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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9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策动组织。旧中国仅有的两家民用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两航)2500余名员工在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的带领下。在香港宣布起义,12架飞机离港北飞回归新中国。接着,留港起义员工同美、蒋和港英当局展开了英勇的护产斗争。将大批航空器材、设备、油料抢运回内地。史称两航起义。两航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政权,切断了国民党残余政权的西南运输线,配合了中国大陆的解放,直接影响和带动了国民党政府在香港九龙的官僚资本企业机构招商局、中国银行等27个单位的相继起义。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电贺起义成功。并充分肯定了两航起义的历史功绩,称“是一个伟大的爱国壮举”。
2009年。笔者参与中国民航局组织创作的历史纪录片《两航起义始末》的前期工作,有幸拜访了当年参加两航起义的林雨水夫妇、秦永棠、陈耀寰、谢国良、何祖锐、甘嘉霖等几位老前辈。60年前,不是军人的他们,以起义的方式拥抱祖国。沧桑岁月的打磨,历史风云的变幻,两航起义所体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至今依然光芒四射。
林雨水:一家北飞见赤诚
在两航起义12架北飞飞机的机长中,目前健在的只有4位了。其中有一位是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队员,他就是今年89岁、已经在香港定居30年的林雨水(现名林炳煌)。2009年3月的一天,接到中国民航局的通知后,林老偕夫人周秀笙从香港飞到上海。借此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林雨水这位久闻大名的“飞虎”。我发现,两位老人布满沧桑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孩子般的天真的笑容。
林雨水,1921年出生,祖籍福建。他的一生中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华侨,为了抗日回国学习飞行,在美国西点军校当过教官。回国抗战参加过著名的“飞虎队”,飞过“驼峰航线”,打下过多架日本战机。因为抗日有战功,罗斯福、蒋介石给他授过勋。
1947年4月,林雨水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进步学生周秀笙结婚。此时的这位抗战航空英雄。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林老说:
我在国民党空军里干过。可是我没有参加国民党,这个立场一定要搞清楚。当时华侨的地位比较特殊,不是国民党党员也可以进空军,而其他人一定要国民党党员才行。我们是华侨。这样有利。到后来国民党打内战,我退出来了。我不参加内战。我哪怕失业。华侨可以退出来。抗战胜利后,我根本就不想当飞行员了。虽然待遇很好。薪水很高,但是要我打共产党,我不干。可我到底要吃饭,没钱,那怎么办呢?进入航空公司吧,所以我就进了中央航空公司当了运输机的副驾驶、机长。
我们问起林老与周恩来总理的一段往事,老人满脸兴奋:
我和总理早就见过啦。1946年夏天国共谈判。我当时驻守在南京大校场。在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有一天,我们五个飞行员说太热了,去新街口买点冰激凌吧。我们就身着便装,开吉普车到了新街口。新街口有一个卖冰激凌的店,我就停下来了。门口有一个站岗的,在保护周恩来先生。我就跑到前面去。对他说:“周先生。我们是爱国华侨,来打日本人的。现在国共在谈判。国民党搞内战,我们不参加打内战。我们打日本人,不是打中国人,不打共产党。”我表明了我的政治立场。
周先生得知我们是归国参加抗日的华侨飞行员,称赞道:“你们思想很进步嘛!”我还记得当时我想让周总理为我签名,却一时找不到纸张,就从兜里摸出五张面值500元的纸币。请周总理签名。他当时给我签字时用的是“新华”牌墨水笔。我和总理握手时很轻。我知道他的右手臂有伤……
这五张钞票呢。我们每个人一张,他们那些老兄后来都找不到了,我这一张,后来捐献给国家了。
林老取出一张500元面值钞票复印件。上面“周恩来”三个字仍然很清晰。“这个是复印件。后来听说这张钞票原件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已捐献给南京梅园新村博物馆了。”
1949年11月9日。林雨水偕夫人和女儿参加两航起义,成功飞往天津。11月15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请驾机北飞的50多名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一下就认出了三年前在南京见过的林雨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林老依然沉浸在幸福之中:
那天。周总理特地招呼我们说:“那个带家属的飞行员。让他们坐过来。我们聊聊。”一见面,原来就认识啊!总理微笑着抢先对我说:“啊!我们在南京见过。你们当时的思想就很进步啊……”
我们问林老:“您为什么参加两航起义呢?是和见过周总理有关吗?”林老说:
我当时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信心,甚至很恨他们。他们腐败,根本不为人民服务,完全为他们自己捞钱,老百姓很苦。我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我老婆对共产党印象也不错。
共产党对我的影响很大。很早在思想里有这么个基础,所以我全家一起参加两航起义。一家子都带上投奔共产党,我没有后路。
两航起义前夕,林雨水在香港央航总部当机长。每个月的薪水比别人高很多。但是,他们感觉这个不会长久。眼看着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特别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这些一心航空报国的爱国华侨都很想为新中国民航服务。那里才是他们长久的希望。
1949年11月8日,在香港市区的宿舍内,我们所有央航的飞行员关着门开秘密会。当时也很危险的。是在美国人鼻子下面。会上宣布,明天起义。会开到很晚,到半夜才完。还给我们一些资料。让我们知道明天起义用什么无线电频率跟国内联络。汉口人民广播电台会给我们导航。12架飞机中,央航2架,中航10架。
开完会以后已经是半夜了,我就回去告诉我老婆。说明天要行动了,你随便带一点东西。把孩子带上。我当机长。还要领航的。我把十几张地图连起来画线。很长。我就这段到那段多长时间、什么角度,都标出来。搞到天快亮时,我的工作才完,几乎没有睡觉。在香港不准有手枪的。我偷偷带了一把手枪去,里头也有子弹。我是军人出身,我起义,我要上飞机。万一国民党特务知道,不让我走,跟我动武,我拿手枪跟他拼老命。
说到此,林老用手比画着打手枪的动作,一脸的坚定,仿佛回到了60年前那个伟大的黎明。
11月9日,车开到机场天还没有亮。我那架飞机是C47-XT525。我到调度室去办手续时。填写的目的地是重庆。还填写了油量,机长名字。我们起飞以后,假装往重庆方向飞。过了那座山后面,我就飞得低一点,在云里飞。这样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雷达看到,然后我就往北飞了……
林雨水和他的机组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第一个地点降落在济南。为了安全,当天傍晚他们又把飞机飞到天津张贵庄机场。起义成功了。这样。林雨水带着夫人和女儿,毅然 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
这批两航起义归来的技术业务人员,后来成为新中国民航建设的一支中坚力量。林雨水是新中国民航飞行培训、科研和通用航空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后曾任上海市第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和政协对台宣传委员会委员。
1979年,林雨水受聘为中国民航驻香港办事处顾问,定居香港。1991年退休后,林雨水还经常往返于沪港两地,继续为中外民航交流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着力量。秦永棠:一腔热血为报国
2009年3月23日。当我在上海汇川路一套高档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秦永棠时,颇有些吃惊:已经是86岁的耄耋老人了,却西装革履,一尘不染。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说话特别快,记忆力特别好。可以想象到。秦永棠是一位热爱生活、喜欢锻炼的人。随着和秦老谈话的深入。我们的初步印象得到了验证:他确是一位办事麻利、快人快语的人。就连参加两航起义这样关系人生重大转折的事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五分钟就想好了。同意参加起义”。
秦永棠是上海人,1923年出身于一个小工商业主家庭。年轻时在美国的教会学校读过书。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秦永棠都亲身经历过。1942年。目睹日军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时为沪江大学学生的秦永棠非常气愤。下决心到昆明学习飞行,参加空军去打日本侵略者。他背着家庭到了昆明,却被安排到中国航空公司干地勤,管飞机材料。为了圆自己的航空梦,秦永棠于1945年自费去美国学习飞行,一年后回国到中国航空公司,先当副驾驶。后任机长。
我们问秦老当年为什么参加两航起义。他的回忆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流出来:
我恨国民党,恨国民党空军。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正在打辽沈战役,我们也在飞锦州至沈阳的航班。国民党空军飞3000米向下面扔炸弹,我们的飞机飞行高度2400米。随时有被他们的炸弹击中的可能。国民党真是害人啊!后来两航被蒋介石遇着先从上海迁到香港,又要从香港迁往台湾。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去台湾。国民党腐败,没希望。它也不能控制中国。共产党解放的地区越来越多,解放趋势大家都看得到。
作为富裕家庭出身、收入不菲的一名飞行员,秦永棠一开始并不了解共产党,也曾经希望能在香港继续发展自己喜爱的飞行事业。可是现实无情地敲碎了他的梦。1949年10月,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两航在香港进退维谷,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
我们中国人,尤其我们飞行员到国外去求职的话。很难。我虽然有美国的驾驶执照。但是人家也不会用我。我又不能去台湾。还是回大陆好。我是中国人,又是学飞行的,新中国民航一定有用武之地!
