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天，因为微信满屏表白，才知道是七夕。
　　 早晨听到喜鹊叫，感觉是多年来头一次，在山医大二院1号住院大楼前。发出朋友圈，大家立即将这叫声与七夕联系起来。于我而言，却觉得是与母亲有关的喜讯。
　　 母亲在四楼病房。她一定已经作好所有的准备。母亲没有经历过手术，但一定以她特有的利落与聪慧，准备好所有，包括心理。就如前一天为她备皮的护士忍不住夸奖：这奶奶真干净利索。
　　 果然，母亲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坐在病床上，连假牙都取掉了。那一刻突然发现母亲像极了姥姥。记忆中姥姥就没有牙齿，两腮深吸，下颌也深吸，因此记忆中姥姥就是一位老人。此刻的母亲也是这样，与姥姥不同的是，母亲并未身着姥姥永远不变的斜襟黑衣且腿腕缠了裹带头上包了围巾，母亲的牙齿也没有全脱落，说话中还能看到几颗若隐若现。
　　 因取掉假牙看上去迅速老了十岁的母亲，表现得很平静，告诉我降压药也吃过了。她关掉手机，放进包里，想想又拿出来，打开看看，再关掉。母亲的内心，一定翻江倒海，一定想问许多，一定想知道更多。就如之前有一天她突然问我，治疗中为什么会脱发，是不是不好的病？尽管我已经给母亲交代得足够清楚，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可母亲依然将信将疑。母亲的不相信，表现得也足够平静。
　　 此刻，我们也期待母亲多问一些，我们便可就此详细安抚她一些。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母亲就是不问，偏偏就要表现得如此平静。
　　 我们便也只当没事人一样，只任即将到来的大手术在各自的内心深处翻搅。有时候突然就搅痛了谁，出现长久的沉默。
　　 这个早晨的病房，空气尴尬地流动着。
　　 右侧病床上的女士以一贯的姿势坐着，默默流泪。管床医生进来：怎么又哭？这样能有利于恢复吗？
　　 陪侍的人替她答：她一疼，就要叹自己得了这样的病。
　　 准备离开的医生转身：如果哭有用，我替你哭都行。
　　 瞬间被他这句话打动。扭头细看，侧面，一位年轻的医生，语重心长的声音却如此入心。
　　 感觉有泪想涌上。如果，如果有效果，我替你哭，替你疼，替你痛，替你挨一刀，都行。
　　 我何尝不是这样在心里疼着母亲。可惜，病床上没有如果。
　　 我了解母亲的性情，沉静含蓄得叫人说不出的心疼。
　　 她或许知道我们不会告诉她真相，或许觉得事已至此多问也无用，不如听之任之。
　　 突然想起父亲。父亲最大的问题就是生病后不配合，而母亲完全不同。母亲的配合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不给我们增添更多麻烦。父亲的不配合，恰恰也是不想给我们增添麻烦，他总觉得，他一切都好，不要看病不用给他治病。他总说的一句话是“我好好的，不用你们管”。他总以为像壮年时候的小恙一样，扛扛就过去了。他没有意识到，再好的身体都抗不过岁月的侵蚀。
　　 于是当他躺在病床上无法自理时，我一遍遍问他：爸，不是说不用我们管吗？
　　 父亲无奈地笑，依然不配合。于是我们有时就忍不住要对他凶。有几次他甚至把输液的针拔出来，我们不得已，有一次还把他的双手绑在床上。
　　 父亲挣扎的画面，还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我们含泪问他：我们解开，你好好的，行不？他使劲点头。
　　 那时候对待他，就像对待一个孩子，柔一顿凶一顿。每每发完火，便要后悔。
