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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被誉为人类的“生存之镜”，但这面镜子不像新闻那样稍纵即逝、单薄易碎，它是可以收藏起来传于后世的。纪录片的恒久生命力来源于丰厚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底蕴。从文化的角度来说，纪录片是各种影视传播形态中的“贵族”——是文化含量最高的传播载体。
那么文献纪录片与一般意义的纪录片有哪些不同呢？单从字眼上说，文献纪录片最基本的特征和标准是：具有文献历史资料价值的影像作品，是对一个国家时代进程的真实记录。从更深层次来说，文献纪录片需要满足这样几个条件：首先是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次是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文献纪录片的三重价值决定了它有如下的品格和特点：一是披沙拣金、清醒理性的历史深度；二是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三是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些特点意味着文献纪录片应当是精品中的精品、主流中的主流；是秉笔直书的春秋大义，不是漫话戏说的野史外传；是深刻、大气的交响乐，不是自得其乐的乡间小调。换句话说，文献纪录片应当是人类最明亮、最精美、最庄重的“生存之镜”，它是文化阵地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国的文献纪录片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面大气磅礴的“生存之镜”。从《话说长江》《望长城》到《毛泽东》《圆明园》《大国崛起》，这些不同时期的扛鼎之作，忠实地记录着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反映着社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为民族、为国家书写着一部生动的影像史志。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也推动着文献纪录片创作在观念、内容与形式上的进步与变化，使它逐步由“纪录时代进程”的宏大使命扩展到对社会深层和历史细节的深度思考，也让我们对文献纪录片的功能和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在中国，文化的本义为“以文教化”，这与媒体的功能与责任不谋而合。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和载体，电视承担着引导舆论、普及知识、宣传教化、休闲娱乐的社会功能，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是其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建设先进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作为文化含量最高的电视艺术形态，文献纪录片是媒体文化功能的最集中体现，它承载着这样的使命——从小处说，是拓展观众知识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提高大众文化素养；从大处说，则在于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为一个国家续家谱。功能意味着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文献纪录片创作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反映主流意识形态，标榜主流价值观；在文化上，提供积极的审美引导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引领先进文化方向。
但在当下娱乐浪潮的不断冲击下，当媒体的休闲娱乐功能被无限放大，而宣传教化的使命被日益淡化的情形下，完成文献纪录片的历史使命、履行其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文献纪录片创作者来说，至少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为人类“生存之镜”的文献纪录片，必须要关照历史、惠顾现实。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拂去岁月的尘沙，还原历史真实，总结过去，求训致用，以史为鉴。其次是去伪存真，从历史的规律性去认识现实实践中的现象与问题，追寻历史渊源，鉴往知来，抓住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在这里，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更进一步地说，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这既是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是区别。说到底，无论还原历史还是写真现实，无论是再现历史风貌还是反映时代精神，关键是要树立一种科学、辨证的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不能一相情愿地“厚今薄古”，也不能简单地“古为今用”，斯大林说“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对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把握，决定了文献纪录片的生命力。当历史的规律性、知识性、借鉴性与对整个民族的凝聚性在文献纪录片中得以体现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才是得到了真正准确的理解与诠释。端正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文献纪录片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经得起人民的检验。这面“生存之镜”才能真正行使关照历史与惠顾现实的使命与功能，实现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双重目标。
二是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文献纪录片的魅力在于史家的冷静旁观与电视的生动演绎。史学的理性与艺术的感性，这看似矛盾的两种特质，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文献纪录片独有的风格：揭示规律，一针见血；挖掘人性，丝丝入扣；既能抓住历史长河的滚滚洪流，又能捕捉到浪花一朵；既不乏思想的深度、理性的剖析，又有细腻的刻画、生动的描述，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表述相得益彰。在这里，史家的理性并不排斥价值立场、是非好恶，但那是冷静分析中的爱与恨；而艺术的感性也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随意表白，而是力求接近历史真实的还原和描画。只有这样，文献纪录片才能真正撼动人心。理性与感性关系的互补，决定了文献纪录片的影响力。这需要创作者不仅谙熟历史规律和电视规律，还要善于将两种规律紧密结合、并且转换自如，达到游刃有余的创作佳境，在真实的原则下以充满力度的客观深刻和富有质感的真实生动，取得社会效益与收视率的双赢。