秦永棠是个很讲现实的人,一认定了目标,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秦老说:1949年8月,机械师张荣浩(后来知道是陈达礼委托他来动员我的。陈是两航起义北飞领队机长)问我:“现在国民党越来越不行了。我们许多人都参加起义想回大陆,你怎么想?”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五分钟就想好了,一定参加。没有什么犹豫的。我一辈子就想飞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新中国也要发展民航的,所以,我同意参加起义。
回想起两航起义时的情景,秦老记忆犹新:
当时,有人顾虑国民党空军飞机可能起飞拦截或者打我们的飞机。我说。我不怕你国民党空军飞机。我在丘陵地带飞,你速度快的话,转弯半径就大了,你特不过来。你还不能打枪,打也没有用。作为一个飞行员,第一个,你不要怕死。你怕死就不要飞。
那次我们机组还有李凤朝和霍斌臣两位同事。我们一起按照8日晚上起义飞行准备会的要求,驾驶着DC3-XTl39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直飞天津。经过起义核心小组的正确领导和各方面的认真准备、密切配合。起义终于成功了。12架起义飞机陆续安全降落在北京、天津,我们受到了人民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次接见起义北飞人员,使秦永棠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1949年11月15日那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我们。以前。国民党谁会请你吃饭?共产党的国家总理来接待我们,那是不容易的。感觉特别不一样。吃饭的时候,每桌有个解放军高级将领陪同我们,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我们一起吃饭。周总理亲自陪同两航总经理在一桌。吃饭以后。还有文工团的秧歌舞演出。第二天下午是到北海去玩。11月的北方,冷啊,那时候我们带的衣服都不多。周总理看见我们穿得少,就叫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件军大衣。游了北海以后。又派专车送我们到天津招待所。大家感觉就是不。一样。国民党哪会招待你。谁看重你?见你,那是盛气凌人的。到了解放区,我们感到受人尊敬,心里很温暖。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好啊!
从1949年到1964年。秦永棠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民航飞行事业中。他先后飞过伊尔-14、里一2等型号的飞机。
秦永棠和同事一起飞过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宋庆龄、贺龙、刘伯承、陈赓等人的专机,也飞过尼赫鲁、苏加诺、吴努等外国元首和要人的专机。1960年3月。他们执行山西大同煤矿瓦斯爆炸的抢险救灾飞行任务。是在没有跑道灯的机场,点着“油葫芦”起降的。当看到被救出来的矿工流着眼泪高喊“毛主席万岁”时,他非常感慨:这在旧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秦永棠还先后培训带飞了200多名飞行员。保证他们全部合格放单飞,无一淘汰。仅在天津张贵庄机场,秦永棠就飞了3.5万多个起落。他认真负责、全心全意地飞行。从来没有发生安全上的问题。秦永棠机组曾先后五次在空中遇到险情,均能正确处置、化险为夷。
1964年,正当41岁的秦永棠飞行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身体和技术都很好的他却因为一件小事情被迫停飞,改做地面工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秦永棠和大多数两航起义人员一样,遭到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待遇和生活上的许多磨难。在造反派制造的困境中。他曾经为找上级讨个说法而跳过楼,摔伤了腿:他曾经双腿泡在冷水里劳动。落下了腰腿重疾;他曾经拖着伤腿,被逼着跪在地上割稻子。
1979年,历经“文革”磨难的秦永棠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中国,探亲去了美国。但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中国民航,牵挂着祖国。2005年,已经在国内销声匿迹多年的秦永棠回上海定居,说是要叶落归根。许多知道秦永棠坎坷经历的人,都不相信他能再回到中国来,可是秦老真的回来了。
“您对参加两航起义后悔过吗?”我问秦老。“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秦老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爱祖国,爱飞行事业,我没有做错什么。国家这些年对我们两航起义人员落实了政策,改善了生活待遇。今年11月还邀请我参加人民大会堂纪念两 航起义60周年大会。还让我发言。这可是让我没有想到啊!”
