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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文革”期间很容易生气、发火。有一次他严厉训斥身边工作人员时讲的一段伤心话，使我感到，很可能背后还有一些比劳心劳力更难于言表的深层次原因
周恩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会长黑田寿男一行。前排左二为廖承志，左三为黑田，后排右一为作者。
周恩来总理的晚年，可以说经历了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局面。这方面，已有很多专著、大作问世。
作为一名普通翻译，我所知甚少，但由于多次直接接触他的便利条件，有一些亲见亲闻，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侧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
招待会上替我解围
1972年10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一个月后，上面传达说，周总理近日严厉批评外交部，说两国复交后外交部的对日工作不积极、不主动、不作为。
原因是，他从日本媒体的一则消息中得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回国后，破例在东京举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盛大招待会，邀请华侨总会和方方面面的在日华人出席，以表示祝贺和感谢。招待会气氛很好，华侨们都很高兴。
周总理批评说，为什么田中、大平和日本外务省能够想到这一点，而我们的对日部门却不动脑子、不想办法，不努力开展广交新朋友的工作？
听到批评后，外交部立即行动。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的名义，尽快在北京举行一次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庆祝招待会，邀请当时在北京访问、经商、旅游的日本朋友和常住北京的日本侨民出席。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两国各界代表近3000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聚一堂。80高龄的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代表中方致辞，接着日本友好团体以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界5位有影响的代表人士讲话，都是由我担任翻译。讲话过程中，鼓掌声、欢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眼看任务即将顺利结束，我高兴地跟随最后一位日方代表、关西日中经贸中心理事长木村一三先生上台，为其当翻译。没想到，一个意外发生了。
木村理事长当天清晨由大阪启程，途经香港，由深圳入境，再从广州飞抵北京，直接从机场乘车赶到人民大会堂。他到达时，招待会已经开始。我问他有无书面讲话稿，他答称自己没有时间准备，只在来北京的飞机上想了一个提纲，写在了香烟盒上。又说，他相信即使没有讲话稿，我也一定能够翻译好的。
上台后，他即席讲了七八分钟，其中引用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中日复交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理说，这一类政治口号是最容易翻译的，我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翻译他的整段讲话时，竟漏掉了绝对不能漏掉的这两句话。坐在主桌上的另一位翻译、我的北大校友唐家璇急得大步跑到台前，大声高喊：“老周、老周！还有两个‘伟大胜利’没有翻译呢！”
听到喊声，我真的吓了一大跳，立即惊醒过来。我深知在那个年代里这件事的严重性质和可怕后果，马上当众沉痛地表示：“我刚才不慎漏译了木村先生讲话中两句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允许的失职行为。现特补译如下。”
为了挽回不良影响，更表明自己刚才漏译不是有意为之，我是用最激动、最有力、最宏亮的声音一字一字说完这两句话的。全场响起了一阵特别热烈的掌声。
回到主桌后，桌上一位平时对我十分友善的老领导轻声提醒我，领导对你很不满意，说你刚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一听，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完全可以被上纲为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竟敢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任意删掉外国朋友称颂伟大领袖的话语。
