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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成都市区28公里的金堂县，有一个四川引以为傲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长虹旗下的格润再生资源公司就坐落于此。“格润”来源于英文“Green”一词，即绿色、环保之意。无独有偶，全球知名的消费类电子企业集团TCL也分别在天津、惠州、汕头开设了三家子公司专注于循环经济，宣称要打造“中国最大的废旧家电拆解加工基地”。
对家电巨无霸来说，涉足环保回收无异于一次华丽转身。
“回收”中的家电巨头
如果你到过贵屿或台州，看过无牌照小作坊里弥漫着烟尘、强烈异味的家电拆解、酸洗过程，此刻就会感叹于资本和现代化的威力。
在长虹格润的现代化工厂里，一台台废旧的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的整机或零部件只要从流水线入口进入，就可变成一堆堆各自分离的金、银、铜、铁、塑料和泡沫颗粒输出。拆解、危废处理、物料分离……整个过程仅需几分钟。
2010年6月，长虹以3000万的注册资本成立了格润再生资源公司，在成都金堂工业园区建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废旧家电拆解生产线，每年废旧家电年处理能力高达200万台。同年9月，TCL旗下的天津环保基地一期工程投产，年处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能力达10万吨。
不要小看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它们意味着大手笔的投入。长虹格润在金堂的工厂投资超过5亿元，而号称国内最先进的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总投资高达6亿。
在国外，生产企业投资废弃产品回收线本属平常；但在中国，这却是个指向家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转折。
无疑，在“中国制造”誉满全球的20年里，家电产业功不可没。它就像一个巨大引擎，为GDP带来了一片繁荣。然而如今，这个依靠刚性需求支撑的高能耗行业走到了转型升级的分岔口——遍布千家万户的家用电器正在迎来报废高峰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家用电器每年的理论报废量超过5000万台，且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年报废量将达到1.6亿。这些废弃家电正通过流动商贩等渠道不断流向无牌拆洗作坊，从而给环境造成触目惊心的污染。
红火的“破烂王”
位于珠江南岸的大沙头旧货市场，是广州城内出了名的二手产品集散地，走街串巷的流动商贩在这里高声“吆喝”，从电视、冰箱、空调到电脑、手机，甚至二手摩托，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同样，在广州的天河路、石牌西路一带也分布着一批电子高科技产品的二手市场和维修市场，成百上千个电子垃圾回收小贩成行成市。
“门槛低、时间自由，只要身体好，谁都能干。”李阿姨十年前来到广州就靠踩着一辆三轮车在客村一带走街串巷收废品。她和大部分同行都是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外来工。日出时空车而行，日落时满载而归。旧货积累到一定数量，他们便出手给下一手收购商。收购商会把价值高的旧货挑拣出来，经维修再回流，而剩余的废旧产品经简单拆解后，会被转运至广东汕头的贵屿镇和浙江台州等地。
再后面发生的事已是众所周知——由于“黑作坊”技术拙劣，当地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贵屿和台州早已变成声名远扬的“垃圾城”。
而与家电回收“流动大军”相比，像“格润”这样的正规拆解企业在回收市场上却往往缺乏价格优势，在收购渠道上也难以与小商小贩竞争。正如TCL惠州环保资源有限公司的朱益群所言，“拆解企业不可能建立如此密集的回收网络，这需要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物流成本，还要考虑时间问题。”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正规军面对杂牌军的劣势，日常电子产品回收数量根本无法满足正规拆解企业的生产需求。
以流动商贩为主的民间体系一直是我国废旧家电回收的主要渠道，拆解“黑作坊”引发的环境危机自然也难以解决。
“一箭双雕”
为改变这一现象，2009年6月，中央财政下拨20亿元，联合商务部、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印发了《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
按照规定，试点城市的消费者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交售旧家电并购买新家电就可享受新家电销售价格10%的家电补贴。同时，凡在规定时间内从购买人手中收购旧家电并交售给指定拆解企业处理的中标回收公司，均可享受运费补贴。拆解企业则根据实际拆解数量享受定额补贴，即电视机15元/台、电冰箱20元/台、洗衣机5元/台、电脑15元/台。
