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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古代“人妖恋”小说中，女妖男人的故事模式远比男妖女人的故事模式发展的要繁荣得多。究其原因，无论是作家自身对题材有意识地选择还是受到传统观念、社会伦理下的人们对女妖的偏爱，抑或是女妖故事满足了作品成为经典的要素，这些都使得坤主模式的人妖恋小说除了故事情节本身的动人性质以外又增加了许多令人着迷的研究方向。本人将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考察坤主模式的人妖恋小说得以发展繁荣的原因。
关键词：坤主 创作补偿 情爱乌托邦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妖恋”故事体系占了极大比重，从大禹妻子为九尾狐的传说，到许宣与白娘子的痴情虐恋，再到《聊斋志异》中许多关于人妖相恋的传奇故事，都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个体系重视起来。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发现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在这个体系中，男性角色大都由人类扮演，而女性角色大都由妖类扮演。如身为人类的大禹、许宣、张生，身为妖类的九尾狐、白娘子、小唯，等等，每个角色性格特点或许不同，他们的结局或许不同，但他们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却惊人地相似。本文将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展开探讨，研究人妖恋故事的坤主模式。a
一、作家个人的创作偏好
作品是作家思想感情的产物，每一份作品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作家根据自己的生存体验表达出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感悟。因此无论是对创作素材的选择，还是写作方法的运用，都离不开作家本人的主观能动性。
弗洛伊德说：“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艺术作品本身是这些极不满足的愿望的代用品。”b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在《性心理学》中指出：“西洋在笃信鬼怪的中古时代，有种种淫魔的名称，例如专与女子交接的淫魔或专与男子交接的淫妖，其实全都是这种人于性梦后所发生的回想的产物。”他们认为作家创作的动机之一便是满足现实得不到的愿望。现实社会由于种种原因限制人们追求心中所想，普通人会在梦中或想象中将愿望满足，而创作家会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将这一切书写下来，成为艺术作品。
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对此进行过详细阐述：“对于长大的孩子也是同样情况，当他停止游戏时，他抛弃了的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与真实事物之间的联结；他现在做的不是‘游戏’了，而是‘幻想’。他在虚渺的空中建造城堡，创作出那种我们叫作‘白日梦’的东西来。”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与梦一样，也是被压抑的潜在欲望的流露。艺术家的创作就像幼儿的游戏一样，在一种类似白日梦的幻想世界中来宣泄自己的欲望和情感，二者的不同在于创作较游戲更加复杂、隐秘。c人妖故事大多为爱情故事，主人公为尘世中人，人生多舛，其红颜知己往往为妖，了解他们的愤懑不满，并凭借自身力量帮助他们获得成功。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例，作者蒲松龄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小地主家庭，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一心读书应考，渴求入仕施展自己的抱负。然而他虽有满腔才华却始终不能得到认可，一次次的失败使他灰心丧气，叹息“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甚至“愤气填膺，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与韩刺史樾依书》）。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将情志转向花妖狐魅，表达他的愤懑不满。因此他的作品大都有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惋惜与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作品中才高运蹇、家境贫寒的主人公大都有蒲松龄本人的影子。如贾奉雉、俞恂九、褚生、叶生等一批“文章辞赋，冠绝当时”的人物，但却“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叶生》），在科举仕途中无一例外地遭到挫折，甚至有人生前未能飞黄腾达，死后鬼魂依旧得不到认可，这里也暗含着作者的身世感慨。在故事中，主人公郁郁不得志，自然需要一位知己了解他们的志向，明了他们的心声。妖作为主人公心灵的慰藉，自然拥有知书达理、温柔贤德的特征，在此需求下，女妖要比男妖更适合去陪伴空虚失意的男主人公，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蒲松龄的创作模式了。在现实生活中失意的书生们，会梦想着有一种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于是在他的笔下，作为男主人公的书生们虽然贫困潦倒、家徒四壁，但因品行高洁总能获得女妖的偏爱，甚至在女妖的帮助下一举成名，实现毕生抱负。