于是我站起身来，低头向就坐在身边的周总理检讨：刚才您也听到、看到了。作为一个翻译，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我有意将“错误”说成了“事情”），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绝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听完我的沉痛检讨，周总理一脸严肃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而小周两个多小时像个走马灯似的，六上六下不停地当翻译，至今滴水未进。”
这几句话说得主桌的多位领导点头称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从那天起，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时，我常常回想起这几句温暖人心的话。
批评“造反派”
凡是见过周总理的日本朋友，都觉得他的记忆力特別强。与他交往甚密的冈崎嘉平太老先生曾认真问过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他想了想，只回答了两个字：用心。
作为翻译，我也深有同感，但没有想到，周总理不仅对外国朋友，对工作人员的情况也记得清楚，对外交部200多名司局级以上干部的情况更非常熟悉。
“文革”初期，我所在部门的一位干部第一个带头“造反”，带头高喊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她在审阅一个科员起草的《关于调整我国对非政策建议》时，见文中几次出现“刚果（利）”和“刚果（布）”的称谓，以为这次终于抓到了这位平时不那么服管、不那么听话的“保守派”小头头的辫子，便当众训斥道：“刚果就是刚果，哪来什么利不利、布不布的？试问你这个外交部小干部，有什么权力把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以后绝对不允许再犯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低级错误了！”
实际上，稍有一些国际关系知识的人都知道，刚果（利）和刚果（布）从来就是两个国家，分别位于刚果河的两侧，一个的首都是利奥波德维尔，因此用“利”来指称，就是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改名为金沙萨）;另一个的首都是布拉柴维尔，因此用“布”来指称，就是今天的刚果共和国。
1968年1月18日上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社会党资深议员石野久男和枝村要作。会见气氛融洽，双方都很满意。 那天周总理的心情特别好。送走客人后，他问服务员：今天中午你们职工食堂供应什么饭菜？服务员答：主食煎饺子，副食豆腐白菜汤。他说：很好哟！快去给我端一份来。为了见外宾，今天我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呢。服务员问：要不要加一个您平时特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他说：不用啦。还有，就是不要忘了把粮票和菜钱都记在我的账本上。
周总理见我呆呆地站在一旁，便问我最近这几天外交部有什么新鲜事。我觉得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便详细汇报了有关刚果的这起咄咄怪事，但我没有提及主角的姓名。
周总理听后笑着说，这类天下奇闻竟然出现在我们外交部，真是令人难以容忍呀！接着又问，你说的那个副局级干部，就是早就小有名气的张××吧。我点头称是。
他说：“我30年前就认识这个人。听说她祖籍湖北，父亲是大地主，在一个人多地少地区拥有3000多亩土地，她自己从小是由六个奶妈带大的。后来她进了燕京大学，受到地下党员黄华等人的影响，参加过一些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加上失恋等原因，没有毕业就奔赴延安，进了女子师范学校。我记得，当时我去女师大讲课、作报告时，她总是争坐在第一排，主动为我倒茶、添水。解放初，一次我去巴基斯坦访问，当时她是使馆二秘，又抢在大使前面，大言不惭地问我，美国已经开始向外国派遣女大使，为什么我们中国迟迟不行动？莫不是外交部领导也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旧思想、旧观念？见她如此自以为是，不懂规矩，我当即严肃回答她：我这个兼任的外交部长从不重男轻女，中国将来肯定也会派女大使的。我看今天在座的、随我一道来访的龚澎同志（作者注：乔冠华夫人、时任外交部新闻司长兼首席发言人）现在就完全够格，你还差得远呢。”
当天下午回单位，我向全体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谈话，张××本人也在场。
出乎我的意料，听完传达后，站起来第一个表态的竟是她本人。只见她一改平时唯我独尊的架势，低着脑袋，细声细气地说：周总理对周斌同志说的那些事，都是实情。我愿意虚心接受总理的批评教育，脱胎换骨，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请大家今后批评、帮助、监督我。
