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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除了几声秋虫的呢喃，桃花渡显得一片静谧。
突然，寂黑的夜空中传来“突突”的马达声，一道雪亮的探照灯瞬间将河面照得如同白昼，平静的河面似乎被一条拉链拉开，翻起两道白浪，一艘汽艇从上游疾驰而来。几只野鸭子从河边水竹丛中惊起，“呱呱”尖叫着掠过河面，飞入夜空不见。似乎是算好了时间，就在汽艇靠岸时，码头上飞驰而来两辆军车，随着戛然而止的刹车声，从车上跳下荷枪实弹的小鬼子迅速将渡口层层警戒起来。车灯齐刷刷地照射在汽艇上，甲板上小鬼子枪上的刺刀和头上的钢盔发出瘮人的幽光。
一个日军少佐快步走下码头的石阶，脚上的长靴在麻石条上叩出一串脆响。少佐站在临水的石阶上，面无表情地盯着汽艇。
汽艇的舱门“哗”地打开，一个被蒙住双眼，身材高瘦30来岁的汉子被推了出来。
少佐朝甲板上的小鬼子挥了挥手，小鬼子上前将汉子的蒙眼布扯下。少佐偏着脑袋，眯着眼睛不动声色打量了汉子十几秒钟，然后微微颔首。
小鬼子从后面重重推了汉子一把，示意他下船上岸。汉子向前趔趄了两步才站稳脚步，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抬头朝岸上看了一眼。就在这时，码头后面山坡上那片小树林里骤然闪现出无数的火花，随即响起一连串的枪声。渡口上有辆军车被炸弹击中，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冒起冲天火焰，整个码头被火光映得通红。汽艇上有两个小鬼子中弹后惨叫着栽进水中，甲板上一片混乱。那汉子身子猛地向前一歪，倒在了甲板上。
很快，反应过来的日军开始反击，迫击炮和机枪如狂风骤雨般朝小树林轰炸和扫射。树林里顿时火光冲天，弹片横飞，碗口粗的马尾松纷纷拦腰折断，轰然倒下。随即，码头上的日军在少佐指挥下向小树林发起冲锋。而那艘汽艇却没作任何停留，在河面上划过一个半弧，掉头朝下游疾驰而去，转瞬就消失在夜幕中。
这是七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家乡梨城城外桃花渡的一场战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梨城市志》对此有如是记载：“1944年中秋，中共地下组织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吴克溢被日军逮捕。是日晚，得到消息的城工部在桃花渡码头组织营救，但因敌众我寡，营救小组除一人突围外，其余6人全部壮烈牺牲，营救失败。”
解放后为纪念在那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梨城市政府在渡口修建了烈士陵园，立碑铭志。
桃花渡地处城西五里的翠河南岸，旧时河上没有桥，两岸的百姓，凭一条木船来回渡河，摇橹声声，日子在桨声光影里荡漾开来。每年阳春三月，两岸桃花盛开，春风摇落的桃花瓣顺水漂浮在河面上，整个渡口被映衬得像是染上了一层桃红色。桃花渡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梨城由于位于内陆山区，山高水长，道路崎岖，但因有绕城而过的翠河，水路却方便，因此翠河上大小渡口很多，而桃花渡因占了天时地利，到明万历年间便从一个渡口渐渐发展成了货物集散的码头。当地的粮食、木材和土紙多从这里上船运往省城，而省城的布匹、食盐和日杂用品也在这里卸船上岸，一年四季繁忙异常。1940年夏，日军占领梨城后，为了将梨城的粮食运往省城，特地征集民工扩建桃花渡码头，并派工兵在翠河上爆破暗礁，疏浚河道。作为江南著名产粮区的梨城出产的粮食被日军用舢板和木船源源不断运往省城，当时的翠河成为占领省城的日军山本师团最重要的一条粮食补给线。解放后，人民政府加快交通建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翠河上修建起三座公路大桥后，桃花渡货物集散的功能才逐渐消失。但每到春和景明，桃花渡碧水青山，两岸数百亩桃花竞相开放，灿若云霞，成为梨城八大景观之一——“古渡云霞”。
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牢记革命历史，梨城市政府拟在桃花渡以梨城城工部当年抗日史实为依托，建立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影像等资料，向广大游客展现当年城工部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作为市革命纪念馆馆长，我非常清楚市政府之所以会把基地建在桃花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和当年在这里发生的那场战斗有关，因此我特别把那场营救行动的内容作为展馆展示的一个重点，可是在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却发现相关资料极为有限。
梨城城工部是1933年秋组建起来的，隶属红色苏区清源山游击纵队领导。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是个具有多年地下斗争经验的老党员，在他的组织下，城工部发展到近50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为巩固清源山红色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清源山游击纵队也改编成新四军清源山军分区。时任军分区司令的马力深有远见，特别留下部分城工部的骨干在梨城潜伏下来。1940年夏，日军占领省城后，为了保证粮食供给，迅速向素有“江南粮仓”之称的梨城发动进攻，驻守梨城的国民党军108师抵抗半月失守。日军占领梨城后，潜伏在城内的城工部与日寇展开英勇的地下斗争，为抗日部队输送了无数的情报，粉粹了日寇对清源山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围剿”和扫荡。特别是在1944年10月，城工部精心组织里应外合，配合清源山军分区一举攻克梨城，全歼守敌坂田联队。不仅顺利完成解围江左支队任务，又使梨城牢牢控制在了共产党手中，打破了国民党军108师在次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后，企图将梨城作为发动内战向内陆进攻的跳板的妄想。
一开始我觉得要把当年发生在桃花渡那场战斗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并不是很难的事，可当我把《梨城市志》里有关城工部的记述都查阅了一遍后，才发现书中对那场战斗的记载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连吴克溢在哪里被捕，因何被捕都没说明。桃花渡营救行动是城工部自建立以来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城工部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可为什么市志对此记载只寥寥数语，而且语焉不详？
和你不怕明讲，我来方志委也就几年，要我从头到尾研究这些还真没有。不过我想，《梨城市志》记载的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城工部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不可能每件事都记录得那么详细。陆一新听了我的疑问，这么对我说。 陆一新是我发小，从小读书就偏科得厉害，语文出奇的好，数学出奇的差，受尽了语文老师的夸奖，受够了数学老师的羞辱，真是冰火两重天。高考时自然落榜，他爹让他复读，但他很有自知自明，说凭他这种状况，就是读死了也别想考进大学，所以当年就报名参了军。当时部队就少他这种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才，这家伙从连部文书干起，后来很顺利转了干，前年从副团的位置上转业回地方。当时市方志委主任正好退休，市委就让他去顶了这个缺。陆一新在部队干了二十多年的政工，文笔又好，到市方志委也不算屈才。这家伙性格豪爽，做事雷厉风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为人豪毅，耿耿有烈风。”他的办公室在市政府三楼，外面正好有一个露台，经常见他在那打军体拳，快五十岁的人了，身材依旧挺拔匀称。
我让陆一新帮我找找这方面的资料。陆一新不干，让我去找档案馆。
我“嘿嘿”笑说，方志委是研究梨城历史的专业部门，这类资料肯定是你们最齐全，我犯得着到档案馆去大海捞针吗？末了，我提醒他，方志委也是桃花渡基地建设的成员单位之一，当时市委开协调会时就明确了基地展馆的资料由方志委负责提供，他是责无旁贷。
陆一新被我这么一说，只好起身把办公室主任叫进来。
办公室主任姓童，头发花白，走着张嘉译那种摇头摆尾的“社会步”，一看就是长期伏案工作落下的毛病。童主任自我解嘲说在方志委他是姓最小，人最老，坐了几十年办公室，别的不突出，就是腰椎盘突出。他告诉我们，编修市志那年，他正好参加工作，当时方志委聘请了几十号人四处收集资料，前后花了近两年时间，收集来的资料把资料库都堆满了。
那些资料都还保存着吗？我问。
有啊，这些都做过资料长篇存档的。
陆一新马上明白我的意思，他让童主任找找看有没有和城工部有关的资料，如果有就全给我找出来。童主任倒很爽快，因为前些年方志委根据上级要求加强资料库建设，特别请了市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专业人员给资料库的各种资料进行科学分类和编号，所以虽然这么多年下来资料库里各类资料堆积如山，但他还是很快就把我所要的资料找到，码在阅览桌上，小山似的。这些资料有复印件、誉写件，但多数是打印件，过去了几十年，纸张多发黄发黑，有股浓重的霉味。
陆一新虽然嘴上说不愿意，但还是陪我泡在资料库查阅那些资料。几天后我们终于在一叠《梨城市志》的初稿上，看到关于桃花渡战斗比较完整的一段记述：“1944年中秋，中共地下组织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吴克溢在距梨城50多里地的稽山渡口被日军逮捕，日军当晚从水路用汽艇将吴克溢押送回梨城审讯。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得到密报后，组织了7人的营救小组潜伏在桃花渡口南岸山坡上的小树林实施营救。但因敌众我寡，经过一番激战，营救小组除一人突围外，其余6人全部壮烈牺牲。吴克溢同志也被日军开枪射杀。10天后，新四军清源山军分区在城工部里应外合的配合下，攻占梨城，全歼守敌坂田联队。”
初稿上的這段文字与出版后的《梨城市志》上的记载相比，很明显内容较翔实，表述也更完整，可为什么《梨城市志》最后就剩下那几句语焉不详的话？我感到很纳闷。
一部市志从形成初稿到正式出版，必须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也有可能后来删除了一些内容。童主任说。
为了证实童主任的话，我将《梨城市志》从初稿到定稿仔细梳理了一遍，在几年时间里这部市志的确是在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但对于桃花渡那场战斗，我发现第二稿和初稿的记述一样，没作什么改动，可到第三稿，也就是定稿时，就剩下正式出版后上记载的那几句话了。按理说，修改是为了提高，补充是为了完善，不应该越改越差才对。
是不是资料不全，依据不足，最后给删了？陆一新问。
这不可能。童主任很肯定说，史志的作用是存史、资政和教化，来不得半点虚假，每件事都有出处，都是有史实做依据的，而且要经过反复查证核实，宁缺勿假。初稿出来时就写得这么详细，说明当时收集的资料还是比较齐全的。
可奇怪的是，我和陆一新将所有资料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有记载桃花渡战斗的相关资料。
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有参与市志的具体编纂，不太清楚。童主任解释道，不过那时人多手杂，聘请来的编辑就有几十人，有些资料有可能遗失了也不定。
当时是哪位编辑负责这部分的编纂？为什么要删除有关内容？我问。
按规定，市志编纂实行主编负责制，也就是到了最后一稿，是主编一支笔修改，这样才能统览全书，决定取舍。童主任说。
我翻开《梨城市志》扉页，见主编的署名是贾浩民，便问，按你的意思，只有贾浩民有权力对市志进行修改？
那也不一定，一开始，贾浩民也不是主编，他是后面调整后才当上主编的。童主任回忆说，那年根据省里统一部署，启动市志编纂程序后，梨城市政府发文成立了编委会，当时编委会主任由副市长孙仲松兼任，主编聘任了退休的原政协主席罗明，贾浩民只是副主编。但贾浩民这人心眼小，私心重，再加上方志委就他一人有编审的职称，所以平时目空一切，连当时的主任江龙尧都不在他眼里。市志编到一半时，好像是第三年，贾浩民就闹着要调整编委会，还跑去找孙副市长告状，说罗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市志编纂，凭什么让他当主编？
罗明有参加过党史编纂吗？我问。
这倒没有，只是挂个名，当时也就是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当主编更有分量而已。
但不管怎么样，主编是市政府下文任命的，他贾浩民有什么权力推翻？陆一新皱着眉头问。
不就是功利心太重嘛，想自己当主编嘛。童主任说，虽然当时江龙尧不满贾浩民的做法，但编纂市志又离不开他，只好息事宁人，按照贾浩民的意思报请市政府在1985年重新调整了一次编委会，让贾浩民如愿以偿当上了主编，同时还任命了一名兼职副主编。但最后的结果是，市志编完了，不仅编委会上没有罗明的名字，那位副主编也看不惯贾浩民的做法，坚决不上自己的名字。钓名估誉的贾浩民正中下怀，达到了他名利双收的目的。 岂有此理！当时孙仲松怎么会容许贾浩民如此为所欲为？陆一新有些恼火地拍了一下桌子。
孙副市长好像对这事睁只眼闭只眼，还到方志委来做工作，让大家以团结为重。为这事我们单位不少人对孙副市长还有意见，说他和稀泥，不讲原则。
这些事之前怎么都没听你们说起？陆一新问。
过去这么久，没人问起，谁爱去提这陈谷子烂芝麻的事。童主任说。
贾浩民的品行如此，他会不会凭自己的好恶任意修改市志里的内容？待童主任走后，陆一新点起一支烟，吸了两口，问我。
陆一新提的这个问题让我吃了一惊，如果一个编纂史志的人存在私心，不能忠实记录历史，甚至掩盖或者篡改历史，那是多么可怕的事，他将会让多少寻找真相的人误入歧途。
贾浩民要篡改城工部的历史，我猜他没有那个胆子，但他要删除一些内容倒可以，就算追究起来这也在他主编的职责范围内。我对陆一新说，从我们查阅的资料看，城工部别的资料都比较完整，唯独就是桃花渡这场战斗被删除了一些具体内容，是不是事实不清，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
刚才童主任已经否认了这一点。再说参与桃花渡营救行动活下来的城工部成员有马维山、孙仲松，他们解放后都担任过梨城的领导干部，何况孙仲松到现在都还活着，当年还兼任过市志编委会主任，他就是活生生的证据。陆一新白了我一眼。
那会不会他们之中有人得罪过贾浩民？贾浩民睚眦必报，故意删除了桃花渡战斗应该记述的内容，并且偷偷把有关资料销毁或者藏匿起来了？
马维山与贾浩民应该没有什么交集，倒是孙仲松，他当时是市志编委会主任，难道是他在工作上得罪了贾浩民？陆一新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接着说，但刚才你也听童主任说了，孙仲松对贾浩民争主编的事并没有干涉，最后还让他如愿以偿，按理说贾浩民不应该对孙仲松有意见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贾浩民对孙仲松有什么意见，但如果他故意删除了桃花渡战斗有关内容，作为市志编委会主任，他孙仲松也有责任把关，由不得贾浩民乱来。
听陆一新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贾浩民没有理由要去删除桃花渡战斗的相关内容，但从市志初稿和定稿上的记载来看，确实有被删除过，这又作何解释？陆一新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
贾浩民还健在吗？我突然想起。
健在不敢说，活着倒是真的。陆一新说。
此话怎讲？
八十多岁，瘫在床上有十来年了，屎尿都不能自理，别看半死不活，脾气却大得很。看我有些不解，陆一新解释说，逢年过节单位总得去慰问一下吧，他见人就骂，好几任主任都被他骂，我也不例外。
骂什么？
骂我们不关心退休老干部，骂我们给他的慰问金太少，反正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上个星期他让他老伴给我打电话，说他要死了，指名要我去。你说怎么着，他要我答应他，死后单位要给他开追悼会，要给他写悼词，还说要把写好的悼词先拿给他过目，他不放心，担心我们会写坏他。陆一新苦笑着摇了摇头，末了突然回过神来，你小子不是想去找贾浩民吧？
我点了点头。
陆一新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他那种人难沟通，你去了也问不出什么来。我倒是建议你去找找孙仲松，他是那场战斗的亲历者，有什么他会不知道？
二
那天虽然是中秋节，可天上没有月亮，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天空黑得像倒扣的锅。我们七个人潜伏在渡口山坡上那片松树林里，林子里乌麻叽黑，谁也看不见谁。山蚊子很多，直往我脸上扑，叮一口就是拇指大的疙瘩，那痒比痛都更难受，但我不敢动啊，大气都不敢喘。约莫过了个把小时，河里开来一艘汽艇，码头上也来了两车小鬼子，把四周都围了起来，车灯把码头照得雪亮。我看到吴克溢同志被小鬼子从船里推出来，有一个小鬼子给他扯下蒙眼布，押着他要上岸。吴克溢同志站在船头，朝我们埋伏的方向看了一眼，我不晓得他懂不懂我们会在这里救他。后来我们就向敌人开枪，我们没有想到敌人有那么多人，但那个时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根本轮不到再作打算。小鬼子很快就开始回击，炮弹一股脑地朝我们埋伏的小树林砸下来，子弹像下雨般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亲眼看到组长蒋天明被炮弹炸翻，然后被一棵拦腰炸断的松树压在地上，只一转眼功夫就被大火吞没了。当时渡口到处都是枪声和爆炸声，敌人的一辆军车被我们击中，发生爆炸烧起来，火蹿得老高。我躲在一棵树后向敌人射击，一连干掉两个小鬼子。后来我看到码头上那个挥着军刀指挥敌人向我们冲锋的日本军官举枪向吴克溢同志开枪，吴克溢同志倒在了甲板上。
