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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琼是抗日战争时期一名十分英勇的革命烈士。1914年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王家坪乡一个富裕人家的贺琼，自幼不满封建礼教的束缚，少小离家求学追求真理，成年后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不料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候，被其侄子出卖而被捕。贺琼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曾托人从狱中暗地里带出了一张纸条，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和对革命的信念。
贺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是如何投身革命的？其侄子又为何要出卖她？她从狱中托人带出的纸条到底写了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引起后人的广泛关注。
少小离家寻求真理
贺琼的家境较好，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其父亲去世较早，母亲明氏只有贺琼这个独生女儿。明氏是一位开明贤达之人，自从丈夫去世之后，就以顽强的意志撑着这个家。整个家庭当时并不只有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贺琼的叔伯兄嫂及侄儿贺俊奎与她们一起生活，贺俊奎当时已过寄给了明氏，明氏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当家之人。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贺琼长大后有所作为，明氏还专门请了一位饱读诗文的老秀才做贺琼的私塾先生。在家开设私塾后，明氏还特意从附近邻舍招收了几个小孩伴读。贺琼从小聪慧过人，加之私塾先生的指教，她对旧体诗文能过目成诵，并写出了不少新体诗佳句，常常得到私塾先生的好评。1930年底，贺琼在与母亲谈话中透露了自己想外出洪江求学的想法。母亲明氏就托人送女儿到会同县立第二小学（校址设在洪江丫岔田）读高小。该校校长胡难是会同广坪人，也是新潮派人士，思想比较进步，对贺琼这位老乡甚是关怀并重点培养。
1933年，18岁的贺琼高小毕业，母亲明氏就托付校长胡难，要其带贺琼去省城长沙考学。胡难带着贺琼步行到隆回桃花坪，然后才搭汽车抵省城。到了长沙后，贺琼考入长沙明宪女子中学。
其时的长沙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推动下，风起云涌，抗日呼声在校园里击浪相传，长沙城还成立了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贺琼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洪流，将家中寄给她的生活费节俭下来捐给了抗敌后援会，并积极发动社会力量捐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表达自己抗战的心声，贺琼奋笔书写了“作客他乡年复年，有谁抚慰有谁怜，何时痛饮黄龙酒，变我山河百度新”的诗句，此诗句表明了她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随后不久，贺琼加入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
1937年底，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号召全省已受集中军训的学生及部分老师回乡参加各县的民众训练工作，作好打击侵略者，抵御外侮的准备。这样，贺琼所在学校的同学们都纷纷离校回家乡投身民训队的工作。
投身抗战立志救国
1938年初，贺琼经会同民训总队安排到洪江参加抗日民训工作，一起工作的还有陈兴、文振亚、周汝聪等7人。在民训工作中，贺琼负责妇女工作。为使妇女改变思想观念，她积极上门做女同胞的思想工作，发动她们投身抗日运动。在贺琼的鼓动下，当时就有300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洪江女子工读团”。“工读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前方抗日军人和后方流亡同胞做好后勤工作。在这次民训活动中，贺琼最大的收获就是联系上了洪江地下党组织。