在人的七情六欲中，生存和性爱的欲望占有突出地位。生存的欲望可以在明面上表达出来，但性爱的欲望却因受到封建伦理的束缚而变得压抑而隐晦。正统文学中很少见到描写男女情爱的，《西厢记》《红楼梦》都曾被打上过“诲淫”的标签。然而压抑与突破常常并存，有压制的地方常伴随反抗。寻求突破的道路有两条：梦境和创作。梦境即指常人在清醒时不敢表达的欲望在梦境中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创作即弗洛伊德所指的“白日梦”，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无须专门寻求睡眠中的梦境实现，清醒时也可以通过文字营造出一个梦幻世界。这个超自然的世界虽与现实世界相似，但又有本质上的差别，在这里作家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渴望，不受现实中的世俗约束。d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探查到很多情节就是作家白日梦的映射。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为例，《鸦头》讲述了狐精鸦头和平民王文的凄美爱情故事。化为人身的狐精鸦头，“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媪，女执不愿，致母鞭楚，”e鸦头具有惊艳众人的美貌，但无论多丰厚的聘礼都不能打动她，唯独对老实巴交的王文动了情，甚至放弃荣华富贵和王文私奔。又如《青凤》篇讲述了耿生和青凤之间不顾一切、冲破封建束缚也要相爱互相陪伴的故事。青凤对耿生爱的沉醉、爱的痴狂，但“叔闺训严，不敢奉命”f。然而他们最终克服万难，获得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些作品中着意刻画的女妖形象都是对男性倾慕，不惜牺牲一切和异性交往。这些女妖大都美艳动人，有极强的法力，这样的女妖为何对平凡的主人公这样念念不忘？从作家的生平经历中可见端倪。蒲松龄的一生，才华横溢但郁郁不得志。他自幼聪慧好学，但除了做了几年幕宾以外，在乡村做了近四十年的私塾教师。像他这样的失意文人，仕途和性爱受到双重压抑，因而只能在作品中体现出他们的渴望。他们期望与异性交往，打破世俗观念，把颠倒了的价值再颠倒过来。g作品中失意文人与女妖的绝美爱恋，女妖对男子的付出，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作家潜意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通过虚幻的世界构造理想王国，这是他们唯一能自慰和慰人的方法。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到，人的需要可分为七个层次，就像一座金字塔。它们从低级到高级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需要、审美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h作品中主人公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作家自身的影子，因而也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作家本人的需要。“人妖恋”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家境贫寒，入仕受阻，人生的理想抱负难以实现，个人能力也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仅凭自己的努力无法成功时，作者便安排了妖作为主人公的伴侣，帮助他排遣寂寞，并利用自身的特异能力为主人公获取成功。男妖和女妖的特征不同因而作用也不同，男妖和男子之间虽然可以发展龙阳之好，但终究只是少数，难以大规模地在社会流行开来，而女妖因其自有的性别特征及对男性的依附性，能极大程度地满足主人公甚至于主人公背后的作者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作家在创作时，让美艳的女妖爱上平凡的男人，甘愿为他们洗手做羹汤，并让她们用自己独特的力量帮助男人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既达成了作品中主人公的自我实现需要，也间接地实现了作品背后创作家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二、读者接受趋向的影响
一种故事体系的繁荣发展，不仅与作家精妙的创作手法有关，也与读者的普遍接受有关。读者对作品的热爱，也极大程度地推动着文学作品的发展。在人妖恋故事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男妖故事逐渐没落，女妖故事逐渐壮大，这与读者的主动接受有关，也与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普遍思想文化倾向有关。中国从秦代开始封建社会，儒学伦理纲常的思想体系也在一步步发展成熟。这其中有思想专制的年代，也有思想自由活跃的年代，但无论什么时候，人民对于自由的崇尚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大量人妖恋、人神恋、人鬼恋小说繁荣发展。
女妖故事的繁荣与古人的宗族血统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从大禹将王位传给启，开启“家天下”制度后，后人对宗族血缘的重视程度随着时间推进而加深。“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即使从野蛮转换到文明阶段以后，亦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i女妖数量的庞大，究其原因，是因为从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后，男权被不断放大，宗族观念也不断加强。宗族中男子的血统一定要被延续下去，所以对于以父亲方血缘为依据的宗族血统观来说，人类男子与女妖的结合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即便生下孩子也不影响家族血统。但男妖与女子的结合就是不被允许的。《聊斋志异》中的《胡氏》一篇就是最鲜明的例子。胡氏是男狐精，想要主人将女儿嫁给他，“胡知主人有女，求为姻好，屡示意，主人伪不解”，原因为何？“主人直告曰：‘实无他意，但恶其非类尔’”。胡氏一旦真的娶了人间女子，他们产下的后代便都是狐的血统，这是对人类血统的大不敬，是不被允许的。j