孙仲松是桃花渡营救小组唯一幸存者，也是目前极少数还健在的城工部成员之一。老人虽然已九十多岁高龄，但思维还算清晰，对当年桃花渡那场战斗记忆犹新，向我叙述时不仅流畅而且很有现场感。
对于当时如何脱险的，他告诉我说那场战斗其实前后只进行了几分钟，营救小组的人基本在敌人密集的枪炮扫射和轰炸中就牺牲了。当时他的左腿被炮弹炸伤，在鬼子还没冲上来时，他从小树林右侧爬了出去。他记得那里有一条水沟，可以直通翠河边。他滚进水沟后，向前爬了一段，一头扎进河里，凭着好水性游到了对岸，最后为桃花庵主云慈师太所救。
在梨城流传多个版本的爱国主义乡土教材中，孙仲松是个极为传奇的人物，当年他是有名的神枪手，他曾潛伏在慈恩塔上，用一把老套筒干掉四个在街上巡逻的小鬼子，弹无虚发。解放后孙仲松担任过梨城市粮食局长、民政局长，“文革”期间因造反派要拆毁千年古寺桃花庵，他出来阻止，被扣上反对“破四旧”的帽子关进牛棚，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达四年之久。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担任过梨城市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
孙老，当年编纂市志，里面有关于城工部在桃花渡那场战斗的记述，是根据您的回忆编写的吧？
那也不能按我一个人说的，我是参与者，马维山书记是组织者嘛。孙仲松靠在沙发上，大概是一口气和我说了那么多话有点累的缘故，半眯着眼睛。
当年您是市志编委会的主任，市志定稿时有没有报送给您审核？ 孙仲松睁开眼，你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事？
我告诉他，当年市志初稿上对桃花渡战斗记述得比较清楚，但到了定稿时只剩下几句语焉不详的话，不知道他对此有没印象？
他偏着脑袋想了一会说，这么多年，想不起来了。市志都有专业人员编纂，我不过就是挂个名而已。就算送给我审核，我也不可能从头到尾看过来，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这倒是实话，一个副市长分管的事多了去，要他花时间去审核上上百万字的市志肯定不可能，具体的工作还是在方志委。
再说市志怎么可能每件事都记得那么清楚啊，又不是写小说，有取有舍，删繁就简也是正常的嘛。孙仲松接过保姆端上来的一杯水，喝了一口，对我说。
对于吴克溢当时为什么会在稽山渡口被日军逮捕，孙仲松明确表示他不清楚，确实孙仲松的回忆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市志初稿上那段文字为什么又会提到吴克溢是在距梨城50多里地的稽山渡口被捕的呢？
三天后，按照陆一新给我的地址，我在城北的杏树园找到了贾浩民的家。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市建委统一规划的自建联排三层楼商住小区，曾被称为梨城的富人区。
还在门口，我就听到楼上传来“滚，你给我滚！”的吼叫声。我按了门铃，一个中年汉子开了门，看到我就说，你是陈馆长吧，陆主任给我打电话了。他指了指楼上，我爹那脾气，逮谁骂谁，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他的，他要乱说话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我們上了楼，二楼房间里飘出一股屎尿味，一个老妪正在给床上瘦骨如柴的老头换纸尿片，老头死命扭动着，很不配合的样子。
贾浩民的儿子上前托起他爹轻飘飘的身体，老妪也没顾忌我在场，给贾浩民重新换了衣裤，将一个纸尿片垫在他身下，然后用塑料布裹起那些脏衣服下楼去了。
经过一番折腾，贾浩民躺在床上，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喘着气，但他的两眼却灼灼发光。
我走到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撒了个谎，说我们准备编写一本《梨城城工部革命斗争简明读本》，因贾浩民曾经当过《梨城市志》的主编，特意来向他请教。
贾浩民翻着白眼看我，编，编城工部？
我点了点头说，贾老主编，我研究过《《梨城市志》，真是史料详实，文风扎实，很值得我学习。
贾浩民干瘪的嘴角向上翘了翘，很受用的样子。
我话锋一转，但我发现，市志里有些内容没写清楚，我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发现？
不清楚？哪？贾浩民因为气喘得厉害，说话基本不连贯，但不影响我与他的交流。
比如城工部当年在桃花渡那次营救行动就记述不完整，内容模糊不清。虽然我有点担心贾浩民随时都可能背过气去，但我还是决心一鼓作气问到底。对这样刚愎自用的人也许只有触到他的痛处，才有可能在他反击的时候暴露他的真实想法。
你，你说是救人、死人的事？贾浩民用枯枝般的手指指着我。
没错。
那是孙，孙副市长的意思，说，说不清楚，就删，删。
我心里跳了一下，你是说是孙副市长让你这么做的？
嗯。
可这件事并不会不清楚啊。
你，知道啥，他们几个说的，对，对不拢。
他们几个是谁？是马维山和孙仲松吗？
他们一样，有人不一样。贾浩民大咳起来，两手发鸡爪疯般在被子上抓。
谁不一样？
贾浩民翻着白眼想了一会，有点茫然。
他们说的有什么对不拢，是对那场战斗的回忆吗？
没，没错，既然记不了，那就删，删了。
我说，我这几天查阅了一下方志委保存的资料，我没看到有什么回忆资料啊。既然你们没有依据，怎么可以乱写呢？史志讲究的是真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我想你作为主编不会不明白吧？我用言语狠狠刺激他。
你放，放屁！我，我怎么没，没依据？贾浩民气急败坏地捶着床沿，当时就，就是根据收，收集到的资料写的，你，你敢说我没依据？！
那资料呢？我怎么就没看到。我穷追不舍，我有预感，今天如果不从他嘴里问出点什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你，你算老几？你没看到就敢，敢说没有。贾浩民因为气愤全身乱抖，他的一根手指一直指着我，你，不是好，好人。只有孙，孙副市长是好，好人，他把我，当朋友，我服他。贾浩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随即发出一串破锣似的咳嗽，两眼翻白，脖子伸得老长，整个身子在床上弓成一只虾，一抽一搐，似乎马上就要背过气去。他儿子连忙按着他，一边给他揉胸口，一边示意我不能再问下去。我看苗头不对，连忙告辞出来。
贾浩民肯定编写桃花渡战斗的内容时是有资料依据的，从他的话中可以知道除了马维山和孙仲松，至少还有一个人的资料，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是在哪方面的说法出现分歧，导致最后孙仲松要贾浩民删除有关内容呢？我在方志委又花了几天时间，从头到尾认认真真查找了一遍，依旧没见到贾浩民提到的资料。
要丢也不可能就丢与桃花渡战斗有关的资料，我猜很有可能是有人借走未归还的缘故。陆一新让童主任看看是否有借阅登记。
童主任回忆说，原来的资料员俞大姐已经退休好些年了，近几年基本没人到方志委借阅过什么资料。不过，也可以找找看。童主任在最靠里面的一排铁架上的档案堆里灰头土脸翻了许久，终于找到一个布满灰尘的档案袋，打开，从一叠发黄的纸张抽出几张来，乐了，嘿，俞大姐还很仔细，真有留着。
这是几张资料借阅登记表，写着资料名称、借阅人、借阅时间和归还时间，基本就是在编纂市志那个时期。
我认真查看了一下，进进出出借阅资料的人很多，童主任说大多是编纂市志时聘请的编辑。其中贾浩民借阅的次数最多，但基本都有借出和归还的登记。但有一次的借阅记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1987年8月21日的登记，贾浩民一共借了三份资料，分别为《关于桃花渡营救失败的始末和教训》《文史资料第七辑》和《我对桃花渡战斗的回忆》，这三份资料只有借出时间没有归还时间，但在备注栏里用铅笔模模糊糊注着一行字：“贾主编告知，此三份文件被孙副市长调阅。” 也就是说，孙仲松在1987年曾通过贾浩民向方志委调阅过这三份资料，但未归还。至于孙仲松为什么要调阅这几份资料，陆一新认为，孙仲松当时是分管领导，又是编委会主任，调阅资料是十分正常的。
可那天我去找贾浩民时，他对经他之手借出的这三份资料错口未提。
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能和你说那么多就谢天谢地了，你还指望他什么都记得？再说市志编完后这些资料都由资料库保管，基本也没有人再去过问，孙仲松后来有没有归还他也可能不知道。陆一新分析。
孙仲松调阅的三份资料，有两份从标题就可知是关于桃花渡战斗的。虽然《文史资料第七辑》里有何内容尚不得知，但我很快就在市政协文史委找到这本书，这是文史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定期组织编纂的文史资料内刊，书中有一篇孙仲松的回忆文章《桃花渡营救行动记事》。在这篇文章里孙仲松的记述和他对我的叙述基本一致，在这里我不再赘述。由此可知，当年孙仲松调阅的三份资料全部与桃花渡那场战斗有关。也由此可见，市志初稿上记述那场战斗就是以这几份资料作为撰写依据的。只要把另两份资料找到，桃花渡战斗的整个过程应该就会十分清楚。
但陆一新说，你别那么乐观，这事过去几十年，孙仲松能不能记得还不一定。
果然如陆一新所料，在贾浩民的追悼会上，孙仲松对当年调阅资料的事矢口否认。
贾浩民是我去找他一个星期后就去世了。按照他生前的要求，方志委例行公事在殯仪馆给他举行了个追悼会，当时方志委没人愿意给他写悼词，童主任说把他往好里写又违心，把他往坏里写又恐怕他家属不同意。最后还是陆一新自己抄刀避重就轻把这事对付过去。其实那天去的人很少，除了贾浩民的亲属就方志委几个人，所以当看到孙仲松拄着拐棍出现时陆一新吃了一惊。
孙仲松非常肯定地告诉陆一新，他从来没有调阅过什么资料，当时担任市志编委会主任是按要求需要有个市领导挂名以示重视而已，具体工作都是方志委同志做的。
陆一新提醒他，方志委保存的借阅登记表上有注明他曾通过贾浩民调阅过三份资料。
胡扯！我什么时候调阅过？没有的事。孙仲松用拐棍点了点躺在冰棺里的贾浩民，这死老头又不会说话了，要不我得盘问盘问他。后来他就不理陆一新，追悼会还没完，就在保姆的搀扶下上车走了。
从孙仲松会去参加贾浩民的追悼会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这证明贾浩民说孙仲松把他当朋友这话不假，但孙仲松为什么要否认有经过贾浩民之手调阅过资料呢？
也许是老人年纪大了，记不得了，毕竟过去了好几十年。即便是借了，那时他是副市长，管的事多了去，借几份资料不一定他就记得还，可能看都没看，时间一长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丢哪里去了也不知道。陆一新分析说。
我不知道孙仲松是真的忘了还是想要隐瞒什么，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另外两份资料，这两份资料当年方志委是从什么途径获取我不得而知。陆一新建议我去档案馆找找看，有困难找警察，要资料找档案。我想了想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三
我在档案馆找到了《我对桃花渡战斗的回忆》这份资料，但另外一份《关于桃花渡营救失败的始末和教训》却没有，虽然资料员在电脑上连续输了两次名目后，但电脑检索都是空白。我问资料员档案馆会不会有资料但检索不到的？资料员告诉我，2000年以前的所有档案都经过了电子信息化处理，由电子计算机检索，只要有就能找到。资料员很快就从资料库给我找来了一份卷宗，这是一份名为白天水的个人档案资料，《我对桃花渡战斗的回忆》是档案里存着的一份手写件，写于1957年。在这份自述里，白天水详细回忆了那天晚上他在桃花渡战斗中的经过。从档案上可知，白天水是梨城城工部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伪军中队长。那天下午他带领一个中队的伪军配合日军出城征粮，在稽山正好看到被日本特务逮捕的吴克溢。白天水见过吴克溢，这让他心急如焚。当时离稽山十来里地的郭庄有一个城工部秘密联络站，因此，白天水带着伪军到郭庄征粮时，很巧妙地把消息传到了联络站。交通员感到事关重大，火速赶到梨城，将吴克义被捕的消息报告给了马维山。按照白天水的说法，那天原本他们是把征来的粮食押送到稷山渡口，准备用木船运进城的，但逮捕吴克溢的日本特务恐人手不够，让白天水带一个班伪军归他们指挥。在等待汽艇到来之前，吴克溢被关在稽山渡口边的土地庙里，白天水带的那个班的伪军被日本特务指派担任外围警戒。汽艇来之后，白天水带了几个伪军上了押送吴克溢的汽艇。但接下来他的一段记述引起了我的注意：“汽艇到达桃花渡口时，码头上站满了警戒的日军，特务头子松井腰挎军刀早已等在岸边。蒙着眼睛的吴克溢同志被敌人从船舱里推了出来，我当时就站在他的身后，我不敢去看他，我很清楚，如果吴克溢同志被交到了杀人不眨眼的松井手里，那必死无疑。我当时非常紧张，我不知道我的情报送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组织上会不会来营救。就在吴克溢同志被小鬼子推着要走下汽艇时，我突然看到岸边小树林中一下冒出很多火花，紧接着响起激烈的枪声。甲板上有两个小鬼子中弹掉进河里。当时子弹乱飞，我的帽子都被打飞了，我也很紧张，一翻身就滚到甲板上一个沙袋后面躲避。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让汽艇上的小鬼子乱作一团，有个军曹冲驾驶室大喊大叫，汽艇火速掉头飞快驰离桃花渡。等到我再回过神来，我发现，吴克溢同志已经倒在了甲板上，太阳穴汩汩流着血，他的右手边丢着一把手枪。那个军曹气急败坏又吼又叫，后来听说回城后那军曹剖腹自杀了。吴克溢同志究竟如何中弹的我不知道，也就是一眨眼的事，我没看清。”
白天水解放后曾任梨城工委副书记，“文革”期间成了造反派的头头，夺取了市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大肆迫害干部群众，市委书记马维山就是在他的组织下被批斗致死的。“文革”结束后，白天水作为“三种人”被判无期徒刑，后在狱中因癌症死亡。
按白天水的说法，吴克溢中弹是战斗刚开始之时，至于如何中弹他不清楚，而孙仲松的回忆却很肯定吴克溢是在敌我发生交战后被日军开枪射杀的，这两种说法有很大的分歧，贾浩民所说的“对不拢”是否就是指这个问题呢？到底谁说的更可信，这让我一时难于判断。 要知道谁说的可信，最关键的是要找到那份《关于桃花渡营救失败的始末和教训》，看看这份资料上是怎么说的。陆一新说。
就在我纠结于从何处寻找它时，让我意想不到这份资料竟然出现在市委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室。这让我充分体会到古人那句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话，我肯定这是生活经验的真实总结。
半个月前，市委组织部从一些单位抽调了一些年轻的后备干部帮助整理干部档案，市纪念馆的讲解员严芳芳也在其中。在整理过程中她无意发现这份与桃花渡战斗有关的材料，但组织部干部科不允许她随便查阅，心细的严芳芳连忙给我打电话，让我以单位查阅的名义开具证明去。
在市委组织部干部档案室，我在一份卷宗里看到《关于桃花渡营救失败的始末和教训》，这是原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在“文革”时写的一份交待材料。在这份材料中，他提到：“1944年10月，正当城工部和清源山军分区紧锣密鼓策划攻打梨城的紧急关头，城工部组织部长吴克溢同志被日本特务逮捕。当我得到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密报后，感到十分吃惊和担心，鉴于吴克溢同志担任着城工部重要领导职务，掌握着梨城地下党组织所有的秘密及行动计划，我迅速组织了营救小组在桃花渡对吴克溢同志进行营救。当时营救小组组长由蒋天明担任，成员有李闯、戴长柏、毛庭辉、赖石宝、冯北风和孙仲松。当晚，营救小组成员从城内的下东门陆续出发，潜伏在桃花渡山坡上的松树林里。晚十时左右，当押送吴克溢同志的汽艇到达渡口时，营救小组向敌人发起攻击，但由于敌众我寡，经过一番激战，营救失败。日军担心吴克溢同志被我们解救，向还在汽艇上的吴克溢同志开枪射击，致使吴克溢同志当场牺牲。营救小组除了孙仲松同志带伤突围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马维山在这份交代材料的最后承认是因为自己对敌人估计不足，组织不当，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对营救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马维山这份交代材料的时间是1969年8月26日。也就是说，他在写这份交代材料时已经在接受组织审查，这份材料后来一直保存在市委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室。马维山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昭雪。从马维山的这份交待材料来看，不难看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勇于承担责任的坦荡胸怀。
至此，关于桃花渡战斗三份相关资料都已找到，马维山和孙仲松的说法基本一致，都指出吴克溢是被日军开枪射杀，而白天水在回忆中却没有提及，对吴克溢中枪和孙仲松的说法也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梨城党史》对桃花渡战斗的记载语焉不详的原因。
那天晚上，我和陆一新坐在他办公室的露台上，月亮像瓣肥肥的蜜角，流淌着浓汁，那汁液是蜂黄色的，有些浑，有些粘，流到楼下的梧桐树上，流到楼下小花园的塔松和开得碟似的白菊花上。