陈耀寰:一片忠心举义旗
两航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策动和直接领导下实施的。2009年春。我们在北京采访了当年起义核心工作小组成员陈耀寰。
与87岁的陈老谈话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却总是那么平和谦逊,笑容可掬。唯有从他那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残的腿上,能够体会到老人曾经遭受过多么大的磨难和痛苦。
陈耀寰是广东人。学生时代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45年9月考取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1949年7月,党指示他从台北撤退到香港。随后投入组织策动两航起义的工作。9月初,根据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在香港成立。成员有吕明、查夷平、朱汉明、何风元、陆元斌、陈耀寰六人。谈起当年策动两航起义的情景,陈老记忆犹新:
国民党最先的计划。是让中航、央航两个航空公司先从上海迁到香港和广州。那时候广州即将解放。国民政府退到西南成都、重庆那一带。他们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想步步为营。但是等两航到了香港,广州解放以后,他们觉得在香港已经不保险了,就急于将这批飞机、资产、航空技术力量撤到台湾去。
我们党注意圆民党政权领导的两个航空公司是比较早的。1948年底前后。已经开始了解两个航空公司的情况。而且派人对两个航空公司的头面人物做过一些工作。但是。真正搞起义策反。是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后。因为这两个航空公司在上海解放前。都感觉到国民党不行。想留一部分资产在上海,然后他们先后搬到香港。当时留了一部分资产在上海。是想留给未来的新政权。
为了新中国民用航空事业能够早日起步。中央军委成立了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国民党空军、民航、航空工业系统。在接收原驻上海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资产时。接管委员会主任蒋天然发现了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在1949年3月去香港前留下的一封信和部分美元、黄金、银元。信上这样写道:“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刘敬宜。”
上海解放后的6月,上海军管会的陈教、粟裕同志就向周恩来汇报,建议策动两航起义。周恩来同意了上海方面的报告,并指示上海选一两个人。大概7月底8月初,选了一个叫吕明的,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空军学习过飞行。另外一个就是央航在上海的副总经理查夷平。上海接管会的蒋天然带他俩到北京。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吕明、查夷平。直接交代两航全盘起义的工作。
陈老侃侃而谈。他说,起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密切关注,每天听取汇报,作出指示。罗青长、李克农等都是两航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吕明、查夷平于1949年8月秘密潜入香港,开始策反两航。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成立后。吕明让比较熟悉两航飞行员的陈耀寰主要负责基层和央航中层干部的工作,并通过港九民航工会,发动和组织广大职工。坚持反对迁台、作好起义准备。陈老接着回忆说:
做工作一开头就不大顺利。吕明一开始就考虑先做刘经理的工作。刘经理的工作不好做,因为这个人在美国时间相当长。加上他跟国民党空军的关系等,他觉得到香港还有退路。他考虑过把中航公司弄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另外,跟美国人的关系也不容易处理好。吕明的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工作都要做。
当时对刘总犹豫不定的态度,吕明心急如焚,但是他非常谨慎。他和华祝、何凤元等同志商量。由他们出面请刘敬宜吃饭,用一张42人签名起义的纸条。“摊牌”给刘总。表明举事的决心。就这样,刘敬宜也终于在起义前两天下定决心:率众起义!
吕明,原本一个身强力壮的飞行员小伙子。在时间紧、生活条件差的情况下,为策动两航起义日夜工作。呕心沥血。以致积劳成痰。
11月初,为了便于全盘指挥,核心小组在半岛酒店租了一套房间,吕明和查夷平住在里面。这时候,离起义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吕明的病势加重,双脚浮肿,有时候都不能下地走路。同志们劝吕明先治病,暂时不要随机队回北京,但吕明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是采动员起义的,他们(指两航总经理)家都不要了,我怎么能留在香港?我应该送他们回到北京!结果吕明硬是拖着重病亲自陪同刘敬宜、陈卓林飞到了北京。周总理知道他生病了,赶快派人把他送到北京协和医院。还叫把病例寄到苏联去会诊。以后他又被转到杭州去治疗,然后又转到上海。到1954年的4月。吕明就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了。他那时候才33岁啊……