在中国封建社会，强调男子对家庭负责，对社会和国家负责，强调的是男子的事业和责任，而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情感诉求、性爱需要一概不言甚至遮遮掩掩，对女性的关注更是局限在作为男子的附属品上。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的愿望，但还是能体现出他们受到男权话语思想的影响。
最初狐、蛇、鱼等动物作为人类崇拜的图腾，代表着生育和繁衍，大多作为男性的配偶而存在，如《诗经·卫风·有狐》中记载：“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兮，之子无裳。”这表明，在《诗经》出现的历史时期，这些动物作为男性的配偶，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象征习惯。秦汉以后，它们大多被当作妖精的代名词，《搜神记》中的《名山记》篇便记载了许多妖媚惑人的传说，“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此后阿紫便成为女性狐媚的专属代号。唐宋时期妖类形象得到进一步发展，唐传奇《任氏传》主人公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狐女，她会为自己的丈夫抗争，会反抗不平等待遇。此时的狐妖已不再只是单纯的害人精形象，而是变得更加多元，但她们仍旧是为她们的爱人服务，是男子的附属品，直至明清小说中“人妖恋”故事发展到巅峰，女妖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她们具有机敏、聪慧、妖艳、媚惑等性格特征。如《情史·生王二》篇便讲述了猎人与鹿精的感情，猎人因被鹿精救助而生发好感，两人彼此相爱，结局幸福美满。作家对于鹿精的刻画极下心力，“女不穿履，步武如飞。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不闻烟火气，寝室由洁雅。”k短短几笔便将鹿精活泼、大方、贤淑的特点跃然纸上。但无论她们的能力有多么神奇，性格有多么的有个性，她们都是作为男子的附庸而存在。她们的美丽是为了排遣男子心中的寂寞情绪，她们的善解人意是为了做男子的红颜知己，她们的特殊妖力更是为了帮助男子而存在。
在人妖恋故事体系中，男子大多官场失意，而女子依靠她们作为人的力量是难以帮助男子走向成功的，因此她们牺牲自己化身为妖鬼来帮助心爱的男子。虽然有人类没有的法力和力量，但她们的地位仍旧低于男子。此外，美艳女妖的投怀送抱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男子不敢言说但又难以克制的性爱欲望，男子不需直接言明，便可使自己的欲望得到宣泄，甚至可以将一切理由推到女妖身上，认为是女妖的淫乱导致他们意乱情迷，本质上他们仍旧是一心想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人君子。商纣的失败都是因为妲己对他的魅惑，《史记·殷本纪》中写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已，妲己之言是从”l。纣王的残暴有自己荒淫本性的原因，但更多被归到狐精妲己的身上。女妖大多被打上“淫亂”标签，男子与女妖欢好不需要负任何的道德责任，而她们只是作为帮助男子成功的工具。
三、结论
“人妖恋”小说的坤主模式有其特定的出现原因。从作家自身创作角度来看，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作者自身的意愿和志向、求而不得的创作心理、创作手法上对前人的借鉴等都成为该模式流行的因素。从读者角度分析，读者对不同作品的有选择性挑选及其阅读爱好的心理因素都是我们可以进行研究的角度，无论是对作家自身的意义，还是对读者而言，都是我们研究时不能错过的思考点。
a 坤主模式：指在“人妖恋”故事结构中，对于人妖、男女的性别和种族分配大多为男人女妖模式。如《搜神记》《聊斋志异》等书中妖类大多为女妖，人类大多为男性人类。 b 〔瑞士〕卡爾·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页。
c 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d 谢真元：《人妖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第23页。
ef〔清〕蒲松龄著、斯范注：《聊斋志异》，崇文书局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09页，第38页。
g 陈曦：《浅析〈聊斋志异〉中作者的白日梦通过女妖形象的映射》，《赤子（中旬）》 2013年第7期，第83页。
h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i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j 曹亚琼：《古人宗族血统观念对异性人妖关系小说的影响——以〈唐人小说〉和〈聊斋志异〉为例》，选自《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5月第28卷第5期。
k 祁连休：《中国民间故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575页。
l 〔汉〕司马迁：《史记》，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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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涤明.搜神记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
[5] 吉四梅.浅析《聊斋志异》中的女妖形象[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8）.
