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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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郭象《庄子注》的内在脉络,“寄言”既非郭象的诠释方法,也非庄子表述“己意”的写作手法,而是庄子借以“出圣人之意”的传述方式。庄子通过“寄言”的方式“出圣人之意”,既是“至理无言”的必然要求,也是圣人“因彼以立言”之教化方式的隐微呈现。《庄子》中的“寄言”主要有“齐谐志怪之言”及“非毁圣贤之言”两种典型形态,前者是庄子利用夸张或象征的方式申明“至理”的手段,后者是圣人“因彼以教彼”之“无为治道”的题中之义。只有以“忘言”的方式去阅读《庄子》,才能展开对“庄子之言”的追本式体贴以及对“圣人之意”的还原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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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郭象《庄子注》的内在脉络,“寄言”既非郭象的诠释方法,也非庄子表述“己意”的写作手法,而是庄子借以“出圣人之意”的传述方式。庄子通过“寄言”的方式“出圣人之意”,既是“至理无言”的必然要求,也是圣人“因彼以立言”之教化方式的隐微呈现。《庄子》中的“寄言”主要有“齐谐志怪之言”及“非毁圣贤之言”两种典型形态,前者是庄子利用夸张或象征的方式申明“至理”的手段,后者是圣人“因彼以教彼”之“无为治道”的题中之义。只有以“忘言”的方式去阅读《庄子》,才能展开对“庄子之言”的追本式体贴以及对“圣人之意”的还原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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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价值”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道德运气”论者试图通过对康德道德价值概念的批评从根本上瓦解康德的伦理学。本文试图表明康德的“道德价值”概念具有多重意蕴,它不仅关乎动机和准则,也关乎努力、付出和道德勇气;“道德运气”问题不构成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挑战,康德的道德哲学是可以容纳“道德运气”并内在地回应其挑战的;康德伦理学与“道德运气”论尽管存在着诸多根本差异,但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并且二者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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