说到这里,陈老的心情依然很沉重。
1949年11月8日夜晚,和陈耀寰在香港梭桠道同租一套房的中航机长、贵州人张镒在作着起义前的准备。他把一张很大的地图铺在地上。在上面画着什么,陈耀寰在旁边默默地给他递尺子。张镒此时并不知道陈是中共地下党员。更不知道他是起义核心小组成员,只知道他是位“生意人”。过了一会儿。陈耀寰不露声色地叫夫人交给张镒两包“Luckey(幸运)”牌香烟,意思是祝他一路顺风。
9日凌晨4时许。陈太太肚子阵痛,要临产了。陈耀寰赶紧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太太去助产所。未等孩子出生,他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了香港启德机场。比起太太生孩子。起义更重要。目送着12架起义飞机在6时半左右陆续冲破黎明。飞向光明,陈耀寰这才放下心来。几乎同一时间。他的太太在香港大浦道一个助产所里为他生下一子。为了纪念两航起义,他为儿子起名叫“陈航”。
2009年。笔者参与中国民航局组织创作的历史纪录片《两航起义始末》的前期工作,有幸拜访了当年参加两航起义的林雨水夫妇、秦永棠、陈耀寰、谢国良、何祖锐、甘嘉霖等几位老前辈。60年前,不是军人的他们,以起义的方式拥抱祖国。沧桑岁月的打磨,历史风云的变幻,两航起义所体现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至今依然光芒四射。
林雨水:一家北飞见赤诚
在两航起义12架北飞飞机的机长中,目前健在的只有4位了。其中有一位是抗战时期美国援华第十四航空队(“飞虎队”)队员,他就是今年89岁、已经在香港定居30年的林雨水(现名林炳煌)。2009年3月的一天,接到中国民航局的通知后,林老偕夫人周秀笙从香港飞到上海。借此机会,我第一次见到了林雨水这位久闻大名的“飞虎”。我发现,两位老人布满沧桑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孩子般的天真的笑容。
林雨水,1921年出生,祖籍福建。他的一生中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华侨,为了抗日回国学习飞行,在美国西点军校当过教官。回国抗战参加过著名的“飞虎队”,飞过“驼峰航线”,打下过多架日本战机。因为抗日有战功,罗斯福、蒋介石给他授过勋。
1947年4月,林雨水和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进步学生周秀笙结婚。此时的这位抗战航空英雄。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林老说:
我在国民党空军里干过。可是我没有参加国民党,这个立场一定要搞清楚。当时华侨的地位比较特殊,不是国民党党员也可以进空军,而其他人一定要国民党党员才行。我们是华侨。这样有利。到后来国民党打内战,我退出来了。我不参加内战。我哪怕失业。华侨可以退出来。抗战胜利后,我根本就不想当飞行员了。虽然待遇很好。薪水很高,但是要我打共产党,我不干。可我到底要吃饭,没钱,那怎么办呢?进入航空公司吧,所以我就进了中央航空公司当了运输机的副驾驶、机长。
我们问起林老与周恩来总理的一段往事,老人满脸兴奋:
我和总理早就见过啦。1946年夏天国共谈判。我当时驻守在南京大校场。在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有一天,我们五个飞行员说太热了,去新街口买点冰激凌吧。我们就身着便装,开吉普车到了新街口。新街口有一个卖冰激凌的店,我就停下来了。门口有一个站岗的,在保护周恩来先生。我就跑到前面去。对他说:“周先生。我们是爱国华侨,来打日本人的。现在国共在谈判。国民党搞内战,我们不参加打内战。我们打日本人,不是打中国人,不打共产党。”我表明了我的政治立场。
周先生得知我们是归国参加抗日的华侨飞行员,称赞道:“你们思想很进步嘛!”我还记得当时我想让周总理为我签名,却一时找不到纸张,就从兜里摸出五张面值500元的纸币。请周总理签名。他当时给我签字时用的是“新华”牌墨水笔。我和总理握手时很轻。我知道他的右手臂有伤……
这五张钞票呢。我们每个人一张,他们那些老兄后来都找不到了,我这一张,后来捐献给国家了。
林老取出一张500元面值钞票复印件。上面“周恩来”三个字仍然很清晰。“这个是复印件。后来听说这张钞票原件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已捐献给南京梅园新村博物馆了。”
1949年11月9日。林雨水偕夫人和女儿参加两航起义,成功飞往天津。11月15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请驾机北飞的50多名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一下就认出了三年前在南京见过的林雨水。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林老依然沉浸在幸福之中:
那天。周总理特地招呼我们说:“那个带家属的飞行员。让他们坐过来。我们聊聊。”一见面,原来就认识啊!总理微笑着抢先对我说:“啊!我们在南京见过。你们当时的思想就很进步啊……”