　　 母亲不会。母亲一定会全力配合。母亲的不情愿，母亲的不能忍受，母亲的疼与痛，都会放在心里。

二

　　 手术室接病人的医生下来了，告诉母亲上个厕所，回来躺上手术床，脱掉身上所有的衣物。
　　 母亲怔了一下，听清是让她脱掉所有衣物。她迟疑了一下，便听话地躺进被子里，一件一件，慢慢脱掉身上所有，在被子里叠整齐，递出来。我知道，74岁的母亲是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面对外人，甚至她的孩子们。母亲的内心一定非常羞涩非常尴尬，但母亲的行动与表情没有表现出一丝反抗。
　　 赤条条的母亲躺在被子里，眼睛在我们身上移动，全是无助。我的泪水止不住就滑下来。不敢让她看到，躲得远远的。想叮嘱的几句话，也不能说。
　　 前一天大夫跟我们的谈话汹涌地跳出来，让人再一次心灰意冷。我觉得，再没有什么事比手术前大夫跟家属的谈话更让人绝望了。大夫竭尽所能，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统统摆在家属面前，有些还要无限放大。我了解大夫的职责，就是希望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全部告诉家属，即便是万分之一。可是，手术前本就到了脆弱边缘的家属，哪里还能经得住这样的打击？大夫描述的那些可能，都變成画面一幕一幕跳到面前，哪一条都如万箭穿心。
　　 嘴里随时想跳出三个字：不做了！
　　 可是，母亲的病没有更好的选择。
　　 大夫还在平静地阐述：哪一条万分之一的几率发生，对你们而言就是百分之一百。
　　 说实话，有一瞬我都在内心颤抖地想，我们该准备的，是不是不仅仅是手术本身？
　　 也因此，之前与其中一位大夫的谈话不是很愉快，原因就是他不强调成功的百分之八九十，只提可能存在意外的百分之一二十。谈话中间我与妹妹先后离开，可最后一刻，还是被他揪了回去，在已经听过另一位大夫谈话之后，再一次完整听了他的分析。
　　 他平静地把我们的心刺出血。
　　 出来后弟弟眼角挂着泪问我和妹妹：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这个手术？
　　 成年后，我第一次见他流泪。但是，母亲的病无可选择。
　　 远远望一眼被推至走廊的母亲，看不到她的脸。接床医生突然说，还有两张表病历中没有，需要找大夫要。我趁机留下来，目送母亲被弟弟妹妹推进电梯。
　　 前一天一位医生朋友说，手术在某种意义上算得上一次生离死别。
　　 扭身，面对一堵墙，让自己内心的汹涌肆无忌惮地挥发。好久好久无法平静，无法去找大夫要那两张表。 　　 身边人来人往，有人匆匆而过，有人发现了我的失态。然而没有人因此停一停，更没有人从内心难过一下。即便是与我有同样处境的人，也不会设身处地了解我此刻内心的悲凉与绝望。是的，我的疼痛，只是我自己的。我的母亲只是我的母亲，与别人无关。每个走进医院的人都在心里疼着一个人，那个人是他的亲人，他依然无法随时体验别人的痛。
　　 就如几天前在住院楼前，一位司机按着喇叭催促着走在前面的我与母亲，将母亲惊得一个趔趄。回身与他争执，他急吼吼说他着急接病人。我有些失态地愤怒反驳：看不到你前面也是病人吗？没病谁来医院！
　　 我与他，都没心情体验对方亲人的痛，也无法理解对方的焦急心痛。我的母亲，此刻只被她生养的几个孩子彻骨地揪心着，以及因她的孩子延伸出的亲人们。
　　 我们做主，把母亲赤裸裸交给一个未知数。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手术后可能产生的后遗症，母亲全然不知。她只以为，手术之后，会恢复从前。
　　 我的母亲，昨天还与我笑谈的母亲，会不会安然无恙？顺利度过麻醉关，手术关，及更长的康复期？
