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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光皇帝，历史学家的评价有褒有贬。褒贬双方事实上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道光是一个以“守成”为取向的皇帝。他的这个“守成”，也体现在了他选择接班人这一事关王朝赓续盛衰的关键问题上。
由于各种原因，在道光开始考虑选择接班人，即立储问题之时，供他选择的只有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论外貌，奕俊秀，而奕詝“从猎南苑，坠马伤股，终身行路不甚便”，也就是说，奕詝不仅不“俊秀”，而且还是个跛子；论才识，连道光自己都承认，奕才气不凡，聪慧冠人，奕詝才气稍逊。
结果是，道光认为“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如果没有才识卓绝的奕相比较，道光选“仁孝”的奕詝还情有可原；但相比之下，一个只知道“伏地流涕”，另一个却才学绝伦，这选的是唱戏的戏子，还是治国安天下的一国之君？选前者来做一国之君，你这不是拿江山社稷开国际玩笑吗？
事实上，道光留给奕詝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内忧在于，奕詝继位，年号咸丰。咸丰登基的次日，接到的第一件公函，就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关于李沅发起义军进入广西的奏报。虽然这次小小的造反被很快平息，但接下来的就是持续14年，兵战18省，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的太平天国起义。外患呢？第一次鸦片战争与西方列强签署的条约，已经次第到达修约的时间点上。国家本已千疮百孔，加之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乏才缺识的咸丰因无识和莽撞引发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劫掠和火烧圆明园，咸丰仓皇逃避热河而一病不起，在9年之后的同一天，即1861年的8月22日，在热河行在龙驭上宾，在位11年，享年30岁。据《周易·系辞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即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智能低下而图谋远大，力量微薄而任务重大，这样的人没有几个是不遭受祸害的。
得位的奕詝自取其祸，而失位的奕呢？
奕聪明颖悟，诗书弓马胆略气度无不超过其异母兄长奕詝。道光帝出于对奕的赏识，在立奕詝为储君的同时，立奕为亲王。咸丰与僧格林沁合谋闯下大祸之后逃避热河，留下六弟恭亲王奕办理屈辱的和局。1860年10月24日，奕与英国特使额尔金签约。和局终于以接受英法提出的赔款、通商、外国公使驻京等条件办成。1861年，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但在任命“赞襄政务王大臣”时将恭亲王奕排除在外，这是一身才华抱负的年轻的恭亲王所不能接受的。同年11月，奕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以“议政王”名义主持朝政。
深感帝国的衰微，耻于在办理和局之时的屈辱，让奕决计图强。甫以“议政王”名义主政，奕就艰难地推进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进程。早在1861年1月11日，奕就提出经深思熟虑的全局设想——奏折《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洋务运动由此开启。奏折要点包括于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三口通商大臣等六条。这既是新时期的外交总方针，又是“自图振兴”的基本国策。然而，奕在理政之中，时常一意孤行，不拘小节，一些事未等奏明两宫太后就独断，使权欲熏心的慈禧日渐不满。同治四年三月初七（1865年4月2日），两宫皇太后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慈禧拿出事先写好的一份错字连篇的懿旨，宣布革去恭亲王奕的一切差使。
恭亲王奕在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挽救国家，作为“议政王”期间的内政自强和外交韬晦之策，以及调度各省督抚将军剿平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功劳，不仅使清朝得以赓续，而且开创出进取图新的朝政，严谴奕，不得人心。慈禧见王公大臣都反对，觉得扳倒奕的条件还不成熟，加上奕親信宝鋆、文祥等以奕的名义递上一份“悔罪书”，慈禧就坡下驴，准奕重掌军机处，但未恢复“议政王”称号。
奕立即开始他的第二次近代化进程。