[6] 肖世才.落魄文人的白日梦——聊斋志异女妖故事中的男性心理探析[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7] 袁文丽.现代视域下“女妖意象”及其文化隐喻的流传与新变[J].当代文坛，2012（6）.
[8] 谢真元.人妖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1）.
[9] 李剑国.古小说的文化阐释与叙事阐释[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5）.
[10] 马瑞芳.《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J].文史哲，2000（4）.
作 者： 霍晨洁，伊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编 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坤主 创作补偿 情爱乌托邦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妖恋”故事体系占了极大比重，从大禹妻子为九尾狐的传说，到许宣与白娘子的痴情虐恋，再到《聊斋志异》中许多关于人妖相恋的传奇故事，都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个体系重视起来。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发现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在这个体系中，男性角色大都由人类扮演，而女性角色大都由妖类扮演。如身为人类的大禹、许宣、张生，身为妖类的九尾狐、白娘子、小唯，等等，每个角色性格特点或许不同，他们的结局或许不同，但他们所扮演的性别角色却惊人地相似。本文将从作家和读者两方面展开探讨，研究人妖恋故事的坤主模式。a
一、作家个人的创作偏好
作品是作家思想感情的产物，每一份作品都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作家根据自己的生存体验表达出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感悟。因此无论是对创作素材的选择，还是写作方法的运用，都离不开作家本人的主观能动性。
弗洛伊德说：“艺术创作的奥秘，在于满足艺术家个人得不到满足的愿望。艺术作品本身是这些极不满足的愿望的代用品。”b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士在《性心理学》中指出：“西洋在笃信鬼怪的中古时代，有种种淫魔的名称，例如专与女子交接的淫魔或专与男子交接的淫妖，其实全都是这种人于性梦后所发生的回想的产物。”他们认为作家创作的动机之一便是满足现实得不到的愿望。现实社会由于种种原因限制人们追求心中所想，普通人会在梦中或想象中将愿望满足，而创作家会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将这一切书写下来，成为艺术作品。
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对此进行过详细阐述：“对于长大的孩子也是同样情况，当他停止游戏时，他抛弃了的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与真实事物之间的联结；他现在做的不是‘游戏’了，而是‘幻想’。他在虚渺的空中建造城堡，创作出那种我们叫作‘白日梦’的东西来。”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创作与梦一样，也是被压抑的潜在欲望的流露。艺术家的创作就像幼儿的游戏一样，在一种类似白日梦的幻想世界中来宣泄自己的欲望和情感，二者的不同在于创作较游戲更加复杂、隐秘。c人妖故事大多为爱情故事，主人公为尘世中人，人生多舛，其红颜知己往往为妖，了解他们的愤懑不满，并凭借自身力量帮助他们获得成功。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例，作者蒲松龄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小地主家庭，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一心读书应考，渴求入仕施展自己的抱负。然而他虽有满腔才华却始终不能得到认可，一次次的失败使他灰心丧气，叹息“仕途黑暗，公道不彰”，甚至“愤气填膺，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与韩刺史樾依书》）。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将情志转向花妖狐魅，表达他的愤懑不满。因此他的作品大都有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惋惜与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作品中才高运蹇、家境贫寒的主人公大都有蒲松龄本人的影子。如贾奉雉、俞恂九、褚生、叶生等一批“文章辞赋，冠绝当时”的人物，但却“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叶生》），在科举仕途中无一例外地遭到挫折，甚至有人生前未能飞黄腾达，死后鬼魂依旧得不到认可，这里也暗含着作者的身世感慨。在故事中，主人公郁郁不得志，自然需要一位知己了解他们的志向，明了他们的心声。妖作为主人公心灵的慰藉，自然拥有知书达理、温柔贤德的特征，在此需求下，女妖要比男妖更适合去陪伴空虚失意的男主人公，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蒲松龄的创作模式了。在现实生活中失意的书生们，会梦想着有一种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于是在他的笔下，作为男主人公的书生们虽然贫困潦倒、家徒四壁，但因品行高洁总能获得女妖的偏爱，甚至在女妖的帮助下一举成名，实现毕生抱负。
