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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时代不断进步的今天，日新月异的科技以及经济的飞速发展，似乎与民族传承性的生活习惯产生了微妙的碰撞。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就需要我们去探究一套适合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拍摄方法，为贵州今后发展优秀的少数民族纪录片提供发展需要。构建良好的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拍摄手法。本文试图从《行走贵州》系列纪录片来看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在创作中的艺术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探究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在发展中取得的成绩和凸显的问题。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不仅是一个专业的影像问题，更加牵涉到贵州民族文化的进步和贵州的建设。如能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必然会成为推动贵州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贵州；纪录片；少数民族
一、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现状
“我国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文化在我国文化架构中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时期，大量民族文化被拍摄成纪录片，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状况以最直观的方式被展现了出来，因而纪录片一时间成为了业界关注的重点。”①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随着影像人类学的不断发展与应用，纪录片的概念与影像人类学概念被逐渐混淆。研究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创作手法和美学特征进行分析。
以民族的生活、经济与文化作为拍摄背景，使纪录片不仅能够充分展现民族间的特色，还能使各民族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和谐共处。纪录片以活化石的形式深入细致地展现了民族间的多彩文化与令人印象深刻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而强化民族间的交流。从某种程度上看，纪录片有效提升了世界民族的交流能力。
（二）存在的问题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祖辈相传的文化和风俗，所以在探索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道路上，许多学者容易以偏概全，只注重民族特色而不兼顾和尊重民族融合，从而导致文化的缺失，使民族文化成为文化发展上的孤岛。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都会随着生活的变化或某个固定习俗的形成产生具备一定民族特点的文化与行为模式。这也是说，民族文化所展现的，是民族生活的各种特定习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全球各个民族的成员涌入中国，使外来文化逐渐充斥到中国民族文化中，导致我国不得不面临文化融合的难题。由此，必须认清：1.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根基，不得过分注重外来文化；2.不可忽视外来文化，并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不可将其隔离。
二、民族志纪录片的含义界定
少数民族纪录片是民族文化的真实再现，更是纪录片领域和人类学领域的珍贵视频资料。新时期以来，民族志纪录片逐渐革新影视语言，探索用平民化的视角、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独特的艺术性展现了诗意的文化氛围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影像风格。
“关于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定义，学者王志敏为我们提出了‘三原则’：一，强调文化性，这是纪录片的根本原则，也是少数民族纪录片的重要因素；二，创作者原则，创作者原则是纪录片必须具备的；三，题材原则，题材也是纪录片必备的重要因素。以民族的普通生活为拍摄重点则是题材原则所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原则是通过对人及其行为深入剖析，展现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本质。”②可见，在学者王志敏看来，少数民族纪录片的拍摄是十分严谨的。在身份、题材和内容这三方面达到民族特性的完全一致，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界定。
少数民族电影相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来说更为严格，少数民族电影是民族文化特性的一种体现，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表征。至于本文所论述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范围则宽泛得多，既包括由少数民族导演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也包括汉族导演指导拍摄的以少数民族生活及其他内容为题材的纪录片。即只要纪录片是反映少数民族人民普通生活，包括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的，都属于少数民族纪录片。在少数民族纪录片拍摄早期，大多导演主要拍摄少数民族的专题纪录片与新闻纪录片，极少有大型的民族纪录片。和少数民族纪录片相比，这几种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纪录片的侧重点不同，新闻纪录片侧重宣传效果和播出的及时性，民族志影像的特点在于它的历史和文献价值，民族志影像当然也就包括汉族人民的历史文献。少数民族专题纪录片强调内容的集中性和主题的一致性。人类学纪录片由于其学科的专业性质，其拍摄方法更加客观，其中也拍摄汉族人的生活。因此，后三种纪录片和少数民族纪录片有部分重叠，三者之间又有重叠之处。因此，本文对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定义是：创作者是少数民族或其他民族成员，创作题材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环境、生活习俗等，重在深层次挖掘少数民族生活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本质的纪录片。