1938年7月，民训队撤离洪江，但贺琼仍留在洪江，与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继续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同年11月，贺琼经中共湘西工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时，原驻洪江的国民党军三七o团已经开赴前线，中共洪江支部江仁杰、杨继兴、朱泽生、贺琼、向泽元等人看到《洪江晚报》无部队经费的支持难以为继时，就接办了《洪江晚报》。他们将报社的地址由小对河迁至湘乡会馆，对报社工作人员作了调整，江仁杰自任总编辑，杨继兴、朱泽生、向泽元等任编辑，胡少白为外勤记者，贺琼、周汝聪等为特约撰稿人。报社聘请了原编辑部一些进步人士，目的是想利用报纸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当时办报的经费来源困难，大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薪水资助。尤其是贺琼更是多次慷慨解囊，积极筹资。她还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捐资办报，并以曼石、金缨、卞石、京林等笔名发表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当局假抗日真反共的文章，全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中共组织的抗日活动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当局害怕这股力量的崛起，就想方设法压制人民的抗日呼声，对地下党及抗日积极分子施行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的活动又从公开逐渐转入隐蔽。迫于形势的压力，部分党员相继转移离开了洪江，此时的贺琼也离开洪江前往长沙。
1938年12月，贺琼在长沙参加了“湖南女兵团”战地服务队，奔赴浙江抗日前线抢救护理伤病将士。在前线时，战地服务队还协助难民收容所救济难民，为支援前线搬运物资，为前线换防下来休整的部队慰问演出。直到1939年秋，贺琼才从前线回到洪江。
刚回洪江不久，党组织就要尚留洪江的党员贺琼、朱泽生等4位同志尽快转移，因为国民党特务已对他们进行跟踪。为让同志们安全转移，贺琼要他们暂蔽不出，自己却只身回到王家坪家中筹措路费。
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由于贺琼需要的钱多且急，此时贺琼家中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得说服母亲与侄子贺俊奎平分家产，以变买自己那份换凑经费。且说贺俊奎虽然由明氏送到长沙读书，但他学无所成，在新潮思想影响下并无进步，属那种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之徒，此时听说贺琼要平分家产，他就以嫁出的女子无继承权为由，想独占这份家产而极力阻挠。母亲明氏也看透了贺俊奎，就站在贺琼一边，请来村中族老和乡绅出面协调，但族老和乡绅知道贺俊奎的为人，怕得罪而纷纷找借口离开了。
贺琼没办法，只好写了诉状到县城打官司。可贺俊奎也不是省油的灯，暗地里已向官员送了礼，要他们把案件一拖再拖，而自己却在背后加紧收集贺琼参加共产党的证据。贺琼不知贺俊奎这一恶毒的幕后手段，还住在会同县城的长沙饭店焦急地等待着公正裁决。然而，恰在这时，已经离开洪江的另几位中共党员江仁杰等以“木火”的署名从四川发来电报，要贺琼速汇4000元钱到重庆新华书店，没想到此电文被贺俊奎截获，于是加紧对贺琼的书房进行搜寻，找到了一些共产党员名单及党内机密文件、书信、照片等。贺俊奎拿着这些来到国民党会同县党部。
1940年7月2日，还在会同县城长沙饭店等候判决的贺琼被国民党宪兵抓获。被捕后，贺琼被暂时关押在宪兵营部，敌人软硬兼施，要贺琼供出同党。没想到贺琼这看似软弱的女子却大义凛然，将生死置之度外，令敌人大失所望。没多久，贺琼就被转送到会同看守所关押。
随后，国民党按照贺俊奎提供的名单进行了搜捕，不到两个月，当时湘西境内的会同、洪江、黔阳、绥宁等地一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关押，贺俊奎也因此被提拔为巫水乡宪兵队副队长。而贺琼的母亲明氏十分着急，四处活动，一大把年纪还亲自找到国民党会同党部书记明泽荣，以家产任选两百石谷的田产为礼说情。明泽荣要明氏劝贺琼交代上级负责人及联络方法就可答应放人。明氏知道这个交换条件是不可能让贺琼屈服的，但抱着对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还是找到了贺琼，转说了明泽荣的态度。贺琼见到自己的母亲，感到不能报答对母亲的养育之恩而内心十分悲痛，安慰着母亲，在民族大义面前，表明了自己要以死来报党报国才对得起其他涉及自己而被捕的同志。明氏没曾想这次与女儿含泪告别却是永远的诀别。过后不久，国民党几位负责人先后对贺琼进行了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倒被贺琼问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1940年12月中旬一天深夜，恼羞成怒的国民党见贺琼对组织的事闭口不谈，反而与国民党作对，就以转押洪江为由，将贺琼捆绑堵嘴从县政府的后门带出，推到东门外三里远的藕塘坳山上一个废矿井前，敌人最后限她悔过认罪，没想到贺琼面对死亡又痛斥了国民党一番。于是，敌人对着贺琼的背连开数枪，贺琼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被掩埋在废金矿坑里，牺牲时年仅26岁。
贺琼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后，难友们非常悲愤，想起贺琼在狱中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让他们深受鼓舞。的确，贺琼在狱中除同敌人进行周旋外，还在狱中进行抗日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共内幕。在狱中，她写下了一首表达自己决心和意志的诗句：“辛苦遭遇事未全，悲民悲国不悲身。此身愿为山河碎，一寸丹心伴月明！”此诗宣传和鼓励狱中的难友坚定立场，不要背信弃义，要做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后来，贺琼这张写有诗句的纸条托好心的女看守张嫂带出监狱转交给了贺琼的亲友。