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方志委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写出了桃花渡战斗经过的初稿，随后整部市志由主编贾浩民一支笔修改，在修改过程中，贾浩民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他和你所说“对不拢”的问题，于是他去请教分管领导孙仲松。贾浩民这个人刚愎自用不假，但他也有可取的一面，做事较真，对于这个疑问他肯定想要弄清楚。孙仲松随即调阅了包括他自己回忆文章在内的那三份资料，也看出白天水的说法和他不一样。按照孙仲松的性格，可以肯定，他在贾浩民面前一定是坚持自己的回忆是正确的，但他又无法推翻白天水那白纸黑字的材料，最后他干脆指示贾浩民删繁就简，用几句话带过。陆一新吸着烟，整个人倚在藤椅里，环境有些暗，看不分明他的表情。
如果是这样，那么《梨城党史》对桃花渡战斗的记载就想得通了，怪不得连吴克溢中枪牺牲都未提。
但我有一點想不明白，按常理，作为那场战斗唯一剩下的参加者，孙仲松应该是很希望将那场战斗详细记录下来载入史册的，可他却将有的内容删去，然道仅仅是和白天水说的不一样吗？毕竟白天水早就去世了，孙仲松在我们梨城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他有什么好顾虑的，只要他坚持要贾浩民按他的回忆写，贾浩民也不能反对。我觉得孙仲松可能是想隐瞒什么。陆一新说。
隐瞒什么？
陆一新没有回答我，反过来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对于吴克溢中枪存在时间差这件事，你认为孙仲松和白天水谁的说法更可信？
我觉得是孙仲松，他是战斗的亲历者，他最有发言权。
陆一新把烟蒂按在手上端着的烟灰缸里，摇了摇头，恰恰相反，我认为孙仲松说假话的可能性大些。
为什么？我吃了一惊。
作为白天水，他完全不需要说谎。当时他就在船上，战斗一打响，也就是他翻滚到沙袋后躲避子弹那一眨眼功夫，吴克溢就中弹了，如何中弹他没看清，从时间上看这应该是敌我双方交火之前。而孙仲松的回忆就有些值得推敲，如果吴克溢中弹是在敌我双方交火之后，那时候战斗那么激烈，而且是夜晚，他怎么会那么清楚地看到松井向吴克溢开枪？这有点不合当时的情况。
白天水在回忆中不是说他自己都差点挨了枪子？躲都来不及，没看清也算正常。而孙仲松当时正好看到也不一定，我觉得你这个分析有点牵强。我不大赞同陆一新的观点。
我再问一个问题，吴克溢是日军捕获的一只大鱼，日本特高课是想从他嘴里审讯出更多的秘密，怎么可能会击毙吴克溢？
马维山不是说日军是担心吴克溢被地下党所救吗？
这根本就说不通！马维山怎么知道日军担心吴克溢会被救？他当时并不在现场，战斗过程肯定也是后来听孙仲松说的。事实是那天晚上，松井早已有防备，带领几十个日军在渡口接应，而且吴克溢当时还在汽艇上，对于老奸巨猾的松井来说他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
你说，除了地下党和日军，有没有第三者？我提出我的疑问。
你说是有第三者在场向吴克溢开的枪？陆一新又点起一支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么肯定？
你想啊，吴克溢被捕的时间很短，这个消息如果不是凑巧被白天水发现，可以说连马维山都不知道，那就不存在组织营救的事了。何况吴克溢的被捕日军特高课是严密封锁消息的，正因为这样才会走水路押送，怎么可能会那么容易走漏消息？ 这一枪不是敌人打的，又没有第三者在场，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人打的？我一下警觉起来。
陆一新没有说话，他的整个脸隐没在灯光的阴影里，显得有些扑朔迷离，过了很久，陆一新说，我觉得吴克溢很有可能被营救人员的枪误伤致死的。
陆一新的话让我吓了一跳，我们调查来调查去，竟然得出吴克溢是死在自己人枪下的结论，这不是往自己人头上扣屎盆子吗？要真如陆一新所说，这件事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无法摆到桌面上来说，那究竟又是谁误杀了吴克溢呢？
目前除了孙仲松，马维山和白天水都早已不在人世了。而孙仲松一直守口如瓶，我想这应该是孙仲松不让贾浩民在市志中写得那么清楚的原因。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陆一新突然变得很是谨慎起来，也许根本就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要弄清这些问题，我觉得必须弄清吴克溢那天为什么会出现在稽山渡口？日军又是如何发现吴克溢的？或许吴克溢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会不会稽山有城工部的秘密联络点？吴克溢是去和谁接头的？
陆一新翻开《梨城市志》查了一会，告诉我，当年城工部共有五个秘密联络点，它们分别是中山大街的吉布庄、城南塔下街的候记豆腐坊和福阴山的香烛店，以及距城30多里地的郭庄和上坪山的土纸作坊，没有提到过稽山。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吴克溢在那天出现在稽山，对一个城工部的重要人物来说，一定会有什么目的。
四
两天后的周末，我和陆一新去了一趟稽山。
稽山是个古村落，有上百户人家，至今还遗留着不少封火大宅。从那高翘的屋脊和画栋雕梁，可以看出旧时村里的殷实和富足。我和陆一新在村主任的陪同下沿着幽长的小巷走走停停。墙根下的石板上坐着几个老人，对我们的到来，熟视无睹，一副参透世事的模样。当年吴克溢是否也在这小巷走过，我不得而知。
村主任是个年轻人，对大半个世纪稽山渡口小鬼子抓人的事一点都不知情。我们沿着青石板道一路走去，就到翠河边。河边铺着一些麻石条，有几个妇女在洗衣裳，“噼噼啪啪”的捣衣声在河面上荡漾。一棵歪脖子柳树下，系着一条竹筏，这应该就是当年的渡口了。村主任告诉说，虽然不远有桥，但村里人还是喜欢撑竹筏到对岸耕作，近且方便。末了又说河对岸丘阳山上有个萃山书院，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问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村主任不经意的这么一提，似乎点醒了我，潜意识里突然感到吴克溢和萃山书院有关系。
我对萃山书院并不很陌生，十多年前曾去过一次，过河上山走半个来小时就到。书院占地有1500多平方米，由庭院、回廊、荷池等组成，宅园合一的建筑形态和屋内雕梁画栋，以及圆门、浮雕、荷花池、太湖石等，都具有浓郁的苏州园林风格。它由当地名士刘腾蛟在清顺治年末所建，迄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是梨城境内保存最完好的一座书院。
走进飞檐高耸的门楼，是一口半月型的荷花池，池中荷叶田田，荷花亭亭玉立，嫩蕊摇芳。绕过荷池，走过一条回廊，中间是个正厅，正堂挂着一块楠木大匾，上书“鸢飞鱼跃”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厅堂上摆着古桌古凳，天井里几盆幽兰绿得欣欣向荣。
管理书院是一个聘请来的退休教师，姓王，他家就在稽山。王老师给我们泡了一壶茶，便陪我们聊起天来。他说，这里较偏僻，平时不是特意来的游客，一般没什么人来。2005年书院被确认为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后，文化部门拨款经过修缮，聘请他来管理。王老师说他还兼做解说员，早上8点上山来开门，下午五点关门。平日主要还是防火，防盗倒不怕，现在四处都装有监控。
我问他对书院是不是很了解？
王老師说，怎么说呢，反正平时对付得过去就是。
除了教书育人，书院其他还做过什么功用吗？陆一新问。
据我了解倒是没有。当年刘腾蛟的子孙颇有功名，两个儿子一举人一进士。后来这书院也一直是当地名人雅士研读习学之地，文风甚浓。
抗战时期，这里还是书院吗？当时是谁在这主持？
当时是林汝学在这收徒讲学，山下稽山的大户人家的子弟都靠一条渡船摆渡上山来习学。据说林汝学有个女儿大约十八九岁，长的十分漂亮，叫墨荷，知书达理，弹得一手好琴，平日里就帮林汝学打理书院。那时除了一些孺子求学，也有一些年轻文士常上山来和林汝学诗书唱和，这些青年仰慕林汝学的才华不假，但不少也是冲着墨荷去的。
你怎么会这么清楚？我有些诧异。
听我村里的老人刘广福说的，他当年就是书院的常客。
我眼睛一亮，刘广福还健在？
在啊，九十多了，耳聪目明的，就是腿脚不好使，据说是有一年被小鬼子打残的。
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见他？
王老师欣然同意，关了门，领着我们下山，熟练地解开绑在岸边的竹筏，叫我们站稳，然后撑杆一点，竹排就晃悠悠朝对岸划去。
我们找到刘广福的时候，他正坐在大门口打瞌睡。老人清瘦，嘴里含着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烟管，看见我们，两眼翻了翻。
陆一新抽出一支烟，递给刘广福。刘广福眯着眼看看，不接，晃了晃杵在地上的竹烟管说，这个才过瘾。老人吧唧了几口烟，瘪嘴里流出的口水把下巴上一撮山羊胡子弄得湿漉漉的。
我让老人说说萃山书院的事。
刘广福说，这从哪头子说起喔，我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帮我爹摆渡，没事就上山听林先生说书。
林汝学有个女儿还记得吗？
刘广福抹了一把胡子上的口水，记得记得，叫什么来着，墨，墨荷，对，就是叫墨荷，那可真是一朵荷花般，赞得紧呢。刘广福显然被我拨到激动的神经，不要我再引导，就滔滔不绝兀自说起来，墨荷那脸蛋，那身段，十里八乡冇得比，说话又轻声细气的，一听都让人骨头发酥打颤呢。那时山下的后生小伙有事没事都爱往书院跑，就是想去看墨荷呗。
刘叔公，我猜当时你也喜欢墨荷吧？陆一新插了一句。
老人“嚯嚯”笑起来，唾沫星子四溅，喜欢也冇卵用，墨荷有人啦，你说她那种人怎么会看上我们这些乡下人。 你是说墨荷当时已经成家啦？我问。
成家倒没有，但我看见过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隔一段时间就过河去找她。一看就是个读书人，高高瘦瘦，戴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有一次我还看见他们躲在书院后面的竹林里搂在一起亲嘴儿。
我和陆一新对视了一眼，你知道那男人叫什么名字吗？
不晓得，有一回墨荷送那男人下山，在渡口我听过墨荷叫他吴先生就是。
我的心一下“呯呯”跳起来，忙问，后来日本鬼子在渡口抓了一个人这事你知道吗？
好像是那年中秋的事，对，就是中秋的事。我爹头天上山砍樵，不小心脚被野猪夹子夹了，我过河去书院找林先生讨刀斧药。林先生不仅学识好，还懂医术，经常都有人上山向他讨草药。我下山时就听到有枪声，到了河边就看见对岸有好多日本人和黄狗子（伪军），我那个吓啊，转身就朝山上跑，他们就隔着河朝我放枪，一条腿就是被他们打断的。后来还是我二伯用船把我摇进城，找水门巷的郎中给我接的骨，但没接好一条腿还是废了，这些挨千刀的小鬼子，害我再也没出过村。
当时你见到被抓的人吗？
我又不在场，后来听说有个小鬼子被打死了。刘广福一下说了这么多，有点缓不过气，他将竹烟管的烟灰磕出来，重新装了一锅烟，我帮他点了火，他吸了两口说，这事发生后没几天，听说小鬼子就去抄了书院，林先生被打死了，墨荷也不见了，再没人见过她。
是不是也被日本人杀了？
倒不是，要真杀了有踪迹的。哎呀呀，这都是过去的事啦，你们打听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干嘛？
也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如果那人真是吴克溢，那么他那天出现在稽山渡口就解释得通了。在回城路上，陆一新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认为，萃山书院的墨荷是吴克溢的情人，中秋那天，吴克溢从城里赶了50多里路要到书院和墨荷相会，可是在还没上山之前，就在稽山渡口被捕了。至于后来马维山的材料里从来没有提及这件事，我觉得吴克溢这属个人私事他没有必要向组织报告，所以马维山确实不知道那天吴克溢的行踪。
我不能否认陆一新这个推测没有道理，但我还是怀疑，当时的局势那么紧张，身为城工部二号人物的吴克溢怎会有这种闲情？
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我们从来不认为在战争年代革命者就不能有爱情。
那吴克溢怎么会被日本鬼子突然逮捕？然道小鬼子早盯上了他？在稽山渡口守株待兔？
这不合乎情理，如果小鬼子早盯上了吴克溢，就犯不着要到稽山来动手，在城里就可以下手，何必多此一举。如果小鬼子故意要这样做，那就是怀疑稽山有城工部的联络站，想一网打尽，可事實是稽山和城工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一点前面的资料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认为吴克溢的被捕应该是偶然的事件，用一句不恰当的话说小鬼子是瞎猫撞见死老鼠。陆一新这么分析。
那这个偶然事件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我的调查进展毫无头绪的时候，一天下午，陆一新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指着桌上摊开的《梨城市志》对我说，你仔细看看这个。
书中有一段话被陆一新用红笔画过：“清源山军分区攻克梨城后，从日军特高课监狱解救了几十个被关押的人。经过甄别，这些受尽折磨奄奄一息的人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
看出什么问题了吗？陆一新问我。看我一脸迷惑，他接着说，你知道当时驻梨城日军特高课是干什么的？那可是专门对付抗日军民的特务机构。
这个我倒是了解，当时驻梨城日军特高课在城西的城隍庙设置了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审讯被捕的敌对人员。他们的审讯手段极为残忍，令人发指。有将人一刀一刀凌迟致死的，有将人活活丢进汽油桶煮成一副白骨的，还有将人活剥人皮的，酷刑无所不用其极，罪行罄竹难书。只要进了特高课的监狱，除了投降，基本没有能活着出来的。1942年，有一名叫马玉海的城工部成员被捕，敌人用一种叫做“披麻戴孝”的酷刑逼其招供。他们将马玉海全身扒光吊起，用皮鞭和带钉的木棍将他全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涂上盐水，再用粗麻布贴在身上，等麻布与伤口完全粘连在一起后，再进行审问，如不招供，就将麻布一条条连血带肉撕扯下来。马玉海实在受不了如此严厉的酷刑，供出了塔下街豆腐作坊联络点的负责人侯三，导致侯三和他妻子双双牺牲。幸亏马玉海只是一般的成员，他所知道的也就是侯三这个联络点，所以未给城工部造成更大损失。
你想过没有，日军特高课这么一个特务组织，它要对付的是抗日分子，怎么会平白无故逮捕那么多平头百姓？吃饱撑的。陆一新点起一支烟，陷入深深的沉思。突然他一拍大腿，吴克溢的被捕是不是也和这些百姓一样，属于误捕？对，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陆一新从凳子上跳起来，像个小孩般手舞足蹈。
误捕？小鬼子当时到底要抓谁？
这就是我们要解之谜。陆一新说，你现在就去档案馆，查查民国时期的档案，看看能找到什么线索，这是唯一的途径，其他没别的地方可找。
陆一新点醒了我。可是档案馆的资料员在电脑上一番检索后告诉我，从1940年到1944年梨城被日军占领这段时间，民国档案基本是空白。
我大失所望，这么说，这几年什么资料也没有？
不过有一些日本人留下的档案。资料员说，1944年10月新四军攻克梨城时，日军有部分档案来不及销毁，留了一些下来。不过这些日伪时期的档案损毁得十分厉害，零零碎碎的，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根本没人重视，基本封存着，没人注意。如果不是电子信息化建设，这些档案恐怕一直都尘封在档案库里睡大觉。
听资料员这么一说，我喜出望外，如果有日本人留下的档案，很有可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正如我所料，我从日军遗留下来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是当时驻梨城日军司令部的一份档案，档案记载了从1944年春开始，驻梨城的日军不断有士兵失踪或被杀，一开始没引起重视，直到小鬼子接二连三失踪了20多人后，才引起日军司令坂田的注意，责令松井的特务机关限期破案。特高课经过查看那些被杀的士兵，发现几乎都是被利刃一刀刺穿心脏毙命的。后来有一个被刺未死的日军回忆，刺客是一个身材高瘦，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所为。 随后，我又找到几份日军特高课的绝密档案，在一份特务机关长松井签署的密令中，有一张A4纸大小的素描画像，纸张发黄得十分厉害，画的那个人戴着一副眼镜，脸庞瘦俏，棱角分明。很显然，这是特高课根据那个遇刺未死士兵的回忆，画出的刺客肖像。在这份密令里，松井将特务分为8个侦缉小组，四处搜捕，发现疑似对象立即逮捕，严刑审讯。
在另一份标着嫌疑人犯的档案里，我看到了被逮捕人的基本资料，每人一份，写着姓名、住址、职业甚至还有身高体重等等，而且都贴着相片。这些资料编了号，共有76份，有些用红笔打了个勾，注明了死期。我统计了一下，用红笔打过勾的有43份，这就是说，这76个被抓的人当中有43个在特高课严酷的刑讯中丧命，剩下那33个在新四军攻克梨城后被解救。
从相片看，这些被捕者基本都是身材高瘦，年纪在30多岁，有一些还戴着眼镜。我突然一激灵，他们的这个特征和吴克溢的形象有些相似，难道，难道当年那个让几十个日军丧命的刺客就是文质彬彬的吴克溢？
这绝对不可能！陆一新一口否定了我，你想想，吴克溢是城工部的二号人物，就算要刺杀日本人，也是有组织的行动，不可能一个人去单打独斗，何况吴克溢也没有这样的身手。
那你说会是什么人？
不管是谁，这刺杀应该和城工部没有关系。
凭什么就没有关系？就算不是吴克溢，或许还可能是别的地下党呢。
你想想，如果是城工部所为，干掉几十个日本人，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所有资料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包括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也只字未提，这正常吗？
的确不正常，那这个刺客是谁呢？