更多同志争着发言，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周总理的讲话。更有意思的，大家还因此推举我担任单位群众组织的头头。
一番伤心话
周总理平时对人对己都十分严格，平时所说所谈几乎全是工作问题。但心情好时，偶尔也会主动跟人聊聊天。
一次姬鹏飞陪他会见日本客人。客人离去后，周总理主动把姬鹏飞留了下来，对他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时政消息“×××到达北京访问，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听说北京大学新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竟为你的姓名发生争论。一部分学生竟认为，你这位外交部长姓“姬”名“鹏”，是“飞”到机场迎接客人的。
周总理感慨，大学生理应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有文化、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而现在他们整天忙着造别人的“反”，革别人的“命”，连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知识都不懂，也可以说是无知到了极点。再这样下去，我们中国怎么得了！
在我的印象中，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文革”期间很容易生气、发火。起初我一直以为，可能是全国各地每日层出不穷的麻烦事使他精疲力尽、心情不好，有一次他严厉训斥身边工作人员时讲的一段伤心话，却使我感到，很可能还有一些难于言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次是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同往常一样，他提前半小时到达，听取接待人员的汇报。他那天似乎情绪特别不好，对于接待人员有些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汇报很不高兴，严厉批评在场人员做了这么多年对日工作，却连日本的一些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简直不可理喻。他越批越有气，言词越来越激烈，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差一点就要拍桌子骂人了。
这时，他的外事秘书钱嘉东走过来，轻声告诉我，一群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会见厅，在门外等着拍摄周总理走出去与日本客人握手、问候的镜头，要我从旁提醒总理说话小声一点。但我担心这样做会打乱他的思路，加剧已经很紧张的气氛，就没有提醒，心想他批一阵后自己会停下来的。
谁知周总理是个眼明手快、异常敏锐的人，一下子发现会见厅门外已经站着一群日本记者。他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就把话题一转，查问在场的人为什么不及时向他报告这件事情。钱秘书只朝我看了看。我低着头，没有吭声，更没敢认错。
周总理也没有再追查下去，而是低声但非常激动地说了一番话：你们为什么连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这件区区小事，都对我封锁消息！？我周恩来搞过多年外交，还多少懂得一点内外有别的道理。如果你们及时告诉我，即使我对你们有再大的意见，也绝不会不顾国际影响，朝你们大叫大嚷的。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些年我周恩来对你们怎么样？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你们了。而你们又对我周恩来怎么样！？你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欺骗我、捉弄我……
实话实说，我当时听了很困惑，但只是隐约觉得周总理可能话中有话，另有所指，借机诉说他心中的不满、苦楚。因为当天在场的几位都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后来，才慢慢懂得一些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日本各界的悼念
1973年初，中国在东京开设大使馆后，我被派驻东京，担任大使陈楚的翻译。
经过十年高速发展，东京已经相当发达，但当时通讯也只有电话和传真。使馆规定，懂日语的近二十名中青年轮流在传达室通宵值夜班，以应急处理晚间可能发生的事情。
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是1976年1月9日早晨6时（北京时间5时）传到东京的。1月8日晚正好轮到我值夜班。
9日晨6时一过，东京华侨总会、多个友好团体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打进来，说他们从NHK等几家电视台播放的清晨头条新闻中得悉，周恩来总理昨天已经逝世，并问使馆何时可以接待他们前来悼念。