在人的七情六欲中，生存和性爱的欲望占有突出地位。生存的欲望可以在明面上表达出来，但性爱的欲望却因受到封建伦理的束缚而变得压抑而隐晦。正统文学中很少见到描写男女情爱的，《西厢记》《红楼梦》都曾被打上过“诲淫”的标签。然而压抑与突破常常并存，有压制的地方常伴随反抗。寻求突破的道路有两条：梦境和创作。梦境即指常人在清醒时不敢表达的欲望在梦境中找到了发泄的机会；创作即弗洛伊德所指的“白日梦”，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欲望无须专门寻求睡眠中的梦境实现，清醒时也可以通过文字营造出一个梦幻世界。这个超自然的世界虽与现实世界相似，但又有本质上的差别，在这里作家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渴望，不受现实中的世俗约束。d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探查到很多情节就是作家白日梦的映射。以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为例，《鸦头》讲述了狐精鸦头和平民王文的凄美爱情故事。化为人身的狐精鸦头，“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媪，女执不愿，致母鞭楚，”e鸦头具有惊艳众人的美貌，但无论多丰厚的聘礼都不能打动她，唯独对老实巴交的王文动了情，甚至放弃荣华富贵和王文私奔。又如《青凤》篇讲述了耿生和青凤之间不顾一切、冲破封建束缚也要相爱互相陪伴的故事。青凤对耿生爱的沉醉、爱的痴狂，但“叔闺训严，不敢奉命”f。然而他们最终克服万难，获得幸福美满的结局。这些作品中着意刻画的女妖形象都是对男性倾慕，不惜牺牲一切和异性交往。这些女妖大都美艳动人，有极强的法力，这样的女妖为何对平凡的主人公这样念念不忘？从作家的生平经历中可见端倪。蒲松龄的一生，才华横溢但郁郁不得志。他自幼聪慧好学，但除了做了几年幕宾以外，在乡村做了近四十年的私塾教师。像他这样的失意文人，仕途和性爱受到双重压抑，因而只能在作品中体现出他们的渴望。他们期望与异性交往，打破世俗观念，把颠倒了的价值再颠倒过来。g作品中失意文人与女妖的绝美爱恋，女妖对男子的付出，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作家潜意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通过虚幻的世界构造理想王国，这是他们唯一能自慰和慰人的方法。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到，人的需要可分为七个层次，就像一座金字塔。它们从低级到高级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认识需要、审美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h作品中主人公身上都或多或少带有作家自身的影子，因而也或多或少地体现着作家本人的需要。“人妖恋”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家境贫寒，入仕受阻，人生的理想抱负难以实现，个人能力也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仅凭自己的努力无法成功时，作者便安排了妖作为主人公的伴侣，帮助他排遣寂寞，并利用自身的特异能力为主人公获取成功。男妖和女妖的特征不同因而作用也不同，男妖和男子之间虽然可以发展龙阳之好，但终究只是少数，难以大规模地在社会流行开来，而女妖因其自有的性别特征及对男性的依附性，能极大程度地满足主人公甚至于主人公背后的作者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作家在创作时，让美艳的女妖爱上平凡的男人，甘愿为他们洗手做羹汤，并让她们用自己独特的力量帮助男人实现他们的理想抱负，既达成了作品中主人公的自我实现需要，也间接地实现了作品背后创作家的自我实现的需要。
二、读者接受趋向的影响
一种故事体系的繁荣发展，不仅与作家精妙的创作手法有关，也与读者的普遍接受有关。读者对作品的热爱，也极大程度地推动着文学作品的发展。在人妖恋故事体系的发展过程中，男妖故事逐渐没落，女妖故事逐渐壮大，这与读者的主动接受有关，也与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普遍思想文化倾向有关。中国从秦代开始封建社会，儒学伦理纲常的思想体系也在一步步发展成熟。这其中有思想专制的年代，也有思想自由活跃的年代，但无论什么时候，人民对于自由的崇尚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大量人妖恋、人神恋、人鬼恋小说繁荣发展。
女妖故事的繁荣与古人的宗族血统观念有很大的关系。从大禹将王位传给启，开启“家天下”制度后，后人对宗族血缘的重视程度随着时间推进而加深。“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即使从野蛮转换到文明阶段以后，亦无法冲破人类原有的血缘关系，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被长期保留下来。”i女妖数量的庞大，究其原因，是因为从母系氏族社会转变为父系氏族社会后，男权被不断放大，宗族观念也不断加强。宗族中男子的血统一定要被延续下去，所以对于以父亲方血缘为依据的宗族血统观来说，人类男子与女妖的结合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即便生下孩子也不影响家族血统。但男妖与女子的结合就是不被允许的。《聊斋志异》中的《胡氏》一篇就是最鲜明的例子。胡氏是男狐精，想要主人将女儿嫁给他，“胡知主人有女，求为姻好，屡示意，主人伪不解”，原因为何？“主人直告曰：‘实无他意，但恶其非类尔’”。胡氏一旦真的娶了人间女子，他们产下的后代便都是狐的血统，这是对人类血统的大不敬，是不被允许的。j
