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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上的困局是安倍急于缓和中日关系以期恢复两国政府间
经贸关系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外需拉动，抑制国内消费的增税必然会
拖累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欢迎中国游客赴日“爆买”，也基于类似原因
2016年8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外长会在日本东京如期举行。本次外长会的主要议题，是回顾2015年11月初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成果落实情况;研究探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使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有所作为。此次外长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说明在“和平”问题上，中日韩三方还存在分歧，而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南海、萨德问题上制衡中国的战略。
自2010年10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八届亚欧首脑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场外的走廊“偶遇”并交谈，迄今为止中日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此类“交谈”，似已成为“常态”，如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2015年4月在雅加达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期间、2015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期间的交谈。
近日，安倍首席外交智囊谷内正太郎访华。不难认为，谷内在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前夕的此行是受安倍之命，为促成中日首脑会谈以及修复中日关系“探路”。
前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曾在《选择》杂志撰文指出，“在冷战时代，美国最担心的是东亚国家结盟，把它排挤出该地区。因此，让东亚国家间出现适度摩擦，对它在此地立足有益。”冷战早已解体，但美国显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最近几十年，中日关系几乎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映射。1972年9月，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实现邦交正常化，尼克松于当年2月访问中国因而极大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前提;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美国总统卡特派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从中斡旋，以及中美建交，亦有直接关联。此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所以能经历“政热经热”的所谓“蜜月期”，并确立中日关系四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中美正式建交是重要背景。
安倍两次执政后的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反差，也和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密切相关。安倍首次执政后，曾一改“鹰派”立场，不仅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就任40多天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两次举行会谈，并且提出两国当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希望中日双方能进行全面合作，尤其对缔结中日经济合作协定表现出积极态度，而且没有参拜刺激中国民族感情的靖国神社。但再次执政后，安倍无视中国在钓鱼岛、靖国神社、和平宪法三个问题上的“重大关切”，拒不承认和中国存在钓鱼岛主权之争，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而且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处处和中国“较劲”。
2015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在韩国首尔会见后发表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关键词是“和平”与“合作”。由于受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影响，中日、中韩之间除了原有的问题之外，又出现了南海和萨德反导系统这两个新的问题。如今，美国并未改变以制衡中国为主要目的的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但日本允诺美国踏入其“圣域”即稻、麦、猪牛肉、乳制品、糖五个农产品领域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却出现了“变数”，并将对中日关系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在“和平”方面，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旗号，走独立强军路线，特别日本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实施以扩充海上实力为核心的海洋战略，是安倍政权奉行的基本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无疑为中日之间的“和平”蒙上阴影。
2007年4月，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时，向国会提交了“海洋基本法案”并获得通过，随后在内阁府设置了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亲自担任本部长，新增设的海洋政策担当大臣任副本部长，对此前分别由国土交通省和经济产业省管理的海洋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并负责制订体现政府理念的《海洋基本计划》，协调与海洋有关的行政事务。
安倍再次担任首相后，对钓鱼岛问题始终采取错误立场，使东海局势始终难以缓和。