消息一经发布，引起了家电制造商、消费者、回收处理企业的广泛关注。
从面上看，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既让消费者得利，也让回收拆解企业看到了曙光。从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来看，2009年6月到2011年底，家电“以旧换新”共销售8130万台，这也意味着有同等数量的废旧家电被送到正规拆解企业。
有环保人士估计，在有力的国家政策出台前，民间“破烂王”们抢占的回收市场份额可能高达七成以上。而实行“以旧换新”期间，北京有45.9%的废旧家电通过正规渠道得到了回收，另有43.9%的物品仍落入流动商贩囊中。
国家政策的驱动，自然让嗅觉敏锐的家电企业闻出了味道。对于家电巨头们来说，投资拆解回收，假如长远来看有利可图，不失为同时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TCL的彩电已经在上游实现了全覆盖，只要把下游的拆解回收环节接驳起来，就实现了产业链的完全整合。除了使我们对产业链有更高的控制力外，也能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表示。
长虹格润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章杰则曾乐观地算过一笔账：以一台废旧彩电为例，假定拆解企业收购回来的成本为8元，进行拆解、危废处理的综合成本为50元，将废物中的有色金属、塑料卖给下游企业可获利50元，再加上国家对每台彩电补贴15元，在理想状态下，企业可从中获得毛利7元。
吃不饱，仍是吃不饱
不过，现实并没有想象中乐观。在家电“以旧换新”期间，TCL奥博共回收处理废旧家电约120万台，与240万台的设备产能相比，仍有一半的闲置。
而正规拆解商通过苏宁、国美等回收渠道收购上来的废旧家电也是问题多多，不是破烂不堪，就是出现了严重的配件缺失，进一步打压了企业的获利空间。因为国家补贴“一刀切”，并没有细分废旧程度。很多消费者把价值较高的旧电器卖给二手贩子，换一台更破旧的回来“以旧换新”。由利益驱动的民间回收商贩也在“正规军”的头上动脑筋，在废旧家电由卖场运往工厂的过程中，时不时“劫一把”：先把价值高的显示屏拆走，再把铜丝、配件来个“狸猫换太子”。正规军有苦说不出。 消息人士称，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结束，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废旧家电拆解行业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最让吴章杰郁闷的则是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2009年，回收企业的增值税还实行“征三返七”，2010年实行“征五返五”，可到了2011年国家取消了对回收企业的税收优惠，增值税率恢复为17%，企业运营压力陡增，进退两难。
企业的精明账单
“以旧换新”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国家规范电子拆解产业的意愿并未消减。今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国家将向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脑五类家电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征收7～13元/台的费用。所收资金用于补贴拆解企业，具备资质的拆解企业拆解处理上述五类家电可以获得35～85元/台的补贴。
这是与“以旧换新”财政补贴完全不同的另一套逻辑。
对生产和回收环节采取“一征一补”，推动生产者为自身产品的“消亡”买单，形成生产、回收、拆解一体化的社会责任系统，这是许多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经验。
而《办法》出台给家电生产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可想而知。早前一些大型家电企业曾向媒体透过底，美的算上空调、冰箱、洗衣机每年要上交近3亿元。创维集团彩电每年也要付出1亿多元。对于海尔、海信这种既有电视，也有冰箱洗衣机空调的生产企业来讲，每年要缴纳的回收处理费用更高。
理论上每增加13元/台将对销售价格产生0.5%左右影响。如今，大部分家电企业为了吸引消费者都在终端大打“价格战”，谁都不敢轻言涨价。不少企业只能表示，愿意自行承担回收处理费用，把新增成本在内部消化掉。
于是，在行业发展本就不够景气的大环境下，长虹、TCL等建立了自己的回收拆解公司、自行处理废旧电子产品的企业就显得极具先见之明。
既是生产商又当拆解商的确具有天然的优势。吴章杰指出：“正向看，生产企业实力比一般拆解商雄厚，可以利用广阔的销售网络和物流渠道，省去中间商，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增加盈利空间。逆向看，拆解处理回收的材料也易于生产环节重新利用，在原材料价格大涨的背景下既能节约成本，又能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拆解企业可以获得国家补贴，还可以曲线抵消掉一部分生产成本，说白了就是把左手上缴的钱用右手要了回来。吴章杰算了一笔账，按照《办法》，长虹每年要缴纳1亿元的回收基金，其中有6000万可以通过格润回到了自己的口袋。