　　 我的母亲，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是什么模样？
　　 我的母亲，如果之后发现并非一次手术就能变回从前，心情会坏到什么程度？
　　 父亲很早就参加了工作，母亲从19岁嫁与父亲起便独自承担起家中男人与女人的全部责任。地头那种劳作，不细说也能想象得到。别人家男人下地，女人做饭照看孩子，农忙时节都累到不行，母亲却需要一个人兼顾这些。好不容易我们长大了、成家了，她又要照看孙儿，甚至外孙，再后来又侍候卧床的奶奶，之后便侍候生病无法自理的父亲。两年前送走父亲后，觉得母亲终于可以不用受累侍候人了。
　　 谁知道，她却病了。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你只能咽下，无力辩解，无法抗争。

三

　　 手术室外，并不安静。大多数人在聊天，很大声。所以，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大。当然，其间有如我一样，沉默地等待手术室门开的人。有朋友不断发来信息：七夕快乐。
　　 我静静一颗心，流泪回复：快乐。
　　 有得知母亲手术的几位好友发来问候与安慰的信息，我没有立即回复。因为一回复，她们的温暖就会穿透我心。我那个时间的情绪脆弱到一触即发，经不住任何轻轻一碰。我坐在手术室外最后的角落里，想象着门里的母亲。母亲第一次经历这样大的事情，此刻会想些什么？她一定会祈祷自己平安，又要凭借自己有限的想象，紧张地关注随之而来的手术情形，一定还会心疼又让我们花很多的费用。
　　 陌生的手术室，陌生的医护人员，陌生的明天，洁白、冰冷，包围着母亲。
　　 此刻的医生会跟她交代什么？听力很差又不会说普通话、还不能顺畅听懂普通话的母亲，是不是极度惊恐？
　　 最好的朋友还是不听话地跑来了，如她所说要陪在我身边。见她的一瞬，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她抱着我，含泪听我诉说内心的惶恐，一起聊无常的人生。
　　 经历过家人生病的几年中，我时时会觉得，或许正有一个恶魔，悄悄潜藏在我身体的某处，偷偷侵袭着我的健康。而我，却不知不觉，直到哪一天猛然发觉，接受随之而来的所有冰冷。
　　 远处的电梯外，永远密集挤站着要上下楼的人群，总是连过往的通道都不会留出。每个人都是极度焦虑的眼神。偌大的住院楼里，密密住着数不过来的病人。
　　 每一个病人，都牵动着好多颗心。
　　 手术室外，始终站着一些人。门一打开，便蜂拥而上，看看是不是自家的亲人。从里面出来的亲人，是不是安宁。
　　 记得上一次母亲在CT室检查时，一个年轻的女子蹲在检查室外默默擦泪。她身边的小儿两岁左右，大多数时候看不到妈妈的伤悲，偶尔抬头看到，也只是用小手轻轻替妈妈拭一下泪。他幼小的内心，无法了解妈妈的伤悲，瞬间便跑远，进入他的世界。
　　 年轻妈妈忙乱地照看着孩子，又担心着检查室内的亲人。里面，一定是她的母亲，或者父亲。
　　 周围人声嘈杂，大多在关注着自家排号的位置，是不是被人挤占？偶尔还要与出来收号、态度却不好的医生争吵几句，根本无法顾及周围是不是有人心痛。其实，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哪一个不是带着深深的痛？
　　 时间一分分过去。希望手术早些结束，但又怕极了中途有医生出来叫着母亲的名字喊家属。那扇门开一次，心便跟着跳一次。
　　 记得几年前，也是在手术室门外。那扇神圣的门打开，一位医生大声喊一个病人的家屬。一伙人慌张着蜂拥而上，听医生平静交代：打开发现情况很差，请作好思想准备！
　　 一位家属随之晕倒在地。那群人又疯狂地拍打着喊她的名字。
