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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特征,而不仅仅是各个领域的改革的简单总合,正因为它是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中国怎么办”这个“时代之问”的深刻回答。
近日,十集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热播。在十九大召开前,这部政论片生动的向全社会诠释了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平凡的历程。
政论片以“时代之问”为始,以“人民的获得感”为终,这也是颇有讲究的。的确,要理解这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认清时代坐标,必须认清最终的价值评判的依归。而政论片中间包括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民主新境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青山、强军之路和党的自我革新,这是全面展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具体的改革思路和改革突破。
刚看到这部政论片的题目的时候,本刊记者立马想到了当年毛泽东写的1949年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两个题目在形式上“形似”,而且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也是“神似”。
当年通过《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共产党不仅是要在军事上表明一定要过江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更是在政治上重申了自己領导的这场革命的性质: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 (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也就是说,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在政治上回答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同样的,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特征,而不仅仅是各个领域的改革的简单总合,正因为它是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中国怎么办”这个“时代之问”的深刻回答。将改革进行到底,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受益,同时,也为全球治理提供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信心。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信心的背后是中国道路。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同样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总书记的很多话都透露出了对于民之疾苦的深刻体察:
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
要懂得“100-1=0”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平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如果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解决,北京的那些大医院,永远是像战时医院的状态。所有的人他最后,或者他的病在其他的地方,他觉得没有希望,他都要到北京去一下。这个状况还是要改变的。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各国皆然。回答“时代之问”实际上也就是要回答人心之问。以人民福祉为根本的价值评判尺度,这样的人民立场也就赋予中国道路一种价值观上的感召力。
如果回顾过往历史,我们就发现,关心民瘼几乎是所有政治学说和所有政权都认可的价值理念。中国古代就有最主流的民本和仁政思想。但时代条件变了。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那个时代,好年景能让老百姓吃饱饭,差年景不要饿死人,就已经是很高的仁政水平了。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物质水平相当繁荣的社会,人民立场和历史上的仁政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这首先体现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内涵非常丰富,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不可能通过历史上那种简单的“开仓放粮”的仁政实践来满足,而是需要一整套更加完备、更加稳定、更加管用的制度体系。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面面俱到,集中解决的是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具有很高的重合度,集中体现在过去一些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全面深化改革是问题导向的,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往往是选择问题和矛盾已经大量积累的领域。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担当精神的体现,更是当下中国改革真正能够持续推进的关键所在。
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根本的还是靠制度。而制度的设计和执行,考验的正是中国智慧。这也是除了价值观之外,中国道路能够产生感召力的另一个关键,即有完备、稳定和管用的制度。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在一党长期执政、全面执政的条件下,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中国道路要有说服力,就必须破解自我监督这个难题,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十八大之后,改革完善监督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专责机关权威,成为破解地方党政一把手监督难题的利器。巡视全覆盖和派驻机构全覆盖等,更是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举措和突破性进展,承担着为大规模深层次改革探路护航的重要使命。 再比如说,司法体制改革中,针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顽疾,“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明确要求法官、检察官要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司法责任制最大的改变就是去行政化,让法官、检察官真正成为司法工作的主体。
其他诸如规范政府权力中的负面清单制度和权力清单制度等等,也都是特别有针对性、讲究管用的制度安排。
当下中国的改革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的大事业。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足以为后来者鉴。
本刊记者多年前曾经比较深入采访过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单位的改革历程。这家企业积弊重重,经过几年的改革,最终成功上市。在改革过程中,改革者就面临着大量的棘手的难题,比如职工的民生欠账,冗余的干部队伍的消化,不小的腐败存量,“保守”力量的反对,外来势力的干预,等等。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还必须利用好上级一把手的支持这个“最大的红利”,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突破,否则真可能会“人亡政息”。
其实,从过往地方改革的众多例子,我们都可以抽取出类似的改革逻辑。成功者有之,中间翻船的更是大有人在,更有昨日的所谓改革明星成了今天的阶下之囚。这说明,搞改革很不容易,是要面对各种阻力和风险考验的。