当工业浪潮叩击中国大门的时候，奕看到了潮流的力量，他倡言向西方学习搞近代工业化，加强国家实力。他说：“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此乃真知灼见！奕对新式大机器工业生产有极大的兴趣，在咸丰末年，奕就建议在南方雇洋匠仿造枪炮，由于他的维持调护，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金陵机器制造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得以批准开办。
为了辩清理由和推广普及他的近代化思想，奕在全国督抚将军中开展了一场名为“要不要造船”，实为“要不要近代工业化”的大讨论。这期间，地方督抚和朝臣大多不得要领，含糊其辞，唯有曾国藩等少数官员的复奏斩钉截铁，坚决反对停造。这次讨论，使得工业近代化思想得以巩固。
奕的另一努力是强化教育。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今后各国公文只用本国文字，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了。为此，奕决定办“同文馆”，即近代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五日，在总理衙门后院由原来的铁钱局炉房改造的教室里，十名八旗子弟在他们的老师、碧眼金发的英国教士包尔腾的带领下学习。第二年，奕又添设了法文科，并将原来的俄罗斯文馆也并入同文馆中。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1866年12月11日），奕奏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开授自然科学。奕奏道：仿造近代枪炮轮船，这诚然是必要的，但这仅是“习学皮毛”，若不学其根本，“仍无俾于实用”。他请求把同文馆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兼学西方科学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为此，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再上一折，系统地论述新的时代需要培育新的人才的道理。他说：数学是科学之母，“盖以西人制造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折中建议让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吉士们也入馆研习，而这些人在当时是被视为“高级”知识分子的。
与奕詝得位不仅无所作为，反而早早送掉性命相比，失位的奕，却留下了深深的人生足迹。咸丰之后的所谓“同光中兴”，因为慈禧毫无治国能力，“操盘手”是奕无疑。从与慈禧合作成功发动辛酉政变（1861）到1898年病逝，除1884年到1894年被慈禧罢斥十年赋闲外，事实上，恭亲王奕在朝廷中枢主政达27年，虽有疆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遥相呼应，但在中枢制定大计的，毫无疑问是奕。因此，说奕是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灵魂与核心人物，实不为过。
（摘自《月读》）
由于各种原因，在道光开始考虑选择接班人，即立储问题之时，供他选择的只有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论外貌，奕俊秀，而奕詝“从猎南苑，坠马伤股，终身行路不甚便”，也就是说，奕詝不仅不“俊秀”，而且还是个跛子；论才识，连道光自己都承认，奕才气不凡，聪慧冠人，奕詝才气稍逊。
结果是，道光认为“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如果没有才识卓绝的奕相比较，道光选“仁孝”的奕詝还情有可原；但相比之下，一个只知道“伏地流涕”，另一个却才学绝伦，这选的是唱戏的戏子，还是治国安天下的一国之君？选前者来做一国之君，你这不是拿江山社稷开国际玩笑吗？
事实上，道光留给奕詝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内忧在于，奕詝继位，年号咸丰。咸丰登基的次日，接到的第一件公函，就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关于李沅发起义军进入广西的奏报。虽然这次小小的造反被很快平息，但接下来的就是持续14年，兵战18省，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的太平天国起义。外患呢？第一次鸦片战争与西方列强签署的条约，已经次第到达修约的时间点上。国家本已千疮百孔，加之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乏才缺识的咸丰因无识和莽撞引发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劫掠和火烧圆明园，咸丰仓皇逃避热河而一病不起，在9年之后的同一天，即1861年的8月22日，在热河行在龙驭上宾，在位11年，享年30岁。据《周易·系辞下》：“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即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智能低下而图谋远大，力量微薄而任务重大，这样的人没有几个是不遭受祸害的。
得位的奕詝自取其祸，而失位的奕呢？