有可能是和小鬼子有深仇大恨的人，找小鬼子寻仇的，你也知道，当年小鬼子在梨城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另一个可能就是潜伏在梨城的国民党军统所为。当然我也只是推测，或许这将会是永远也没人可以解开的谜。
被陆一新这么一提醒，我脑袋灵光一闪，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70多年前的那个中秋，梨城城工部长吴克溢为了和情人墨荷相会，悄悄出城赶往50里外的丘阳山萃山书院。但当时日本特务正在按图索骥搜寻那个刺客，因吴克溢的形象与刺客有些相似，在稽山渡口被特务盯上，当时的吴克溢以为自己的身份暴露，遂掏枪拒捕，但最后还是落入敌人手里。日本特务从吴克溢掏枪拒捕，断定此人就是他们要找的刺客，顿时喜出望外。为确保万无一失，日军走水路用汽艇将吴克溢押解至桃花渡，准备将吴克溢带回梨城日本特高课监狱审讯。随后是阴差阳错，白天水发现吴克溢被捕，于是紧急通知了马维山，因此就有了桃花渡的營救行动以及吴克溢被误伤致死的事件发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马维山和孙仲松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一致统一口径，保守秘密，直到今天，孙仲松依旧坚守诺言，守口如瓶。
如果我的推测成立，那么吴克溢为什么会出现在稽山渡口，又为什么会被捕这几个问题基本水落石出。至于《梨城市志》为什么不提到稽山，这大概是孙仲松为吴克溢作了一个掩饰，对于他们这些身上闪着光芒的人物，有些事不提更好。从这也可以看出孙仲松的良苦用心。
对于白天水送情报这个非常清楚的情节，《梨城市志》却只用“得到消息”四个字一笔带过。陆一新认为，白天水在“文革”的表现让他在“文革”结束后进了监狱，这种人很快就被人遗忘，所以他的档案几十年来几乎没人过问。再则他迫害马维山，仅这一点，孙仲松也不想提到他，所以最后让贾浩民一言以蔽之。
我对陆一新的这个说法表示认同，确实，人的所作所为有时会被感情或认知上的好恶所左右。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调查下去了，就算我们有百分百的证据证明吴克溢的牺牲是城工部在营救时的误伤所致，那又能如何？我们能公诸于众吗？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最好的结果吴克溢都应该是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而且必须死在日本人枪下。
三个月后，桃花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馆，对于那场营救行动，展馆是这样介绍的：“1944年中秋，中共地下组织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吴克溢在距梨城50多里地的稽山渡口被日军逮捕，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日军当晚从水路用汽艇将吴克溢押送回梨城审讯。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得到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白天水（当时公开身份为伪军中队长）的密报后，鉴于吴克溢是城工部的重要领导人，掌握着地下党所有的秘密，迅速组织了营救小组在桃花渡对吴克溢同志实施营救。营救小组组长由蒋天明担任，成员有李闯、戴长柏、毛庭辉、赖石宝、冯北风和孙仲松。当晚，营救小组成员从城内的下东门陆续出发，潜伏在桃花渡山坡上的松树林里。晚十时左右，当押送吴克溢同志的汽艇到达渡口时，营救小组向敌人发起攻击，但由于敌众我寡，经过一番激战，营救失败。日军为防止吴克溢同志被解救，向还在汽艇上的吴克溢开枪射击，致使吴克溢同志当场牺牲。营救小组除了孙仲松同志带伤突围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五
桃花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馆后，梨城这种将优美的旅游景点和教育基地相结合的做法，吸引了众多的省内外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成为梨城打造红色文化的一个亮点。但就在这个时候，由我和陆一新共同撰写的桃花渡战斗介绍竟然遭到了强烈的质疑。
那天，展馆来了一位背着帆布包，穿着迷彩服，理着平头，身材高挑且壮实的年轻人，在听完严芳芳对桃花渡战斗的讲解后，非常直率地指出，这场营救行动是在作无谓的牺牲，毫无意义。
严芳芳一听当场就和那个年轻人争了起来，两人各不相让。当我赶到时，严芳芳还在和年轻人辩论，周边已经围了不要游客，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我问清情况后，对年轻人说，小伙子，说话要有根据，有看法可以提出来商榷，但不能诋毁我们的革命先烈。
我决没有诋毁革命先烈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这场营救行动根本就没有胜算，为什么还要白白牺牲那么多人？年轻人指着展板上的内容，据我所知，那天晚上，日军在渡口就布置了几十人，而营救小组只有区区七个人，力量如此悬殊，无异以鸡蛋碰石头。指挥营救行动的人随便有点头脑都不应该这么做，说难听一点叫做去送死。 当时营救小组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日军，但他们为了救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那我冒昧地问一句，是不是吴克溢是城工部的重要人物，他的命比营救小组那些人更值钱？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严芳芳急了，你反动啊你！
年轻人挥手打断严芳芳，按你们的介绍，日军抓到吴克溢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才用汽艇将他押送回梨城审讯，可是为什么还没审讯就将吴克溢射杀？
我说，当时日军担心吴克溢被地下党所救。
你这种解释毫无说服力，不要说当时的情况是敌众我寡，就凭松井这个人的作风，他也不可能这么做。松井是什么人？特高课的机关长。我研究过他的资料，这人阴险狡诈，手段毒辣，在1941年春上高战役中，因截获国民党第19集团军作战密令，避免了日军第34师团全军覆没的厄运，因此还获过日本天皇的金鵄勋章。他在梨城被攻克后，带领部下负隅顽抗，拒不投降，使新四军一个包围他们的连队死伤大半，直到战至最后一人被击毙。如此一个穷凶极恶的特务头子，吴克溢是他梦寐以求都想抓获的重要人物，他怎么会轻易放弃？希望你们能正视历史，还历史一个真相。年轻人离开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年轻人的口气犀利，咄咄逼人，可以肯定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这些质疑的，难道他也看出来吴克溢牺牲是城工部营救时误伤所致？他在暗指我们在掩盖事实的真相？假如年轻人作为一个普通游客就这么一问，那我完全可以当作什么也没发生，毕竟来参观的游客一般是看不出什么漏洞，也没有人会去深究。可据严芳芳说，这个年轻人一连几天都在渡口转悠，东瞧瞧西看看，总好像在寻找什么。
我猜没那么简单，这个年轻人不是一般的游客，他很有可能带着目的而来，他的分析非常专业，而且竟然还研究过松井这个人，我猜他是个军人。当我把情况告诉陆一新时，他这么说。
万一他找到了真相，把这事捅了出来，那么我们掩盖事实的问题还在其次，对那些牺牲的烈士们怎么交代，对活着的孙仲松又怎么交代？我一下担心起来。
陆一新想了想，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主动，找他谈谈，甚至可以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明确地告诉他，我相信他应该会理解。陆一新叹了口气，有些历史的真相还是不要揭开为好，否则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
可一连几天我在桃花渡都没有见到那个年轻人，就在我纳闷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一个晚上他却突然出现在我基地的办公室，依旧是一身迷彩服，依旧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
年轻人告诉我，他是南昌陆军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了一些梨城的抗日史实，并对此感到兴趣，所以利用暑假到梨城来做些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桃花渡当年那场营救行动不合情理，他在回校之前觉得很有必要和我谈一谈。我猜他一定是要和我谈我最担心的那个问题，于是，我明确告诉他，其实我们也怀疑吴克溢的死可能是城工部误伤，但我们不得不掩盖这段事实真相，希望他理解我们这么做的动机。想不到年轻人听完我的解释，很惊讶地看着我，他说，我从来就不认为吴克溢牺牲是城工部营救时发生的误伤所致。
他的这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让我还历史一个真相不就是质疑我文过饰非吗？想不到他竟然不是这么想，那他到底还发现了什么？
我觉得吴克溢是被城工部故意开枪射杀的。年轻人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你说什么？你这是信口雌黄！我跳了起来，我告诉你，《英雄烈士保护法》已经正式实施了，任何侮辱、诽谤、诋毁、亵渎烈士的行为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你别激动，你听我把话说完。年轻人很冷静告诉我，他查阅了不少资料，1944年中秋，吴克溢被日军逮捕。10天后，也就是10月10日，在梨城城工部里应外合的配合下，清源山军分区攻克梨城，全歼了坂田联队驻梨城700多人，坂田走投无路，最后剖腹自杀。
这一点，《梨城市志》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是1944年9月中旬，日军山本师团向我新四军江南纵队发动了疯狂的扫荡，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江左支队假扮主力，牵着敌人鼻子走。待山本发现上当时，江南纵队已经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山本恼羞成怒，一边指挥大部队向江南纵队发起追击，一边抽出兵力将江左支队包围在距梨城200多里的大佑山地区。日军为了速战速决，命令梨城坂田联队驰援大佑山，力图一举消灭江左支队，再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江南纵队。清源山军分区司令马力接到纵队首长让他解围江左支队的命令后，经深思熟虑，突发险招，改围点打援为攻克梨城，彻底消灭坂田联队。为此，清源山军分区要求梨城城工部紧密配合。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随即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将城工部所有地下人员分为六个战斗小组，由谁负责炸毁日军军火库，由谁在哪个城门接应进城部队，时间、地点、人员配置都作了具體安排。
这份计划十分详细，分工明确，当时军分区司令马力还特别指示，行动计划只能在部队攻城的前一天向参加的人员宣布，必须确保计划万无一失，是不是这样？年轻人接口说。
没错，如果计划泄密，那将给整个行动带来灭顶之灾，不仅解不了江左支队的围，城工部很有可能会被日军一网打尽。
当时梨城城工部制定这个绝密的行动计划只有极少数知道，吴克溢是城工部的第二号人物，他对这个计划肯定了如指掌，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被日军逮捕。可以想象，当马维山得到这个消息时无异于晴天霹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你知道马维山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什么？我反问。
担心吴克溢在日本人严刑逼供下会招供。
怎么可能，你太低估了共产党人！我有些气愤。
没错，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党的事业面对敌人的酷刑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但你能否认共产党里就没有变节投敌的吗？
面对年轻人这个犀利的提问，我竟然一下子无言以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会少吗？
我再问你，如果你是马维山，得知吴克溢被捕后，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救人，不惜一切代价救人，马维山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我想也没想就说。
对，马维山是这么做了，但最终人没救出来，地下党却损失惨重。
这是不可预见的，谁也无法保证营救就一定会成功。
如果不能保证营救成功，那马维山就是在赌，他在用整个行动计划，数千战士的性命在赌。可恰恰相反，马维山是一个具有多年地下斗争经验老谋深算的老地下党员，他不可能在这危急关头会有赌徒的心理。那么他会怎么做，才能确保计划万无一失？
会怎么做？我紧张地看着年轻人，等他的下文。
杀人灭口！
不可能，你胡说！
你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年轻人很冷静地看着我，或许很多人都不怕丢掉性命，但却难于忍受长时间超常规的痛苦折磨，当年的马维山正是明白这一点才会做出杀人灭口的决定。我也希望我这个想法是错的，但种种迹象表明不能不让我这么想。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出事实的真相，还历史一个清白。年轻人站起身，朝我敬了个礼，转身出门。
那天深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四周万籁俱静，我躺在基地值班室的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后来，我独自从基地出来，朝山坡上那片小松林走去。
当年那场战斗后，第二天小鬼子就封锁了渡口，因为天热，从小树林中传出阵阵尸臭。直到新四军攻下梨城，那些面目全非的遗骸才有人来把他们合葬在小树林边上。解放后，政府重新修建了烈士陵园，那片小树林也成了陵园的一部分。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松树林里传出枪炮声和嘶喊声。有好些夜晚，我躺在基地值班室的床上，竖着耳朵，可我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
我走进松林，点起一支烟，靠在一棵松树上静静吸着。突然，我看见在一棵树后有一双灼灼发亮的眼睛，一个后生以单腿跪立的姿势，平端着一把步枪瞄准，身体一动不动像座雕塑。他的牙齿死死咬住下唇，有黑色的血从他下唇流出来，像蚯蚓般爬过他的下颌。后生几次想扣下扳机，但都松开了手指。過了一会，他重新举枪瞄准，终于扣下了扳机，我清楚地看到一颗拖拽着火光的子弹无声地从他的枪膛里射出，像颗流星似的飞了出去。那颗子弹带着明显的飞行轨迹，牵着我的目光，如放慢镜头般在河面上划过一道红线，然后准确无误地钻进了正站在船头那个汉子的头颅。在漆黑的夜里，我清楚地看到一泊鲜血从汉子的头上滮了出来，汉子怔了两秒钟，然后就像被人当胸击了一掌，整个人朝后飞出去，重重地倒在甲板上。
我晃了晃头，定过神，松树林里依旧一片漆黑，那个后生已悄然不见，一切好像是在做梦，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后来，起风了，有垂露从树上掉下来。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了，渡口上那棵桂花树在迷蒙的月色中似水如烟，河水响着轻柔的流水声从夜幕中滑过，河面上那座用相连铁皮船搭起的浮桥上的铁链发出叮当脆响。
我在松树林里一直坐到天亮。
六
在此之前，我和陆一新一直认为吴克溢中枪身亡是城工部营救时误伤所致，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这个真相。可是当这个年轻人提出杀人灭口的大胆推测后，我发现纠结于事实真相漩涡中的我和陆一新思维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而这个年轻人却似一个目光锐利的旁观者，冷静地站在事件的远处来审视这段被尘封的历史，他好似手持佛尘在一点一点地拂去历史的烟尘，又好似在期望一阵狂风吹散尘埃，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当听完我的叙述后，陆一新脸色变得很是难看，忧心忡忡说，这年轻人的推测的确大胆，甚至可以说是胆大妄为，可是仔细想想，好像也有些道理，要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那种幻觉，你的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他的这个推测。
难道真如他所说，马维山为了保证行动计划不泄密，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营救小组万一救不出吴克溢，就杀人灭口？我说。
之前我们一直在推测吴克溢的死是城工部误伤所致，而现在却被认为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要真是这样，这性质就彻底变了，这可是牵涉到梨城好几名领导干部，如果这事被暴露出来，现在的网络如此迅捷，必将会掀起一场惊涛骇浪，这不是你我能承受得起的。几十年来，这场营救行动早有定论，烈士们的英勇悲壮也早已深入人心，如果被推翻，我们怎么向牺牲的那些革命先烈交代，又怎么向孙老革命交代？弄不好你我都将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成为梨城的罪人。