　　 终于，在没有准备的时间，听到母亲的名字。
　　 急切却忐忑地冲过去，听到最欣慰的一句：下去把床推上来，准备接病人。一颗心放稳了些，再想要听些什么，对方不再说，门把他的背影关在里面。那一刻，那个几近完美的背影深深印在记忆中。
　　 看表，12点整，手术时间仅仅过去三小时，比预估的五六个小时提前了很多。
　　 医生什么也没说，便是手术结束了;手术提前结束，便是很顺利了。
　　 谢天，谢地，谢所有。
　　 在陆续推出几个术后病人之后，终于迎出母亲。我们冲上去。跟随的医生拍拍母亲：醒醒。
　　 母亲睁开眼，很快又疲倦地合上。我们喊：妈！她嗯着答应。
　　 泪又涌出。我们的母亲，安然出来了。她还是好好的母亲。
　　 从六楼的手术室到五楼的重症监护室，一路来不及细看母亲。有一瞬被挤在侧面，让我看到因手术摘去头巾的母亲后脑勺头发几乎脱净，那是之前药物治疗的副作用。
　　 那一刻的母亲在我眼里又陌生起来。
　　 无限悲凉。 　　 脑海里曾想象过母亲看到自己一根根落发的心境。就如有一天家中一盆花枯萎。一片片整理那些枯叶时，突然觉得像极了母亲的一根根落发。
　　 我能做的，就是给母亲买一块漂亮的头巾做帽子。可上门那天，还是想象着各种可能。我不知道，出现在面前的母亲，落发是不是很严重。
　　 如果很严重，我该如何安慰母亲？
　　 门开了，母亲依然如平素那样笑盈盈。迅速瞅一眼母亲的头发，还好，不至于太严重。急急从包里掏出头巾，围在母亲头上。不想细看母亲的头发，甚至没有去抚摸一下。就如手术前不想与母亲谈论手术一样，想尽量用我们的云淡风轻抚慰母亲焦虑的心。
　　 心，却悄悄疼。
　　 此刻，脱去头巾的母亲，后脑勺赤裸裸呈现在面前，我才知道很严重。
　　 才又忍不住想，母亲独自照镜子的日子里，母亲一把把捡拾地上落发的日子里，是什么样的心情？

四

　　 我们被挡在重症监护室外。
　　 接下来，是未知的几天。我们无法看到母亲。
　　 才后悔，术前只顾装淡定，忘记交代母亲一些关键事情。比如该告诉她术后有可能在重症监护室待几天，那是没有亲人在身边的日子，那是需要她独自面对疼痛、独自与医护人员交流的日子。
　　 她若带着疼痛清醒，看到依旧是陌生的面孔，会不是以为自己很严重？
　　 回望监护室门外，才发现这里变成集体大旅店。门外本供家属休息的一排排座椅，被家属们这家一个那家一排占用，与座椅并排的是一张张类型各异的简易床。有的家属一家竟达七八口人，除了人当然还有吃穿用各类生活用品。一方天地，成了一家人的一片天空。一天一天，他们在这方空间里吃饭、睡觉，等待亲人。
　　 日子风平浪静，内心却燃烧着满满的焦虑与不安稳。
　　 每天早晨，一个年轻女孩总要在固定的时间走到前方那扇玻璃门前，脸上敷一片面膜。一天正敷着，突然一个声音传来：23床家属！她急慌慌扯下面膜迎过去。声音是从重症室的窗口传来的。所有的家属其实随时都竖着耳朵，因为那扇窗口是联系监护室内亲人的唯一窗口。时间久了，家属之间都互相知道谁家是几号。住得离监护室远些的，也就会放心一些，因为近处的总会扯开更高的嗓门替医生传递：××号，喊你家呢！
　　 除了偶尔一些病情的交谈，大多数时间家属们是坐着发呆，躺在床上轮流休息。监护室的门大部分时间严严实实，保持着看不到的神秘与安宁。
　　 被叫过去的人，听到好消息，或者坏消息。
　　 一个早晨妹妹告诉我，一个重症患者没了气息，被推出那扇门。她大致给我描绘了一下那种肃穆的场景。两天后在住院部大门，妹妹推推我：那天推出的就是这个样子。