三、《行走贵州》的艺术特征
（一）《行走贵州》的特点
《行走贵州》这部少数民族纪录片用当代眼光深切解读民族文化的渊源和关联，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幅绚丽多彩、美轮美奂的恢弘画卷，散发出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展现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及内在的民族精神。
1.女孩们担当纪录片的主角
在片中，“主人翁”分别是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的四个少数民族女孩。她们既是整部纪录片的“主持人”，又是影片内容的“向导”。她们以自己的生活习俗为背景，通过展现自身的日常生活陈述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并由此细致地剖析少数民族生活背后的文化内涵。这部纪录片不同于其他纪录片，主持者与题材展现者为同一人，文化内涵解析更到位，说服力更强。尤其是在这四个女孩普通话标准，对民族习俗了如指掌的情况下。
2.留存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
大部分少数民族纪录片的拍摄重在保护少数民族稀缺的传统文化遗产或某项高超的传统技能，希冀通过纪录片能够激发人们积极保护传统民族技艺与文化的热情。
《行走贵州》全片共在贵州拍摄了4个少数民族故事，分別是苗族、侗族、水族和布依族。每个少数民族片场约20分钟左右，其中在贵州黔东南拍摄的2个民族故事，主要拍摄侗族的传统技艺和苗族的风俗文化，包括他们的饮食、起居、经济生活等。着重表达苗族人和侗族人的伟大智慧，重点体现侗族的侗戏、乐器以及苗族的婚礼过程等全方位内容。 如此充分展现了他们丰富的生活，同时也着重凸显了贵州珍贵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个性，更是将这些民族的文化、习俗之精彩表现得淋漓尽致。
3.展现少数民族母语文化
少数民族母语文化是民族文化中的精髓，我国拍摄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不仅详细介绍了少数民族在外来文化介入后形成的新文化，还充分还原了本属于少数民族自身的母语文化。
《行走贵州》片中，四个不同民族的女孩在运用标准普通话介绍本民族文化的同时，都会偶尔穿插本民族的图片和文字。同时，在四位少数民族女孩为我们讲诉她们本民族的文化时，不时穿插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更生动形象的为我们展现了少数民族的母语文化。用少数民族语言描写本民族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并以该文化的唯一性对照其他文化特性，从差异性以及由这些差异所构成的世界的繁复性中引导观看者对生命与文化的体悟，从而令全球化语境下的受众达成对于多元文化的一种理解，进行交流，完成沟通。
4.彰显少数民族视觉符号
“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形成，并非是由单一民族形象构成的。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的民族形象共同构成的形象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整体形象。而且，这些民族文化积淀并整合后，形成的视觉形象更加强烈”。如广西电视台斥巨资打造《中国白裤瑶》电视纪录片，详细记录了县里湖、八圩两个地方瑶族人民的生活，他们纯洁的白裤子成为南丹白裤瑶的民族符号，贵州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符号，如水族衣服上精美的马尾绣，这就是彰显民族的一种特别的视觉符号。③
民族符号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有精神上，例如一个民族的民族信仰以及民族崇拜。在纪录片《行走贵州》中，水族女孩为我们介绍，水族有着自己的信仰和图腾。他们认为鱼是自己民族的图腾，因此，对鱼他们有着莫大的推崇。水族的鱼文化最初源自于宗教信仰。在水族人们看来，万物有生命，生命又是灵动的，神灵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将神灵作为自己信仰的对象。当前，水族对宗教与神灵的信奉依旧可从其崇拜仪式、生活习俗、原始道德与传承方式等中一一窥伺。由此可见，水族背后的文化内涵不可与其民间的信仰文化相互隔离。 当然，文字也属于民族符号的一种，只是在此笔者不作重点介绍。
5.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底蕴
创作者拍摄少数民族纪录片，这不仅可帮助少数民族记录其真实的日常生活，还可让其他民族更好地了解该少数民族。
《行走贵州》片中充分表达出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底蕴。从开头到结尾，四个贵州少数民族女孩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她们自己民族的生活底蕴，让观众在影片体验过程中深刻地体悟其民族的文化内涵。贵州是一个山地居多的省，自然气候温润为主，因此，古代少数民族多偏爱聚集于此，这也使得贵州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不管是古时亦或是现在，贵州各个少数民族都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聚集与生活。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得以和谐相处。当前，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多呈现以家庭为依靠，以血缘为联结，以民族为集聚标志的民族特色，加之位居山地地区，其自然经济发达，农耕文化氛围浓厚。
（二）《行走贵州》的叙事结构分析
1.叙事技巧
少数民族纪录片的拍摄，这不仅讲究题材的朴实性，也讲究叙事技巧的灵活性与纪录片结构的严谨性，进而使观看者能从纪录片中充分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民族文化。这也是说，创作者重在通过布局严谨的纪录片结构，充实朴实的题材与内容，以阐释少数民族日常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也说明，在评价纪录片之优劣时，不仅要重视艺术的质量，还要重视纪录片的思想内涵。因此，在拍摄纪录片时，创作者要注重选择合适的题材，并运用恰当剪辑方式将其重新组合，充分展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内容，达到叙事应有的效果。同时，创作者要充分把握叙事技巧与纪录片结构的布局，使素材充分展现纪录片的魅力。