对这个不幸消息，我其实早有预感，但真的听到，仍深感悲痛，泪流满面。 预感来自近几个月，陈楚大使先后两次接到外交部发给他个人的密电。密电指示他立即派人调查、了解日本近期有无治疗膀胱癌的特效药，如有就不问价钱当场买下，并马上指定专人送回北京。
由于陈大使不懂日文，便将这件要事交给我办理。密电虽未说明药的用途，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抢救周总理的生命。他还告诉我，我国驻美联络处、驻英使馆、驻法使馆和驻联邦德国使馆负责人也都收到过内容相同的密电。我接受重托后，四天跑了五家著名制药公司，结果都是失望而归。
接了几个日本各界人士的问询电话后，我奔到陈大使的办公室兼卧室，将这个不幸消息告诉了他。他立即起身，并让我通知全体使馆人员马上到他房间开会。
住在馆内的42位使馆人员（人数最多的商务处和记者站在别处办公），不到一刻钟就聚集到大使房间。大家流着泪投入到布置灵堂、准备接待悼念者的工作。
刚过7点，我从值班室的窗口往外看去，发现使馆门前马路上已排起了近百人的长队，排在最前面的竟是年近七旬、德高望重的日本著名表演艺术家泷泽修老先生，后面是松崎君代等十几名日本乒乓球队老国手。
当时我就听说，泷泽修是日共秘密党员，至少是日共的坚定支持者（我从未核实过）。“文革”开始后，中日两党公开决裂，双方所有文化交流完全中断。上面还多次告诫我们，今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方，与日共党员接触、往来。
看到这位日本家喻户晓的文艺大师身着薄薄的黑色风衣，站在零度左右的凛冽寒风里，我心想，即使他是日共党员，我也必须迎上前去，把他接进馆内。我毫不犹疑地打开大门，请他先进馆内休息片刻，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再去灵堂。
老先生说，从清晨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悲痛万分，赶紧起身，来不及洗漱，就披上外衣，乘出租车来到这里。如果你们不方便，那就麻烦你小周先生，在周恩来先生遗像前，替我鞠个躬，烧支香，告诉他，日本的泷泽修祝愿他一路走好。
我对他表示感谢，说我们没有任何不方便，陪同他第一个进了灵堂。
日本官方对此也十分重视，多位国会议员、近半数内阁成员都来到使馆悼念，三木武夫首相本人接连两天前来悼念。
在悼念人群中，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位大人物——时任日本内阁副首相福田纠夫先生。在中日两国知名度都极高的他，此前从未与新中国有过任何交往。他鞠躬、点香后，没有马上离去，而是继续在灵堂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太遗憾、太可惜了。
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我便主动走上前去，表示感谢，并说：外務省中国课只通知三木首相定于上午11点来使馆悼念，而没有提到您，所以没能在使馆门口迎接您。他回答说：三木代表政府，我只代表自己，你们并不失礼。
接着我把他领到陈大使办公室，两人交谈了十几分钟。他请大使转达他对中国政府以及邓颖超夫人的问候。
当时在灵堂采访的一位资深政治记者对我说，福田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次精心选择这个特别的时刻与地点，开始直接接触中国，肯定经过深思熟虑，可能背后还有能人替他支招。
正是这位福田先生，当年底接替三木武夫出任日本首相，并在任期内与中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接着他又盛情邀请、隆重接待了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踏上日本国土。
周恩来总理的晚年，可以说经历了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局面。这方面，已有很多专著、大作问世。
作为一名普通翻译，我所知甚少，但由于多次直接接触他的便利条件，有一些亲见亲闻，或许可以作为一种侧记记录下来，供后人研究。
招待会上替我解围
1972年10月底，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一个月后，上面传达说，周总理近日严厉批评外交部，说两国复交后外交部的对日工作不积极、不主动、不作为。
原因是，他从日本媒体的一则消息中得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一行回国后，破例在东京举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盛大招待会，邀请华侨总会和方方面面的在日华人出席，以表示祝贺和感谢。招待会气氛很好，华侨们都很高兴。
周总理批评说，为什么田中、大平和日本外务省能够想到这一点，而我们的对日部门却不动脑子、不想办法，不努力开展广交新朋友的工作？