2013年1月，安倍一方面对日本媒体宣称，“中国实际上目前还没有停止在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我们将会以‘尖阁诸岛系日本领土领海’作为前提，摸索改善中日关系的途径”，并宣称钓鱼岛问题“没有交涉的余地”;另一方面竟然倒打一耙，亲笔致函时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称“中国的海洋行动活跃化以及朝鲜的动向等，使得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
2013年10月25日，安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公开宣称：“复兴后的日本将在亚洲更具领导地位，并将在亚洲制衡中国。”2015年11月26日，即中日韩三国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不到一个月，日本防卫副大臣若宫健嗣即与冲绳县石垣市市长进行会晤，介绍计划在当地部署500名军人并配署防空导弹以及反舰导弹系统的方案。
在南海，2015年1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表示，地区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将日本视作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欢迎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巡逻区域扩展至南海。2月3日，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记者会上公开回应，将探讨相关事宜，并称“南海局势对日本影响正在扩大”。4月，在德国吕贝克举行的G7（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史无先例地通过了所谓“海洋安全声明”。6月8日，在安倍的煽动下，七国集团（G7）峰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发表联合声明，称：“强烈反对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岛等意图改变现状的任何片面举措”，目标明显指向中国。
安倍为何这么做？日本共同社评论道，“中国成为安倍G7议程的首要任务”，即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制定新安保法、突破专守防卫政策造势。就在去年11月初中日韩首脑会晤后不久，11月19日，即G20峰会期间，安倍和奥巴马举行会晤，表示日本支持美国派军舰进入南海有关岛礁周边海域进行巡航。关于日本是否派海上自卫队军舰参与巡航，安倍表示“将关注对日本安全保障影响的同时进行研究”。2016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还增添了新的内容：鼓噪南海问题。 2015年8月7日，王毅外长在吉隆坡明确表示，“日本的军事防卫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自然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而在刚刚举行的中日外长会谈中，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尽管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就对话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双方同意酝酿召开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和尽早启动海空联络机制，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之海。
在“合作”方面，由于中日之间陷入彼此视对方为“威胁”的安全困境，也“忧大于喜”。在贸易量方面，2015年双方贸易总额为3032亿8609万美元，同比下降11.8%，其中日本对华出口1427亿1566万美元，同比下降12.3%;中国对日出口1605亿7043万美元，同比下降11.3%。日本方面的贸易赤字为178亿5477万美元，虽然同比下降了2.7%，但依然是自2012年以来连续4年赤字。2016年上半年，中日贸易总额为1422亿6140万美元，同比下降3.9%，其中日本对华出口为663亿7913万美元，同比下降4.5%，中国对日出口为758亿8228万美元，同比下降3.4%，日本的贸易赤字为95亿315万美元，同比增加5.4%。
投资方面，继2014年日本对华投资2014年同比减少38.8%、2015年同比减少25.2%之后，据中国商务部7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对华投资又同比减少14.4%。日本对华贸易和投资量递减，对中国不利，对日本同样不利。日本政府2016年8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增长0.2%;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7%，政府负债额超过GDP的230%，达1053.4676万亿日元（约合6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日本人均负债达830万日元。日本是“贸易立国”的国家，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脱离这个前提。尤其是如何改善对华贸易逆差，不仅关系近期日本经济发展，更关系2017年增税计划能否顺利实施。
需要强调的是，1997年桥本龙太郎政府首次将消费税从3%增至5%，曾使日本财源急剧扩张，当年度税收达到空前的53.9万亿日元，比1996年多1.8万亿日元，财政收入增加3.4%。为何桥本政府的增税能收到“立竿见影”效果，而安倍政府增税，2014年第二和第三季度日本GDP却负增长7.1%和1.6%？关键是增加消费税产生的效应完全超出的预期。
安倍本人也在记者会上承认，2014年4月份消费税率从5%上调至8%，成为抑制个人消费的严重负担。如果按原计划2017年10月份再上调2个百分点，可能出现即使增税但财政也无法得到改善的情况，进而影响摆脱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贸在拉动日本经济方面具有关键作用。1997年，日本外贸顺差额为825亿美元，顺差额占外贸总额的10.8%，而2013年日本贸易逆差却达到11.474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65.3%，不仅连续3年逆差，而且创1979年以来历史新高。对华贸易逆差增加17.8%，达到5222.863万美元，也刷新历史纪录。
贸易上的困局是安倍急于缓和中日关系以期恢复两国政府间经贸关系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外需拉动，抑制国内消费的增税必然会拖累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欢迎中国游客赴日“爆买”，也基于类似原因。