所谓的叙事，就是重新排列拍摄事件，利用事实经历说明观点；结构的布局则重在排列拍摄素材，让素材吸引受众。在成型的纪录片中，结构可具体展现叙事，而叙事要结合强逻辑性的结构才能流畅地被表达。而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先进的拍摄技术出现，叙事方式也会由此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方式将消亡。相反，原有的叙事方式将与新的叙事方式相互结合，共同展现纪录片的逻辑魅力。如在拍摄《行走贵州》时，创作者就在画面的拍摄基础上添加了访谈与解说两种叙事方式。因此这部纪录片在技巧上有着很大的突破，而不是单一乏味的只通过画面或者是访谈来为观影者讲述“故事”。这在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乃至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上都显得比较出色。
2.叙述方式
（1）简单画面拍摄与解说相互结合
这种叙事方式是我国纪录片出现早期采用的叙事方式，很多纪录片采用的都是这种叙事方式。简单画面拍摄与解说相互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充分展现文化共性，凸显纪录主体。但因解说者的观点主要源自于创作者，所以纪录片内的文化与社会内涵解析显得过分单一，客观性不强。然而，纪录片《行走贵州》则是由四个不同民族的贵州女孩为我们讲述他们民族的故事，这样就会避免以上所述的问题。因为在观看这部纪录片时，观看者是被女孩们带入这部纪录片的。
（2）访谈与解说相互结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影视文化欣赏水平也有所提升，这使画面拍摄与解说相互结合的叙事方式无法再使观众感到满足。他们希冀纪录片能够有思想火花的碰撞，使文化的表现更具客观性。因而，访谈与解说相互结合的叙事方式出现了。访谈方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题材解析的客觀性。而访谈与解说相互结合，相互交替，这又使得纪录片更具节奏感，进而充分调动观众观看视觉，使观众更具观赏的兴趣。与其他叙事方式不同的是，通过采访，纪录片的语言结构贯穿整个纪录片，这将使纪录片的真实性和说服力更强。纪录片《行走贵州》将这两种方法融合得恰到好处。 （3）客观记录的叙事方法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纪录真实现象的叙事方式，即客观纪录。这种记录方式反对任何解说式的叙事方法，强调纪录片要保持拍摄对象的绝对客观性，积极还原题材本身的原生态。这种叙事方式类似于真实故事片，因而它对创作者的叙事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客观纪录叙事指导下，创作者必须亲自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甚至将自身当成被拍摄的少数民族成员，直接体验民族生活细节。但值得注意的是，纪录片的取材讲究同步，而故事片则无需同步，且题材可虚构。纪录片《行走贵州》从创作观念上讲，有太多演绎成分，因为观影者无形中会认为这部纪录片演绎的成分更多，很多内容都是特别主观地带给观影者。但因叙事对象具备个性化特色，创作者也极为注重纪录片的内在的韵味，所以，利用这种叙事方式，往往能够充分调动观看者对纪录片的感官体验，并获得观众的喜爱。
四、《行走贵州》对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发展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一）《行走贵州》对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发展的影响
《行走贵州》无论是拍摄手法上还是叙事结构上都突破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可能在观众看来《行走贵州》是一部“演”出来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但是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叙事上来说《行走贵州》都脱不了纪录片的范畴。笔者有理由相信这种创新思维的拍摄手法对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起到一个良好的构建作用，不仅如此，在商业化进程不断加剧的道路上，《行走贵州》除了能够给贵州的发展带来强有力的推进作用，还为今后贵州出产优秀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作品开了一个先河，这对贵州不断民族文化和深化经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行走贵州》对贵州少数民族发展的现实意义
《行走贵州》这部影片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录电影，更多的是一部关于贵州的旅游宣传片。影片跟随着四位贵州女孩，为观众呈现最具贵州少数民族特色的衣食住行，带领观众们走进贵州的大山深处，领略最纯挚的民族风情，感受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摄影镜头中的多彩贵州充满了丰富的文化魅力，《行走贵州》这部纪录片无疑为贵州这片美丽的土地起到一个宣传作用，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爱上贵州。这无疑是贵州旅游发展的新起点，对贵州不断加强旅游发展的结合和不断厚积旅游的文化底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众传播日益深入日常生活里，笔者认为《行走贵州》这种影像资料的发展势必会对贵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首先是促进了商业化旅游的发展，其次就是能够吸引大量外资，相信在这样的刺激作用下，定会对贵州城市化发展起到一个良好的导向作用。大量的外资融入，肯定会吸引人口流动，人口基数变大，对于贵州来说，这是一个快速城市化的发展契机。当然这些都是大众传播和商业化进程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这有利于贵州原生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贵州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传播，这对贵州文化的发展与融合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将这些丰富的民族文化保存为珍贵的影像文献对于贵州的民族文化来说是构建良好发展契机的重要因素，虽然文化的融合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积极拍摄出具有贵州文化特色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积极保护好民族和生态的原生性。