　　 顺着她手指看去，手推车上一个物体被漂亮夺目的金色绸布包裹着。如果不是妹妹之前说过那天从重症监护室这样推出一位患者的尸体，我不会想到那是一口棺材。那金色让我隐约忆起爷爷去世时穿的长袍，就是这样富丽的色泽，那是父亲从城里买回的。上面一些图案，都是祥和的，却是沉重的。几位家属跟着，没有哭声。不知道被金色包裹着到了另一个世界的这一位，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多少天。只知道此刻出了这扇门，就是出了一个世界。他的前方，另一扇门向他敞开，他也做好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准备。其实此刻或者更早些时间，他已经成了另一个世界的人，只是他的身体依然被亲人留在身边，按生者的标准装扮着他最后的面容。
　　 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想起一个朋友曾描述她药物严重过敏的状况，她说昏昏沉沉中觉得自己飘在空中。“真舒服啊！”她是这样描述那一刻的心情的。记得我当时追问了她：真的是舒服吗？
　　 我相信这种“舒服”的描述。因为我常常会想到一些即将失去气息的人，被生者用力喊着“快醒醒”。其实那个时候，他们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哪有力气醒过来？而那种不想醒来的心情，是不是就是我们平素累极了想睡一觉的心情？是不是就是“很舒服”地入梦？
　　 谁都对那个未知的世界充满恐惧，但那是必须要去往的地方，所以极其想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感受与模样？
　　 朋友描述的“真舒服”让我心生一丝安慰。她又说，一回头，发现儿子在哭。便突然心疼了，儿子需要这个母亲，她还不能这样舒服地离开。于是她拼力又回来了。说这话时她还用手势比画着，从空中一下落了地。
　　 末了她总结，生与死之间，全在人的意志。
　　 金色包裹下的死者，多少次飘移在“真舒服”的状态中？他一定是一次次挣扎着回到亲人身边，一次次又飘向空中。最终他的意志疲惫到无力在大地与天空间抗争，抑或他各项器官衰老到完全抗争不动。
　　 唯愿，如此。
　　 监护室外的一角，居住着一位老者和一位年轻人。老者至少75岁，儿子有些年轻。他们选择了幽暗的角落摆下一应生活用具。一张简易床极窄小。老人身高体胖，睡在上面总觉得拥挤不舒坦。
　　 大多数时间，老人坐在床边一张小凳子上，一句话不说，静静看着眼前流动的人。到了吃饭时间，他接过儿子买来的一碗面，或一份米饭，坐在角落里安静吃完。有时候，他用脚边的榨汁机做一些汤食，自己喝，也送进重症监护室给躺着的亲人。
　　 我想象着，里面一定是他的老伴，与他一路风雨兼程走到今天的老伴，当年被他爱着疼着的那位大姑娘。可是走着走着，老伴就走不动了，直到躺在他们的床上，直到来到这个地方，直到连病房都下不去。
　　 一次探视时间过后，我看到老人從监护室出来。旁边有人问：怎样？他搓着手笑笑：还那样。
　　 还那样的老伴，有没有能力与他交流沟通？
　　 以后无数次，我的目光不由自主投向这位老人。他和儿子几乎没有交流，各自躺着、坐着、等着。一天，他正疲惫地睡去，窗口呼唤谁家的声音把他突然惊醒，起身一脸惊愕，四下张望。 　　 不知道他的老伴在里面躺了多长时间，不知道他还要这样等待多少天。
　　 他的内心，从早到晚装满一墙之隔房间内病人的忧虑。
　　 有几次，特别想跟他说说话，还是忍住了。能与他说什么呢？
　　 生的悲凉，无非如此。
　　 母亲是手术后暂时入住重症监护室，时间大约两三天，但许多病人是因为病情严重，要长久住在这个地方。远道而来的家属们，便在一门之隔的外面，一天天熬着时光。
　　 这些病人，有每日定点一次探视，只允许进入一人。一次一位老人家想进去看看，几位家属嘱咐一位年轻人：你带着进去，就说老人身体不好需要搀扶。
