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1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对韩国展开历史性访问，引起了世人关注。这是北约秘书长首次到访韩国，并“恰逢”最近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之际。在与韩国政要会谈期间，拉斯穆森呼吁朝鲜“中断威胁性的言论和行为”，并承诺将在朝鲜问题上与韩国合作。此外，北约和韩国还宣布将加强合作以应对网络攻击。人们不禁要问：朝鲜半岛距北约何止万里？亚太局势又与北约何干？
　　“全球合作”： 北约触手伸向亚太
　　作为一个发源于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政治军事同盟，北约把手伸向亚太经历了一系列阶段：虽然早在冷战刚结束的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就参加过北约在巴尔干的行动，但北约真正重视亚太却是从2001年的9.11事件后开始的。在2002年布拉格峰会上，北约首次提到有必要建立新的国际伙伴关系。在2004年伊斯坦布尔峰会上，北约虽没有提及亚太地区，但却把澳大利亚单独提出来作为重要伙伴加以强调。在2006年里加峰会上，北约又进一步突出了与澳大利亚这样的“联系国”展开政治与行动合作的价值。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北约终于公开肯定了包括某些亚太国家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在阿富汗的重大贡献。当2010年里斯本峰会召开时，北约不仅明确地把走向全球作为发展方向，而且把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合作安全”列为三大任务之一。由此，与亚太国家的安全合作伙伴关系被正式纳入了北约战略的核心内容。
　　澳新日韩：北约四大亚太“伙伴”
　　2010年，北约出台了自己最新的一个战略概念，此概念把“合作安全”列为北约三大任务之一。伙伴国家是合作安全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对北约在遥远的亚太地区实施战略而言，可靠的伙伴必不可少。冷战结束后，北约逐渐在亚太地区“结交”了一些伙伴，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及韩国是北约的四大主要伙伴国家。这四国的共同点是，它们均对与北约合作抱有浓厚兴趣；但不同点也很明显：由于地缘政治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等差异，它们与北约的关系又各具独特之处。
　　澳大利亚与北约的交往程度最深，合作水平也最高。这一联系可以回溯到冷战时期，那时澳大利亚与美、英等北约盟国之间的交流使澳军方熟悉了北约的战略思想、行动流程、职能机构等重要方面，为日后的深入合作打下了基础。90年代，澳大利亚多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与其中的北约国家展开实地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1996年，澳大利亚为北约领导下的波黑国际稳定部队提供了可观的兵力支持。澳北之间的安全合作在9.11事件后迅速攀升到新的高度。在北约领导下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中，澳大利亚是非成员国里出兵最多的，澳军数量名列第九，远超许多北约成员国。与此同时，澳与北约政治上的合作也在加深。从2004年起，澳大利亚政要每年都要在北约理事会发表讲话，阐述相关政策。澳军方也派出了一位两星将军作为驻北约的常设代表。可以说由于上述种种表现，澳大利亚代表了目前北约亚太伙伴关系的最高水平。不过，澳大利亚始终小心翼翼地奉行在中国与美国之间保持平衡的政策，而这对澳北关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新西兰对北约的态度与澳大利亚相似。尽管防务力量的规模比较小（新军共9000人），但新西兰还是力所能及地参与了北约领导下的行动，例如在波黑国际稳定部队中，新西兰贡献了一个步兵连。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事同样开启了新西兰与北约合作的新阶段。新西兰为北约提供了一支200人的军队并肩负起了在阿富汗巴米扬省领导战后重建的任务。安全合作推动了新西兰与北约的政治互信，2001年后，新西兰总理已经多次访问北约总部。2006年，新西兰与北约签署了一项协定，主题是战场行动信息的相互交换与保护。由此可见双方之间的信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在当前经济危机和财政紧缩的背景下，新西兰更愿意在自己特意选择的优先领域内与北约展开合作，例如反海盗、航运安全等等。此外，新西兰还明确表示希望北约把合作的大门也向中国、印度敞开，以增进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