我们问林老:“您为什么参加两航起义呢?是和见过周总理有关吗?”林老说:
我当时对国民党完全失去信心,甚至很恨他们。他们腐败,根本不为人民服务,完全为他们自己捞钱,老百姓很苦。我对共产党一直有好感。我老婆对共产党印象也不错。
共产党对我的影响很大。很早在思想里有这么个基础,所以我全家一起参加两航起义。一家子都带上投奔共产党,我没有后路。
两航起义前夕,林雨水在香港央航总部当机长。每个月的薪水比别人高很多。但是,他们感觉这个不会长久。眼看着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特别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这些一心航空报国的爱国华侨都很想为新中国民航服务。那里才是他们长久的希望。
1949年11月8日,在香港市区的宿舍内,我们所有央航的飞行员关着门开秘密会。当时也很危险的。是在美国人鼻子下面。会上宣布,明天起义。会开到很晚,到半夜才完。还给我们一些资料。让我们知道明天起义用什么无线电频率跟国内联络。汉口人民广播电台会给我们导航。12架飞机中,央航2架,中航10架。
开完会以后已经是半夜了,我就回去告诉我老婆。说明天要行动了,你随便带一点东西。把孩子带上。我当机长。还要领航的。我把十几张地图连起来画线。很长。我就这段到那段多长时间、什么角度,都标出来。搞到天快亮时,我的工作才完,几乎没有睡觉。在香港不准有手枪的。我偷偷带了一把手枪去,里头也有子弹。我是军人出身,我起义,我要上飞机。万一国民党特务知道,不让我走,跟我动武,我拿手枪跟他拼老命。
说到此,林老用手比画着打手枪的动作,一脸的坚定,仿佛回到了60年前那个伟大的黎明。
11月9日,车开到机场天还没有亮。我那架飞机是C47-XT525。我到调度室去办手续时。填写的目的地是重庆。还填写了油量,机长名字。我们起飞以后,假装往重庆方向飞。过了那座山后面,我就飞得低一点,在云里飞。这样是为了避免国民党的雷达看到,然后我就往北飞了……
林雨水和他的机组始终保持着高度警觉,第一个地点降落在济南。为了安全,当天傍晚他们又把飞机飞到天津张贵庄机场。起义成功了。这样。林雨水带着夫人和女儿,毅然 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
这批两航起义归来的技术业务人员,后来成为新中国民航建设的一支中坚力量。林雨水是新中国民航飞行培训、科研和通用航空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后曾任上海市第三、四、五、六届政协委员和政协对台宣传委员会委员。
1979年,林雨水受聘为中国民航驻香港办事处顾问,定居香港。1991年退休后,林雨水还经常往返于沪港两地,继续为中外民航交流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贡献着力量。秦永棠:一腔热血为报国
2009年3月23日。当我在上海汇川路一套高档公寓里第一次见到秦永棠时,颇有些吃惊:已经是86岁的耄耋老人了,却西装革履,一尘不染。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说话特别快,记忆力特别好。可以想象到。秦永棠是一位热爱生活、喜欢锻炼的人。随着和秦老谈话的深入。我们的初步印象得到了验证:他确是一位办事麻利、快人快语的人。就连参加两航起义这样关系人生重大转折的事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五分钟就想好了。同意参加起义”。
秦永棠是上海人,1923年出身于一个小工商业主家庭。年轻时在美国的教会学校读过书。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秦永棠都亲身经历过。1942年。目睹日军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时为沪江大学学生的秦永棠非常气愤。下决心到昆明学习飞行,参加空军去打日本侵略者。他背着家庭到了昆明,却被安排到中国航空公司干地勤,管飞机材料。为了圆自己的航空梦,秦永棠于1945年自费去美国学习飞行,一年后回国到中国航空公司,先当副驾驶。后任机长。
我们问秦老当年为什么参加两航起义。他的回忆就像开了闸的水一样流出来:
我恨国民党,恨国民党空军。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正在打辽沈战役,我们也在飞锦州至沈阳的航班。国民党空军飞3000米向下面扔炸弹,我们的飞机飞行高度2400米。随时有被他们的炸弹击中的可能。国民党真是害人啊!后来两航被蒋介石遇着先从上海迁到香港,又要从香港迁往台湾。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去台湾。国民党腐败,没希望。它也不能控制中国。共产党解放的地区越来越多,解放趋势大家都看得到。
作为富裕家庭出身、收入不菲的一名飞行员,秦永棠一开始并不了解共产党,也曾经希望能在香港继续发展自己喜爱的飞行事业。可是现实无情地敲碎了他的梦。1949年10月,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两航在香港进退维谷,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
我们中国人,尤其我们飞行员到国外去求职的话。很难。我虽然有美国的驾驶执照。但是人家也不会用我。我又不能去台湾。还是回大陆好。我是中国人,又是学飞行的,新中国民航一定有用武之地!
