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3年参加工作的。我开始工作的这所学校当时叫做“东海县横沟公社坡林小学”。学校当时有一至四年级七个教学班，共有十一名老师。在这些老师中，只有两名是正规师范毕业的，另有两名是高中毕业（其中一名就是我），剩下的七人中，有一位是初中毕业，三位是初中肄业，其余三人都是小学文化程度。除了两名师范生是公办教师外，其他人都是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都是当时的大队选派的。就是这么一群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教师群体，撑起了当时的这所农村小学。
　　这群教师，虽然多数文化程度不高，按要求不能胜任教学工作，但大家工作起来还是挺认真的。每天，大家都能准时到校，不到下班时间不离校，都能自觉遵守学校的作息时间。那时的课程有语文、数学、常识、音、体、美、劳动，每个人分得什么课就上什么课，没有谁去随意更改课程。虽然谈不上把课上的多好，但都是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的。
　　每天晚上，老师们都要坚持晚办公。那时学校没有电，照明用的是带罩的煤油灯。为了节省，每四个人围坐一起，共用一盏煤油灯。每个晚上，大家至少要书写两节课的教案，处理当天学生做的作业。不论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大家都坚持着。处理完教案、作业后，大家还要聊一会儿家常，说古论今，几个小时的时光不知不觉中就过去了。
　　那时有句话叫“老师干的是良心活”，大家都是凭着良心去对待孩子们的。所以，课是认真上的，作业是认真批改的，教案是认真写的。有的老师对自己所担任的课程内容不熟悉，就虚心地向别人请教，谁都明白自己的底细，谁也不去讥笑谁。有的老师包班，要带语文数学两门课，有的老师一天至少要上四节课甚至是一天无空堂，但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整天都精神抖擞的。和现在相比，虽然累但没有压力。那时从不统考，不以质量论英雄，不给教学成绩排名次。我们虽然没有压力，但我们依然认真对待着考试。每到期中期末，大家总要认真出一份试卷，然后把内容刻写在蜡纸上用油印机印出来给学生做，以此检查学生学的情况。学生的成绩要是不理想了，老师的心里也是不好受的，总要捧着试卷哀叹一番。然后再印一份试卷让学生再做一遍，总想看到学生有好的成绩。
　　那时课堂上老师靠的就是一枝粉笔一本书，什么教具、教学仪器之类的一概没有，如果说有教具，那也都是老师们自制的。他们把放过的爆竹串起来，把小树棒用红蓝墨水染出来，或者用彩纸剪剪贴贴，用黄泥整一整，这些就成了可以帮助学生学习的数学教具。他们找来废纸盒剪好后涂上墨汁，就成了语文课上的生字卡片。我不会忘记，自制的最上档次的要数学生的学具，也就是当时很难买到的算盘。暑假里，老师们集中到校，自制刨刀，自削木棍，自打机架。一切都是土法上马，一切都靠我们双手操作，一个暑假，我们硬是把四十八个土算盘制了出来，满足了学生的使用。大家看着自己制造出来的算盘，听着算珠碰撞的响声，心里那个乐就甭提了。
　　话又说回来，那时的那些老师，虽然工作有热心，工作起来也认真，同时不怕苦不怕累，但多数老师是算不上一个好老师的。他们没经过正规训练没有教学经验不用说，就是本身的知识功底也是说不过去的。有两个老师学了好长时间才认识钟表，他们教学生一小时等于一百分钟。有个老师对拼音不熟，教生字时竟然教成了方言（如把猪教成zhui）。有个老师上课时经常念错字，比如把“冉冉”升起读成“再再”升起，把“枢纽”读成“区”纽，还说中国字念半边。有两个老师上体育课，一上就是“丢手绢”、“老赖雕捉小鸡”，学生都上腻了。教学中出现的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好在都被发现了，都被纠正了过来。好在那些老师还有自知之明，不懂得就向他人请教，知错就改，慢慢地，就减少了错误。否则，不明的师傅教出来的都要成为拙徒弟了。
　　近四十年过去了，曾经的那些老师只是我的记忆，学校历史的记忆。以后，他们都变了，都相继参加了小教班学习，接着又参加了中师函授或高师函授。不论是教学水平还是自身的知识水平，都有了相应的提高。现在，他们有的已经退休，有的仍站在讲台上。他们如同蜡烛，不管光亮有多大，不管散发的热有多少，他们毕竟为学生为教育燃烧了自己。
　　那些老师们虽然在当时没有什么辉煌的业绩，但他们在那个知识比较贫乏的特殊年代，用他们的满腔热血，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学校的历史上，谱写了特殊的一页。这一页，衔接了学校教育的过去和未来，是学校前行历程中的一段，人们是不会忘记的。
　　（吴克龙，东海县石榴中心小学，22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