贺琼牺牲后，为纪念她对革命忠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后人在会同城郊建了一座贺琼亭，亭前的石碑就雕刻着贺琼的诗句。
（摘自2004年3月28日《怀化广播电视报》“旧闻轶事”版）
贺琼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是如何投身革命的？其侄子又为何要出卖她？她从狱中托人带出的纸条到底写了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引起后人的广泛关注。
少小离家寻求真理
贺琼的家境较好，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其父亲去世较早，母亲明氏只有贺琼这个独生女儿。明氏是一位开明贤达之人，自从丈夫去世之后，就以顽强的意志撑着这个家。整个家庭当时并不只有她们母女俩相依为命，贺琼的叔伯兄嫂及侄儿贺俊奎与她们一起生活，贺俊奎当时已过寄给了明氏，明氏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当家之人。
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贺琼长大后有所作为，明氏还专门请了一位饱读诗文的老秀才做贺琼的私塾先生。在家开设私塾后，明氏还特意从附近邻舍招收了几个小孩伴读。贺琼从小聪慧过人，加之私塾先生的指教，她对旧体诗文能过目成诵，并写出了不少新体诗佳句，常常得到私塾先生的好评。1930年底，贺琼在与母亲谈话中透露了自己想外出洪江求学的想法。母亲明氏就托人送女儿到会同县立第二小学（校址设在洪江丫岔田）读高小。该校校长胡难是会同广坪人，也是新潮派人士，思想比较进步，对贺琼这位老乡甚是关怀并重点培养。
1933年，18岁的贺琼高小毕业，母亲明氏就托付校长胡难，要其带贺琼去省城长沙考学。胡难带着贺琼步行到隆回桃花坪，然后才搭汽车抵省城。到了长沙后，贺琼考入长沙明宪女子中学。
其时的长沙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推动下，风起云涌，抗日呼声在校园里击浪相传，长沙城还成立了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贺琼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洪流，将家中寄给她的生活费节俭下来捐给了抗敌后援会，并积极发动社会力量捐款。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为表达自己抗战的心声，贺琼奋笔书写了“作客他乡年复年，有谁抚慰有谁怜，何时痛饮黄龙酒，变我山河百度新”的诗句，此诗句表明了她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随后不久，贺琼加入湖南学生抗日救国会。
1937年底，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号召全省已受集中军训的学生及部分老师回乡参加各县的民众训练工作，作好打击侵略者，抵御外侮的准备。这样，贺琼所在学校的同学们都纷纷离校回家乡投身民训队的工作。
投身抗战立志救国
1938年初，贺琼经会同民训总队安排到洪江参加抗日民训工作，一起工作的还有陈兴、文振亚、周汝聪等7人。在民训工作中，贺琼负责妇女工作。为使妇女改变思想观念，她积极上门做女同胞的思想工作，发动她们投身抗日运动。在贺琼的鼓动下，当时就有300多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洪江女子工读团”。“工读团”的主要任务是为前方抗日军人和后方流亡同胞做好后勤工作。在这次民训活动中，贺琼最大的收获就是联系上了洪江地下党组织。
1938年7月，民训队撤离洪江，但贺琼仍留在洪江，与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继续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同年11月，贺琼经中共湘西工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时，原驻洪江的国民党军三七o团已经开赴前线，中共洪江支部江仁杰、杨继兴、朱泽生、贺琼、向泽元等人看到《洪江晚报》无部队经费的支持难以为继时，就接办了《洪江晚报》。他们将报社的地址由小对河迁至湘乡会馆，对报社工作人员作了调整，江仁杰自任总编辑，杨继兴、朱泽生、向泽元等任编辑，胡少白为外勤记者，贺琼、周汝聪等为特约撰稿人。报社聘请了原编辑部一些进步人士，目的是想利用报纸的合法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当时办报的经费来源困难，大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薪水资助。尤其是贺琼更是多次慷慨解囊，积极筹资。她还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捐资办报，并以曼石、金缨、卞石、京林等笔名发表抗日救亡、抨击国民党当局假抗日真反共的文章，全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中共组织的抗日活动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当局害怕这股力量的崛起，就想方设法压制人民的抗日呼声，对地下党及抗日积极分子施行镇压。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的活动又从公开逐渐转入隐蔽。迫于形势的压力，部分党员相继转移离开了洪江，此时的贺琼也离开洪江前往长沙。