奕聪明颖悟，诗书弓马胆略气度无不超过其异母兄长奕詝。道光帝出于对奕的赏识，在立奕詝为储君的同时，立奕为亲王。咸丰与僧格林沁合谋闯下大祸之后逃避热河，留下六弟恭亲王奕办理屈辱的和局。1860年10月24日，奕与英国特使额尔金签约。和局终于以接受英法提出的赔款、通商、外国公使驻京等条件办成。1861年，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但在任命“赞襄政务王大臣”时将恭亲王奕排除在外，这是一身才华抱负的年轻的恭亲王所不能接受的。同年11月，奕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以“议政王”名义主持朝政。
深感帝国的衰微，耻于在办理和局之时的屈辱，让奕决计图强。甫以“议政王”名义主政，奕就艰难地推进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进程。早在1861年1月11日，奕就提出经深思熟虑的全局设想——奏折《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洋务运动由此开启。奏折要点包括于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三口通商大臣等六条。这既是新时期的外交总方针，又是“自图振兴”的基本国策。然而，奕在理政之中，时常一意孤行，不拘小节，一些事未等奏明两宫太后就独断，使权欲熏心的慈禧日渐不满。同治四年三月初七（1865年4月2日），两宫皇太后召见倭仁、周祖培等人，慈禧拿出事先写好的一份错字连篇的懿旨，宣布革去恭亲王奕的一切差使。
恭亲王奕在外敌入侵的关键时刻挽救国家，作为“议政王”期间的内政自强和外交韬晦之策，以及调度各省督抚将军剿平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功劳，不仅使清朝得以赓续，而且开创出进取图新的朝政，严谴奕，不得人心。慈禧见王公大臣都反对，觉得扳倒奕的条件还不成熟，加上奕親信宝鋆、文祥等以奕的名义递上一份“悔罪书”，慈禧就坡下驴，准奕重掌军机处，但未恢复“议政王”称号。
奕立即开始他的第二次近代化进程。
当工业浪潮叩击中国大门的时候，奕看到了潮流的力量，他倡言向西方学习搞近代工业化，加强国家实力。他说：“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此乃真知灼见！奕对新式大机器工业生产有极大的兴趣，在咸丰末年，奕就建议在南方雇洋匠仿造枪炮，由于他的维持调护，曾国藩的安庆军械所、金陵机器制造局，李鸿章的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崇厚的天津机器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得以批准开办。
为了辩清理由和推广普及他的近代化思想，奕在全国督抚将军中开展了一场名为“要不要造船”，实为“要不要近代工业化”的大讨论。这期间，地方督抚和朝臣大多不得要领，含糊其辞，唯有曾国藩等少数官员的复奏斩钉截铁，坚决反对停造。这次讨论，使得工业近代化思想得以巩固。
奕的另一努力是强化教育。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今后各国公文只用本国文字，中国必须培养自己的外语人才了。为此，奕决定办“同文馆”，即近代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五日，在总理衙门后院由原来的铁钱局炉房改造的教室里，十名八旗子弟在他们的老师、碧眼金发的英国教士包尔腾的带领下学习。第二年，奕又添设了法文科，并将原来的俄罗斯文馆也并入同文馆中。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1866年12月11日），奕奏请在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开授自然科学。奕奏道：仿造近代枪炮轮船，这诚然是必要的，但这仅是“习学皮毛”，若不学其根本，“仍无俾于实用”。他请求把同文馆由单纯的外语学校变成兼学西方科学的综合性高等学府。为此，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年1月28日），奕再上一折，系统地论述新的时代需要培育新的人才的道理。他说：数学是科学之母，“盖以西人制造之法，无不由度数而生”，折中建议让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庶吉士们也入馆研习，而这些人在当时是被视为“高级”知识分子的。
与奕詝得位不仅无所作为，反而早早送掉性命相比，失位的奕，却留下了深深的人生足迹。咸丰之后的所谓“同光中兴”，因为慈禧毫无治国能力，“操盘手”是奕无疑。从与慈禧合作成功发动辛酉政变（1861）到1898年病逝，除1884年到1894年被慈禧罢斥十年赋闲外，事实上，恭亲王奕在朝廷中枢主政达27年，虽有疆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遥相呼应，但在中枢制定大计的，毫无疑问是奕。因此，说奕是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灵魂与核心人物，实不为过。
（摘自《月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