听到批评后，外交部立即行动。经过讨论研究，决定以对外友协和中日友协的名义，尽快在北京举行一次规模更大、规格更高的庆祝招待会，邀请当时在北京访问、经商、旅游的日本朋友和常住北京的日本侨民出席。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两国各界代表近3000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聚一堂。80高龄的中日友协名誉会长郭沫若代表中方致辞，接着日本友好团体以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界5位有影响的代表人士讲话，都是由我担任翻译。讲话过程中，鼓掌声、欢笑声一阵高过一阵。
眼看任务即将顺利结束，我高兴地跟随最后一位日方代表、关西日中经贸中心理事长木村一三先生上台，为其当翻译。没想到，一个意外发生了。
木村理事长当天清晨由大阪启程，途经香港，由深圳入境，再从广州飞抵北京，直接从机场乘车赶到人民大会堂。他到达时，招待会已经开始。我问他有无书面讲话稿，他答称自己没有时间准备，只在来北京的飞机上想了一个提纲，写在了香烟盒上。又说，他相信即使没有讲话稿，我也一定能够翻译好的。
上台后，他即席讲了七八分钟，其中引用了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中日复交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
按理说，这一类政治口号是最容易翻译的，我当然也不存在任何困难。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在翻译他的整段讲话时，竟漏掉了绝对不能漏掉的这两句话。坐在主桌上的另一位翻译、我的北大校友唐家璇急得大步跑到台前，大声高喊：“老周、老周！还有两个‘伟大胜利’没有翻译呢！”
听到喊声，我真的吓了一大跳，立即惊醒过来。我深知在那个年代里这件事的严重性质和可怕后果，马上当众沉痛地表示：“我刚才不慎漏译了木村先生讲话中两句最重要、最关键的内容。对翻译来说，这是一个不能允许的失职行为。现特补译如下。”
为了挽回不良影响，更表明自己刚才漏译不是有意为之，我是用最激动、最有力、最宏亮的声音一字一字说完这两句话的。全场响起了一阵特别热烈的掌声。
回到主桌后，桌上一位平时对我十分友善的老领导轻声提醒我，领导对你很不满意，说你刚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一听，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完全可以被上纲为无法无天、胆大妄为、竟敢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任意删掉外国朋友称颂伟大领袖的话语。
于是我站起身来，低头向就坐在身边的周总理检讨：刚才您也听到、看到了。作为一个翻译，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我有意将“错误”说成了“事情”），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绝不是有意这样做的。
听完我的沉痛检讨，周总理一脸严肃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不是什么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我们大家都已吃饱喝足，而小周两个多小时像个走马灯似的，六上六下不停地当翻译，至今滴水未进。”
这几句话说得主桌的多位领导点头称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从那天起，工作中遇到困难、挫折时，我常常回想起这几句温暖人心的话。
批评“造反派”
凡是见过周总理的日本朋友，都觉得他的记忆力特別强。与他交往甚密的冈崎嘉平太老先生曾认真问过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他想了想，只回答了两个字：用心。
作为翻译，我也深有同感，但没有想到，周总理不仅对外国朋友，对工作人员的情况也记得清楚，对外交部200多名司局级以上干部的情况更非常熟悉。
“文革”初期，我所在部门的一位干部第一个带头“造反”，带头高喊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她在审阅一个科员起草的《关于调整我国对非政策建议》时，见文中几次出现“刚果（利）”和“刚果（布）”的称谓，以为这次终于抓到了这位平时不那么服管、不那么听话的“保守派”小头头的辫子，便当众训斥道：“刚果就是刚果，哪来什么利不利、布不布的？试问你这个外交部小干部，有什么权力把一个国家分成两个国家！？以后绝对不允许再犯这种令人难以容忍的低级错误了！”
实际上，稍有一些国际关系知识的人都知道，刚果（利）和刚果（布）从来就是两个国家，分别位于刚果河的两侧，一个的首都是利奥波德维尔，因此用“利”来指称，就是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改名为金沙萨）;另一个的首都是布拉柴维尔，因此用“布”来指称，就是今天的刚果共和国。