TCL也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能取得出口电视的回收处理权，其获得的欧盟补贴将很惊人。在欧洲，TCL出口一台电视，交给欧盟的环保基金大概在20欧元左右。“如果借助旗下的回收基地，将这部分出口彩电拉回来由我们自己拆解，就能够争取一个更大的利润空间。此外还可以同欧盟协商，免除20欧元的环保基金，一反一正，利润可观。”一位TCL内部人士曾向媒体透露。
现在，除了长虹和TCL外，海尔、美的、格力，也开始向国家申请拆解资质牌照以便能进入补贴范围，早日分得一杯羹。
谁在基金名单里？
然而，尽管《办法》希望给拆解企业雪中送炭，很多业内人士对其能否真正实现生产回收一体化，破解长期存在的回收体系问题仍持观察态度。
一方面，地方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对如何领取补贴、如何发放补贴、废弃电子的数量该如何结算等内容还没有统一定论。
另一方面，“以旧换新”政策已于2011年12月31日结束，不能再对消费者的回收行为有任何激励，拆解企业如何吃饱还是个问题。在家电生产和消费能力都很旺盛的广东，每年废弃的“四机一脑”(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约为1400万到1500万台，从正规渠道的回收量仅为200万到300万台，回收率仅占20%，全国的回收率也只有15%左右。
而且，《办法》还明确了，只有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牌照的企业才可以申请基金补贴。环保部门对“牌照”的发放异常严格。消息显示，全国规划内的拆解处理企业仅有100余家。于是，能否挤进补贴基金名单成了拆解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家电专家刘步尘甚至提出，“《办法》仍是将生产厂商与回收拆解企业分离。”目前我国的家电生产企业中，除了长虹、TCL外，仅有格力、美的、海尔设有回收处理企业，且据点不多。绝大部分拆解企业本身并不从事生产业务。
在上海具有回收拆解资质的企业有8家，仅有2家企业进入基金名单，还都不是产品生产商，其余6家都因不同原因被淘汰。宣称布点较多的广东，也仅确定了6家拆解企业进入名单，其中珠三角地区3家，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各1家，只有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属于生产商。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家之所以对拆解企业的资质严格控制，每个省的数量严格限制在3～5家左右，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正规渠道的回收率不高，企业开工不足。在废弃电子产品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一旦放开管控，企业必然一哄而上，造成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但是一个难解的循环也摆在了面前。因为缺乏正规的回收体系，流动商贩抢走了大量的可回收资源，导致正规拆解企业停产闲置，而国家为避免产能过剩严格控制补贴企业的数量，又导致密度较高的回收网络难以建立，回收率照样上不来。
开采“城市矿山”
无法把胃口拴在国家补贴上，如今长虹打算另辟蹊径，在“城市矿山”里掘一回金。
“城市矿山”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最早由日本东北大学选矿制炼研究所的南条道夫教授提出。他认为，被视为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随着人类的开采，储量会不断减少，但它们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隐身”于人类社会之中。电器和电子垃圾的回收拆解就是开采它们的最好方式。据测算，拆解20万台旧家电，可以回收各类金属4100吨，塑料1300吨，玻璃640吨；处理1吨芯片中的电路板可以分解出130公斤铜，20公斤锡，0.4公斤黄金。
于是，在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物质材料研究机构”于2008年11月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看似资源匮乏的日本，“城市矿山”中金的储量约为6800吨，相当于全球现有储量的16%；银储量60000吨，相当于全球储量的22%；其他各类资源亦储量不菲。不少著名家电企业也在旗下大力发展回收拆解业务，分担成本。例如，松下电器公司在日本西部的一家独资环保技术中心，对电视、洗衣机、空调的再生利用率就高达85%。
可以想象占据世界家电总产量85.3%的中国，其“矿产”规模将是何等巨大。长虹瞄准的正是这样一片广阔无垠的蓝海。