　　 果然，门口把关的医护人员宽容，破例放入两位探视人。
　　 看得心动。
　　 与我们临时占据空间的邻居，占着两排座椅，中间放着一张床。一排座椅与床并列，增加了床的宽度，可以并排躺两三人。一排座椅充当着柜子桌子，上面衣物餐具满满当当。这场景一看就是持久战。大多数时候，一家五六口人都在商量着一些事。有一次终于听明白，里面递出病危通知书。
　　 一位女子边哭边说，另一位冷静相劝：这个时候还哭什么，该准备什么，抓紧。
　　 后来知道，哭的是女儿，劝的是儿媳。
　　 一家人便作着离开的准备，也纠结着商量着要不要给老人拔去维持生命的那根管子。
　　 他们的父亲，还在呼吸，依靠一根管子。那么他们的父亲，是不是一直处在朋友说的“真舒服”的时光里？那根管子，犹如一根风筝线，牵扯着他，死死抓着他，不让他飞离。
　　 生命挣扎至此，还有多大的意义？但我明白，家属轮流着，几天进去看一下那个不会说话不会睁眼的父亲，也是亲人在身边的暖心。
　　 一个下午，监护室门外很远处又铺开一家人。像我家一样，再没有一排座椅让他们依靠，只能打地铺。有几位是十六七岁的少年。那个下午，他们青春的脸上挂满忧郁。即便低头摆弄手机，也是心不在焉。门里的亲人，牵挂着他们年少的心，也终于让他们明白，生活不只有外面闪烁迷离的世界，还有太多太多的忧愁。
　　 一个一两岁的孩子，穿着吱吱作响的鞋子来回跑动，穿梭在一张一张床位间，高兴时便发出清脆的笑声。每当这时，沉着头的人们便直起身来，微笑着回应这快乐的童声。
　　 包括那位角落里的老人。
　　 每天上午十点钟，医院保安都会来到这里检查。家属们也早已懂了规矩，早早便收拾起铺开来的床铺，让监护室门外恢复十几分钟的整洁安宁。保安每天行使他们的职责。他们明白，一转身，身后便是原样。其实很感谢医院的人性化，让很多农村来的家属省了不少住旅社的费用。这是一座全新的住院大楼，监护室门外已足够宽敞明亮，可还是容纳不下所有的家属。有些就再上一层，或下一层。母亲住进这里才终于知道，她病房所在的四楼空间里，为什么总是住着身边堆放着锅碗瓢盆的人。

五

　　 母亲住进监护室的当天下午，她的名字终于第一次在那个神秘的窗口响起。跑过去，是护理人员在收护理费。他脸上挂着笑，说300元吧，两天应该差不多。
　　 赶紧问他，我们的母亲怎样？他说挺好。
　　 一颗心放下一些。下午六点，本院工作的朋友上来。或许手术前他见到过我崩溃中的那种绝望神情，便想了办法要带我进去看看母亲。另一个通道，我跟着进入神秘的监护室。
　　 看到母亲，我冲过去叫了一声：妈——
　　 母亲睁开眼又疲倦地闭上，但是清晰地答应着。
　　 我说：好好的，我们都在外面等。
　　 母亲努力回：都回，不要等。
　　 医生警告：不要离她那么近。
　　 问母亲：感觉怎样？她说：渴。
　　 一直在忙碌地监测母亲身体各项指标的医生说：我们会照顾好病人，你看一眼便可放心。
　　 出了门才想起忘记细看母亲的模样，忘记谢谢辛劳的医生。好在匆忙间拍下一张照片。打开，才发现母亲身上插满管子，只鼻孔中就有两根。但心又放下许多，知道母亲意识清醒。
　　 此刻，我的母亲平安度过麻醉关、手术关。欣慰中，还藏着大的担心。因为术后感染极可能出现更可怕的症状，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次日一早被闹钟惊醒，看到弟弟发来信息，告诉我们刚刚见到护理母亲的男子，问他，说母亲“挺好的”。
　　 挺好的，三个字一下击出我的泪水。我那受过大痛的母亲，此刻“挺好的”，与我梦中梦到的情形是相反的。我是多么想听到这三个字啊！
　　 母亲挺好的，这个世界就挺好的。
　　 接下来，得空便找主治医生，随时打探着母亲的情形，回答的情况都是“不错”。尤其是从一位医生嘴里听说，母亲第二天换药时就可以自己坐起来了。