1968年1月18日上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社会党资深议员石野久男和枝村要作。会见气氛融洽，双方都很满意。 那天周总理的心情特别好。送走客人后，他问服务员：今天中午你们职工食堂供应什么饭菜？服务员答：主食煎饺子，副食豆腐白菜汤。他说：很好哟！快去给我端一份来。为了见外宾，今天我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呢。服务员问：要不要加一个您平时特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他说：不用啦。还有，就是不要忘了把粮票和菜钱都记在我的账本上。
周总理见我呆呆地站在一旁，便问我最近这几天外交部有什么新鲜事。我觉得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便详细汇报了有关刚果的这起咄咄怪事，但我没有提及主角的姓名。
周总理听后笑着说，这类天下奇闻竟然出现在我们外交部，真是令人难以容忍呀！接着又问，你说的那个副局级干部，就是早就小有名气的张××吧。我点头称是。
他说：“我30年前就认识这个人。听说她祖籍湖北，父亲是大地主，在一个人多地少地区拥有3000多亩土地，她自己从小是由六个奶妈带大的。后来她进了燕京大学，受到地下党员黄华等人的影响，参加过一些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加上失恋等原因，没有毕业就奔赴延安，进了女子师范学校。我记得，当时我去女师大讲课、作报告时，她总是争坐在第一排，主动为我倒茶、添水。解放初，一次我去巴基斯坦访问，当时她是使馆二秘，又抢在大使前面，大言不惭地问我，美国已经开始向外国派遣女大使，为什么我们中国迟迟不行动？莫不是外交部领导也存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旧思想、旧观念？见她如此自以为是，不懂规矩，我当即严肃回答她：我这个兼任的外交部长从不重男轻女，中国将来肯定也会派女大使的。我看今天在座的、随我一道来访的龚澎同志（作者注：乔冠华夫人、时任外交部新闻司长兼首席发言人）现在就完全够格，你还差得远呢。”
当天下午回单位，我向全体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谈话，张××本人也在场。
出乎我的意料，听完传达后，站起来第一个表态的竟是她本人。只见她一改平时唯我独尊的架势，低着脑袋，细声细气地说：周总理对周斌同志说的那些事，都是实情。我愿意虚心接受总理的批评教育，脱胎换骨，改正错误，重新做人。请大家今后批评、帮助、监督我。
更多同志争着发言，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周总理的讲话。更有意思的，大家还因此推举我担任单位群众组织的头头。
一番伤心话
周总理平时对人对己都十分严格，平时所说所谈几乎全是工作问题。但心情好时，偶尔也会主动跟人聊聊天。
一次姬鹏飞陪他会见日本客人。客人离去后，周总理主动把姬鹏飞留了下来，对他说：《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时政消息“×××到达北京访问，外交部长姬鹏飞到机场迎接”，听说北京大学新招收的工农兵学员竟为你的姓名发生争论。一部分学生竟认为，你这位外交部长姓“姬”名“鹏”，是“飞”到机场迎接客人的。
周总理感慨，大学生理应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有文化、最有知识的一部分人，而现在他们整天忙着造别人的“反”，革别人的“命”，连一些最基本、最起码的知识都不懂，也可以说是无知到了极点。再这样下去，我们中国怎么得了！
在我的印象中，平时温文尔雅、和蔼可亲的周总理，“文革”期间很容易生气、发火。起初我一直以为，可能是全国各地每日层出不穷的麻烦事使他精疲力尽、心情不好，有一次他严厉训斥身边工作人员时讲的一段伤心话，却使我感到，很可能还有一些难于言表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那次是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个重要的日本代表团。同往常一样，他提前半小时到达，听取接待人员的汇报。他那天似乎情绪特别不好，对于接待人员有些模棱两可、不得要领的汇报很不高兴，严厉批评在场人员做了这么多年对日工作，却连日本的一些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简直不可理喻。他越批越有气，言词越来越激烈，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差一点就要拍桌子骂人了。
这时，他的外事秘书钱嘉东走过来，轻声告诉我，一群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会见厅，在门外等着拍摄周总理走出去与日本客人握手、问候的镜头，要我从旁提醒总理说话小声一点。但我担心这样做会打乱他的思路，加剧已经很紧张的气氛，就没有提醒，心想他批一阵后自己会停下来的。
谁知周总理是个眼明手快、异常敏锐的人，一下子发现会见厅门外已经站着一群日本记者。他先是吃了一惊，接着就把话题一转，查问在场的人为什么不及时向他报告这件事情。钱秘书只朝我看了看。我低着头，没有吭声，更没敢认错。