在中国封建社会，强调男子对家庭负责，对社会和国家负责，强调的是男子的事业和责任，而对他们的心理状态、情感诉求、性爱需要一概不言甚至遮遮掩掩，对女性的关注更是局限在作为男子的附属品上。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自由恋爱、男女平等的愿望，但还是能体现出他们受到男权话语思想的影响。
最初狐、蛇、鱼等动物作为人类崇拜的图腾，代表着生育和繁衍，大多作为男性的配偶而存在，如《诗经·卫风·有狐》中记载：“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兮，之子无裳。”这表明，在《诗经》出现的历史时期，这些动物作为男性的配偶，已成为约定俗成的象征习惯。秦汉以后，它们大多被当作妖精的代名词，《搜神记》中的《名山记》篇便记载了许多妖媚惑人的传说，“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此后阿紫便成为女性狐媚的专属代号。唐宋时期妖类形象得到进一步发展，唐传奇《任氏传》主人公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狐女，她会为自己的丈夫抗争，会反抗不平等待遇。此时的狐妖已不再只是单纯的害人精形象，而是变得更加多元，但她们仍旧是为她们的爱人服务，是男子的附属品，直至明清小说中“人妖恋”故事发展到巅峰，女妖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她们具有机敏、聪慧、妖艳、媚惑等性格特征。如《情史·生王二》篇便讲述了猎人与鹿精的感情，猎人因被鹿精救助而生发好感，两人彼此相爱，结局幸福美满。作家对于鹿精的刻画极下心力，“女不穿履，步武如飞。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不闻烟火气，寝室由洁雅。”k短短几笔便将鹿精活泼、大方、贤淑的特点跃然纸上。但无论她们的能力有多么神奇，性格有多么的有个性，她们都是作为男子的附庸而存在。她们的美丽是为了排遣男子心中的寂寞情绪，她们的善解人意是为了做男子的红颜知己，她们的特殊妖力更是为了帮助男子而存在。
在人妖恋故事体系中，男子大多官场失意，而女子依靠她们作为人的力量是难以帮助男子走向成功的，因此她们牺牲自己化身为妖鬼来帮助心爱的男子。虽然有人类没有的法力和力量，但她们的地位仍旧低于男子。此外，美艳女妖的投怀送抱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男子不敢言说但又难以克制的性爱欲望，男子不需直接言明，便可使自己的欲望得到宣泄，甚至可以将一切理由推到女妖身上，认为是女妖的淫乱导致他们意乱情迷，本质上他们仍旧是一心想要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人君子。商纣的失败都是因为妲己对他的魅惑，《史记·殷本纪》中写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已，妲己之言是从”l。纣王的残暴有自己荒淫本性的原因，但更多被归到狐精妲己的身上。女妖大多被打上“淫亂”标签，男子与女妖欢好不需要负任何的道德责任，而她们只是作为帮助男子成功的工具。
三、结论
“人妖恋”小说的坤主模式有其特定的出现原因。从作家自身创作角度来看，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作者自身的意愿和志向、求而不得的创作心理、创作手法上对前人的借鉴等都成为该模式流行的因素。从读者角度分析，读者对不同作品的有选择性挑选及其阅读爱好的心理因素都是我们可以进行研究的角度，无论是对作家自身的意义，还是对读者而言，都是我们研究时不能错过的思考点。
a 坤主模式：指在“人妖恋”故事结构中，对于人妖、男女的性别和种族分配大多为男人女妖模式。如《搜神记》《聊斋志异》等书中妖类大多为女妖，人类大多为男性人类。 b 〔瑞士〕卡爾·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页。
c 伍蠡甫：《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页。
d 谢真元：《人妖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第23页。
ef〔清〕蒲松龄著、斯范注：《聊斋志异》，崇文书局有限公司2016年版，第209页，第38页。
g 陈曦：《浅析〈聊斋志异〉中作者的白日梦通过女妖形象的映射》，《赤子（中旬）》 2013年第7期，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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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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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霍晨洁，伊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编 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