三是雅与俗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说，文献纪录片是贵族中的贵族，是主流中的主流。从传播的角度，文献纪录片又是通过大众传播工具直接反映社会变迁的文化形态。这说明了一个事实——文献纪录片应当是面对大众的主流文化。它既不是孤芳自赏的阳春白雪，也不是追风觅俗的下里巴人；既不高高在上，也不附炎趋势。它是对历史和现实最深入、最直观的反映和写照。也就是说，文献纪录片应当是雅俗共赏的。雅与俗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文献纪录片的格调与品格。在当前泛娱乐化的浪潮席卷之下，文化的严谨、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保持品位与格调，与低俗、庸俗彻底绝缘，并不容易。那么如何走大众化、通俗化之路，而又不流于庸俗和低俗呢？这需要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者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明辨美丑、分清是非，旗帜鲜明、坚守方向，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以上这些还不够。文献纪录片媒体功能的实现与影响的放大，还需要仰赖文献纪录片创作者的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的自觉？其实说到底是源自内心的使命与责任，也就是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这种良知与责任意识的驱使下，文献纪录片人才能坚守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文化品格，勇于捍卫真理，敢说真话，坚韧顽强，不怕寂寞，在清苦中勇往直前，努力探索时代语境下的纪录片表现形式，为浮躁的大众文化带来理性思索的清风。
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我们是幸运的，置身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亲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且能以文献纪录片为载体，忠实地记录了变革中的中国以及对过往历史的还原。而不曾间断的纪录实践，也丰富、完善着我们对于文献纪录片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这面精神之镜折射的光亮是如何驱赶了黑暗，启迪了大众的心灵。
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献纪录片的功能各有侧重，其社会价值也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但有一条原则始终不变，那就是——不媚俗、不趋炎、独立思考、真实记录的传统；以及为时代立传，为历史存真的使命。这种神圣的使命与责任最终决定了文献纪录片的品格——真实，客观，深刻，严谨。同时也意味着它的创作之路决不是轻松浪漫的乡间花径，而是一条光荣曲折的荆棘路。它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如同我们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一样神圣而崇高，让我们永远为之敬畏。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策划，新闻学博士）
那么文献纪录片与一般意义的纪录片有哪些不同呢？单从字眼上说，文献纪录片最基本的特征和标准是：具有文献历史资料价值的影像作品，是对一个国家时代进程的真实记录。从更深层次来说，文献纪录片需要满足这样几个条件：首先是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次是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文献纪录片的三重价值决定了它有如下的品格和特点：一是披沙拣金、清醒理性的历史深度；二是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三是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这些特点意味着文献纪录片应当是精品中的精品、主流中的主流；是秉笔直书的春秋大义，不是漫话戏说的野史外传；是深刻、大气的交响乐，不是自得其乐的乡间小调。换句话说，文献纪录片应当是人类最明亮、最精美、最庄重的“生存之镜”，它是文化阵地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国的文献纪录片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面大气磅礴的“生存之镜”。从《话说长江》《望长城》到《毛泽东》《圆明园》《大国崛起》，这些不同时期的扛鼎之作，忠实地记录着我国社会发展进程，反映着社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为民族、为国家书写着一部生动的影像史志。与此同时，社会的发展也推动着文献纪录片创作在观念、内容与形式上的进步与变化，使它逐步由“纪录时代进程”的宏大使命扩展到对社会深层和历史细节的深度思考，也让我们对文献纪录片的功能和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们知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在中国，文化的本义为“以文教化”，这与媒体的功能与责任不谋而合。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渠道和载体，电视承担着引导舆论、普及知识、宣传教化、休闲娱乐的社会功能，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天然属性，是其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建设先进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作为文化含量最高的电视艺术形态，文献纪录片是媒体文化功能的最集中体现，它承载着这样的使命——从小处说，是拓展观众知识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提高大众文化素养；从大处说，则在于反思历史、直面现实，揭示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为一个国家续家谱。功能意味着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文献纪录片创作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政治上，反映主流意识形态，标榜主流价值观；在文化上，提供积极的审美引导以及深刻的思想内涵，引领先进文化方向。