对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说今天的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首先还是要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深化”二字。这场全面深化改革,最鲜明的特点正是,这是一场权力的自我革命,强调改革者要敢于触碰深层利益,敢于改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动一些人的奶酪。改革者要敢闯敢试,能尽责,敢担当。
今天这场自我革命,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过往改革不具备的。从政党到群团,从党内到党外,从一个部门内部到部门之间,从人大到一府两院等等,无不是要在归位、缺位和越位之间校准好坐标,找到制度化的平衡点。比如,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就要归位,但政府放而不管,就会天下大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但全民也要树立起对法治的信仰,等等。
正是由于全面深化改革是冲着积累已久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去的,正是由于全面深化改革是权力的自我革命,正是由于全面深化改革是要定型制度上取得突破,“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这反映了当下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道理:要真的触碰重大的问题和矛盾,要真的保证自我革命的有效性,要真正进行重大的制度变革,必须中央最高层下决心才行。这个基本道理,我们在几千年中国古代历史和近40年的中国改革历史里面,也可以看得很明白。
所以,在《将改革进行到底》这部政论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表述:某项改革的部署被提交到了中央层级,某项改革是总书记亲自部署和强力推动的,某项改革是总书记、党中央亲自在抓,等等。
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如果说是公安在户籍上做改革,那是很方便的事情,但是由于户口背后负载着太多的利益,关系到众多的领域,它就需要配套改革。这是总书记、党中央在亲自抓的,如果仅仅是靠公安部门是推不动的。”
由此,正如当年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会“亲爱温柔”一样,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也不会是小修小补,党政军学民无疑都会深度卷入其中。对这一点,我想,各行各业的人们普遍都已经深刻感受到了。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督查情况汇报,对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中央在通报中列举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存在的问题,其实对各行各业的深化改革也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尤其是这一条:“在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中,普遍存在以文件落实整改、以会议推进工作、以批示代替检查的情况,发现问题不去抓、不去处理,或者抓了一下追责也不到位,不敢较真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弄虚作假、包庇纵容。”从文件到文件,从会议到会议,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面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亟待认真解决。
总而言之,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比作建造大厦的话,头三年是夯基垒台、选材备料、立柱架梁的三年,如今,全面深化改革各主要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基本确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呈现出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的态势,改革的总体效应和总体效果也开始显现。
近日,十集大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热播。在十九大召开前,这部政论片生动的向全社会诠释了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不平凡的历程。
政论片以“时代之问”为始,以“人民的获得感”为终,这也是颇有讲究的。的确,要理解这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认清时代坐标,必须认清最终的价值评判的依归。而政论片中间包括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民主新境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延续中华文脉、守住绿水青山、强军之路和党的自我革新,这是全面展现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具体的改革思路和改革突破。
时代之问
刚看到这部政论片的题目的时候,本刊记者立马想到了当年毛泽东写的1949年新年贺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两个题目在形式上“形似”,而且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当年毛泽东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也是“神似”。
当年通过《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共产党不仅是要在军事上表明一定要过江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更是在政治上重申了自己領导的这场革命的性质: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 (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也就是说,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在政治上回答中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同样的,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最鲜明的特征,而不仅仅是各个领域的改革的简单总合,正因为它是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中国怎么办”这个“时代之问”的深刻回答。将改革进行到底,就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受益,同时,也为全球治理提供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信心。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信心的背后是中国道路。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同样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立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总书记的很多话都透露出了对于民之疾苦的深刻体察:
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得得罪。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
要懂得“100-1=0”的道理。一个错案的负面影响,足以摧毁九十九个公平裁判积累起来的良好形象。执法司法中万分之一的失误,对当事人就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如果公共服务均等化不解决,北京的那些大医院,永远是像战时医院的状态。所有的人他最后,或者他的病在其他的地方,他觉得没有希望,他都要到北京去一下。这个状况还是要改变的。
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各国皆然。回答“时代之问”实际上也就是要回答人心之问。以人民福祉为根本的价值评判尺度,这样的人民立场也就赋予中国道路一种价值观上的感召力。