吴章杰透露，靠国家补贴只能维持企业基本运营。格润的利润目前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提炼废旧家电中的金、银、铜、铁等贵重金属销售给下游企业获利；二是开展高价值深加工产业，如将拆解出的塑料加工成公路指示牌、公共场所塑料板等成品出售。这样企业回收成本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目前，长虹格润已建成了金堂和绵阳两大研发生产基地。今年底还将建设七条废旧电子电器再资源化生产线，用于处理废旧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废旧塑料、线路板等。吴章杰认为，格润未来的方向是将汽车、手机等其他产品的拆解处理也纳入进来，同步开发废旧塑料和机板的处理项目，进行相关产品转化。预计，今年长虹格润预期产值为3.73亿元，预计被增产值2.20亿元，减少固废8227.97吨，其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565吨。
当然，对长虹而言，企业利润的大小直接与废旧家电再利用率成正比。作为朝阳产业，只有加快回收处理技术的开发升级，才能最终保证“商品－使用－回收－再生－商品”这一良性循环的延续。
对家电巨无霸来说，涉足环保回收无异于一次华丽转身。
“回收”中的家电巨头
如果你到过贵屿或台州，看过无牌照小作坊里弥漫着烟尘、强烈异味的家电拆解、酸洗过程，此刻就会感叹于资本和现代化的威力。
在长虹格润的现代化工厂里，一台台废旧的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的整机或零部件只要从流水线入口进入，就可变成一堆堆各自分离的金、银、铜、铁、塑料和泡沫颗粒输出。拆解、危废处理、物料分离……整个过程仅需几分钟。
2010年6月，长虹以3000万的注册资本成立了格润再生资源公司，在成都金堂工业园区建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废旧家电拆解生产线，每年废旧家电年处理能力高达200万台。同年9月，TCL旗下的天津环保基地一期工程投产，年处理废旧电子电器产品能力达10万吨。
不要小看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它们意味着大手笔的投入。长虹格润在金堂的工厂投资超过5亿元，而号称国内最先进的TCL奥博(天津)环保发展有限公司总投资高达6亿。
在国外，生产企业投资废弃产品回收线本属平常；但在中国，这却是个指向家电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新转折。
无疑，在“中国制造”誉满全球的20年里，家电产业功不可没。它就像一个巨大引擎，为GDP带来了一片繁荣。然而如今，这个依靠刚性需求支撑的高能耗行业走到了转型升级的分岔口——遍布千家万户的家用电器正在迎来报废高峰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家用电器每年的理论报废量超过5000万台，且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十二五”末期，年报废量将达到1.6亿。这些废弃家电正通过流动商贩等渠道不断流向无牌拆洗作坊，从而给环境造成触目惊心的污染。
红火的“破烂王”
位于珠江南岸的大沙头旧货市场，是广州城内出了名的二手产品集散地，走街串巷的流动商贩在这里高声“吆喝”，从电视、冰箱、空调到电脑、手机，甚至二手摩托，各种电子产品琳琅满目。同样，在广州的天河路、石牌西路一带也分布着一批电子高科技产品的二手市场和维修市场，成百上千个电子垃圾回收小贩成行成市。
“门槛低、时间自由，只要身体好，谁都能干。”李阿姨十年前来到广州就靠踩着一辆三轮车在客村一带走街串巷收废品。她和大部分同行都是来自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外来工。日出时空车而行，日落时满载而归。旧货积累到一定数量，他们便出手给下一手收购商。收购商会把价值高的旧货挑拣出来，经维修再回流，而剩余的废旧产品经简单拆解后，会被转运至广东汕头的贵屿镇和浙江台州等地。
再后面发生的事已是众所周知——由于“黑作坊”技术拙劣，当地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贵屿和台州早已变成声名远扬的“垃圾城”。
而与家电回收“流动大军”相比，像“格润”这样的正规拆解企业在回收市场上却往往缺乏价格优势，在收购渠道上也难以与小商小贩竞争。正如TCL惠州环保资源有限公司的朱益群所言，“拆解企业不可能建立如此密集的回收网络，这需要巨大的人力成本和物流成本，还要考虑时间问题。”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正规军面对杂牌军的劣势，日常电子产品回收数量根本无法满足正规拆解企业的生产需求。
以流动商贩为主的民间体系一直是我国废旧家电回收的主要渠道，拆解“黑作坊”引发的环境危机自然也难以解决。
“一箭双雕”
为改变这一现象，2009年6月，中央财政下拨20亿元，联合商务部、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印发了《家电以旧换新实施办法》。
按照规定，试点城市的消费者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交售旧家电并购买新家电就可享受新家电销售价格10%的家电补贴。同时，凡在规定时间内从购买人手中收购旧家电并交售给指定拆解企业处理的中标回收公司，均可享受运费补贴。拆解企业则根据实际拆解数量享受定额补贴，即电视机15元/台、电冰箱20元/台、洗衣机5元/台、电脑15元/台。
消息一经发布，引起了家电制造商、消费者、回收处理企业的广泛关注。