那我们该怎么办？陆一新的一席话让我听了有点心惊肉跳。
陆一新重新点起一根烟，眯着眼睛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找到孙仲松谈谈。
谈什么？谈当年这场营救行动是杀人灭口？亏你想得出来，不要说这些都只是推测，即便这些都是真的，孙仲松也不可能承认。
我也没想他要承认，但我就是想从他那里证实一下，究竟是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还是那个年轻人的推测是对的。陆一新似乎下了决心。
我很清楚，虽然陆一新也承认年轻人的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一贯自负的他心里并不服气，他还是倾向于他原来的推测——吴克溢的死是城工部误伤所致。陆一新一直觉得他的这种推测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但却突然被一个年轻军人推翻，这对于有着二十多年军龄的他来说，是一种挑战，一种侮辱，让他有点下不了台，他想从孙仲松那找回面子。假如真的能从孙仲松那里证实他的推测是正确的，按照他的作风一定会对那个年轻人提出的谬论穷追猛打，化解一场我们面临的危机。但我不知道陆一新能用什么方法来证实。
几天后的早晨，我和陆一新在南山革命纪念园“邂逅”了孙仲松。南山革命纪念园是在南山公园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园内有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碑、抗战雕塑及纪念广场，亭台楼阁，绿树成荫，是市民休闲晨练的好去处。2005年，市政府将这一系列建筑整合为南山革命纪念园，形成了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景点，被纳入了“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天气好的时候，有时能见到孙仲松在保姆的陪同下到公园里散步。
我们见到孙仲松的时候，他正拄着一根拐棍，站在纪念碑下气呼呼地瞪着那些在震耳欲聋音乐声中跳广场舞的大妈。孙仲松一见我，就气呼呼嚷开了，不像话，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老头将拐棍在石板上戳得“咚咚”响，如此神圣庄严的地方，哪能让人在这一天到晚吵闹不休。你是干什么吃的？得管！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除了几声秋虫的呢喃，桃花渡显得一片静谧。
突然，寂黑的夜空中传来“突突”的马达声，一道雪亮的探照灯瞬间将河面照得如同白昼，平静的河面似乎被一条拉链拉开，翻起两道白浪，一艘汽艇从上游疾驰而来。几只野鸭子从河边水竹丛中惊起，“呱呱”尖叫着掠过河面，飞入夜空不见。似乎是算好了时间，就在汽艇靠岸时，码头上飞驰而来两辆军车，随着戛然而止的刹车声，从车上跳下荷枪实弹的小鬼子迅速将渡口层层警戒起来。车灯齐刷刷地照射在汽艇上，甲板上小鬼子枪上的刺刀和头上的钢盔发出瘮人的幽光。
一个日军少佐快步走下码头的石阶，脚上的长靴在麻石条上叩出一串脆响。少佐站在临水的石阶上，面无表情地盯着汽艇。
汽艇的舱门“哗”地打开，一个被蒙住双眼，身材高瘦30来岁的汉子被推了出来。
少佐朝甲板上的小鬼子挥了挥手，小鬼子上前将汉子的蒙眼布扯下。少佐偏着脑袋，眯着眼睛不动声色打量了汉子十几秒钟，然后微微颔首。
小鬼子从后面重重推了汉子一把，示意他下船上岸。汉子向前趔趄了两步才站稳脚步，他轻轻地叹了口气，抬头朝岸上看了一眼。就在这时，码头后面山坡上那片小树林里骤然闪现出无数的火花，随即响起一连串的枪声。渡口上有辆军车被炸弹击中，在猛烈的爆炸声中冒起冲天火焰，整个码头被火光映得通红。汽艇上有两个小鬼子中弹后惨叫着栽进水中，甲板上一片混乱。那汉子身子猛地向前一歪，倒在了甲板上。
很快，反应过来的日军开始反击，迫击炮和机枪如狂风骤雨般朝小树林轰炸和扫射。树林里顿时火光冲天，弹片横飞，碗口粗的马尾松纷纷拦腰折断，轰然倒下。随即，码头上的日军在少佐指挥下向小树林发起冲锋。而那艘汽艇却没作任何停留，在河面上划过一个半弧，掉头朝下游疾驰而去，转瞬就消失在夜幕中。
这是七十多年前发生在我家乡梨城城外桃花渡的一场战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出版的《梨城市志》对此有如是记载：“1944年中秋，中共地下组织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吴克溢被日军逮捕。是日晚，得到消息的城工部在桃花渡码头组织营救，但因敌众我寡，营救小组除一人突围外，其余6人全部壮烈牺牲，营救失败。”
解放后为纪念在那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梨城市政府在渡口修建了烈士陵园，立碑铭志。
桃花渡地处城西五里的翠河南岸，旧时河上没有桥，两岸的百姓，凭一条木船来回渡河，摇橹声声，日子在桨声光影里荡漾开来。每年阳春三月，两岸桃花盛开，春风摇落的桃花瓣顺水漂浮在河面上，整个渡口被映衬得像是染上了一层桃红色。桃花渡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梨城由于位于内陆山区，山高水长，道路崎岖，但因有绕城而过的翠河，水路却方便，因此翠河上大小渡口很多，而桃花渡因占了天时地利，到明万历年间便从一个渡口渐渐发展成了货物集散的码头。当地的粮食、木材和土紙多从这里上船运往省城，而省城的布匹、食盐和日杂用品也在这里卸船上岸，一年四季繁忙异常。1940年夏，日军占领梨城后，为了将梨城的粮食运往省城，特地征集民工扩建桃花渡码头，并派工兵在翠河上爆破暗礁，疏浚河道。作为江南著名产粮区的梨城出产的粮食被日军用舢板和木船源源不断运往省城，当时的翠河成为占领省城的日军山本师团最重要的一条粮食补给线。解放后，人民政府加快交通建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翠河上修建起三座公路大桥后，桃花渡货物集散的功能才逐渐消失。但每到春和景明，桃花渡碧水青山，两岸数百亩桃花竞相开放，灿若云霞，成为梨城八大景观之一——“古渡云霞”。
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牢记革命历史，梨城市政府拟在桃花渡以梨城城工部当年抗日史实为依托，建立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过文字、图片、实物、影像等资料，向广大游客展现当年城工部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作为市革命纪念馆馆长，我非常清楚市政府之所以会把基地建在桃花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和当年在这里发生的那场战斗有关，因此我特别把那场营救行动的内容作为展馆展示的一个重点，可是在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却发现相关资料极为有限。
梨城城工部是1933年秋组建起来的，隶属红色苏区清源山游击纵队领导。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是个具有多年地下斗争经验的老党员，在他的组织下，城工部发展到近50人，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艰苦卓绝的地下斗争，为巩固清源山红色根据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清源山游击纵队也改编成新四军清源山军分区。时任军分区司令的马力深有远见，特别留下部分城工部的骨干在梨城潜伏下来。1940年夏，日军占领省城后，为了保证粮食供给，迅速向素有“江南粮仓”之称的梨城发动进攻，驻守梨城的国民党军108师抵抗半月失守。日军占领梨城后，潜伏在城内的城工部与日寇展开英勇的地下斗争，为抗日部队输送了无数的情报，粉粹了日寇对清源山抗日根据地的多次“围剿”和扫荡。特别是在1944年10月，城工部精心组织里应外合，配合清源山军分区一举攻克梨城，全歼守敌坂田联队。不仅顺利完成解围江左支队任务，又使梨城牢牢控制在了共产党手中，打破了国民党军108师在次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后，企图将梨城作为发动内战向内陆进攻的跳板的妄想。
一开始我觉得要把当年发生在桃花渡那场战斗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并不是很难的事，可当我把《梨城市志》里有关城工部的记述都查阅了一遍后，才发现书中对那场战斗的记载就只有短短的几句话，连吴克溢在哪里被捕，因何被捕都没说明。桃花渡营救行动是城工部自建立以来在对敌斗争中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是城工部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可为什么市志对此记载只寥寥数语，而且语焉不详？
和你不怕明讲，我来方志委也就几年，要我从头到尾研究这些还真没有。不过我想，《梨城市志》记载的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城工部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不可能每件事都记录得那么详细。陆一新听了我的疑问，这么对我说。 陆一新是我发小，从小读书就偏科得厉害，语文出奇的好，数学出奇的差，受尽了语文老师的夸奖，受够了数学老师的羞辱，真是冰火两重天。高考时自然落榜，他爹让他复读，但他很有自知自明，说凭他这种状况，就是读死了也别想考进大学，所以当年就报名参了军。当时部队就少他这种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才，这家伙从连部文书干起，后来很顺利转了干，前年从副团的位置上转业回地方。当时市方志委主任正好退休，市委就让他去顶了这个缺。陆一新在部队干了二十多年的政工，文笔又好，到市方志委也不算屈才。这家伙性格豪爽，做事雷厉风行，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为人豪毅，耿耿有烈风。”他的办公室在市政府三楼，外面正好有一个露台，经常见他在那打军体拳，快五十岁的人了，身材依旧挺拔匀称。
我让陆一新帮我找找这方面的资料。陆一新不干，让我去找档案馆。
我“嘿嘿”笑说，方志委是研究梨城历史的专业部门，这类资料肯定是你们最齐全，我犯得着到档案馆去大海捞针吗？末了，我提醒他，方志委也是桃花渡基地建设的成员单位之一，当时市委开协调会时就明确了基地展馆的资料由方志委负责提供，他是责无旁贷。
陆一新被我这么一说，只好起身把办公室主任叫进来。
办公室主任姓童，头发花白，走着张嘉译那种摇头摆尾的“社会步”，一看就是长期伏案工作落下的毛病。童主任自我解嘲说在方志委他是姓最小，人最老，坐了几十年办公室，别的不突出，就是腰椎盘突出。他告诉我们，编修市志那年，他正好参加工作，当时方志委聘请了几十号人四处收集资料，前后花了近两年时间，收集来的资料把资料库都堆满了。
那些资料都还保存着吗？我问。
有啊，这些都做过资料长篇存档的。
陆一新马上明白我的意思，他让童主任找找看有没有和城工部有关的资料，如果有就全给我找出来。童主任倒很爽快，因为前些年方志委根据上级要求加强资料库建设，特别请了市图书馆和档案馆的专业人员给资料库的各种资料进行科学分类和编号，所以虽然这么多年下来资料库里各类资料堆积如山，但他还是很快就把我所要的资料找到，码在阅览桌上，小山似的。这些资料有复印件、誉写件，但多数是打印件，过去了几十年，纸张多发黄发黑，有股浓重的霉味。
陆一新虽然嘴上说不愿意，但还是陪我泡在资料库查阅那些资料。几天后我们终于在一叠《梨城市志》的初稿上，看到关于桃花渡战斗比较完整的一段记述：“1944年中秋，中共地下组织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吴克溢在距梨城50多里地的稽山渡口被日军逮捕，日军当晚从水路用汽艇将吴克溢押送回梨城审讯。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得到密报后，组织了7人的营救小组潜伏在桃花渡口南岸山坡上的小树林实施营救。但因敌众我寡，经过一番激战，营救小组除一人突围外，其余6人全部壮烈牺牲。吴克溢同志也被日军开枪射杀。10天后，新四军清源山军分区在城工部里应外合的配合下，攻占梨城，全歼守敌坂田联队。”
初稿上的這段文字与出版后的《梨城市志》上的记载相比，很明显内容较翔实，表述也更完整，可为什么《梨城市志》最后就剩下那几句语焉不详的话？我感到很纳闷。
一部市志从形成初稿到正式出版，必须经过反复修改，数易其稿，也有可能后来删除了一些内容。童主任说。
为了证实童主任的话，我将《梨城市志》从初稿到定稿仔细梳理了一遍，在几年时间里这部市志的确是在不断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但对于桃花渡那场战斗，我发现第二稿和初稿的记述一样，没作什么改动，可到第三稿，也就是定稿时，就剩下正式出版后上记载的那几句话了。按理说，修改是为了提高，补充是为了完善，不应该越改越差才对。
是不是资料不全，依据不足，最后给删了？陆一新问。
这不可能。童主任很肯定说，史志的作用是存史、资政和教化，来不得半点虚假，每件事都有出处，都是有史实做依据的，而且要经过反复查证核实，宁缺勿假。初稿出来时就写得这么详细，说明当时收集的资料还是比较齐全的。
可奇怪的是，我和陆一新将所有资料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有记载桃花渡战斗的相关资料。
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有参与市志的具体编纂，不太清楚。童主任解释道，不过那时人多手杂，聘请来的编辑就有几十人，有些资料有可能遗失了也不定。
当时是哪位编辑负责这部分的编纂？为什么要删除有关内容？我问。
按规定，市志编纂实行主编负责制，也就是到了最后一稿，是主编一支笔修改，这样才能统览全书，决定取舍。童主任说。
我翻开《梨城市志》扉页，见主编的署名是贾浩民，便问，按你的意思，只有贾浩民有权力对市志进行修改？
那也不一定，一开始，贾浩民也不是主编，他是后面调整后才当上主编的。童主任回忆说，那年根据省里统一部署，启动市志编纂程序后，梨城市政府发文成立了编委会，当时编委会主任由副市长孙仲松兼任，主编聘任了退休的原政协主席罗明，贾浩民只是副主编。但贾浩民这人心眼小，私心重，再加上方志委就他一人有编审的职称，所以平时目空一切，连当时的主任江龙尧都不在他眼里。市志编到一半时，好像是第三年，贾浩民就闹着要调整编委会，还跑去找孙副市长告状，说罗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市志编纂，凭什么让他当主编？
罗明有参加过党史编纂吗？我问。
这倒没有，只是挂个名，当时也就是需要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当主编更有分量而已。
但不管怎么样，主编是市政府下文任命的，他贾浩民有什么权力推翻？陆一新皱着眉头问。
不就是功利心太重嘛，想自己当主编嘛。童主任说，虽然当时江龙尧不满贾浩民的做法，但编纂市志又离不开他，只好息事宁人，按照贾浩民的意思报请市政府在1985年重新调整了一次编委会，让贾浩民如愿以偿当上了主编，同时还任命了一名兼职副主编。但最后的结果是，市志编完了，不仅编委会上没有罗明的名字，那位副主编也看不惯贾浩民的做法，坚决不上自己的名字。钓名估誉的贾浩民正中下怀，达到了他名利双收的目的。 岂有此理！当时孙仲松怎么会容许贾浩民如此为所欲为？陆一新有些恼火地拍了一下桌子。
孙副市长好像对这事睁只眼闭只眼，还到方志委来做工作，让大家以团结为重。为这事我们单位不少人对孙副市长还有意见，说他和稀泥，不讲原则。
这些事之前怎么都没听你们说起？陆一新问。
过去这么久，没人问起，谁爱去提这陈谷子烂芝麻的事。童主任说。
贾浩民的品行如此，他会不会凭自己的好恶任意修改市志里的内容？待童主任走后，陆一新点起一支烟，吸了两口，问我。
陆一新提的这个问题让我吃了一惊，如果一个编纂史志的人存在私心，不能忠实记录历史，甚至掩盖或者篡改历史，那是多么可怕的事，他将会让多少寻找真相的人误入歧途。
贾浩民要篡改城工部的历史，我猜他没有那个胆子，但他要删除一些内容倒可以，就算追究起来这也在他主编的职责范围内。我对陆一新说，从我们查阅的资料看，城工部别的资料都比较完整，唯独就是桃花渡这场战斗被删除了一些具体内容，是不是事实不清，找不到有说服力的证据？
刚才童主任已经否认了这一点。再说参与桃花渡营救行动活下来的城工部成员有马维山、孙仲松，他们解放后都担任过梨城的领导干部，何况孙仲松到现在都还活着，当年还兼任过市志编委会主任，他就是活生生的证据。陆一新白了我一眼。
那会不会他们之中有人得罪过贾浩民？贾浩民睚眦必报，故意删除了桃花渡战斗应该记述的内容，并且偷偷把有关资料销毁或者藏匿起来了？
马维山与贾浩民应该没有什么交集，倒是孙仲松，他当时是市志编委会主任，难道是他在工作上得罪了贾浩民？陆一新点了一根烟，吸了两口接着说，但刚才你也听童主任说了，孙仲松对贾浩民争主编的事并没有干涉，最后还让他如愿以偿，按理说贾浩民不应该对孙仲松有意见啊。退一万步说，就算贾浩民对孙仲松有什么意见，但如果他故意删除了桃花渡战斗有关内容，作为市志编委会主任，他孙仲松也有责任把关，由不得贾浩民乱来。
听陆一新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贾浩民没有理由要去删除桃花渡战斗的相关内容，但从市志初稿和定稿上的记载来看，确实有被删除过，这又作何解释？陆一新想不明白，我也想不明白。
贾浩民还健在吗？我突然想起。
健在不敢说，活着倒是真的。陆一新说。
此话怎讲？
八十多岁，瘫在床上有十来年了，屎尿都不能自理，别看半死不活，脾气却大得很。看我有些不解，陆一新解释说，逢年过节单位总得去慰问一下吧，他见人就骂，好几任主任都被他骂，我也不例外。
骂什么？
骂我们不关心退休老干部，骂我们给他的慰问金太少，反正他看什么都不顺眼。上个星期他让他老伴给我打电话，说他要死了，指名要我去。你说怎么着，他要我答应他，死后单位要给他开追悼会，要给他写悼词，还说要把写好的悼词先拿给他过目，他不放心，担心我们会写坏他。陆一新苦笑着摇了摇头，末了突然回过神来，你小子不是想去找贾浩民吧？
我点了点头。