秦永棠是个很讲现实的人,一认定了目标,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秦老说:1949年8月,机械师张荣浩(后来知道是陈达礼委托他来动员我的。陈是两航起义北飞领队机长)问我:“现在国民党越来越不行了。我们许多人都参加起义想回大陆,你怎么想?”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五分钟就想好了,一定参加。没有什么犹豫的。我一辈子就想飞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新中国也要发展民航的,所以,我同意参加起义。
回想起两航起义时的情景,秦老记忆犹新:
当时,有人顾虑国民党空军飞机可能起飞拦截或者打我们的飞机。我说。我不怕你国民党空军飞机。我在丘陵地带飞,你速度快的话,转弯半径就大了,你特不过来。你还不能打枪,打也没有用。作为一个飞行员,第一个,你不要怕死。你怕死就不要飞。
那次我们机组还有李凤朝和霍斌臣两位同事。我们一起按照8日晚上起义飞行准备会的要求,驾驶着DC3-XTl39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直飞天津。经过起义核心小组的正确领导和各方面的认真准备、密切配合。起义终于成功了。12架起义飞机陆续安全降落在北京、天津,我们受到了人民政府领导的亲切接见。
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次接见起义北飞人员,使秦永棠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有了新的认识:1949年11月15日那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宴请我们。以前。国民党谁会请你吃饭?共产党的国家总理来接待我们,那是不容易的。感觉特别不一样。吃饭的时候,每桌有个解放军高级将领陪同我们,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和我们一起吃饭。周总理亲自陪同两航总经理在一桌。吃饭以后。还有文工团的秧歌舞演出。第二天下午是到北海去玩。11月的北方,冷啊,那时候我们带的衣服都不多。周总理看见我们穿得少,就叫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件军大衣。游了北海以后。又派专车送我们到天津招待所。大家感觉就是不。一样。国民党哪会招待你。谁看重你?见你,那是盛气凌人的。到了解放区,我们感到受人尊敬,心里很温暖。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好啊!
从1949年到1964年。秦永棠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的民航飞行事业中。他先后飞过伊尔-14、里一2等型号的飞机。
秦永棠和同事一起飞过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陈云、宋庆龄、贺龙、刘伯承、陈赓等人的专机,也飞过尼赫鲁、苏加诺、吴努等外国元首和要人的专机。1960年3月。他们执行山西大同煤矿瓦斯爆炸的抢险救灾飞行任务。是在没有跑道灯的机场,点着“油葫芦”起降的。当看到被救出来的矿工流着眼泪高喊“毛主席万岁”时,他非常感慨:这在旧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秦永棠还先后培训带飞了200多名飞行员。保证他们全部合格放单飞,无一淘汰。仅在天津张贵庄机场,秦永棠就飞了3.5万多个起落。他认真负责、全心全意地飞行。从来没有发生安全上的问题。秦永棠机组曾先后五次在空中遇到险情,均能正确处置、化险为夷。
1964年,正当41岁的秦永棠飞行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身体和技术都很好的他却因为一件小事情被迫停飞,改做地面工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秦永棠和大多数两航起义人员一样,遭到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待遇和生活上的许多磨难。在造反派制造的困境中。他曾经为找上级讨个说法而跳过楼,摔伤了腿:他曾经双腿泡在冷水里劳动。落下了腰腿重疾;他曾经拖着伤腿,被逼着跪在地上割稻子。
1979年,历经“文革”磨难的秦永棠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中国,探亲去了美国。但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中国民航,牵挂着祖国。2005年,已经在国内销声匿迹多年的秦永棠回上海定居,说是要叶落归根。许多知道秦永棠坎坷经历的人,都不相信他能再回到中国来,可是秦老真的回来了。
“您对参加两航起义后悔过吗?”我问秦老。“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秦老斩钉截铁地回答。“我爱祖国,爱飞行事业,我没有做错什么。国家这些年对我们两航起义人员落实了政策,改善了生活待遇。今年11月还邀请我参加人民大会堂纪念两 航起义60周年大会。还让我发言。这可是让我没有想到啊!”
