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了过多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情感。一部中国诗歌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情感史。
　　古代诗歌的第一种情感类型就是悲情诗。由于封建帝制与政治腐败、科举制度与封建文化的束缚、名族冲突导致的战争等多重因素，在古典诗歌中，带有悲剧色彩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它们数量多，题材广，风格纷呈，很难作出规范而完整的分类，因此，学生在鉴赏时更觉得无从着手。故此，我们试从作品的题材和悲情的性质，将其分成若干类别，以便在鉴赏时更具有针对性。
　　伤怀离别类：主要包括游子思乡、亲在送别、闺妇幽怨等形式，这类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抒写离愁别恨，追求人生的团聚。人类作为社会化的智慧生命，其本质是喜聚不喜散，个体生命只有融入社会，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如果脱离社会，便与野生动物没有多大差别，因此，个体生命在一定的时空内离开熟识的群体与环境，就会产生悲的情感。例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以舟泊暮宿为背景抒发旅途愁思。王维的《渭城曲》“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所舒发的依依惜别之情。再如，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表现了对亡妻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欧阳修的《踏莎行》“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阑倚。”所写的闺中的女子因离别的愁绪渐生渐多，就像眼前这一江春水，来路无穷，去程不尽，于是只好上楼远望心上人离去的方向，期盼能够早归等等都是这一类别。
　　怀才不遇类：主要包括入仕无门、贬谪入狱、不得重用等形式，这类作品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抒写仕途失意，追求人生的豪情壮志。人类作为智慧生命，其本质是积极向上的，当个体生命的个性和力量受到压抑时，就会产生悲的情感。例如，岳飞的《满江红》用“三十功名尘与土”来感叹自己多年劳苦奔波，人海浮沉所成就的低微，一事无成也；用“八千里路云和月”来自况壮行跋涉千里的豪情。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所体现的因报国无门而感到的孤独悲伤。
　　忧国忧民类：主要包括忧虑时局、讽刺权贵、同情百姓疾苦等形式。这类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关注家国堪虑的命运，追求民富国强。如前所述，人类生活在社会大家庭中，当这个大家庭出现不和谐因素，便会直接或间接影响每个成员的命运，以致产生“同体大悲”。例如：杜牧的《过华清宫》“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揭露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昏庸腐朽，表现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白居易的《卖炭翁》“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表现出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民族前途命运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借古讽今的情怀、昔盛今衰的感慨悲叹类型的诗，无不在描绘今日的荒凉，追忆昔日的繁华中寄托对现世的担忧。如，姜夔的《扬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因路过扬州，作者目睹了战争洗劫后扬州的萧条景象，引发了对扬州昔日繁华的怀念和对今日山河残破的哀思。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借古训劝谏统治者绝不能草率从事，否则难免重蹈覆辙，使北伐再次遭到失败等等。
　　战争灾难类：这类作品的共同主题是揭露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追求社会升平。其悲剧性一方面是源于战争的强力破坏性，它直接导致人类生命的伤亡，另一方面源于社会矛盾（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冲突的无休止性。例如，杜甫的《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揭露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百姓的深重灾难。
　　归隐避世类：这类作品表面上是抒写恬淡清雅，其实骨子里是折射封建文人的迫于种种无奈，追于一种以虚掩实的自我解脱。
　　古代诗歌的第二种情感类型是乐情诗。虽然中国古诗以悲情居多，但也不乏写乐情的名篇名作。我们在这里做了如下分类。
