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我当记者的第三年。有点好笑，我们这一拨年轻记者，还没来得及产生职业倦怠就撞上整个大环境的凋落。几乎从我进入这个行业开始，每天都有朋友在离开。
　　小说《杰夫在威尼斯，死亡在瓦拉纳西》第一章，记者杰夫要交一篇艺术类的稿件，可是他写不出，半个小时，就盯着电邮发呆，邮件是准备发给编辑的，内容是：“我再也不能干这种破事了。你的杰·阿上。”说实话，我在心里写过这样的邮件。但我又深知这厌倦感多是来自无能、缺乏耐心，我自己是看不起的。
　　我宁愿去行动，在行动中去感受，去想问题，再解决问题。
　　在《南方人物周刊》遇到的第一个困惑是关于提问。以前我一直以为最好的访谈是在聊天中让采访对象“流淌”出好答案。于是我在采访倪萍的时候，也“聊天”了。结果那场采访，我从头到尾几乎被她控制着。我沮丧了很久，甚至觉得自己不会提问。
　　现在我还是相信平等是最好的交流方式。与其说选择什么样的访谈方式，不如说这是自然而然的。达到平等需要努力才能实现，包括视野、见识和控制力各个维度的提高。功力增长之前，我逼着自己胆子更大一些，少些“我很理解你”的姿态，抛多些质疑。再是多些意志，对方把球扔回来，也得耐着性子再发几个过去。这种自省确实带来小小的进步。后来采访王珞丹，我能感觉到她自得于自己的“聪明”，大大咧咧、与众不同也许正是她的保护色，就顺着偶像包袱这件事问下去，倒也有趣。
　　这半年来开始进入娱乐报道的领域。明星的自我保护、经纪人或者宣传的层层把关，都让我一再焦躁。
　　报道明星究竟要写些什么？估计是我今年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也跟身边的老师同事聊。大家都会说起的一点是，比起巨大的光环，很多明星本人的丰富度很有限。越是乏味的普通人，越考验记者。我也逐渐认同，人跟人的差别非常细微，打动读者的很大程度上还是共鸣。但另一方面，明星行业的内在逻辑再微小，都值得一窥。毕竟是明星。昨天看到吕露在微博上写她跟几个“名人”在咖啡馆吃饭，被他们的粉丝围过来。粉丝看着她，从她的头，看到她的鞋子。像拍电影一样。她对“名人”朋友说，这就是生活，对吗？朋友说，我根本记不住他们的脸。我只知道他们像洪水那般过来。多好的笔触啊。
　　艺人（一些演员拒绝承认自己是艺人）的私人领域多大程度上是公共事件？这个界限似乎很是微妙，我至今也还没摸太清楚。我更愿意尊重对方的选择，这可能是一些明星会说挺信任我的缘故。
　　最大的困难终究是人本身的多义和复杂。何况是戏里戏外真真假假难分的演员。最近采访的两位演员都说，我都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人。蔡尚君导演的话给我启发，如果他是一个好演员，其实真正的自己就在戏里呈现出来了。你让他们剥离开作品去谈自己，他们就无从说起了。他又说，如果一个人对自我袒露和表达的准确性有要求，他一定是非常迟疑的。
　　以上的这些困惑和迟疑都让我在2014年过得安心。崩塌也就是重建吧。当走进一个人的内心被认为艰难甚至不可达时，我们会更谨慎、也更努力。关于什么是好报道有了越来越多的争议，书写的语态和思维方式也多元化了，这才有意思啊。
　　我在27岁来到一家沉静、谦卑的杂志社。每周同事们会聚在一起，像小工作坊的工人一样，围拢在咖啡屋里探讨采访写作。咖啡屋里的空气不太流畅，偶尔人会出神，想起外面世界的仓促，觉得这么一群人真可爱。
　　比起很多很多旧日子，2014年还可以了。空虚还在，紧张也还在，但我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