周总理也没有再追查下去，而是低声但非常激动地说了一番话：你们为什么连日本记者已经提前到达这件区区小事，都对我封锁消息！？我周恩来搞过多年外交，还多少懂得一点内外有别的道理。如果你们及时告诉我，即使我对你们有再大的意见，也绝不会不顾国际影响，朝你们大叫大嚷的。你们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些年我周恩来对你们怎么样？可以说我把自己的心都掏给你们了。而你们又对我周恩来怎么样！？你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许多事情都瞒着我、欺骗我、捉弄我……
实话实说，我当时听了很困惑，但只是隐约觉得周总理可能话中有话，另有所指，借机诉说他心中的不满、苦楚。因为当天在场的几位都是跟随他多年的部下。后来，才慢慢懂得一些总理当时的处境和心境。
日本各界的悼念
1973年初，中国在东京开设大使馆后，我被派驻东京，担任大使陈楚的翻译。
经过十年高速发展，东京已经相当发达，但当时通讯也只有电话和传真。使馆规定，懂日语的近二十名中青年轮流在传达室通宵值夜班，以应急处理晚间可能发生的事情。
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是1976年1月9日早晨6时（北京时间5时）传到东京的。1月8日晚正好轮到我值夜班。
9日晨6时一过，东京华侨总会、多个友好团体的电话就一个接一个打进来，说他们从NHK等几家电视台播放的清晨头条新闻中得悉，周恩来总理昨天已经逝世，并问使馆何时可以接待他们前来悼念。
对这个不幸消息，我其实早有预感，但真的听到，仍深感悲痛，泪流满面。 预感来自近几个月，陈楚大使先后两次接到外交部发给他个人的密电。密电指示他立即派人调查、了解日本近期有无治疗膀胱癌的特效药，如有就不问价钱当场买下，并马上指定专人送回北京。
由于陈大使不懂日文，便将这件要事交给我办理。密电虽未说明药的用途，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抢救周总理的生命。他还告诉我，我国驻美联络处、驻英使馆、驻法使馆和驻联邦德国使馆负责人也都收到过内容相同的密电。我接受重托后，四天跑了五家著名制药公司，结果都是失望而归。
接了几个日本各界人士的问询电话后，我奔到陈大使的办公室兼卧室，将这个不幸消息告诉了他。他立即起身，并让我通知全体使馆人员马上到他房间开会。
住在馆内的42位使馆人员（人数最多的商务处和记者站在别处办公），不到一刻钟就聚集到大使房间。大家流着泪投入到布置灵堂、准备接待悼念者的工作。
刚过7点，我从值班室的窗口往外看去，发现使馆门前马路上已排起了近百人的长队，排在最前面的竟是年近七旬、德高望重的日本著名表演艺术家泷泽修老先生，后面是松崎君代等十几名日本乒乓球队老国手。
当时我就听说，泷泽修是日共秘密党员，至少是日共的坚定支持者（我从未核实过）。“文革”开始后，中日两党公开决裂，双方所有文化交流完全中断。上面还多次告诫我们，今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方，与日共党员接触、往来。
看到这位日本家喻户晓的文艺大师身着薄薄的黑色风衣，站在零度左右的凛冽寒风里，我心想，即使他是日共党员，我也必须迎上前去，把他接进馆内。我毫不犹疑地打开大门，请他先进馆内休息片刻，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再去灵堂。
老先生说，从清晨电视新闻中得知这个不幸消息后，悲痛万分，赶紧起身，来不及洗漱，就披上外衣，乘出租车来到这里。如果你们不方便，那就麻烦你小周先生，在周恩来先生遗像前，替我鞠个躬，烧支香，告诉他，日本的泷泽修祝愿他一路走好。
我对他表示感谢，说我们没有任何不方便，陪同他第一个进了灵堂。
日本官方对此也十分重视，多位国会议员、近半数内阁成员都来到使馆悼念，三木武夫首相本人接连两天前来悼念。
在悼念人群中，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位大人物——时任日本内阁副首相福田纠夫先生。在中日两国知名度都极高的他，此前从未与新中国有过任何交往。他鞠躬、点香后，没有马上离去，而是继续在灵堂里走来走去，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太遗憾、太可惜了。
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我便主动走上前去，表示感谢，并说：外務省中国课只通知三木首相定于上午11点来使馆悼念，而没有提到您，所以没能在使馆门口迎接您。他回答说：三木代表政府，我只代表自己，你们并不失礼。
接着我把他领到陈大使办公室，两人交谈了十几分钟。他请大使转达他对中国政府以及邓颖超夫人的问候。
当时在灵堂采访的一位资深政治记者对我说，福田作为一个政治家，这次精心选择这个特别的时刻与地点，开始直接接触中国，肯定经过深思熟虑，可能背后还有能人替他支招。
正是这位福田先生，当年底接替三木武夫出任日本首相，并在任期内与中国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接着他又盛情邀请、隆重接待了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首次踏上日本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