陈耀寰:一片忠心举义旗
两航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策动和直接领导下实施的。2009年春。我们在北京采访了当年起义核心工作小组成员陈耀寰。
与87岁的陈老谈话是一种精神享受。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却总是那么平和谦逊,笑容可掬。唯有从他那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打残的腿上,能够体会到老人曾经遭受过多么大的磨难和痛苦。
陈耀寰是广东人。学生时代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45年9月考取中国航空公司气象员。1949年7月,党指示他从台北撤退到香港。随后投入组织策动两航起义的工作。9月初,根据周恩来的直接指示,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在香港成立。成员有吕明、查夷平、朱汉明、何风元、陆元斌、陈耀寰六人。谈起当年策动两航起义的情景,陈老记忆犹新:
国民党最先的计划。是让中航、央航两个航空公司先从上海迁到香港和广州。那时候广州即将解放。国民政府退到西南成都、重庆那一带。他们在节节败退的情况下。想步步为营。但是等两航到了香港,广州解放以后,他们觉得在香港已经不保险了,就急于将这批飞机、资产、航空技术力量撤到台湾去。
我们党注意圆民党政权领导的两个航空公司是比较早的。1948年底前后。已经开始了解两个航空公司的情况。而且派人对两个航空公司的头面人物做过一些工作。但是。真正搞起义策反。是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以后。因为这两个航空公司在上海解放前。都感觉到国民党不行。想留一部分资产在上海,然后他们先后搬到香港。当时留了一部分资产在上海。是想留给未来的新政权。
为了新中国民用航空事业能够早日起步。中央军委成立了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国民党空军、民航、航空工业系统。在接收原驻上海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资产时。接管委员会主任蒋天然发现了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在1949年3月去香港前留下的一封信和部分美元、黄金、银元。信上这样写道:“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刘敬宜。”
上海解放后的6月,上海军管会的陈教、粟裕同志就向周恩来汇报,建议策动两航起义。周恩来同意了上海方面的报告,并指示上海选一两个人。大概7月底8月初,选了一个叫吕明的,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空军学习过飞行。另外一个就是央航在上海的副总经理查夷平。上海接管会的蒋天然带他俩到北京。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吕明、查夷平。直接交代两航全盘起义的工作。
陈老侃侃而谈。他说,起义的准备和实施过程,周恩来在北京一直密切关注,每天听取汇报,作出指示。罗青长、李克农等都是两航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吕明、查夷平于1949年8月秘密潜入香港,开始策反两航。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成立后。吕明让比较熟悉两航飞行员的陈耀寰主要负责基层和央航中层干部的工作,并通过港九民航工会,发动和组织广大职工。坚持反对迁台、作好起义准备。陈老接着回忆说:
做工作一开头就不大顺利。吕明一开始就考虑先做刘经理的工作。刘经理的工作不好做,因为这个人在美国时间相当长。加上他跟国民党空军的关系等,他觉得到香港还有退路。他考虑过把中航公司弄到菲律宾的马尼拉。另外,跟美国人的关系也不容易处理好。吕明的工作千头万绪,方方面面工作都要做。
当时对刘总犹豫不定的态度,吕明心急如焚,但是他非常谨慎。他和华祝、何凤元等同志商量。由他们出面请刘敬宜吃饭,用一张42人签名起义的纸条。“摊牌”给刘总。表明举事的决心。就这样,刘敬宜也终于在起义前两天下定决心:率众起义!
吕明,原本一个身强力壮的飞行员小伙子。在时间紧、生活条件差的情况下,为策动两航起义日夜工作。呕心沥血。以致积劳成痰。
11月初,为了便于全盘指挥,核心小组在半岛酒店租了一套房间,吕明和查夷平住在里面。这时候,离起义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吕明的病势加重,双脚浮肿,有时候都不能下地走路。同志们劝吕明先治病,暂时不要随机队回北京,但吕明坚决不同意。他说,我是采动员起义的,他们(指两航总经理)家都不要了,我怎么能留在香港?我应该送他们回到北京!结果吕明硬是拖着重病亲自陪同刘敬宜、陈卓林飞到了北京。周总理知道他生病了,赶快派人把他送到北京协和医院。还叫把病例寄到苏联去会诊。以后他又被转到杭州去治疗,然后又转到上海。到1954年的4月。吕明就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了。他那时候才33岁啊……
说到这里,陈老的心情依然很沉重。
1949年11月8日夜晚,和陈耀寰在香港梭桠道同租一套房的中航机长、贵州人张镒在作着起义前的准备。他把一张很大的地图铺在地上。在上面画着什么,陈耀寰在旁边默默地给他递尺子。张镒此时并不知道陈是中共地下党员。更不知道他是起义核心小组成员,只知道他是位“生意人”。过了一会儿。陈耀寰不露声色地叫夫人交给张镒两包“Luckey(幸运)”牌香烟,意思是祝他一路顺风。
9日凌晨4时许。陈太太肚子阵痛,要临产了。陈耀寰赶紧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太太去助产所。未等孩子出生,他就怀着激动的心情到了香港启德机场。比起太太生孩子。起义更重要。目送着12架起义飞机在6时半左右陆续冲破黎明。飞向光明,陈耀寰这才放下心来。几乎同一时间。他的太太在香港大浦道一个助产所里为他生下一子。为了纪念两航起义,他为儿子起名叫“陈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