从面上看，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办法，既让消费者得利，也让回收拆解企业看到了曙光。从商务部公布的数字来看，2009年6月到2011年底，家电“以旧换新”共销售8130万台，这也意味着有同等数量的废旧家电被送到正规拆解企业。
有环保人士估计，在有力的国家政策出台前，民间“破烂王”们抢占的回收市场份额可能高达七成以上。而实行“以旧换新”期间，北京有45.9%的废旧家电通过正规渠道得到了回收，另有43.9%的物品仍落入流动商贩囊中。
国家政策的驱动，自然让嗅觉敏锐的家电企业闻出了味道。对于家电巨头们来说，投资拆解回收，假如长远来看有利可图，不失为同时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TCL的彩电已经在上游实现了全覆盖，只要把下游的拆解回收环节接驳起来，就实现了产业链的完全整合。除了使我们对产业链有更高的控制力外，也能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表示。
长虹格润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章杰则曾乐观地算过一笔账：以一台废旧彩电为例，假定拆解企业收购回来的成本为8元，进行拆解、危废处理的综合成本为50元，将废物中的有色金属、塑料卖给下游企业可获利50元，再加上国家对每台彩电补贴15元，在理想状态下，企业可从中获得毛利7元。
吃不饱，仍是吃不饱
不过，现实并没有想象中乐观。在家电“以旧换新”期间，TCL奥博共回收处理废旧家电约120万台，与240万台的设备产能相比，仍有一半的闲置。
而正规拆解商通过苏宁、国美等回收渠道收购上来的废旧家电也是问题多多，不是破烂不堪，就是出现了严重的配件缺失，进一步打压了企业的获利空间。因为国家补贴“一刀切”，并没有细分废旧程度。很多消费者把价值较高的旧电器卖给二手贩子，换一台更破旧的回来“以旧换新”。由利益驱动的民间回收商贩也在“正规军”的头上动脑筋，在废旧家电由卖场运往工厂的过程中，时不时“劫一把”：先把价值高的显示屏拆走，再把铜丝、配件来个“狸猫换太子”。正规军有苦说不出。 消息人士称，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结束，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废旧家电拆解行业基本处于停工状态。
最让吴章杰郁闷的则是国家税收政策的调整。2009年，回收企业的增值税还实行“征三返七”，2010年实行“征五返五”，可到了2011年国家取消了对回收企业的税收优惠，增值税率恢复为17%，企业运营压力陡增，进退两难。
企业的精明账单
“以旧换新”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但国家规范电子拆解产业的意愿并未消减。今年7月1日，酝酿已久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下称《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明确规定，国家将向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脑五类家电的生产商和进口商征收7～13元/台的费用。所收资金用于补贴拆解企业，具备资质的拆解企业拆解处理上述五类家电可以获得35～85元/台的补贴。
这是与“以旧换新”财政补贴完全不同的另一套逻辑。
对生产和回收环节采取“一征一补”，推动生产者为自身产品的“消亡”买单，形成生产、回收、拆解一体化的社会责任系统，这是许多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经验。
而《办法》出台给家电生产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可想而知。早前一些大型家电企业曾向媒体透过底，美的算上空调、冰箱、洗衣机每年要上交近3亿元。创维集团彩电每年也要付出1亿多元。对于海尔、海信这种既有电视，也有冰箱洗衣机空调的生产企业来讲，每年要缴纳的回收处理费用更高。
理论上每增加13元/台将对销售价格产生0.5%左右影响。如今，大部分家电企业为了吸引消费者都在终端大打“价格战”，谁都不敢轻言涨价。不少企业只能表示，愿意自行承担回收处理费用，把新增成本在内部消化掉。
于是，在行业发展本就不够景气的大环境下，长虹、TCL等建立了自己的回收拆解公司、自行处理废旧电子产品的企业就显得极具先见之明。
既是生产商又当拆解商的确具有天然的优势。吴章杰指出：“正向看，生产企业实力比一般拆解商雄厚，可以利用广阔的销售网络和物流渠道，省去中间商，提高废旧产品的回收率，增加盈利空间。逆向看，拆解处理回收的材料也易于生产环节重新利用，在原材料价格大涨的背景下既能节约成本，又能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拆解企业可以获得国家补贴，还可以曲线抵消掉一部分生产成本，说白了就是把左手上缴的钱用右手要了回来。吴章杰算了一笔账，按照《办法》，长虹每年要缴纳1亿元的回收基金，其中有6000万可以通过格润回到了自己的口袋。
TCL也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能取得出口电视的回收处理权，其获得的欧盟补贴将很惊人。在欧洲，TCL出口一台电视，交给欧盟的环保基金大概在20欧元左右。“如果借助旗下的回收基地，将这部分出口彩电拉回来由我们自己拆解，就能够争取一个更大的利润空间。此外还可以同欧盟协商，免除20欧元的环保基金，一反一正，利润可观。”一位TCL内部人士曾向媒体透露。