　　由于本国法律，日本没有像澳新两国那样为北约直接贡献军事力量。不过早在1993年北约就与日本展开了高层级对话。90年代，日本为北约在巴尔干的行动提供了资金支持。2001年后，随着美国与北约在阿富汗战场投入大量兵力，日本应盟国要求，开始向其提供越来越多的“准军事”支援。例如，海上自卫队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上为北约军队提供油料及淡水补给等等。尽管没有向北约提供作战部队，但阿富汗战事同样为日本加深与其合作创造了机遇。日本一方面提供援助资金，一方面派出战后重建专家支持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除了安全合作，日本与北约的政治关系也得到了提高：2005后，时任北约秘书长的夏侯雅伯两度访问东京，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于2007年在北约理事会发表了讲话。虽然总体发展势头不错，但日本与北约仍然有些重大分歧。例如，日本期待与北约建立所谓“全球民主国家同盟”的倡议就遭到了许多北约国家的冷遇；日本希望北约把更多注意力转向防范中国崛起，但北约对此兴趣寥寥。而北约在2010年的战略文件中呼吁俄罗斯将其核武器往东部署的建议，不可能不引起日本的反感。
　　与前三国相比，韩国是北约最新的亚太伙伴。2005年，时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的潘基文在北约理事会发表演讲，标志着韩北关系的正式建立。与前三国一样，阿富汗战事同样是迄今韩国与北约合作的主要场所。不过，韩国向阿富汗出兵更多地带有支持其美国盟友的双边主义性质，以回报美国在朝核问题上对自己的支持。尽管如此，韩国还是在亚丁湾反海盗行动中与北约展开了合作。随着阿富汗战事接近终了，韩国与北约都希望挖掘继续合作的潜力。双方的对话最近越来越多地转向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军备控制以及防止核扩散等领域，而韩国尤其希望北约能够在朝鲜核问题方面更明确地支持自己。在此背景下，出现了拉斯穆森就半岛局势表达北约立场的那一幕。
　　超越阿富汗：北约重整亚太战略
　　通过阿富汗战事，北约把手史无前例地伸向了遥远的亚洲。在此过程中，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四大亚太“伙伴”与北约展开了不同程度的合作。这段时光仿佛是北约与其亚太伙伴们的关系“蜜月期”。不过，随着北约在芝加哥峰会上最终敲定将在2014年底前把阿富汗国内安全稳定的重责大任移交给当地政府，那段“蜜月”似乎难以避免地曲终人散了。然而，北约无意就这样与澳新日韩四国平淡地分手，实际上，北约正在制定一个“超越阿富汗”的新亚太合作安全计划，该计划不仅将囊括澳新日韩四国，还将与更多的亚太国家建立起合作关系；该计划不仅着眼于具有实际用途的合作，还将推动建立起政治互信与对话等安全合作的“基础性工程”。一句话，北约正在重整其亚太战略。
　　要调整自己的亚太战略，使之能够适应阿富汗战事结束后北约继续待在亚太地区的需要，它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要建立起足够的内部共识。除了美国、加拿大等仅有的几个亚太国家，北约的绝大多数成员都与亚太相距甚远。因此，北约需要发展起一个共同的战略认识，起码要能够证明亚太与北约传统的欧洲—大西洋防区安全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以及各成员国均能够从这一共同战略中受益。其次，北约不能对澳新日韩等亚太伙伴们搞“一刀切”，而要承认并顺应其中的差异带来的不同要求。例如澳大利亚与北约的深度合作就是韩国目前不能比的，而日本受到国内和平宪法的约束，也不可能像澳大利亚那样为北约大批出兵阿富汗。实际上，北约还在酝酿着与日韩两国发表建立更紧密政治关系的共同宣言时，就已经考虑邀请澳大利亚参加其“巧防御”计划了。有学者认为澳大利亚与北约关系的较高水平已经使该国处于了与北约“准成员国”瑞典类似的位置上。最后，北约还需要牢牢把握设定安全合作议程的主动权。亚太四国特别是日韩很自然地想把北约拉入某些特定选择的议题之中，以便为它们所用，例如所谓防范中国或是对付朝鲜的核计划。不过北约无意被动接受这些“邀请”，它在最近的亚太战略文件中已经明确了把对付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海上劫掠、网络攻击等亚太各国的“公敌”，作为未来安全合作议程的主要内涵。
　　综上所述，北约一方面希望自身在亚太的影响，另一方面却也不想卷入各种乱局。北约，会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正能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