中日韩三国人口超过15亿，经济规模占亚洲70%，外汇储备额占世界的47%， GDP总量占世界的20%。早在2002年，中日韩就酝酿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但由于诸多原因，迄今未能成型。目前，由于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均公开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加之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TPP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变得愈加困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6年8月15日至19日，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第14轮磋商在越南举行。参与国包括14个亚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安倍政权是否会审时度势，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值得关注。
综上所述，中日之间仍将在海洋等安全问题上展开博弈，但利益关切将缓和安全局势，并使中日关系逐渐趋于改善。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
经贸关系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外需拉动，抑制国内消费的增税必然会
拖累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欢迎中国游客赴日“爆买”，也基于类似原因
2016年8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外长会在日本东京如期举行。本次外长会的主要议题，是回顾2015年11月初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成果落实情况;研究探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使中日韩三国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有所作为。此次外长会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说明在“和平”问题上，中日韩三方还存在分歧，而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在南海、萨德问题上制衡中国的战略。
自2010年10月4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八届亚欧首脑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场外的走廊“偶遇”并交谈，迄今为止中日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此类“交谈”，似已成为“常态”，如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2015年4月在雅加达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期间、2015年12月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期间的交谈。
近日，安倍首席外交智囊谷内正太郎访华。不难认为，谷内在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前夕的此行是受安倍之命，为促成中日首脑会谈以及修复中日关系“探路”。
关键的美国因素
前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曾在《选择》杂志撰文指出，“在冷战时代，美国最担心的是东亚国家结盟，把它排挤出该地区。因此，让东亚国家间出现适度摩擦，对它在此地立足有益。”冷战早已解体，但美国显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最近几十年，中日关系几乎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映射。1972年9月，中日两国之所以能实现邦交正常化，尼克松于当年2月访问中国因而极大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或缺的前提;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美国总统卡特派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从中斡旋，以及中美建交，亦有直接关联。此后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所以能经历“政热经热”的所谓“蜜月期”，并确立中日关系四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中美正式建交是重要背景。
安倍两次执政后的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反差，也和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密切相关。安倍首次执政后，曾一改“鹰派”立场，不仅将中国作为首访国家，就任40多天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两次举行会谈，并且提出两国当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希望中日双方能进行全面合作，尤其对缔结中日经济合作协定表现出积极态度，而且没有参拜刺激中国民族感情的靖国神社。但再次执政后，安倍无视中国在钓鱼岛、靖国神社、和平宪法三个问题上的“重大关切”，拒不承认和中国存在钓鱼岛主权之争，积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而且在执政一周年之际参拜靖国神社，处处和中国“较劲”。
2015年11月，中日韩领导人在韩国首尔会见后发表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关键词是“和平”与“合作”。由于受美国重返亚太、实施战略再平衡影响，中日、中韩之间除了原有的问题之外，又出现了南海和萨德反导系统这两个新的问题。如今，美国并未改变以制衡中国为主要目的的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但日本允诺美国踏入其“圣域”即稻、麦、猪牛肉、乳制品、糖五个农产品领域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却出现了“变数”，并将对中日关系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
“和平”的阴影
在“和平”方面，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旗号，走独立强军路线，特别日本作为四面环海的岛国，实施以扩充海上实力为核心的海洋战略，是安倍政权奉行的基本国家战略。这一战略无疑为中日之间的“和平”蒙上阴影。
2007年4月，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时，向国会提交了“海洋基本法案”并获得通过，随后在内阁府设置了综合海洋政策本部，亲自担任本部长，新增设的海洋政策担当大臣任副本部长，对此前分别由国土交通省和经济产业省管理的海洋事务实行统一管理，并负责制订体现政府理念的《海洋基本计划》，协调与海洋有关的行政事务。
安倍再次担任首相后，对钓鱼岛问题始终采取错误立场，使东海局势始终难以缓和。
2013年1月，安倍一方面对日本媒体宣称，“中国实际上目前还没有停止在尖阁诸岛（中方称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我们将会以‘尖阁诸岛系日本领土领海’作为前提，摸索改善中日关系的途径”，并宣称钓鱼岛问题“没有交涉的余地”;另一方面竟然倒打一耙，亲笔致函时任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称“中国的海洋行动活跃化以及朝鲜的动向等，使得东亚的安全保障环境趋于严峻”。