五、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拟解决办法
（一）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现状
贵州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它的社会文化发展也与少数民族相联系，而且息息相关。少数民族文化在贵州是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同时，它也是整个贵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市场改革深化和大众传媒急剧商业化正在激烈的展开，然而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却很难适应这种生存方式，并且难以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同时民族文化不断地被边缘化，这就导致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停步不前甚至是滞后。由此可见，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处于瓶颈状态，而且缺少新的血液，在国内已知或较为出名的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寥寥无几。《行走贵州》系列纪录片虽然是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优秀范例，但是仅这样一部时长每集为20多分钟，且仅有4集的纪录片，是不足以概括和记录贵州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的。除此之外，纪录片《贵州西江苗寨》、《民族故事——布依族》等，其在贵州民族文化的介绍上也只是重点突出物质文化。
（二）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存在问题的拟解决对策
贵州目前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作品存在的问题：题材较为单一、拍摄范围较大和缺乏创新性。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有一个通病，就是单一的为了题材而拍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专题片，其内容也只是单一的讲述少数民族，拍摄对象往往都是少数民族人民和文化遗产。
在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应该借鉴好的纪录片，真正做到民族化、生活化和舞台化。多一点人文性的东西也许就能更加扩大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市场，如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内容讲述的是人与自然抗争的这类少数民族纪录片，里面的内容除了讲述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文化之外，还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文关怀内容，这样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才算得上是影视人类学在应用上理论的升华，单一的关注民族的文化底蕴只会使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停滞不前。因此贵州想要发展优质的少数民族纪录片必须从新的角度上去选题，完善影视人类学的内容。
贵州想要发展优质的少数民族纪录片还应该多培养本土导演，这对贵州民族文化的构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土导演对于贵州文化的诠释将会更加细腻，而且了解本土文化在选题也会更加具有创新性。在拍摄少数民族纪录片时，不能盲目的追求技艺，需要情感的投入，才能实现艺术性的统一。本土化导演必须熟悉贵州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与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文化经验交流，这样才能做到情感关照，拍摄出来的影像资料才能适应实际和美学需求，走一条适用于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道路。④
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需要创新，而创新就必须具有自主性，发挥一种动态的意识。无论哪个民族都有着自主的立场，他们看待自然社会的观点也都是不同的，要想准确无误反映贵州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就必須深化丰富的创造性。“民族文化绝对不是亘古不变的‘活化石’，绝对不能忽视细节，即使是细微的不同也要准确去触摸。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化、商品化或者狭隘化这是拍摄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误区，创新意识上除了再现本真的民族文化，还应该拿捏好情感的重要性，将民族情感刻画得更加细腻”。 六、结语
现今，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已经逐渐变成全球纪录片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结合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思考方式在纪录片的创作中备受青睐，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纪录片的可看性。因此，贵州若是想要發展优质的少数民族纪录片，都应该将这种创作手法与真实世界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兼顾民族的融合。相信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势必会站在影视人类学的一个新高度上来述说贵州现实，这种现实包括贵州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多样性，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话题，更多的人文情感的诉求、人文关怀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将迎来新的创作高潮，并且依旧向前延伸下去。
【注释】
①王华.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概念建构与考察价值[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48-53.
