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就有婴幼儿家长反映在食用三鹿婴幼儿奶粉后，其婴幼儿出现尿液变色或尿液中有颗粒现象；6月，就有患儿家长向监管部门举报；8月初，三鹿集团经过“多批次的检验”，查出奶粉中含有三聚氰胺物质。但是，9月11日三鹿集团才发表声明称“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从婴儿患病事件的发生到企业正式召回产品，已过去了整整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患儿每天都在因摄入问题奶粉而承受病痛的煎熬，问题奶每天都在汩汩流入婴儿嗷嗷待哺的口中，但是我们的妈妈们却是懵懂的，我们的社会却是麻木的，我们仿佛是在9月11日那个不幸的日子才终于恍然大悟，瞬间跌入一种被欺骗与被伤害的愤怒与惶恐当中。我们的妈妈爸爸及其孩子们当然是问题奶粉事件的受害者，但在这个流程中，被害者恐怕也有值得反省的教训。
　　这并不算是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我们最基本的痛感神经已经渐渐丧失了功能。痛感神经的麻木和萎缩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我们期待企业的自律，也期待政府的监管。但是，我们的孩子，那些无辜受苦的患儿，他们中的一些孩子由于病情严重，可能已无法等到企业自律有效、政府监管有力的那一天！
　　在公民与公权力之间，我们往往期待着一份完美的安全感，像孩子一样被照顾、被保护、被认真负责地善待，无忧无虑地站在父母的身后。这是一种自然的愿望，但却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期待着被给予的安全感，那是一种幼稚和依赖的表现。我们都已是成年人，一个心理健康的成年人早已告别了监护人的庇佑，他应当以开放而敏锐的觉察力面对世界，有力量地挺立在天地之间。倘若我们痴迷于那种被给予的安全感的幻觉，我们就将拱手让出自我生命的掌控权，我们以为会被保护和善待，其实却很难说，严格地说我们只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残酷的偶然性。目前已经至少有4个孩子死于问题奶粉，其实也可以说是死于孩子的父母对主管部门监管的信任。这种信任是盲目的，作为一种群体性的认知障碍，它甚至比问题奶粉还要“毒”。
　　被给予的安全感为什么只是幻觉？因为公权力并不是监护人，而只是打工者，早就该迈入成年人行列的我们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人。我们只能够通过清醒敏锐的觉察和理性负责的行动来赋予自己安全感。倘若不小心令打工者发生了“仆代主职”的角色错位，甚至，在长期的角色错位中，我们竟然麻痹了最基本的痛感神经，那当然也是我们自己的过失。我们每一个负责任的社会成员，必须站起来自疗自救，我们自己的孩子病了，甚至夭折了，我们必须有这样最起码的血性和气力来喊一声：“好疼！”包括问题奶粉在内的各种爆炸性事件陆续发生，测试着我们的痛感神经的基本功能是否仍然存在。在外界一波波不断加强刺激的情形之下，必须给出足够有力的回应，才能证明我们残余的神经功能尚有复健的希望，我们不是温水里煮着的那只可怜的青蛙。
　　半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如果我们都足够敏锐，如果我们会及时地喊疼，那些缠绵病榻的患儿本来是可以免受这种难以形容的痛苦的。据报道，部分出口到台湾的三鹿奶粉因为出现大块板结的情况，已经提前被敏感的消费者退回给当地经销商。可是，在我们这边，过度信任的错误观念却成了阻断痛感神经实现感传功能的黑色阀门。“问题狗粮”事件爆发之后，部分思想敏锐的人已经意识到下一步就将是整个奶业的危机，可是却没有表达和行动，没有公民力量的苏醒，只有观望和等待。
　　对儿童的爱和关怀是需要付诸行动的。等着无良企业的自动良心发现，并不是作为儿童的监护人的我们所应持有的最适当的态度。多罗茜露在《什么都想要》中说：“我们普遍地都希望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社会机构、政治机构、宗教机构一样都在逃避自己真正的责任，事实上也就是在逃避真正的自我。”在这个日益险恶的现实世界，我们需要擦亮眼睛，战胜自己内心的脆弱感和恐惧感，以不妥协的姿态直面生活中的黑暗。因为我们是负责任的成年人，在我们身后，我们的孩子们必须能够有足够多的安全感。让孩子们有机会微笑着活到明天，这首先不是政府部门和企业的责任，而是我们每个做妈妈做爸爸的成年人自己的责任。■
　　编辑：卢劲杉
　　
　　新闻事件
　　据新华社报道，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截止到9月21日，各地报告因食用奶粉住院治疗的婴幼儿达1.2万余人。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婴幼儿配方奶粉检验结果，蒙牛、伊利、圣元、雅士利等乳业企业的奶粉检出三聚氰胺。蒙牛、伊利等乳业企业的液态奶也被检出三聚氰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