2013年10月25日，安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公开宣称：“复兴后的日本将在亚洲更具领导地位，并将在亚洲制衡中国。”2015年11月26日，即中日韩三国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不到一个月，日本防卫副大臣若宫健嗣即与冲绳县石垣市市长进行会晤，介绍计划在当地部署500名军人并配署防空导弹以及反舰导弹系统的方案。
在南海，2015年1月29日，美国第七舰队司令罗伯特·托马斯表示，地区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将日本视作维护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欢迎日本海上自卫队将巡逻区域扩展至南海。2月3日，日本防卫相中谷元在记者会上公开回应，将探讨相关事宜，并称“南海局势对日本影响正在扩大”。4月，在德国吕贝克举行的G7（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史无先例地通过了所谓“海洋安全声明”。6月8日，在安倍的煽动下，七国集团（G7）峰会在德国巴伐利亚发表联合声明，称：“强烈反对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岛等意图改变现状的任何片面举措”，目标明显指向中国。
安倍为何这么做？日本共同社评论道，“中国成为安倍G7议程的首要任务”，即通过渲染“中国威胁”，为制定新安保法、突破专守防卫政策造势。就在去年11月初中日韩首脑会晤后不久，11月19日，即G20峰会期间，安倍和奥巴马举行会晤，表示日本支持美国派军舰进入南海有关岛礁周边海域进行巡航。关于日本是否派海上自卫队军舰参与巡航，安倍表示“将关注对日本安全保障影响的同时进行研究”。2016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还增添了新的内容：鼓噪南海问题。 2015年8月7日，王毅外长在吉隆坡明确表示，“日本的军事防卫政策发生了很大的调整和变化，自然会引起很多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的担心。”而在刚刚举行的中日外长会谈中，中国外长王毅和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尽管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就对话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双方同意酝酿召开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和尽早启动海空联络机制，努力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之海。
TPP的变数
在“合作”方面，由于中日之间陷入彼此视对方为“威胁”的安全困境，也“忧大于喜”。在贸易量方面，2015年双方贸易总额为3032亿8609万美元，同比下降11.8%，其中日本对华出口1427亿1566万美元，同比下降12.3%;中国对日出口1605亿7043万美元，同比下降11.3%。日本方面的贸易赤字为178亿5477万美元，虽然同比下降了2.7%，但依然是自2012年以来连续4年赤字。2016年上半年，中日贸易总额为1422亿6140万美元，同比下降3.9%，其中日本对华出口为663亿7913万美元，同比下降4.5%，中国对日出口为758亿8228万美元，同比下降3.4%，日本的贸易赤字为95亿315万美元，同比增加5.4%。
投资方面，继2014年日本对华投资2014年同比减少38.8%、2015年同比减少25.2%之后，据中国商务部7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对华投资又同比减少14.4%。日本对华贸易和投资量递减，对中国不利，对日本同样不利。日本政府2016年8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增长0.2%;日本政府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7%，政府负债额超过GDP的230%，达1053.4676万亿日元（约合69万亿人民币）。也就是说，日本人均负债达830万日元。日本是“贸易立国”的国家，解决经济问题不能脱离这个前提。尤其是如何改善对华贸易逆差，不仅关系近期日本经济发展，更关系2017年增税计划能否顺利实施。
需要强调的是，1997年桥本龙太郎政府首次将消费税从3%增至5%，曾使日本财源急剧扩张，当年度税收达到空前的53.9万亿日元，比1996年多1.8万亿日元，财政收入增加3.4%。为何桥本政府的增税能收到“立竿见影”效果，而安倍政府增税，2014年第二和第三季度日本GDP却负增长7.1%和1.6%？关键是增加消费税产生的效应完全超出的预期。
安倍本人也在记者会上承认，2014年4月份消费税率从5%上调至8%，成为抑制个人消费的严重负担。如果按原计划2017年10月份再上调2个百分点，可能出现即使增税但财政也无法得到改善的情况，进而影响摆脱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外贸在拉动日本经济方面具有关键作用。1997年，日本外贸顺差额为825亿美元，顺差额占外贸总额的10.8%，而2013年日本贸易逆差却达到11.474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65.3%，不仅连续3年逆差，而且创1979年以来历史新高。对华贸易逆差增加17.8%，达到5222.863万美元，也刷新历史纪录。
贸易上的困局是安倍急于缓和中日关系以期恢复两国政府间经贸关系的重要原因。因为，没有外需拉动，抑制国内消费的增税必然会拖累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欢迎中国游客赴日“爆买”，也基于类似原因。
中日韩三国人口超过15亿，经济规模占亚洲70%，外汇储备额占世界的47%， GDP总量占世界的20%。早在2002年，中日韩就酝酿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但由于诸多原因，迄今未能成型。目前，由于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均公开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加之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TPP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变得愈加困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6年8月15日至19日，由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第14轮磋商在越南举行。参与国包括14个亚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安倍政权是否会审时度势，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值得关注。
综上所述，中日之间仍将在海洋等安全问题上展开博弈，但利益关切将缓和安全局势，并使中日关系逐渐趋于改善。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