　　 欢喜中，继续着好的期待。
　　 这中间，那个窗口几次叫到母亲的名字，无非是买药，要所需物品。
　　 母亲是三天后回到病房的。撤掉临时放了三天的那张床时，周边的家属们投过羡慕的目光，包括那位老者。
　　 我们相视笑笑，无声为对方送出内心的祝福。
　　 迎接母亲回病房的仪式是神圣的。护士姑娘们已经细心将空了三天的床铺铺得整整齐齐。主治医生也一边高兴地告诉我们马上要回来了，一边说着内心的担忧：回来就全靠你们了，一定护理到位啊！
　　 带着各种管子回到病房的母亲满脸笑容。按要求將母亲安顿好，一一记下医生护士的叮咛。之后争先恐后各种询问：在监护室怎样？看不到我们是不是很担心？与医护人员沟通是不是很困难？
　　 母亲却开口问：今天星期几？我在里面住了几天？
　　 我们答三天三夜时，母亲惊讶，她一直以为是两天。她还说，第一天尤其漫长，觉得疼痛到熬不到头。 　　 可是现在，母亲好好地坐在熟悉的病床上，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给我们慢慢讲述着三天的心情与情形。母亲说手术后她觉得嗓子说不出话，吓得以为以后不能说话了，便一遍遍自己发声。那怪异的声音让护理人员疑虑：这老太太是不是神经病？
　　 母亲听力很差，这话却听到了，马上反驳：我不是神经病！
　　 护理人员笑了，他们顺利完成了第一次对话。
　　 赶紧给母亲戴上假牙，又用那块漂亮的花丝巾包了头，换了干净衣服。除了满身的管子，母亲又恢复到术前的模样。她的面容，又和姥姥有了区别。
　　 左侧病床上的男子又在啊呀。年轻的儿子一跃而起：爸，又疼了？
　　 疼，疼，疼。男子挣扎着要坐起来，到一半又要躺下。
　　 “可怜的，他是怎样都疼。”右侧陪床的女人看着他。他的伤口在身体右侧，裹着厚厚的纱布，拖着长长的管子。
　　 一位工作人员推着满满一平车药品，哼着歌，通过我们所在的病房，进入药品间。
　　 又一阵撕心裂肺的声音从外面的房间传进来，毛骨悚然。
　　 人的哪怕一个微小器官，都影响着整个身体甚至生命。不像一些树木，半根都枯了，整棵树却能不死，活着的部分一年年继续展示自己茂盛的活力。想起家中一株绿植，因为太能生长，被砍去。没想到几个月后，早已干枯的根部却突然爆发出点点绿芽。这可是放置了几个月没浇过一滴水的干土啊。这嫩嫩的绿，竟然悄悄从枯枝里探出头。
　　 还是没有搭理。又过了一段时间，叶子倔强地一天天长大。突然有一天，发现里面的土湿润了。问老公，果然是他浇的水，果然是他被这坚强的绿、执着的生命感动了。
　　 如今，那些叶子绿油油地已经长了三寸多长。多少次看着它们想，人的器官，若如它们坚强，该有多好。
　　 主任带着主治医生及实习医生进得病房。或许因为上午手术，他们查房时间挪到下午。详细询问了母亲身体情况，又了解了同病房两位病人病情。我知道，第二天床头的输液单会作出新的调整。一滴滴液体，是医生的一次次心血与智慧。由此，觉得他们查房时的身姿最动人。
　　 听到消息的亲人们陆续打来电话，母亲欢喜地一个个告诉大家自己回到病房的消息，那神情就如家里发生了一件大喜事。突然想，人对于苦难的承受力，以及退后一步的韧性，有多么大啊。从当初得到母亲生病的绝望心痛，到今天的欢欣鼓舞，不是失去什么，反而是得到的无边喜悦。
　　 难道，这便是苦难最终要赋予人的？便是来自生命锤击后的获取？行走于大地与天空之间，便是要随时承受来自踏实与缥缈的双重垂青吧。
　　 之前有多悲，之后便有多喜。
　　 带着这喜，我拿起母亲之前换下的衣服，走进卫生间。这竟是我第一次為母亲洗衣服，尤其是内衣。一件件浸入盆中，看它们在水中翻滚。
　　 那一刻，内心升起无限神圣。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