但在当下娱乐浪潮的不断冲击下，当媒体的休闲娱乐功能被无限放大，而宣传教化的使命被日益淡化的情形下，完成文献纪录片的历史使命、履行其社会责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文献纪录片创作者来说，至少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为人类“生存之镜”的文献纪录片，必须要关照历史、惠顾现实。这里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拂去岁月的尘沙，还原历史真实，总结过去，求训致用，以史为鉴。其次是去伪存真，从历史的规律性去认识现实实践中的现象与问题，追寻历史渊源，鉴往知来，抓住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在这里，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更进一步地说，历史是稳定凝结了的现实，现实是流动变化着的历史。这既是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是区别。说到底，无论还原历史还是写真现实，无论是再现历史风貌还是反映时代精神，关键是要树立一种科学、辨证的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不能一相情愿地“厚今薄古”，也不能简单地“古为今用”，斯大林说“历史在重演，不过是在新的基础上重演。”对于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把握，决定了文献纪录片的生命力。当历史的规律性、知识性、借鉴性与对整个民族的凝聚性在文献纪录片中得以体现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才是得到了真正准确的理解与诠释。端正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文献纪录片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经得起人民的检验。这面“生存之镜”才能真正行使关照历史与惠顾现实的使命与功能，实现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双重目标。
二是理性与感性的关系。文献纪录片的魅力在于史家的冷静旁观与电视的生动演绎。史学的理性与艺术的感性，这看似矛盾的两种特质，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文献纪录片独有的风格：揭示规律，一针见血；挖掘人性，丝丝入扣；既能抓住历史长河的滚滚洪流，又能捕捉到浪花一朵；既不乏思想的深度、理性的剖析，又有细腻的刻画、生动的描述，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表述相得益彰。在这里，史家的理性并不排斥价值立场、是非好恶，但那是冷静分析中的爱与恨；而艺术的感性也不是径情直遂、无所斟酌的随意表白，而是力求接近历史真实的还原和描画。只有这样，文献纪录片才能真正撼动人心。理性与感性关系的互补，决定了文献纪录片的影响力。这需要创作者不仅谙熟历史规律和电视规律，还要善于将两种规律紧密结合、并且转换自如，达到游刃有余的创作佳境，在真实的原则下以充满力度的客观深刻和富有质感的真实生动，取得社会效益与收视率的双赢。
三是雅与俗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说，文献纪录片是贵族中的贵族，是主流中的主流。从传播的角度，文献纪录片又是通过大众传播工具直接反映社会变迁的文化形态。这说明了一个事实——文献纪录片应当是面对大众的主流文化。它既不是孤芳自赏的阳春白雪，也不是追风觅俗的下里巴人；既不高高在上，也不附炎趋势。它是对历史和现实最深入、最直观的反映和写照。也就是说，文献纪录片应当是雅俗共赏的。雅与俗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文献纪录片的格调与品格。在当前泛娱乐化的浪潮席卷之下，文化的严谨、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让位于娱乐和简单快感。保持品位与格调，与低俗、庸俗彻底绝缘，并不容易。那么如何走大众化、通俗化之路，而又不流于庸俗和低俗呢？这需要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者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明辨美丑、分清是非，旗帜鲜明、坚守方向，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以上这些还不够。文献纪录片媒体功能的实现与影响的放大，还需要仰赖文献纪录片创作者的文化自觉。什么是文化的自觉？其实说到底是源自内心的使命与责任，也就是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这种良知与责任意识的驱使下，文献纪录片人才能坚守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文化品格，勇于捍卫真理，敢说真话，坚韧顽强，不怕寂寞，在清苦中勇往直前，努力探索时代语境下的纪录片表现形式，为浮躁的大众文化带来理性思索的清风。
过去的二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我们是幸运的，置身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亲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且能以文献纪录片为载体，忠实地记录了变革中的中国以及对过往历史的还原。而不曾间断的纪录实践，也丰富、完善着我们对于文献纪录片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这面精神之镜折射的光亮是如何驱赶了黑暗，启迪了大众的心灵。
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文献纪录片的功能各有侧重，其社会价值也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但有一条原则始终不变，那就是——不媚俗、不趋炎、独立思考、真实记录的传统；以及为时代立传，为历史存真的使命。这种神圣的使命与责任最终决定了文献纪录片的品格——真实，客观，深刻，严谨。同时也意味着它的创作之路决不是轻松浪漫的乡间花径，而是一条光荣曲折的荆棘路。它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如同我们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一样神圣而崇高，让我们永远为之敬畏。
（作者系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策划，新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