②王志敏.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界定问题：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
③邱仁富.文化变迁与认同——广西南丹县白裤瑶文化现状审视[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2）：104-109.
④王华.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J].电视研究，2009（07）：52-53.
【参考文献】
[1]王志敏.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界定问题：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
[2]汤健萍.电视纪录片的文化建构[J].电视研究，1997（05）：22-27.
[3]方方.珍贵的影像——电影记录片中的中国少数民族[J].中国民族，2005（12）：30-33.
[4]陈景源.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述略[J].民族研究，1998（02）：54-60.
[5]邱仁富.文化变迁与认同——广西南丹县白裤瑶文化现状审视[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2）：104-109.
[6]王华.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J].电视研究，2009（07）：52-53.
[7]任远，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和成熟[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04）：16-20.
作者简介：蓝义湦（1992.09-），男，毛南族，贵州省平塘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系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影视人类学。
关键词：贵州；纪录片；少数民族
一、研究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一）研究现状
“我国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社会主义国家，民族文化在我国文化架构中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时期，大量民族文化被拍摄成纪录片，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状况以最直观的方式被展现了出来，因而纪录片一时间成为了业界关注的重点。”①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随着影像人类学的不断发展与应用，纪录片的概念与影像人类学概念被逐渐混淆。研究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创作手法和美学特征进行分析。
以民族的生活、经济与文化作为拍摄背景，使纪录片不仅能够充分展现民族间的特色，还能使各民族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和谐共处。纪录片以活化石的形式深入细致地展现了民族间的多彩文化与令人印象深刻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而强化民族间的交流。从某种程度上看，纪录片有效提升了世界民族的交流能力。
（二）存在的问题
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祖辈相传的文化和风俗，所以在探索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道路上，许多学者容易以偏概全，只注重民族特色而不兼顾和尊重民族融合，从而导致文化的缺失，使民族文化成为文化发展上的孤岛。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都会随着生活的变化或某个固定习俗的形成产生具备一定民族特点的文化与行为模式。这也是说，民族文化所展现的，是民族生活的各种特定习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全球各个民族的成员涌入中国，使外来文化逐渐充斥到中国民族文化中，导致我国不得不面临文化融合的难题。由此，必须认清：1.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根基，不得过分注重外来文化；2.不可忽视外来文化，并要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不可将其隔离。
二、民族志纪录片的含义界定
少数民族纪录片是民族文化的真实再现，更是纪录片领域和人类学领域的珍贵视频资料。新时期以来，民族志纪录片逐渐革新影视语言，探索用平民化的视角、深切的人文关怀以及独特的艺术性展现了诗意的文化氛围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影像风格。