　　隐逸田园类：所谓大隐之隐隐于朝，中隐之隐隐于市，小隐之隐隐于野。自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体后，唐宋等诗歌中的田园诗，便主要变成了隐居不仕的文人，和从官场退居田园的仕宦者们所作的以田园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歌。田园诗或书写恬淡疏朴的农村生活，或描绘优美自然的田园风光，但大多都寄托着作者脱离了世俗与官场的闲适淡泊、逍遥自在的喜悦之情。除了陶渊明的表现隐逸之乐的名篇《归园田居》、《饮酒》等，王维的《山居秋暝》也再现了一个幽冥清净的世外桃源，再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通过描绘小村青山的美景和主客交谈的欢愉，也表现出欢洽和谐之情。
　　寄情山水类：中国人历来热爱自然山水。感悟吟志，莫非自然。他们以人的自然之身来适应、契合于天地山水。虽然诗中不一定纯写山水，亦可有其他的辅助内容，但是呈现耳目所及的山水状貌声色之美，则必须为诗人创作的主要目的。诗人寄情于山水还有的是由纷乱的国情使然，加上受政治暴力和军事暴力的迫害，失落感愈来愈沉重。所以，他们从清丽无比的山水风物中寻求抚慰和解脱，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例如，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展现出一幅动人的山林秋色图，山路、人家、白云、红叶，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画面，与春光争胜，令人赏心悦目。再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写春山夜景，通过以动衬静的手法达到“鸟鸣山更幽”的艺术效果，表达出诗人对这种静谧的意境的喜爱。
　　豪放痛饮类：杨廷芝的《诗品浅解》将豪放解释为“豪迈放纵”，“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可见豪放的作品当气度超拔，不受羁束。豪放诗词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有时甚至涉于狂怪叫嚣。诗人们在痛饮之后豪放之气更加得以显现。如，李白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诗人饮酒放歌，形象的表现了其桀骜不驯的性格，在政治前途出现波折后，诗人对自己充满自信，孤高自傲，依然纵情享乐的豪壮狂放。 　　访遇故人类：前面已经提到既然人类喜聚不喜散，那么在分离多时的亲朋好友重聚之时也必然是极度的欢乐的。如杜甫的《客至》“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就写出了友人来访时的喜悦，直率自然。再如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诗人“他乡遇故知”怎能不倍感亲切呢？所以，一时高兴竟然怀疑是在梦里。
　　战乱平定类：不难理解，战争的胜利是要以无数士兵的牺牲作为代价的，正义的抗敌也好，不义之战也罢，战争带给人民的永远是家庭的破碎、亲人的离散和生命的消亡。所以，在战乱平定之后，人们自然能以压抑心中的欢愉之情。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诗句将诗人听到捷报喜极而泣、欣喜若狂，表现的淋漓尽致。再如他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也写了安史之乱被平定后，诗人随严武回成都，在成都草堂的安逸快乐的生活。
　　古代诗歌的第三种情感类型是理情诗。这里的理情诗就是我们所说的哲理诗。它是介于悲情与乐情之间的一种诗，其主要特征是形象地写景、抒情、咏物，且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优秀的理情诗由于反映了作者对宇宙和人生真谛的探索，以及对社会理想的向往，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
　　理情诗将理性思维、逻辑推理与形象思维、想像创造结合起来，它不仅给人以至为警策的理性力量，使读者在千载以下得到心智的启迪，同时还通过情感的传导予人以强烈的感染。由于理情诗种类庞杂、包罗万象，我们试从阐述哲理所凭借的物象做分类。
　　在山水之景中讲道理：理情诗所蕴含的哲思总是作者在大自然的山水风景中得来的。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在游山玩水之中领悟了“当局者迷”这一哲理。再如张旭的《山中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诗人小中见大，启示人们，事物往往包含多种因素，应从多种方面去观察才能掌握其全貌。
　　于咏物之中明“理趣”：一些理情所蕴含的真理性的认识还和具体的事物紧密联系。如苏轼的《琴诗》则揭示了事物在发展变化中内外因相互作用、不可或缺的道理。
　　由于中国古代诗歌风格纷呈、情感繁杂，大部分诗歌都并非单一的情感特征，因此，在具体鉴赏的过程中应结合对诗歌的理解和对创作背景的解读具体揣摩，不宜死搬硬套，否则难以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了解诗歌的深层情感。
　　（作者单位：甘肃省张掖市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