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6日至6月中旬，卢旺达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爆发武装冲突和部族大屠杀，导致约100万人死于非命，200多万难民逃往国外，另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了令世界震惊的人间惨剧。今年4月7日是“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盧旺达政府从当日开始举行为期100天的官方纪念活动，以“铭记、团结、重生”为主题，纪念20年前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联合国秘书长表愧疚
　　卢旺达地处非洲中部，1992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47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的两个主要部族，占卢旺达总人口的99%，其中胡图族人口占85%，图西族人口占14%。在历史上这两个部族之间一直矛盾不断。1962年卢旺达独立后，政府也未能妥善处理部族之间的对立问题，两族多次发生冲突，战事持续不断。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总统、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被暗杀，该事件立即在卢旺达全国范围内引发了胡图族人针对图西族人的血腥报复。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由此爆发。
　　卢旺达大屠杀惨剧的发生，源于根深蒂固的部族矛盾、激增的人口对土地等有限资源的争夺，以及冷战后西方在非洲国家强力推行多党民主制所造成的党派斗争失控等诸多因素，但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集体冷漠和不作为更是难辞其咎。但凡看过好莱坞影片《卢旺达饭店》的观众都不会忘记，当西方维和人员只顾撤走本国侨民而任由大屠杀发生时，躲藏在饭店里的卢旺达人那恐惧和无助的眼神。说到底，西方国家的集体冷漠源自小国卢旺达无论在资源、地理位置还是战略上对它们来说都无足轻重，源自对卢旺达部族大屠杀严重性的误判，也源自美国在1993年干预索马里军事行动失败后，随“黑鹰坠落”一起下坠的干预非洲事务的“愿望”和“雄心”。
　　正因如此，在今年4月7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的“大屠杀20周年祭”纪念仪式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致辞中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当年未能及时阻止大屠杀委婉表示了愧疚。他说：“卢旺达大屠杀发生时，许多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敢，但是联合国可以做得更多。在最需要联合国的时候，维和部队却被撤走了。”事实上，大屠杀发生前，曾有人向联合国提出关于卢旺达可能发生部族屠杀的报告，但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发后，联合国曾与十多个国家协商出兵卢旺达事宜，也未能成功，从而丧失了防患于未然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卢旺达大屠杀以血淋淋的教训警示着国际社会：当危机来临时，联合国安理会以及联合国维和行动决不能临阵退缩，世界大国更不能作壁上观，国际社会必须行动起来，以最快速度和协调一致的行动阻止惨剧的发生。
　　用“盖卡卡法庭”实现和解
　　在纪念仪式上，潘基文还热情赞扬了卢旺达人民勇敢地战胜了大屠杀这一悲剧性的记忆，并对卢旺达人民努力从悲剧中恢复的历程表示支持。的确，在过去的20年，卢旺达政府和人民在民族和解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不仅把一个新生的国家带出了过去的阴影，使国家和民族如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而且在民族和解的征程上创造和积累了许多独特的经验，已成为其他有着类似民族和部族问题的非洲国家效仿的典范。
　　曾有西方学者说过，非洲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部族政治。的确，由于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上的传统大家庭式的村社生产关系始终没有打破，加之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是多族体而非单一民族国家，拥有多元性的语言和文化，部族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影响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卢旺达及其邻国布隆迪，占人口少数的图西族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胡图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来已久，并在冷战结束后的民主多党制浪潮中不断走向激化。大屠杀发生后，为从根本上杜绝部族主义，卢旺达政府不仅修改了宪法，将反对部族主义、分裂主义写入宪法，而且在身份证登记中取消“部族”一项，人们的身份认同既不再是“图西人”，也不再是“胡图人”，而是“卢旺达人”。在政治上，卢旺达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组建了多党联合政府，平稳度过了政治过渡期，在过去20年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为了让大屠杀的悲剧不再重演，卢旺达政府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纪念场所，以此教育和警示下一代。在呼吁人们铭记过去的同时，卢旺达政府又坚定执行部族和解政策，让人们在伸张正义的同时学会宽恕。一方面，在国家层面，卢旺达大屠杀中大部分主要凶手都在卢旺达、欧洲的法院或者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受到了应有的审判。另一方面，在民间和个人层面，对于那些成千上万受到谋杀指控的人，简单地把他们投入监狱既超出了卢旺达现有的司法审判和监狱硬件能力，而且对弥合不同部族之间的裂痕益处不大。因此，卢旺达政府创造性地引入了被称为“盖卡卡法庭”的传统式社区审判体系，由民意团体成员充当“人民法官”，将大屠杀的受害者与参与实施者组织起来，通过恳谈会等形式，来见证罪犯的忏悔和诚意、鼓励受害者宽恕，并且让受害者与罪犯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比如让当年的行凶者到受害者家里帮忙干农活一段时间，等等。
　　和曼德拉出任新南非第一任总统后立即成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一样，卢旺达的“盖卡卡法庭”也是以搞清“真相”为手段来实现“和解”的目的。20年来的民族团结历程证明，在政府的引导下，卢旺达民众逐渐放下了仇恨，彼此包容，甚至出现了曾经发生仇杀的两个家庭结成一家人的案例。
　　用“发展”医治创伤
　　卢旺达属于人口密度大和资源相对贫瘠的非洲内陆国家，大屠杀产生的根源之一是贫困和激增的人口对土地等有限资源的争夺。因此，卢旺达政府在大力促进民族和解的同时，把恢复经济发展放在了首要位置。卢旺达政府在2000年出台了“2020年远景规划”，在2002年制定了“减贫战略”，在2007年又出台了“经济发展与减贫战略”，为未来发展绘制了清晰的战略蓝图。按照卢旺达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卢旺达人口总量将控制在1600万以内，人均国民收入将从290美元增加到900美元，全国的贫困人口将大大减少。卢旺达将从一个贫困国家发展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在过去的20年里，卢旺达政府对内采取发行新货币、改革税收制度、推行私有化、优先发展减贫项目缩小贫富差距等措施，对外则努力争取援助、吸引外资和减免债务。自2001年以来，卢旺达取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8%、超过100万人脱贫的好成绩。2008年基加利市被联合国人居署授予当年的联合国人居奖，成为非洲历史上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据世界银行统计，卢旺达现在非洲经济友好型国家排名中位居第二位，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卢旺达在非洲国家中更是排名第一。
　　笔者曾于2008年夏天在卢旺达调研两个多月，走访了从首都基加利到边远农村的多个地方，亲身感受到卢旺达已经从一个废墟发展为非洲最干净、最安全、最有秩序和纪律的新兴国家。卢旺达有着悲剧般的昨天，但却没有如索马里、中非等一些非洲国家那样跌入内乱和失败的深渊，而是在坚强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人的带领下走上了一条繁荣、发展、自律和自强的道路。这样的重建和转型经验值得面临类似挑战的其他非洲国家思考和借鉴。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