1938年12月，贺琼在长沙参加了“湖南女兵团”战地服务队，奔赴浙江抗日前线抢救护理伤病将士。在前线时，战地服务队还协助难民收容所救济难民，为支援前线搬运物资，为前线换防下来休整的部队慰问演出。直到1939年秋，贺琼才从前线回到洪江。
刚回洪江不久，党组织就要尚留洪江的党员贺琼、朱泽生等4位同志尽快转移，因为国民党特务已对他们进行跟踪。为让同志们安全转移，贺琼要他们暂蔽不出，自己却只身回到王家坪家中筹措路费。
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由于贺琼需要的钱多且急，此时贺琼家中一时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只得说服母亲与侄子贺俊奎平分家产，以变买自己那份换凑经费。且说贺俊奎虽然由明氏送到长沙读书，但他学无所成，在新潮思想影响下并无进步，属那种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之徒，此时听说贺琼要平分家产，他就以嫁出的女子无继承权为由，想独占这份家产而极力阻挠。母亲明氏也看透了贺俊奎，就站在贺琼一边，请来村中族老和乡绅出面协调，但族老和乡绅知道贺俊奎的为人，怕得罪而纷纷找借口离开了。
贺琼没办法，只好写了诉状到县城打官司。可贺俊奎也不是省油的灯，暗地里已向官员送了礼，要他们把案件一拖再拖，而自己却在背后加紧收集贺琼参加共产党的证据。贺琼不知贺俊奎这一恶毒的幕后手段，还住在会同县城的长沙饭店焦急地等待着公正裁决。然而，恰在这时，已经离开洪江的另几位中共党员江仁杰等以“木火”的署名从四川发来电报，要贺琼速汇4000元钱到重庆新华书店，没想到此电文被贺俊奎截获，于是加紧对贺琼的书房进行搜寻，找到了一些共产党员名单及党内机密文件、书信、照片等。贺俊奎拿着这些来到国民党会同县党部。
1940年7月2日，还在会同县城长沙饭店等候判决的贺琼被国民党宪兵抓获。被捕后，贺琼被暂时关押在宪兵营部，敌人软硬兼施，要贺琼供出同党。没想到贺琼这看似软弱的女子却大义凛然，将生死置之度外，令敌人大失所望。没多久，贺琼就被转送到会同看守所关押。
随后，国民党按照贺俊奎提供的名单进行了搜捕，不到两个月，当时湘西境内的会同、洪江、黔阳、绥宁等地一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关押，贺俊奎也因此被提拔为巫水乡宪兵队副队长。而贺琼的母亲明氏十分着急，四处活动，一大把年纪还亲自找到国民党会同党部书记明泽荣，以家产任选两百石谷的田产为礼说情。明泽荣要明氏劝贺琼交代上级负责人及联络方法就可答应放人。明氏知道这个交换条件是不可能让贺琼屈服的，但抱着对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还是找到了贺琼，转说了明泽荣的态度。贺琼见到自己的母亲，感到不能报答对母亲的养育之恩而内心十分悲痛，安慰着母亲，在民族大义面前，表明了自己要以死来报党报国才对得起其他涉及自己而被捕的同志。明氏没曾想这次与女儿含泪告别却是永远的诀别。过后不久，国民党几位负责人先后对贺琼进行了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倒被贺琼问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1940年12月中旬一天深夜，恼羞成怒的国民党见贺琼对组织的事闭口不谈，反而与国民党作对，就以转押洪江为由，将贺琼捆绑堵嘴从县政府的后门带出，推到东门外三里远的藕塘坳山上一个废矿井前，敌人最后限她悔过认罪，没想到贺琼面对死亡又痛斥了国民党一番。于是，敌人对着贺琼的背连开数枪，贺琼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被掩埋在废金矿坑里，牺牲时年仅26岁。
贺琼牺牲的消息传到狱中后，难友们非常悲愤，想起贺琼在狱中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的精神让他们深受鼓舞。的确，贺琼在狱中除同敌人进行周旋外，还在狱中进行抗日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反共内幕。在狱中，她写下了一首表达自己决心和意志的诗句：“辛苦遭遇事未全，悲民悲国不悲身。此身愿为山河碎，一寸丹心伴月明！”此诗宣传和鼓励狱中的难友坚定立场，不要背信弃义，要做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后来，贺琼这张写有诗句的纸条托好心的女看守张嫂带出监狱转交给了贺琼的亲友。
贺琼牺牲后，为纪念她对革命忠贞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后人在会同城郊建了一座贺琼亭，亭前的石碑就雕刻着贺琼的诗句。
（摘自2004年3月28日《怀化广播电视报》“旧闻轶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