“关于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定义，学者王志敏为我们提出了‘三原则’：一，强调文化性，这是纪录片的根本原则，也是少数民族纪录片的重要因素；二，创作者原则，创作者原则是纪录片必须具备的；三，题材原则，题材也是纪录片必备的重要因素。以民族的普通生活为拍摄重点则是题材原则所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原则是通过对人及其行为深入剖析，展现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本质。”②可见，在学者王志敏看来，少数民族纪录片的拍摄是十分严谨的。在身份、题材和内容这三方面达到民族特性的完全一致，可以说是一种理想化的界定。
少数民族电影相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来说更为严格，少数民族电影是民族文化特性的一种体现，是一种文化身份的表征。至于本文所论述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范围则宽泛得多，既包括由少数民族导演拍摄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也包括汉族导演指导拍摄的以少数民族生活及其他内容为题材的纪录片。即只要纪录片是反映少数民族人民普通生活，包括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等的，都属于少数民族纪录片。在少数民族纪录片拍摄早期，大多导演主要拍摄少数民族的专题纪录片与新闻纪录片，极少有大型的民族纪录片。和少数民族纪录片相比，这几种纪录片的不同之处在于，纪录片的侧重点不同，新闻纪录片侧重宣传效果和播出的及时性，民族志影像的特点在于它的历史和文献价值，民族志影像当然也就包括汉族人民的历史文献。少数民族专题纪录片强调内容的集中性和主题的一致性。人类学纪录片由于其学科的专业性质，其拍摄方法更加客观，其中也拍摄汉族人的生活。因此，后三种纪录片和少数民族纪录片有部分重叠，三者之间又有重叠之处。因此，本文对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定义是：创作者是少数民族或其他民族成员，创作题材是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环境、生活习俗等，重在深层次挖掘少数民族生活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本质的纪录片。
三、《行走贵州》的艺术特征
（一）《行走贵州》的特点
《行走贵州》这部少数民族纪录片用当代眼光深切解读民族文化的渊源和关联，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幅绚丽多彩、美轮美奂的恢弘画卷，散发出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在一定程度上深刻展现了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及内在的民族精神。
1.女孩们担当纪录片的主角
在片中，“主人翁”分别是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的四个少数民族女孩。她们既是整部纪录片的“主持人”，又是影片内容的“向导”。她们以自己的生活习俗为背景，通过展现自身的日常生活陈述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并由此细致地剖析少数民族生活背后的文化内涵。这部纪录片不同于其他纪录片，主持者与题材展现者为同一人，文化内涵解析更到位，说服力更强。尤其是在这四个女孩普通话标准，对民族习俗了如指掌的情况下。
2.留存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
大部分少数民族纪录片的拍摄重在保护少数民族稀缺的传统文化遗产或某项高超的传统技能，希冀通过纪录片能够激发人们积极保护传统民族技艺与文化的热情。
《行走贵州》全片共在贵州拍摄了4个少数民族故事，分別是苗族、侗族、水族和布依族。每个少数民族片场约20分钟左右，其中在贵州黔东南拍摄的2个民族故事，主要拍摄侗族的传统技艺和苗族的风俗文化，包括他们的饮食、起居、经济生活等。着重表达苗族人和侗族人的伟大智慧，重点体现侗族的侗戏、乐器以及苗族的婚礼过程等全方位内容。 如此充分展现了他们丰富的生活，同时也着重凸显了贵州珍贵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个性，更是将这些民族的文化、习俗之精彩表现得淋漓尽致。
3.展现少数民族母语文化
少数民族母语文化是民族文化中的精髓，我国拍摄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不仅详细介绍了少数民族在外来文化介入后形成的新文化，还充分还原了本属于少数民族自身的母语文化。
《行走贵州》片中，四个不同民族的女孩在运用标准普通话介绍本民族文化的同时，都会偶尔穿插本民族的图片和文字。同时，在四位少数民族女孩为我们讲诉她们本民族的文化时，不时穿插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更生动形象的为我们展现了少数民族的母语文化。用少数民族语言描写本民族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化，并以该文化的唯一性对照其他文化特性，从差异性以及由这些差异所构成的世界的繁复性中引导观看者对生命与文化的体悟，从而令全球化语境下的受众达成对于多元文化的一种理解，进行交流，完成沟通。
4.彰显少数民族视觉符号