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如果回顾过往历史,我们就发现,关心民瘼几乎是所有政治学说和所有政权都认可的价值理念。中国古代就有最主流的民本和仁政思想。但时代条件变了。孟子说:“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那个时代,好年景能让老百姓吃饱饭,差年景不要饿死人,就已经是很高的仁政水平了。但今天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物质水平相当繁荣的社会,人民立场和历史上的仁政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这首先体现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内涵非常丰富,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不可能通过历史上那种简单的“开仓放粮”的仁政实践来满足,而是需要一整套更加完备、更加稳定、更加管用的制度体系。
全面深化改革不是面面俱到,集中解决的是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具有很高的重合度,集中体现在过去一些年积累下来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全面深化改革是问题导向的,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往往是选择问题和矛盾已经大量积累的领域。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担当精神的体现,更是当下中国改革真正能够持续推进的关键所在。
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根本的还是靠制度。而制度的设计和执行,考验的正是中国智慧。这也是除了价值观之外,中国道路能够产生感召力的另一个关键,即有完备、稳定和管用的制度。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在一党长期执政、全面执政的条件下,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中国道路要有说服力,就必须破解自我监督这个难题,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十八大之后,改革完善监督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专责机关权威,成为破解地方党政一把手监督难题的利器。巡视全覆盖和派驻机构全覆盖等,更是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举措和突破性进展,承担着为大规模深层次改革探路护航的重要使命。 再比如说,司法体制改革中,针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顽疾,“紧紧牵住司法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明确要求法官、检察官要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司法责任制最大的改变就是去行政化,让法官、检察官真正成为司法工作的主体。
其他诸如规范政府权力中的负面清单制度和权力清单制度等等,也都是特别有针对性、讲究管用的制度安排。
难啃的硬骨头
当下中国的改革是一代又一代人接力的大事业。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足以为后来者鉴。
本刊记者多年前曾经比较深入采访过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单位的改革历程。这家企业积弊重重,经过几年的改革,最终成功上市。在改革过程中,改革者就面临着大量的棘手的难题,比如职工的民生欠账,冗余的干部队伍的消化,不小的腐败存量,“保守”力量的反对,外来势力的干预,等等。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还必须利用好上级一把手的支持这个“最大的红利”,要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取得突破,否则真可能会“人亡政息”。
其实,从过往地方改革的众多例子,我们都可以抽取出类似的改革逻辑。成功者有之,中间翻船的更是大有人在,更有昨日的所谓改革明星成了今天的阶下之囚。这说明,搞改革很不容易,是要面对各种阻力和风险考验的。
对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曾做过这样的比喻: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说今天的改革“剩下的都是难啃的骨头”,首先还是要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深化”二字。这场全面深化改革,最鲜明的特点正是,这是一场权力的自我革命,强调改革者要敢于触碰深层利益,敢于改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动一些人的奶酪。改革者要敢闯敢试,能尽责,敢担当。
今天这场自我革命,无论是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是过往改革不具备的。从政党到群团,从党内到党外,从一个部门内部到部门之间,从人大到一府两院等等,无不是要在归位、缺位和越位之间校准好坐标,找到制度化的平衡点。比如,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就要归位,但政府放而不管,就会天下大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但全民也要树立起对法治的信仰,等等。
正是由于全面深化改革是冲着积累已久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去的,正是由于全面深化改革是权力的自我革命,正是由于全面深化改革是要定型制度上取得突破,“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这反映了当下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道理:要真的触碰重大的问题和矛盾,要真的保证自我革命的有效性,要真正进行重大的制度变革,必须中央最高层下决心才行。这个基本道理,我们在几千年中国古代历史和近40年的中国改革历史里面,也可以看得很明白。
所以,在《将改革进行到底》这部政论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类似的表述:某项改革的部署被提交到了中央层级,某项改革是总书记亲自部署和强力推动的,某项改革是总书记、党中央亲自在抓,等等。
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如果说是公安在户籍上做改革,那是很方便的事情,但是由于户口背后负载着太多的利益,关系到众多的领域,它就需要配套改革。这是总书记、党中央在亲自抓的,如果仅仅是靠公安部门是推不动的。”
由此,正如当年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会“亲爱温柔”一样,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也不会是小修小补,党政军学民无疑都会深度卷入其中。对这一点,我想,各行各业的人们普遍都已经深刻感受到了。
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中央督查情况汇报,对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有关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中央在通报中列举的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存在的问题,其实对各行各业的深化改革也是一个很好的警示。
尤其是这一条:“在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落实中,普遍存在以文件落实整改、以会议推进工作、以批示代替检查的情况,发现问题不去抓、不去处理,或者抓了一下追责也不到位,不敢较真碰硬、怕得罪人,甚至弄虚作假、包庇纵容。”从文件到文件,从会议到会议,是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面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亟待认真解决。
总而言之,如果把全面深化改革比作建造大厦的话,头三年是夯基垒台、选材备料、立柱架梁的三年,如今,全面深化改革各主要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已基本确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呈现出各领域改革的联动和集成的态势,改革的总体效应和总体效果也开始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