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疯癫”是鲁迅小说中常见的意象，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他首先开创的领域。疯癫并不是一种生理学现象，而是一种隐喻、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话语建构。本文通过分析鲁迅小说中“疯子”如何被指认和惩罚、不同“疯癫”类型的隐喻意义，来探究鲁迅如何通过“疯癫”表达出在启蒙理性下的批判与呐喊。
　　关键词：鲁迅 小说 “疯癫” 启蒙理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狂人”的一声呐喊开启了反抗封建的五四新纪元，也开启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疯癫”书写的新纪元。癫狂既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疾病，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话语建构。福柯曾说过：“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疯癫”是一种文明的产物，既处在与理性对立的边缘位置，又与文化、信仰、禁忌、伦理道德和政治权力构成的理性之网有密切的关系。
　　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小说中充斥着各种“疯癫”因素，也有一个“疯人家族”：“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革命者夏瑜、陈士成、祥林嫂等。不同的“疯癫”类型，在作家不同的心理倾向和启蒙指向上，也被也赋予了不同的隐喻意义和功能。本文将从“疯癫”如何被指认、诊断，不同“疯癫”类型的隐喻意义来探究鲁迅通过“疯癫”在启蒙理性下的批判与呐喊。
　　一、对疯子的指认和诊断
　　“疯癫”不仅是一种病理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的产物。“疯癫”有时并不是病理上的“疯癫”，而是外在权力或文化结构对所谓“疯子”的一种指认和诊断。在小说中，对于“疯子”的病从何而来，鲁迅并不是单纯地从病历或者身体的医学诊断给出，而是错综在故事的叙述、“患病”的过程以及他人对“疯子”的指认和对“疯癫”者的态度之中。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周围的人对他隐隐的“吃人”的目光，“狂人”开始惊惧于他人的“吃人”和自己的“被吃”，大笑起来，十分快活。待他说破他大哥们的隐情时，他们终于显出凶相。这时，指认开始了，“疯子有什么好看”，“他们早已布置，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用“疯子”的命名压给一个人，“狂人”谵妄的言行已具有了一种潜在的危险性，戳破他们的谎言，直指这世界的真相。“狂人”必须被周围的人指认成“疯癫”，这才有利于他们“吃人”计谋的实施。
　　《长明灯》中的“疯子”执意要吹熄吉光屯城隍庙里据说是从梁武帝时就燃起的一直未熄灭过的“长明灯”，对他的指认从一开始就被叙述、被公认，从一开始他就被进行了身份的界定——“疯子”，“这是我们屯上一个大害，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出调他”，方头、阔亭、庄七光、灰五婶、四爷等或是想扣上“忤逆”的罪名，或是想尽法子欺骗他。他们甚至通过查家谱的方式来寻求他发疯的理由。在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下，身体的认定自觉地将自我与他者区分，他在被判定为“疯子”之后，肉体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他被关押、禁闭。
　　《药》中的夏瑜以“革命者”“反抗者”的身份被关进牢里，而对他“疯癫”的指认是由茶馆里的看客们完成的。年轻的“二十多岁”“驼背五少爷”、年长的“花白胡子”，都对康大叔所侃谈的夏瑜在狱中的正义之举显露出鄙夷和愤恨，对夏瑜被狱卒打嘴巴而喝彩，庸众与革命者的疏离完成了对夏瑜“疯癫”的指认。
　　福柯在谈到大禁闭时曾说：“人们出于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禁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在“狂人”揭示了“吃人”的真相以后，“疯子”想要吹熄“长明灯”之后，夏瑜告官反抗之后，他们被指认、诊断、命名“疯子”，并且被“禁闭”、被“惩罚”。“狂人”被关进黑屋中，“疯子”被关进庙里，夏瑜被关进牢里而被处死。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清除一种与现存社会秩序对抗的“异己”。现存秩序利用暴力、惩罚等手段来制服“疯癫”。这里的道德戒律与理性是在现存的稳固的传统文化秩序之下，而“疯癫”就是在与现存文化秩序，社会规范的争斗、断裂、制服的过程中而被“命名”的。
　　二、不同“疯子”的隐喻和文化意义
　　刘传霞按照人物形象的文化叙事功能，将现代文学中的疯男人分为四类：一是思想先驱者、文化启蒙者;二是时代病患者;三是亲近自然、超越尘世，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温情烂漫的“超人”;四是历史与现实罪恶的控诉者。而在鲁迅的小说中，“疯子”谱系中各类的“疯人”“疯癫”指向呈现在传统文化结构和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之中，又有其“癫狂”话语的不同结构和指向层面。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疯子”的划分与梳理，“疯癫”形象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思想者与先觉者
　　《狂人日记）冲的“狂人”和《长明灯）冲的“疯子”都属于蒙昧时代的思想者与先觉者，他们是“铁屋子”中少有的清醒的人。“癫狂”者常常以先驱者或叛逆者的身份出现，西方未来主义者宣布：“疯人，这个名词是被用来压制一切创新者的，现在应当把它看作荣誉的称号。”
　　“狂人”是一个迫害恐惧症患者，他敏感多疑，颇具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提及的古典时代疯癫诸相的“疑病症”的特点。他置身于“吃人”的梦魇，以他人的“吃人”和自己的“被吃”的眼光审视一切，人吃他，他吃人，最后得出结论，整部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他认识到个体“吃人”与“被吃”并存的命运，一语道中了以封建专制和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本质，映射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反思。他是一位封建专制文化的叛逆者和精神界的战士，是保持着清醒并作战的“独异个人”。
　　《长明灯》中的“疯子”更接近于一种偏执狂，他执意要熄灭封建统治者借以愚弄和欺骗百姓的“长明灯”。当他被周围人禁闭、压制，发现自己无法去熄灯时，仍然高喊“我放火”，企图用毁灭的方式熄掉稳固秩序的象征物。即使被告知“就算熄灭了灯也不能怎么样”，他仍舊没有就此作罢，而是“姑且这么办”地战斗下去。相比“狂人”来说，“疯子”将内省式的意识启蒙转为更激烈的行动，战斗下去。与此同时，“狂人”和“疯子”都受到了来自家族的压迫，“狂人”被哥哥说成“疯子”并企图“吃掉他”;“疯子”被闲客要求被“家族”忤逆而处，就如同福柯所说的疯癫在“家庭”中被双重异化（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