陆一新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他那种人难沟通，你去了也问不出什么来。我倒是建议你去找找孙仲松，他是那场战斗的亲历者，有什么他会不知道？
二
那天虽然是中秋节，可天上没有月亮，连一颗星星都没有，天空黑得像倒扣的锅。我们七个人潜伏在渡口山坡上那片松树林里，林子里乌麻叽黑，谁也看不见谁。山蚊子很多，直往我脸上扑，叮一口就是拇指大的疙瘩，那痒比痛都更难受，但我不敢动啊，大气都不敢喘。约莫过了个把小时，河里开来一艘汽艇，码头上也来了两车小鬼子，把四周都围了起来，车灯把码头照得雪亮。我看到吴克溢同志被小鬼子从船里推出来，有一个小鬼子给他扯下蒙眼布，押着他要上岸。吴克溢同志站在船头，朝我们埋伏的方向看了一眼，我不晓得他懂不懂我们会在这里救他。后来我们就向敌人开枪，我们没有想到敌人有那么多人，但那个时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根本轮不到再作打算。小鬼子很快就开始回击，炮弹一股脑地朝我们埋伏的小树林砸下来，子弹像下雨般打得我们抬不起头来。我亲眼看到组长蒋天明被炮弹炸翻，然后被一棵拦腰炸断的松树压在地上，只一转眼功夫就被大火吞没了。当时渡口到处都是枪声和爆炸声，敌人的一辆军车被我们击中，发生爆炸烧起来，火蹿得老高。我躲在一棵树后向敌人射击，一连干掉两个小鬼子。后来我看到码头上那个挥着军刀指挥敌人向我们冲锋的日本军官举枪向吴克溢同志开枪，吴克溢同志倒在了甲板上。
孙仲松是桃花渡营救小组唯一幸存者，也是目前极少数还健在的城工部成员之一。老人虽然已九十多岁高龄，但思维还算清晰，对当年桃花渡那场战斗记忆犹新，向我叙述时不仅流畅而且很有现场感。
对于当时如何脱险的，他告诉我说那场战斗其实前后只进行了几分钟，营救小组的人基本在敌人密集的枪炮扫射和轰炸中就牺牲了。当时他的左腿被炮弹炸伤，在鬼子还没冲上来时，他从小树林右侧爬了出去。他记得那里有一条水沟，可以直通翠河边。他滚进水沟后，向前爬了一段，一头扎进河里，凭着好水性游到了对岸，最后为桃花庵主云慈师太所救。
在梨城流传多个版本的爱国主义乡土教材中，孙仲松是个极为传奇的人物，当年他是有名的神枪手，他曾潛伏在慈恩塔上，用一把老套筒干掉四个在街上巡逻的小鬼子，弹无虚发。解放后孙仲松担任过梨城市粮食局长、民政局长，“文革”期间因造反派要拆毁千年古寺桃花庵，他出来阻止，被扣上反对“破四旧”的帽子关进牛棚，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达四年之久。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担任过梨城市分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
孙老，当年编纂市志，里面有关于城工部在桃花渡那场战斗的记述，是根据您的回忆编写的吧？
那也不能按我一个人说的，我是参与者，马维山书记是组织者嘛。孙仲松靠在沙发上，大概是一口气和我说了那么多话有点累的缘故，半眯着眼睛。
当年您是市志编委会的主任，市志定稿时有没有报送给您审核？ 孙仲松睁开眼，你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事？
我告诉他，当年市志初稿上对桃花渡战斗记述得比较清楚，但到了定稿时只剩下几句语焉不详的话，不知道他对此有没印象？
他偏着脑袋想了一会说，这么多年，想不起来了。市志都有专业人员编纂，我不过就是挂个名而已。就算送给我审核，我也不可能从头到尾看过来，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这倒是实话，一个副市长分管的事多了去，要他花时间去审核上上百万字的市志肯定不可能，具体的工作还是在方志委。
再说市志怎么可能每件事都记得那么清楚啊，又不是写小说，有取有舍，删繁就简也是正常的嘛。孙仲松接过保姆端上来的一杯水，喝了一口，对我说。
对于吴克溢当时为什么会在稽山渡口被日军逮捕，孙仲松明确表示他不清楚，确实孙仲松的回忆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市志初稿上那段文字为什么又会提到吴克溢是在距梨城50多里地的稽山渡口被捕的呢？
三天后，按照陆一新给我的地址，我在城北的杏树园找到了贾浩民的家。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市建委统一规划的自建联排三层楼商住小区，曾被称为梨城的富人区。
还在门口，我就听到楼上传来“滚，你给我滚！”的吼叫声。我按了门铃，一个中年汉子开了门，看到我就说，你是陈馆长吧，陆主任给我打电话了。他指了指楼上，我爹那脾气，逮谁骂谁，好像全世界都欠了他的，他要乱说话你别和他一般见识。
我們上了楼，二楼房间里飘出一股屎尿味，一个老妪正在给床上瘦骨如柴的老头换纸尿片，老头死命扭动着，很不配合的样子。
贾浩民的儿子上前托起他爹轻飘飘的身体，老妪也没顾忌我在场，给贾浩民重新换了衣裤，将一个纸尿片垫在他身下，然后用塑料布裹起那些脏衣服下楼去了。
经过一番折腾，贾浩民躺在床上，拉风箱似的呼哧呼哧喘着气，但他的两眼却灼灼发光。
我走到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撒了个谎，说我们准备编写一本《梨城城工部革命斗争简明读本》，因贾浩民曾经当过《梨城市志》的主编，特意来向他请教。
贾浩民翻着白眼看我，编，编城工部？
我点了点头说，贾老主编，我研究过《《梨城市志》，真是史料详实，文风扎实，很值得我学习。
贾浩民干瘪的嘴角向上翘了翘，很受用的样子。
我话锋一转，但我发现，市志里有些内容没写清楚，我不知道当时你有没有发现？
不清楚？哪？贾浩民因为气喘得厉害，说话基本不连贯，但不影响我与他的交流。
比如城工部当年在桃花渡那次营救行动就记述不完整，内容模糊不清。虽然我有点担心贾浩民随时都可能背过气去，但我还是决心一鼓作气问到底。对这样刚愎自用的人也许只有触到他的痛处，才有可能在他反击的时候暴露他的真实想法。
你，你说是救人、死人的事？贾浩民用枯枝般的手指指着我。
没错。
那是孙，孙副市长的意思，说，说不清楚，就删，删。
我心里跳了一下，你是说是孙副市长让你这么做的？
嗯。
可这件事并不会不清楚啊。
你，知道啥，他们几个说的，对，对不拢。
他们几个是谁？是马维山和孙仲松吗？
他们一样，有人不一样。贾浩民大咳起来，两手发鸡爪疯般在被子上抓。
谁不一样？
贾浩民翻着白眼想了一会，有点茫然。
他们说的有什么对不拢，是对那场战斗的回忆吗？
没，没错，既然记不了，那就删，删了。
我说，我这几天查阅了一下方志委保存的资料，我没看到有什么回忆资料啊。既然你们没有依据，怎么可以乱写呢？史志讲究的是真实，来不得半点虚假，我想你作为主编不会不明白吧？我用言语狠狠刺激他。
你放，放屁！我，我怎么没，没依据？贾浩民气急败坏地捶着床沿，当时就，就是根据收，收集到的资料写的，你，你敢说我没依据？！
那资料呢？我怎么就没看到。我穷追不舍，我有预感，今天如果不从他嘴里问出点什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你，你算老几？你没看到就敢，敢说没有。贾浩民因为气愤全身乱抖，他的一根手指一直指着我，你，不是好，好人。只有孙，孙副市长是好，好人，他把我，当朋友，我服他。贾浩民一口气说完这些话，随即发出一串破锣似的咳嗽，两眼翻白，脖子伸得老长，整个身子在床上弓成一只虾，一抽一搐，似乎马上就要背过气去。他儿子连忙按着他，一边给他揉胸口，一边示意我不能再问下去。我看苗头不对，连忙告辞出来。
贾浩民肯定编写桃花渡战斗的内容时是有资料依据的，从他的话中可以知道除了马维山和孙仲松，至少还有一个人的资料，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是在哪方面的说法出现分歧，导致最后孙仲松要贾浩民删除有关内容呢？我在方志委又花了几天时间，从头到尾认认真真查找了一遍，依旧没见到贾浩民提到的资料。
要丢也不可能就丢与桃花渡战斗有关的资料，我猜很有可能是有人借走未归还的缘故。陆一新让童主任看看是否有借阅登记。
童主任回忆说，原来的资料员俞大姐已经退休好些年了，近几年基本没人到方志委借阅过什么资料。不过，也可以找找看。童主任在最靠里面的一排铁架上的档案堆里灰头土脸翻了许久，终于找到一个布满灰尘的档案袋，打开，从一叠发黄的纸张抽出几张来，乐了，嘿，俞大姐还很仔细，真有留着。
这是几张资料借阅登记表，写着资料名称、借阅人、借阅时间和归还时间，基本就是在编纂市志那个时期。
我认真查看了一下，进进出出借阅资料的人很多，童主任说大多是编纂市志时聘请的编辑。其中贾浩民借阅的次数最多，但基本都有借出和归还的登记。但有一次的借阅记录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1987年8月21日的登记，贾浩民一共借了三份资料，分别为《关于桃花渡营救失败的始末和教训》《文史资料第七辑》和《我对桃花渡战斗的回忆》，这三份资料只有借出时间没有归还时间，但在备注栏里用铅笔模模糊糊注着一行字：“贾主编告知，此三份文件被孙副市长调阅。” 也就是说，孙仲松在1987年曾通过贾浩民向方志委调阅过这三份资料，但未归还。至于孙仲松为什么要调阅这几份资料，陆一新认为，孙仲松当时是分管领导，又是编委会主任，调阅资料是十分正常的。
可那天我去找贾浩民时，他对经他之手借出的这三份资料错口未提。
一个半死不活的老头能和你说那么多就谢天谢地了，你还指望他什么都记得？再说市志编完后这些资料都由资料库保管，基本也没有人再去过问，孙仲松后来有没有归还他也可能不知道。陆一新分析。
孙仲松调阅的三份资料，有两份从标题就可知是关于桃花渡战斗的。虽然《文史资料第七辑》里有何内容尚不得知，但我很快就在市政协文史委找到这本书，这是文史委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不定期组织编纂的文史资料内刊，书中有一篇孙仲松的回忆文章《桃花渡营救行动记事》。在这篇文章里孙仲松的记述和他对我的叙述基本一致，在这里我不再赘述。由此可知，当年孙仲松调阅的三份资料全部与桃花渡那场战斗有关。也由此可见，市志初稿上记述那场战斗就是以这几份资料作为撰写依据的。只要把另两份资料找到，桃花渡战斗的整个过程应该就会十分清楚。
但陆一新说，你别那么乐观，这事过去几十年，孙仲松能不能记得还不一定。
果然如陆一新所料，在贾浩民的追悼会上，孙仲松对当年调阅资料的事矢口否认。
贾浩民是我去找他一个星期后就去世了。按照他生前的要求，方志委例行公事在殯仪馆给他举行了个追悼会，当时方志委没人愿意给他写悼词，童主任说把他往好里写又违心，把他往坏里写又恐怕他家属不同意。最后还是陆一新自己抄刀避重就轻把这事对付过去。其实那天去的人很少，除了贾浩民的亲属就方志委几个人，所以当看到孙仲松拄着拐棍出现时陆一新吃了一惊。
孙仲松非常肯定地告诉陆一新，他从来没有调阅过什么资料，当时担任市志编委会主任是按要求需要有个市领导挂名以示重视而已，具体工作都是方志委同志做的。
陆一新提醒他，方志委保存的借阅登记表上有注明他曾通过贾浩民调阅过三份资料。
胡扯！我什么时候调阅过？没有的事。孙仲松用拐棍点了点躺在冰棺里的贾浩民，这死老头又不会说话了，要不我得盘问盘问他。后来他就不理陆一新，追悼会还没完，就在保姆的搀扶下上车走了。
从孙仲松会去参加贾浩民的追悼会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的确不一般，这证明贾浩民说孙仲松把他当朋友这话不假，但孙仲松为什么要否认有经过贾浩民之手调阅过资料呢？
也许是老人年纪大了，记不得了，毕竟过去了好几十年。即便是借了，那时他是副市长，管的事多了去，借几份资料不一定他就记得还，可能看都没看，时间一长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丢哪里去了也不知道。陆一新分析说。
我不知道孙仲松是真的忘了还是想要隐瞒什么，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到另外两份资料，这两份资料当年方志委是从什么途径获取我不得而知。陆一新建议我去档案馆找找看，有困难找警察，要资料找档案。我想了想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三
我在档案馆找到了《我对桃花渡战斗的回忆》这份资料，但另外一份《关于桃花渡营救失败的始末和教训》却没有，虽然资料员在电脑上连续输了两次名目后，但电脑检索都是空白。我问资料员档案馆会不会有资料但检索不到的？资料员告诉我，2000年以前的所有档案都经过了电子信息化处理，由电子计算机检索，只要有就能找到。资料员很快就从资料库给我找来了一份卷宗，这是一份名为白天水的个人档案资料，《我对桃花渡战斗的回忆》是档案里存着的一份手写件，写于1957年。在这份自述里，白天水详细回忆了那天晚上他在桃花渡战斗中的经过。从档案上可知，白天水是梨城城工部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伪军中队长。那天下午他带领一个中队的伪军配合日军出城征粮，在稽山正好看到被日本特务逮捕的吴克溢。白天水见过吴克溢，这让他心急如焚。当时离稽山十来里地的郭庄有一个城工部秘密联络站，因此，白天水带着伪军到郭庄征粮时，很巧妙地把消息传到了联络站。交通员感到事关重大，火速赶到梨城，将吴克义被捕的消息报告给了马维山。按照白天水的说法，那天原本他们是把征来的粮食押送到稷山渡口，准备用木船运进城的，但逮捕吴克溢的日本特务恐人手不够，让白天水带一个班伪军归他们指挥。在等待汽艇到来之前，吴克溢被关在稽山渡口边的土地庙里，白天水带的那个班的伪军被日本特务指派担任外围警戒。汽艇来之后，白天水带了几个伪军上了押送吴克溢的汽艇。但接下来他的一段记述引起了我的注意：“汽艇到达桃花渡口时，码头上站满了警戒的日军，特务头子松井腰挎军刀早已等在岸边。蒙着眼睛的吴克溢同志被敌人从船舱里推了出来，我当时就站在他的身后，我不敢去看他，我很清楚，如果吴克溢同志被交到了杀人不眨眼的松井手里，那必死无疑。我当时非常紧张，我不知道我的情报送到了没有，我也不知道组织上会不会来营救。就在吴克溢同志被小鬼子推着要走下汽艇时，我突然看到岸边小树林中一下冒出很多火花，紧接着响起激烈的枪声。甲板上有两个小鬼子中弹掉进河里。当时子弹乱飞，我的帽子都被打飞了，我也很紧张，一翻身就滚到甲板上一个沙袋后面躲避。这突如其来的袭击让汽艇上的小鬼子乱作一团，有个军曹冲驾驶室大喊大叫，汽艇火速掉头飞快驰离桃花渡。等到我再回过神来，我发现，吴克溢同志已经倒在了甲板上，太阳穴汩汩流着血，他的右手边丢着一把手枪。那个军曹气急败坏又吼又叫，后来听说回城后那军曹剖腹自杀了。吴克溢同志究竟如何中弹的我不知道，也就是一眨眼的事，我没看清。”
白天水解放后曾任梨城工委副书记，“文革”期间成了造反派的头头，夺取了市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大肆迫害干部群众，市委书记马维山就是在他的组织下被批斗致死的。“文革”结束后，白天水作为“三种人”被判无期徒刑，后在狱中因癌症死亡。
按白天水的说法，吴克溢中弹是战斗刚开始之时，至于如何中弹他不清楚，而孙仲松的回忆却很肯定吴克溢是在敌我发生交战后被日军开枪射杀的，这两种说法有很大的分歧，贾浩民所说的“对不拢”是否就是指这个问题呢？到底谁说的更可信，这让我一时难于判断。 要知道谁说的可信，最关键的是要找到那份《关于桃花渡营救失败的始末和教训》，看看这份资料上是怎么说的。陆一新说。
就在我纠结于从何处寻找它时，让我意想不到这份资料竟然出现在市委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室。这让我充分体会到古人那句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话，我肯定这是生活经验的真实总结。
半个月前，市委组织部从一些单位抽调了一些年轻的后备干部帮助整理干部档案，市纪念馆的讲解员严芳芳也在其中。在整理过程中她无意发现这份与桃花渡战斗有关的材料，但组织部干部科不允许她随便查阅，心细的严芳芳连忙给我打电话，让我以单位查阅的名义开具证明去。
在市委组织部干部档案室，我在一份卷宗里看到《关于桃花渡营救失败的始末和教训》，这是原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在“文革”时写的一份交待材料。在这份材料中，他提到：“1944年10月，正当城工部和清源山军分区紧锣密鼓策划攻打梨城的紧急关头，城工部组织部长吴克溢同志被日本特务逮捕。当我得到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密报后，感到十分吃惊和担心，鉴于吴克溢同志担任着城工部重要领导职务，掌握着梨城地下党组织所有的秘密及行动计划，我迅速组织了营救小组在桃花渡对吴克溢同志进行营救。当时营救小组组长由蒋天明担任，成员有李闯、戴长柏、毛庭辉、赖石宝、冯北风和孙仲松。当晚，营救小组成员从城内的下东门陆续出发，潜伏在桃花渡山坡上的松树林里。晚十时左右，当押送吴克溢同志的汽艇到达渡口时，营救小组向敌人发起攻击，但由于敌众我寡，经过一番激战，营救失败。日军担心吴克溢同志被我们解救，向还在汽艇上的吴克溢同志开枪射击，致使吴克溢同志当场牺牲。营救小组除了孙仲松同志带伤突围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马维山在这份交代材料的最后承认是因为自己对敌人估计不足，组织不当，给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对营救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马维山这份交代材料的时间是1969年8月26日。也就是说，他在写这份交代材料时已经在接受组织审查，这份材料后来一直保存在市委组织部的干部档案室。马维山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文革”结束后才得以平反昭雪。从马维山的这份交待材料来看，不难看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勇于承担责任的坦荡胸怀。
至此，关于桃花渡战斗三份相关资料都已找到，马维山和孙仲松的说法基本一致，都指出吴克溢是被日军开枪射杀，而白天水在回忆中却没有提及，对吴克溢中枪和孙仲松的说法也存在一个时间差的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梨城党史》对桃花渡战斗的记载语焉不详的原因。
那天晚上，我和陆一新坐在他办公室的露台上，月亮像瓣肥肥的蜜角，流淌着浓汁，那汁液是蜂黄色的，有些浑，有些粘，流到楼下的梧桐树上，流到楼下小花园的塔松和开得碟似的白菊花上。
