人震撼和深思。如《骆驼祥子》中，祥子刚进城时勤劳且善良，充满着激情与理想。备尝生活的打击磨难后，祥子变得好吃懒做、恶劣堕落了。祥子的毁灭让人愤慨同情。《红与黑》中的于连想靠个人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和双重精神的人物，“他既有反抗精神，又很容易屈服；他既恨贵族的卑劣，又不惮玷污自己的双手；他既看重别人的善良正直，又信奉虚伪的道德观；他既崇拜拿破仑，又能随便改变自己的奋斗方向，走一条截然相反地道路。” [2]这种双重性构成了于连性格和思想的复杂性，正是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其最终的悲剧结局。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篇《罪与罚》的主人公，他也是个具有矛盾性格的人物：拉斯科尔尼科夫既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有天赋、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同时他的性格又有着病态的孤僻，为了证明自己是不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竟然可以去行凶杀人。这种矛盾的性格使其痛苦不堪，最终走向毁灭。这些典型人物都是因其矛盾的性格特点才成为悲剧人物的。
二、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中，必然与当时的社会、各色的人发生各种联系。所以，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社会环境有不可逃脱的“责任”。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悲剧人物自身，在这其中，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是每个人死亡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过，也不是每个犯了罪的人都死亡。” [3]悲剧人物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除了其自身原因外，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属的阶级属性在悲剧结局的成因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在马克思的《给拉萨尔的信》中，悲剧人物济金根发动武装起义以反对黑暗的现存制度，凭他正义的目的，他本不应该失败的，但他最后却失败了。济金根的失败不是由于他性格方面的缺陷，而是由他落后的阶级属性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反对现存制度是合理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但这一历史人物放在落后阶级即济金根所代表的骑士阶级的肩上却是完成不了的。
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悲剧，也充满着环境对人的约束、制约力量。明代拟话本小说《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美丽聪慧的杜十娘自幼身不由己，不幸落入风尘，却一直凭着坚强的毅力追求自由的爱情，渴望从良。当遇到志诚忠厚的李甲时，她毅然决然地追随李甲而去。奈何在当时世俗观念和封建等级制度的压制下，封建家长制和统治阶级是绝不会允许一个烟花女子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在强大的环境制约下，杜十娘最后只得悲愤而死，投身江心。同为红极一时的首都名妓的霍小玉，虽追求自由的爱情，却也看清了当时的社会情况，不苛求与上层阶级的李益相守一生，可就连这区区的八年之约也被封建家长所夺走，最终怀忧抱恨，抑郁而死。这些经典悲剧作品都是由那些认为凭借个人努力就可以战胜社会环境，结果却被环境毁灭的悲剧人物构成的。
综上所述，悲剧人物之所以成为悲剧人物，是由主观方面的矛盾复杂的性格和客观方面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正是由于主客观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人物才成为震撼人心的悲剧人物。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8.
[2]郑克鲁.外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49.
[3]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