现在，除了长虹和TCL外，海尔、美的、格力，也开始向国家申请拆解资质牌照以便能进入补贴范围，早日分得一杯羹。
谁在基金名单里？
然而，尽管《办法》希望给拆解企业雪中送炭，很多业内人士对其能否真正实现生产回收一体化，破解长期存在的回收体系问题仍持观察态度。
一方面，地方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对如何领取补贴、如何发放补贴、废弃电子的数量该如何结算等内容还没有统一定论。
另一方面，“以旧换新”政策已于2011年12月31日结束，不能再对消费者的回收行为有任何激励，拆解企业如何吃饱还是个问题。在家电生产和消费能力都很旺盛的广东，每年废弃的“四机一脑”(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空调、电脑)约为1400万到1500万台，从正规渠道的回收量仅为200万到300万台，回收率仅占20%，全国的回收率也只有15%左右。
而且，《办法》还明确了，只有取得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牌照的企业才可以申请基金补贴。环保部门对“牌照”的发放异常严格。消息显示，全国规划内的拆解处理企业仅有100余家。于是，能否挤进补贴基金名单成了拆解企业最关心的问题。
家电专家刘步尘甚至提出，“《办法》仍是将生产厂商与回收拆解企业分离。”目前我国的家电生产企业中，除了长虹、TCL外，仅有格力、美的、海尔设有回收处理企业，且据点不多。绝大部分拆解企业本身并不从事生产业务。
在上海具有回收拆解资质的企业有8家，仅有2家企业进入基金名单，还都不是产品生产商，其余6家都因不同原因被淘汰。宣称布点较多的广东，也仅确定了6家拆解企业进入名单，其中珠三角地区3家，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各1家，只有惠州TCL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属于生产商。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家之所以对拆解企业的资质严格控制，每个省的数量严格限制在3～5家左右，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正规渠道的回收率不高，企业开工不足。在废弃电子产品资源不足的情况下，一旦放开管控，企业必然一哄而上，造成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但是一个难解的循环也摆在了面前。因为缺乏正规的回收体系，流动商贩抢走了大量的可回收资源，导致正规拆解企业停产闲置，而国家为避免产能过剩严格控制补贴企业的数量，又导致密度较高的回收网络难以建立，回收率照样上不来。
开采“城市矿山”
无法把胃口拴在国家补贴上，如今长虹打算另辟蹊径，在“城市矿山”里掘一回金。
“城市矿山”的概念，上世纪80年代最早由日本东北大学选矿制炼研究所的南条道夫教授提出。他认为，被视为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随着人类的开采，储量会不断减少，但它们并未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隐身”于人类社会之中。电器和电子垃圾的回收拆解就是开采它们的最好方式。据测算，拆解20万台旧家电，可以回收各类金属4100吨，塑料1300吨，玻璃640吨；处理1吨芯片中的电路板可以分解出130公斤铜，20公斤锡，0.4公斤黄金。
于是，在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十分迅速。日本独立行政法人“物质材料研究机构”于2008年11月发布的一组数据表明，看似资源匮乏的日本，“城市矿山”中金的储量约为6800吨，相当于全球现有储量的16%；银储量60000吨，相当于全球储量的22%；其他各类资源亦储量不菲。不少著名家电企业也在旗下大力发展回收拆解业务，分担成本。例如，松下电器公司在日本西部的一家独资环保技术中心，对电视、洗衣机、空调的再生利用率就高达85%。
可以想象占据世界家电总产量85.3%的中国，其“矿产”规模将是何等巨大。长虹瞄准的正是这样一片广阔无垠的蓝海。
吴章杰透露，靠国家补贴只能维持企业基本运营。格润的利润目前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提炼废旧家电中的金、银、铜、铁等贵重金属销售给下游企业获利；二是开展高价值深加工产业，如将拆解出的塑料加工成公路指示牌、公共场所塑料板等成品出售。这样企业回收成本时间可以大大缩短。
目前，长虹格润已建成了金堂和绵阳两大研发生产基地。今年底还将建设七条废旧电子电器再资源化生产线，用于处理废旧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废旧塑料、线路板等。吴章杰认为，格润未来的方向是将汽车、手机等其他产品的拆解处理也纳入进来，同步开发废旧塑料和机板的处理项目，进行相关产品转化。预计，今年长虹格润预期产值为3.73亿元，预计被增产值2.20亿元，减少固废8227.97吨，其中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565吨。
当然，对长虹而言，企业利润的大小直接与废旧家电再利用率成正比。作为朝阳产业，只有加快回收处理技术的开发升级，才能最终保证“商品－使用－回收－再生－商品”这一良性循环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