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方志委根据收集到的资料写出了桃花渡战斗经过的初稿，随后整部市志由主编贾浩民一支笔修改，在修改过程中，贾浩民发现了这个问题，也就是他和你所说“对不拢”的问题，于是他去请教分管领导孙仲松。贾浩民这个人刚愎自用不假，但他也有可取的一面，做事较真，对于这个疑问他肯定想要弄清楚。孙仲松随即调阅了包括他自己回忆文章在内的那三份资料，也看出白天水的说法和他不一样。按照孙仲松的性格，可以肯定，他在贾浩民面前一定是坚持自己的回忆是正确的，但他又无法推翻白天水那白纸黑字的材料，最后他干脆指示贾浩民删繁就简，用几句话带过。陆一新吸着烟，整个人倚在藤椅里，环境有些暗，看不分明他的表情。
如果是这样，那么《梨城党史》对桃花渡战斗的记载就想得通了，怪不得连吴克溢中枪牺牲都未提。
但我有一點想不明白，按常理，作为那场战斗唯一剩下的参加者，孙仲松应该是很希望将那场战斗详细记录下来载入史册的，可他却将有的内容删去，然道仅仅是和白天水说的不一样吗？毕竟白天水早就去世了，孙仲松在我们梨城德高望重，一言九鼎，他有什么好顾虑的，只要他坚持要贾浩民按他的回忆写，贾浩民也不能反对。我觉得孙仲松可能是想隐瞒什么。陆一新说。
隐瞒什么？
陆一新没有回答我，反过来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对于吴克溢中枪存在时间差这件事，你认为孙仲松和白天水谁的说法更可信？
我觉得是孙仲松，他是战斗的亲历者，他最有发言权。
陆一新把烟蒂按在手上端着的烟灰缸里，摇了摇头，恰恰相反，我认为孙仲松说假话的可能性大些。
为什么？我吃了一惊。
作为白天水，他完全不需要说谎。当时他就在船上，战斗一打响，也就是他翻滚到沙袋后躲避子弹那一眨眼功夫，吴克溢就中弹了，如何中弹他没看清，从时间上看这应该是敌我双方交火之前。而孙仲松的回忆就有些值得推敲，如果吴克溢中弹是在敌我双方交火之后，那时候战斗那么激烈，而且是夜晚，他怎么会那么清楚地看到松井向吴克溢开枪？这有点不合当时的情况。
白天水在回忆中不是说他自己都差点挨了枪子？躲都来不及，没看清也算正常。而孙仲松当时正好看到也不一定，我觉得你这个分析有点牵强。我不大赞同陆一新的观点。
我再问一个问题，吴克溢是日军捕获的一只大鱼，日本特高课是想从他嘴里审讯出更多的秘密，怎么可能会击毙吴克溢？
马维山不是说日军是担心吴克溢被地下党所救吗？
这根本就说不通！马维山怎么知道日军担心吴克溢会被救？他当时并不在现场，战斗过程肯定也是后来听孙仲松说的。事实是那天晚上，松井早已有防备，带领几十个日军在渡口接应，而且吴克溢当时还在汽艇上，对于老奸巨猾的松井来说他根本就没有必要担心。
你说，除了地下党和日军，有没有第三者？我提出我的疑问。
你说是有第三者在场向吴克溢开的枪？陆一新又点起一支烟，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
这么肯定？
你想啊，吴克溢被捕的时间很短，这个消息如果不是凑巧被白天水发现，可以说连马维山都不知道，那就不存在组织营救的事了。何况吴克溢的被捕日军特高课是严密封锁消息的，正因为这样才会走水路押送，怎么可能会那么容易走漏消息？ 这一枪不是敌人打的，又没有第三者在场，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的人打的？我一下警觉起来。
陆一新没有说话，他的整个脸隐没在灯光的阴影里，显得有些扑朔迷离，过了很久，陆一新说，我觉得吴克溢很有可能被营救人员的枪误伤致死的。
陆一新的话让我吓了一跳，我们调查来调查去，竟然得出吴克溢是死在自己人枪下的结论，这不是往自己人头上扣屎盆子吗？要真如陆一新所说，这件事不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无法摆到桌面上来说，那究竟又是谁误杀了吴克溢呢？
目前除了孙仲松，马维山和白天水都早已不在人世了。而孙仲松一直守口如瓶，我想这应该是孙仲松不让贾浩民在市志中写得那么清楚的原因。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陆一新突然变得很是谨慎起来，也许根本就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要弄清这些问题，我觉得必须弄清吴克溢那天为什么会出现在稽山渡口？日军又是如何发现吴克溢的？或许吴克溢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秘密。
会不会稽山有城工部的秘密联络点？吴克溢是去和谁接头的？
陆一新翻开《梨城市志》查了一会，告诉我，当年城工部共有五个秘密联络点，它们分别是中山大街的吉布庄、城南塔下街的候记豆腐坊和福阴山的香烛店，以及距城30多里地的郭庄和上坪山的土纸作坊，没有提到过稽山。
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吴克溢在那天出现在稽山，对一个城工部的重要人物来说，一定会有什么目的。
四
两天后的周末，我和陆一新去了一趟稽山。
稽山是个古村落，有上百户人家，至今还遗留着不少封火大宅。从那高翘的屋脊和画栋雕梁，可以看出旧时村里的殷实和富足。我和陆一新在村主任的陪同下沿着幽长的小巷走走停停。墙根下的石板上坐着几个老人，对我们的到来，熟视无睹，一副参透世事的模样。当年吴克溢是否也在这小巷走过，我不得而知。
村主任是个年轻人，对大半个世纪稽山渡口小鬼子抓人的事一点都不知情。我们沿着青石板道一路走去，就到翠河边。河边铺着一些麻石条，有几个妇女在洗衣裳，“噼噼啪啪”的捣衣声在河面上荡漾。一棵歪脖子柳树下，系着一条竹筏，这应该就是当年的渡口了。村主任告诉说，虽然不远有桥，但村里人还是喜欢撑竹筏到对岸耕作，近且方便。末了又说河对岸丘阳山上有个萃山书院，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问我们要不要去看看。村主任不经意的这么一提，似乎点醒了我，潜意识里突然感到吴克溢和萃山书院有关系。
我对萃山书院并不很陌生，十多年前曾去过一次，过河上山走半个来小时就到。书院占地有1500多平方米，由庭院、回廊、荷池等组成，宅园合一的建筑形态和屋内雕梁画栋，以及圆门、浮雕、荷花池、太湖石等，都具有浓郁的苏州园林风格。它由当地名士刘腾蛟在清顺治年末所建，迄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是梨城境内保存最完好的一座书院。
走进飞檐高耸的门楼，是一口半月型的荷花池，池中荷叶田田，荷花亭亭玉立，嫩蕊摇芳。绕过荷池，走过一条回廊，中间是个正厅，正堂挂着一块楠木大匾，上书“鸢飞鱼跃”四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厅堂上摆着古桌古凳，天井里几盆幽兰绿得欣欣向荣。
管理书院是一个聘请来的退休教师，姓王，他家就在稽山。王老师给我们泡了一壶茶，便陪我们聊起天来。他说，这里较偏僻，平时不是特意来的游客，一般没什么人来。2005年书院被确认为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后，文化部门拨款经过修缮，聘请他来管理。王老师说他还兼做解说员，早上8点上山来开门，下午五点关门。平日主要还是防火，防盗倒不怕，现在四处都装有监控。
我问他对书院是不是很了解？
王老師说，怎么说呢，反正平时对付得过去就是。
除了教书育人，书院其他还做过什么功用吗？陆一新问。
据我了解倒是没有。当年刘腾蛟的子孙颇有功名，两个儿子一举人一进士。后来这书院也一直是当地名人雅士研读习学之地，文风甚浓。
抗战时期，这里还是书院吗？当时是谁在这主持？
当时是林汝学在这收徒讲学，山下稽山的大户人家的子弟都靠一条渡船摆渡上山来习学。据说林汝学有个女儿大约十八九岁，长的十分漂亮，叫墨荷，知书达理，弹得一手好琴，平日里就帮林汝学打理书院。那时除了一些孺子求学，也有一些年轻文士常上山来和林汝学诗书唱和，这些青年仰慕林汝学的才华不假，但不少也是冲着墨荷去的。
你怎么会这么清楚？我有些诧异。
听我村里的老人刘广福说的，他当年就是书院的常客。
我眼睛一亮，刘广福还健在？
在啊，九十多了，耳聪目明的，就是腿脚不好使，据说是有一年被小鬼子打残的。
你能不能带我们去见见他？
王老师欣然同意，关了门，领着我们下山，熟练地解开绑在岸边的竹筏，叫我们站稳，然后撑杆一点，竹排就晃悠悠朝对岸划去。
我们找到刘广福的时候，他正坐在大门口打瞌睡。老人清瘦，嘴里含着一根一米多长的竹烟管，看见我们，两眼翻了翻。
陆一新抽出一支烟，递给刘广福。刘广福眯着眼看看，不接，晃了晃杵在地上的竹烟管说，这个才过瘾。老人吧唧了几口烟，瘪嘴里流出的口水把下巴上一撮山羊胡子弄得湿漉漉的。
我让老人说说萃山书院的事。
刘广福说，这从哪头子说起喔，我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帮我爹摆渡，没事就上山听林先生说书。
林汝学有个女儿还记得吗？
刘广福抹了一把胡子上的口水，记得记得，叫什么来着，墨，墨荷，对，就是叫墨荷，那可真是一朵荷花般，赞得紧呢。刘广福显然被我拨到激动的神经，不要我再引导，就滔滔不绝兀自说起来，墨荷那脸蛋，那身段，十里八乡冇得比，说话又轻声细气的，一听都让人骨头发酥打颤呢。那时山下的后生小伙有事没事都爱往书院跑，就是想去看墨荷呗。
刘叔公，我猜当时你也喜欢墨荷吧？陆一新插了一句。
老人“嚯嚯”笑起来，唾沫星子四溅，喜欢也冇卵用，墨荷有人啦，你说她那种人怎么会看上我们这些乡下人。 你是说墨荷当时已经成家啦？我问。
成家倒没有，但我看见过有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隔一段时间就过河去找她。一看就是个读书人，高高瘦瘦，戴副眼镜，很斯文的样子，有一次我还看见他们躲在书院后面的竹林里搂在一起亲嘴儿。
我和陆一新对视了一眼，你知道那男人叫什么名字吗？
不晓得，有一回墨荷送那男人下山，在渡口我听过墨荷叫他吴先生就是。
我的心一下“呯呯”跳起来，忙问，后来日本鬼子在渡口抓了一个人这事你知道吗？
好像是那年中秋的事，对，就是中秋的事。我爹头天上山砍樵，不小心脚被野猪夹子夹了，我过河去书院找林先生讨刀斧药。林先生不仅学识好，还懂医术，经常都有人上山向他讨草药。我下山时就听到有枪声，到了河边就看见对岸有好多日本人和黄狗子（伪军），我那个吓啊，转身就朝山上跑，他们就隔着河朝我放枪，一条腿就是被他们打断的。后来还是我二伯用船把我摇进城，找水门巷的郎中给我接的骨，但没接好一条腿还是废了，这些挨千刀的小鬼子，害我再也没出过村。
当时你见到被抓的人吗？
我又不在场，后来听说有个小鬼子被打死了。刘广福一下说了这么多，有点缓不过气，他将竹烟管的烟灰磕出来，重新装了一锅烟，我帮他点了火，他吸了两口说，这事发生后没几天，听说小鬼子就去抄了书院，林先生被打死了，墨荷也不见了，再没人见过她。
是不是也被日本人杀了？
倒不是，要真杀了有踪迹的。哎呀呀，这都是过去的事啦，你们打听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干嘛？
也就是随便问问。我说。
如果那人真是吴克溢，那么他那天出现在稽山渡口就解释得通了。在回城路上，陆一新一边开车一边对我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认为，萃山书院的墨荷是吴克溢的情人，中秋那天，吴克溢从城里赶了50多里路要到书院和墨荷相会，可是在还没上山之前，就在稽山渡口被捕了。至于后来马维山的材料里从来没有提及这件事，我觉得吴克溢这属个人私事他没有必要向组织报告，所以马维山确实不知道那天吴克溢的行踪。
我不能否认陆一新这个推测没有道理，但我还是怀疑，当时的局势那么紧张，身为城工部二号人物的吴克溢怎会有这种闲情？
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我们从来不认为在战争年代革命者就不能有爱情。
那吴克溢怎么会被日本鬼子突然逮捕？然道小鬼子早盯上了他？在稽山渡口守株待兔？
这不合乎情理，如果小鬼子早盯上了吴克溢，就犯不着要到稽山来动手，在城里就可以下手，何必多此一举。如果小鬼子故意要这样做，那就是怀疑稽山有城工部的联络站，想一网打尽，可事實是稽山和城工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一点前面的资料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认为吴克溢的被捕应该是偶然的事件，用一句不恰当的话说小鬼子是瞎猫撞见死老鼠。陆一新这么分析。
那这个偶然事件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我的调查进展毫无头绪的时候，一天下午，陆一新突然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指着桌上摊开的《梨城市志》对我说，你仔细看看这个。
书中有一段话被陆一新用红笔画过：“清源山军分区攻克梨城后，从日军特高课监狱解救了几十个被关押的人。经过甄别，这些受尽折磨奄奄一息的人绝大多数是平民百姓。”
看出什么问题了吗？陆一新问我。看我一脸迷惑，他接着说，你知道当时驻梨城日军特高课是干什么的？那可是专门对付抗日军民的特务机构。
这个我倒是了解，当时驻梨城日军特高课在城西的城隍庙设置了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审讯被捕的敌对人员。他们的审讯手段极为残忍，令人发指。有将人一刀一刀凌迟致死的，有将人活活丢进汽油桶煮成一副白骨的，还有将人活剥人皮的，酷刑无所不用其极，罪行罄竹难书。只要进了特高课的监狱，除了投降，基本没有能活着出来的。1942年，有一名叫马玉海的城工部成员被捕，敌人用一种叫做“披麻戴孝”的酷刑逼其招供。他们将马玉海全身扒光吊起，用皮鞭和带钉的木棍将他全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涂上盐水，再用粗麻布贴在身上，等麻布与伤口完全粘连在一起后，再进行审问，如不招供，就将麻布一条条连血带肉撕扯下来。马玉海实在受不了如此严厉的酷刑，供出了塔下街豆腐作坊联络点的负责人侯三，导致侯三和他妻子双双牺牲。幸亏马玉海只是一般的成员，他所知道的也就是侯三这个联络点，所以未给城工部造成更大损失。
你想过没有，日军特高课这么一个特务组织，它要对付的是抗日分子，怎么会平白无故逮捕那么多平头百姓？吃饱撑的。陆一新点起一支烟，陷入深深的沉思。突然他一拍大腿，吴克溢的被捕是不是也和这些百姓一样，属于误捕？对，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陆一新从凳子上跳起来，像个小孩般手舞足蹈。
误捕？小鬼子当时到底要抓谁？
这就是我们要解之谜。陆一新说，你现在就去档案馆，查查民国时期的档案，看看能找到什么线索，这是唯一的途径，其他没别的地方可找。
陆一新点醒了我。可是档案馆的资料员在电脑上一番检索后告诉我，从1940年到1944年梨城被日军占领这段时间，民国档案基本是空白。
我大失所望，这么说，这几年什么资料也没有？
不过有一些日本人留下的档案。资料员说，1944年10月新四军攻克梨城时，日军有部分档案来不及销毁，留了一些下来。不过这些日伪时期的档案损毁得十分厉害，零零碎碎的，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根本没人重视，基本封存着，没人注意。如果不是电子信息化建设，这些档案恐怕一直都尘封在档案库里睡大觉。
听资料员这么一说，我喜出望外，如果有日本人留下的档案，很有可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正如我所料，我从日军遗留下来的档案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是当时驻梨城日军司令部的一份档案，档案记载了从1944年春开始，驻梨城的日军不断有士兵失踪或被杀，一开始没引起重视，直到小鬼子接二连三失踪了20多人后，才引起日军司令坂田的注意，责令松井的特务机关限期破案。特高课经过查看那些被杀的士兵，发现几乎都是被利刃一刀刺穿心脏毙命的。后来有一个被刺未死的日军回忆，刺客是一个身材高瘦，戴着一副眼镜的中年人所为。 随后，我又找到几份日军特高课的绝密档案，在一份特务机关长松井签署的密令中，有一张A4纸大小的素描画像，纸张发黄得十分厉害，画的那个人戴着一副眼镜，脸庞瘦俏，棱角分明。很显然，这是特高课根据那个遇刺未死士兵的回忆，画出的刺客肖像。在这份密令里，松井将特务分为8个侦缉小组，四处搜捕，发现疑似对象立即逮捕，严刑审讯。
在另一份标着嫌疑人犯的档案里，我看到了被逮捕人的基本资料，每人一份，写着姓名、住址、职业甚至还有身高体重等等，而且都贴着相片。这些资料编了号，共有76份，有些用红笔打了个勾，注明了死期。我统计了一下，用红笔打过勾的有43份，这就是说，这76个被抓的人当中有43个在特高课严酷的刑讯中丧命，剩下那33个在新四军攻克梨城后被解救。
从相片看，这些被捕者基本都是身材高瘦，年纪在30多岁，有一些还戴着眼镜。我突然一激灵，他们的这个特征和吴克溢的形象有些相似，难道，难道当年那个让几十个日军丧命的刺客就是文质彬彬的吴克溢？
这绝对不可能！陆一新一口否定了我，你想想，吴克溢是城工部的二号人物，就算要刺杀日本人，也是有组织的行动，不可能一个人去单打独斗，何况吴克溢也没有这样的身手。
那你说会是什么人？
不管是谁，这刺杀应该和城工部没有关系。
凭什么就没有关系？就算不是吴克溢，或许还可能是别的地下党呢。
你想想，如果是城工部所为，干掉几十个日本人，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所有资料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包括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也只字未提，这正常吗？
的确不正常，那这个刺客是谁呢？
有可能是和小鬼子有深仇大恨的人，找小鬼子寻仇的，你也知道，当年小鬼子在梨城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另一个可能就是潜伏在梨城的国民党军统所为。当然我也只是推测，或许这将会是永远也没人可以解开的谜。
被陆一新这么一提醒，我脑袋灵光一闪，做了这样一个大胆的推测：70多年前的那个中秋，梨城城工部长吴克溢为了和情人墨荷相会，悄悄出城赶往50里外的丘阳山萃山书院。但当时日本特务正在按图索骥搜寻那个刺客，因吴克溢的形象与刺客有些相似，在稽山渡口被特务盯上，当时的吴克溢以为自己的身份暴露，遂掏枪拒捕，但最后还是落入敌人手里。日本特务从吴克溢掏枪拒捕，断定此人就是他们要找的刺客，顿时喜出望外。为确保万无一失，日军走水路用汽艇将吴克溢押解至桃花渡，准备将吴克溢带回梨城日本特高课监狱审讯。随后是阴差阳错，白天水发现吴克溢被捕，于是紧急通知了马维山，因此就有了桃花渡的營救行动以及吴克溢被误伤致死的事件发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马维山和孙仲松为了掩盖事实的真相，一致统一口径，保守秘密，直到今天，孙仲松依旧坚守诺言，守口如瓶。
如果我的推测成立，那么吴克溢为什么会出现在稽山渡口，又为什么会被捕这几个问题基本水落石出。至于《梨城市志》为什么不提到稽山，这大概是孙仲松为吴克溢作了一个掩饰，对于他们这些身上闪着光芒的人物，有些事不提更好。从这也可以看出孙仲松的良苦用心。
对于白天水送情报这个非常清楚的情节，《梨城市志》却只用“得到消息”四个字一笔带过。陆一新认为，白天水在“文革”的表现让他在“文革”结束后进了监狱，这种人很快就被人遗忘，所以他的档案几十年来几乎没人过问。再则他迫害马维山，仅这一点，孙仲松也不想提到他，所以最后让贾浩民一言以蔽之。
我对陆一新的这个说法表示认同，确实，人的所作所为有时会被感情或认知上的好恶所左右。
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调查下去了，就算我们有百分百的证据证明吴克溢的牺牲是城工部在营救时的误伤所致，那又能如何？我们能公诸于众吗？不管事实真相如何，最好的结果吴克溢都应该是死在日本人的枪下，而且必须死在日本人枪下。
三个月后，桃花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馆，对于那场营救行动，展馆是这样介绍的：“1944年中秋，中共地下组织梨城城工部组织部长吴克溢在距梨城50多里地的稽山渡口被日军逮捕，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日军当晚从水路用汽艇将吴克溢押送回梨城审讯。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得到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白天水（当时公开身份为伪军中队长）的密报后，鉴于吴克溢是城工部的重要领导人，掌握着地下党所有的秘密，迅速组织了营救小组在桃花渡对吴克溢同志实施营救。营救小组组长由蒋天明担任，成员有李闯、戴长柏、毛庭辉、赖石宝、冯北风和孙仲松。当晚，营救小组成员从城内的下东门陆续出发，潜伏在桃花渡山坡上的松树林里。晚十时左右，当押送吴克溢同志的汽艇到达渡口时，营救小组向敌人发起攻击，但由于敌众我寡，经过一番激战，营救失败。日军为防止吴克溢同志被解救，向还在汽艇上的吴克溢开枪射击，致使吴克溢同志当场牺牲。营救小组除了孙仲松同志带伤突围出来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五
桃花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馆后，梨城这种将优美的旅游景点和教育基地相结合的做法，吸引了众多的省内外游客前来参观学习，成为梨城打造红色文化的一个亮点。但就在这个时候，由我和陆一新共同撰写的桃花渡战斗介绍竟然遭到了强烈的质疑。
那天，展馆来了一位背着帆布包，穿着迷彩服，理着平头，身材高挑且壮实的年轻人，在听完严芳芳对桃花渡战斗的讲解后，非常直率地指出，这场营救行动是在作无谓的牺牲，毫无意义。
严芳芳一听当场就和那个年轻人争了起来，两人各不相让。当我赶到时，严芳芳还在和年轻人辩论，周边已经围了不要游客，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我问清情况后，对年轻人说，小伙子，说话要有根据，有看法可以提出来商榷，但不能诋毁我们的革命先烈。
我决没有诋毁革命先烈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这场营救行动根本就没有胜算，为什么还要白白牺牲那么多人？年轻人指着展板上的内容，据我所知，那天晚上，日军在渡口就布置了几十人，而营救小组只有区区七个人，力量如此悬殊，无异以鸡蛋碰石头。指挥营救行动的人随便有点头脑都不应该这么做，说难听一点叫做去送死。 当时营救小组也没想到会有那么多日军，但他们为了救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那我冒昧地问一句，是不是吴克溢是城工部的重要人物，他的命比营救小组那些人更值钱？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严芳芳急了，你反动啊你！
年轻人挥手打断严芳芳，按你们的介绍，日军抓到吴克溢后，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才用汽艇将他押送回梨城审讯，可是为什么还没审讯就将吴克溢射杀？
我说，当时日军担心吴克溢被地下党所救。
你这种解释毫无说服力，不要说当时的情况是敌众我寡，就凭松井这个人的作风，他也不可能这么做。松井是什么人？特高课的机关长。我研究过他的资料，这人阴险狡诈，手段毒辣，在1941年春上高战役中，因截获国民党第19集团军作战密令，避免了日军第34师团全军覆没的厄运，因此还获过日本天皇的金鵄勋章。他在梨城被攻克后，带领部下负隅顽抗，拒不投降，使新四军一个包围他们的连队死伤大半，直到战至最后一人被击毙。如此一个穷凶极恶的特务头子，吴克溢是他梦寐以求都想抓获的重要人物，他怎么会轻易放弃？希望你们能正视历史，还历史一个真相。年轻人离开时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年轻人的口气犀利，咄咄逼人，可以肯定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这些质疑的，难道他也看出来吴克溢牺牲是城工部营救时误伤所致？他在暗指我们在掩盖事实的真相？假如年轻人作为一个普通游客就这么一问，那我完全可以当作什么也没发生，毕竟来参观的游客一般是看不出什么漏洞，也没有人会去深究。可据严芳芳说，这个年轻人一连几天都在渡口转悠，东瞧瞧西看看，总好像在寻找什么。
我猜没那么简单，这个年轻人不是一般的游客，他很有可能带着目的而来，他的分析非常专业，而且竟然还研究过松井这个人，我猜他是个军人。当我把情况告诉陆一新时，他这么说。
万一他找到了真相，把这事捅了出来，那么我们掩盖事实的问题还在其次，对那些牺牲的烈士们怎么交代，对活着的孙仲松又怎么交代？我一下担心起来。
陆一新想了想，我觉得我们应该采取主动，找他谈谈，甚至可以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原因明确地告诉他，我相信他应该会理解。陆一新叹了口气，有些历史的真相还是不要揭开为好，否则很有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
可一连几天我在桃花渡都没有见到那个年轻人，就在我纳闷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候，一个晚上他却突然出现在我基地的办公室，依旧是一身迷彩服，依旧背着一个硕大的帆布包。
年轻人告诉我，他是南昌陆军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接触到了一些梨城的抗日史实，并对此感到兴趣，所以利用暑假到梨城来做些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桃花渡当年那场营救行动不合情理，他在回校之前觉得很有必要和我谈一谈。我猜他一定是要和我谈我最担心的那个问题，于是，我明确告诉他，其实我们也怀疑吴克溢的死可能是城工部误伤，但我们不得不掩盖这段事实真相，希望他理解我们这么做的动机。想不到年轻人听完我的解释，很惊讶地看着我，他说，我从来就不认为吴克溢牺牲是城工部营救时发生的误伤所致。
他的这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让我还历史一个真相不就是质疑我文过饰非吗？想不到他竟然不是这么想，那他到底还发现了什么？
我觉得吴克溢是被城工部故意开枪射杀的。年轻人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你说什么？你这是信口雌黄！我跳了起来，我告诉你，《英雄烈士保护法》已经正式实施了，任何侮辱、诽谤、诋毁、亵渎烈士的行为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你别激动，你听我把话说完。年轻人很冷静告诉我，他查阅了不少资料，1944年中秋，吴克溢被日军逮捕。10天后，也就是10月10日，在梨城城工部里应外合的配合下，清源山军分区攻克梨城，全歼了坂田联队驻梨城700多人，坂田走投无路，最后剖腹自杀。
这一点，《梨城市志》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当时的情况是1944年9月中旬，日军山本师团向我新四军江南纵队发动了疯狂的扫荡，为掩护大部队突围，江左支队假扮主力，牵着敌人鼻子走。待山本发现上当时，江南纵队已经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山本恼羞成怒，一边指挥大部队向江南纵队发起追击，一边抽出兵力将江左支队包围在距梨城200多里的大佑山地区。日军为了速战速决，命令梨城坂田联队驰援大佑山，力图一举消灭江左支队，再集中优势兵力对付江南纵队。清源山军分区司令马力接到纵队首长让他解围江左支队的命令后，经深思熟虑，突发险招，改围点打援为攻克梨城，彻底消灭坂田联队。为此，清源山军分区要求梨城城工部紧密配合。城工部负责人马维山随即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将城工部所有地下人员分为六个战斗小组，由谁负责炸毁日军军火库，由谁在哪个城门接应进城部队，时间、地点、人员配置都作了具體安排。
这份计划十分详细，分工明确，当时军分区司令马力还特别指示，行动计划只能在部队攻城的前一天向参加的人员宣布，必须确保计划万无一失，是不是这样？年轻人接口说。
没错，如果计划泄密，那将给整个行动带来灭顶之灾，不仅解不了江左支队的围，城工部很有可能会被日军一网打尽。
当时梨城城工部制定这个绝密的行动计划只有极少数知道，吴克溢是城工部的第二号人物，他对这个计划肯定了如指掌，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突然被日军逮捕。可以想象，当马维山得到这个消息时无异于晴天霹雳，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你知道马维山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什么？我反问。
担心吴克溢在日本人严刑逼供下会招供。
怎么可能，你太低估了共产党人！我有些气愤。
没错，在革命战争年代有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党的事业面对敌人的酷刑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但你能否认共产党里就没有变节投敌的吗？
面对年轻人这个犀利的提问，我竟然一下子无言以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样的教训还会少吗？
我再问你，如果你是马维山，得知吴克溢被捕后，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救人，不惜一切代价救人，马维山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我想也没想就说。
对，马维山是这么做了，但最终人没救出来，地下党却损失惨重。
这是不可预见的，谁也无法保证营救就一定会成功。
如果不能保证营救成功，那马维山就是在赌，他在用整个行动计划，数千战士的性命在赌。可恰恰相反，马维山是一个具有多年地下斗争经验老谋深算的老地下党员，他不可能在这危急关头会有赌徒的心理。那么他会怎么做，才能确保计划万无一失？
会怎么做？我紧张地看着年轻人，等他的下文。
杀人灭口！
不可能，你胡说！
你别激动，听我把话说完。年轻人很冷静地看着我，或许很多人都不怕丢掉性命，但却难于忍受长时间超常规的痛苦折磨，当年的马维山正是明白这一点才会做出杀人灭口的决定。我也希望我这个想法是错的，但种种迹象表明不能不让我这么想。无论如何，我都会找出事实的真相，还历史一个清白。年轻人站起身，朝我敬了个礼，转身出门。
那天深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四周万籁俱静，我躺在基地值班室的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后来，我独自从基地出来，朝山坡上那片小松林走去。
当年那场战斗后，第二天小鬼子就封锁了渡口，因为天热，从小树林中传出阵阵尸臭。直到新四军攻下梨城，那些面目全非的遗骸才有人来把他们合葬在小树林边上。解放后，政府重新修建了烈士陵园，那片小树林也成了陵园的一部分。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说，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能听到松树林里传出枪炮声和嘶喊声。有好些夜晚，我躺在基地值班室的床上，竖着耳朵，可我从来都没听到过什么。
我走进松林，点起一支烟，靠在一棵松树上静静吸着。突然，我看见在一棵树后有一双灼灼发亮的眼睛，一个后生以单腿跪立的姿势，平端着一把步枪瞄准，身体一动不动像座雕塑。他的牙齿死死咬住下唇，有黑色的血从他下唇流出来，像蚯蚓般爬过他的下颌。后生几次想扣下扳机，但都松开了手指。過了一会，他重新举枪瞄准，终于扣下了扳机，我清楚地看到一颗拖拽着火光的子弹无声地从他的枪膛里射出，像颗流星似的飞了出去。那颗子弹带着明显的飞行轨迹，牵着我的目光，如放慢镜头般在河面上划过一道红线，然后准确无误地钻进了正站在船头那个汉子的头颅。在漆黑的夜里，我清楚地看到一泊鲜血从汉子的头上滮了出来，汉子怔了两秒钟，然后就像被人当胸击了一掌，整个人朝后飞出去，重重地倒在甲板上。
我晃了晃头，定过神，松树林里依旧一片漆黑，那个后生已悄然不见，一切好像是在做梦，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过。
后来，起风了，有垂露从树上掉下来。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了，渡口上那棵桂花树在迷蒙的月色中似水如烟，河水响着轻柔的流水声从夜幕中滑过，河面上那座用相连铁皮船搭起的浮桥上的铁链发出叮当脆响。
我在松树林里一直坐到天亮。
六
在此之前，我和陆一新一直认为吴克溢中枪身亡是城工部营救时误伤所致，所以想尽一切办法来掩盖这个真相。可是当这个年轻人提出杀人灭口的大胆推测后，我发现纠结于事实真相漩涡中的我和陆一新思维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而这个年轻人却似一个目光锐利的旁观者，冷静地站在事件的远处来审视这段被尘封的历史，他好似手持佛尘在一点一点地拂去历史的烟尘，又好似在期望一阵狂风吹散尘埃，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一天。
当听完我的叙述后，陆一新脸色变得很是难看，忧心忡忡说，这年轻人的推测的确大胆，甚至可以说是胆大妄为，可是仔细想想，好像也有些道理，要不然你也不会出现那种幻觉，你的潜意识里已经接受了他的这个推测。
难道真如他所说，马维山为了保证行动计划不泄密，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营救小组万一救不出吴克溢，就杀人灭口？我说。
之前我们一直在推测吴克溢的死是城工部误伤所致，而现在却被认为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要真是这样，这性质就彻底变了，这可是牵涉到梨城好几名领导干部，如果这事被暴露出来，现在的网络如此迅捷，必将会掀起一场惊涛骇浪，这不是你我能承受得起的。几十年来，这场营救行动早有定论，烈士们的英勇悲壮也早已深入人心，如果被推翻，我们怎么向牺牲的那些革命先烈交代，又怎么向孙老革命交代？弄不好你我都将身败名裂，万劫不复，成为梨城的罪人。
那我们该怎么办？陆一新的一席话让我听了有点心惊肉跳。
陆一新重新点起一根烟，眯着眼睛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找到孙仲松谈谈。
谈什么？谈当年这场营救行动是杀人灭口？亏你想得出来，不要说这些都只是推测，即便这些都是真的，孙仲松也不可能承认。
我也没想他要承认，但我就是想从他那里证实一下，究竟是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还是那个年轻人的推测是对的。陆一新似乎下了决心。
我很清楚，虽然陆一新也承认年轻人的推测有一定的道理，但一贯自负的他心里并不服气，他还是倾向于他原来的推测——吴克溢的死是城工部误伤所致。陆一新一直觉得他的这种推测合情合理无懈可击，但却突然被一个年轻军人推翻，这对于有着二十多年军龄的他来说，是一种挑战，一种侮辱，让他有点下不了台，他想从孙仲松那找回面子。假如真的能从孙仲松那里证实他的推测是正确的，按照他的作风一定会对那个年轻人提出的谬论穷追猛打，化解一场我们面临的危机。但我不知道陆一新能用什么方法来证实。
几天后的早晨，我和陆一新在南山革命纪念园“邂逅”了孙仲松。南山革命纪念园是在南山公园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园内有革命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碑、抗战雕塑及纪念广场，亭台楼阁，绿树成荫，是市民休闲晨练的好去处。2005年，市政府将这一系列建筑整合为南山革命纪念园，形成了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景点，被纳入了“全国百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天气好的时候，有时能见到孙仲松在保姆的陪同下到公园里散步。
我们见到孙仲松的时候，他正拄着一根拐棍，站在纪念碑下气呼呼地瞪着那些在震耳欲聋音乐声中跳广场舞的大妈。孙仲松一见我，就气呼呼嚷开了，不像话，真不像话，这成何体统。老头将拐棍在石板上戳得“咚咚”响，如此神圣庄严的地方，哪能让人在这一天到晚吵闹不休。你是干什么吃的？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