“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形成，并非是由单一民族形象构成的。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的民族形象共同构成的形象质量直接决定了中华民族整体形象。而且，这些民族文化积淀并整合后，形成的视觉形象更加强烈”。如广西电视台斥巨资打造《中国白裤瑶》电视纪录片，详细记录了县里湖、八圩两个地方瑶族人民的生活，他们纯洁的白裤子成为南丹白裤瑶的民族符号，贵州的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符号，如水族衣服上精美的马尾绣，这就是彰显民族的一种特别的视觉符号。③
民族符号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有精神上，例如一个民族的民族信仰以及民族崇拜。在纪录片《行走贵州》中，水族女孩为我们介绍，水族有着自己的信仰和图腾。他们认为鱼是自己民族的图腾，因此，对鱼他们有着莫大的推崇。水族的鱼文化最初源自于宗教信仰。在水族人们看来，万物有生命，生命又是灵动的，神灵也是如此。因此他们将神灵作为自己信仰的对象。当前，水族对宗教与神灵的信奉依旧可从其崇拜仪式、生活习俗、原始道德与传承方式等中一一窥伺。由此可见，水族背后的文化内涵不可与其民间的信仰文化相互隔离。 当然，文字也属于民族符号的一种，只是在此笔者不作重点介绍。
5.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底蕴
创作者拍摄少数民族纪录片，这不仅可帮助少数民族记录其真实的日常生活，还可让其他民族更好地了解该少数民族。
《行走贵州》片中充分表达出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底蕴。从开头到结尾，四个贵州少数民族女孩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她们自己民族的生活底蕴，让观众在影片体验过程中深刻地体悟其民族的文化内涵。贵州是一个山地居多的省，自然气候温润为主，因此，古代少数民族多偏爱聚集于此，这也使得贵州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不管是古时亦或是现在，贵州各个少数民族都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方式聚集与生活。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民族得以和谐相处。当前，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多呈现以家庭为依靠，以血缘为联结，以民族为集聚标志的民族特色，加之位居山地地区，其自然经济发达，农耕文化氛围浓厚。
（二）《行走贵州》的叙事结构分析
1.叙事技巧
少数民族纪录片的拍摄，这不仅讲究题材的朴实性，也讲究叙事技巧的灵活性与纪录片结构的严谨性，进而使观看者能从纪录片中充分认识少数民族及其民族文化。这也是说，创作者重在通过布局严谨的纪录片结构，充实朴实的题材与内容，以阐释少数民族日常行为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也说明，在评价纪录片之优劣时，不仅要重视艺术的质量，还要重视纪录片的思想内涵。因此，在拍摄纪录片时，创作者要注重选择合适的题材，并运用恰当剪辑方式将其重新组合，充分展现少数民族的生活内容，达到叙事应有的效果。同时，创作者要充分把握叙事技巧与纪录片结构的布局，使素材充分展现纪录片的魅力。
所谓的叙事，就是重新排列拍摄事件，利用事实经历说明观点；结构的布局则重在排列拍摄素材，让素材吸引受众。在成型的纪录片中，结构可具体展现叙事，而叙事要结合强逻辑性的结构才能流畅地被表达。而纪录片的叙事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各种先进的拍摄技术出现，叙事方式也会由此发生一定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叙事方式将消亡。相反，原有的叙事方式将与新的叙事方式相互结合，共同展现纪录片的逻辑魅力。如在拍摄《行走贵州》时，创作者就在画面的拍摄基础上添加了访谈与解说两种叙事方式。因此这部纪录片在技巧上有着很大的突破，而不是单一乏味的只通过画面或者是访谈来为观影者讲述“故事”。这在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乃至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创作上都显得比较出色。
2.叙述方式
（1）简单画面拍摄与解说相互结合
这种叙事方式是我国纪录片出现早期采用的叙事方式，很多纪录片采用的都是这种叙事方式。简单画面拍摄与解说相互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可充分展现文化共性，凸显纪录主体。但因解说者的观点主要源自于创作者，所以纪录片内的文化与社会内涵解析显得过分单一，客观性不强。然而，纪录片《行走贵州》则是由四个不同民族的贵州女孩为我们讲述他们民族的故事，这样就会避免以上所述的问题。因为在观看这部纪录片时，观看者是被女孩们带入这部纪录片的。
（2）访谈与解说相互结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影视文化欣赏水平也有所提升，这使画面拍摄与解说相互结合的叙事方式无法再使观众感到满足。他们希冀纪录片能够有思想火花的碰撞，使文化的表现更具客观性。因而，访谈与解说相互结合的叙事方式出现了。访谈方式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题材解析的客觀性。而访谈与解说相互结合，相互交替，这又使得纪录片更具节奏感，进而充分调动观众观看视觉，使观众更具观赏的兴趣。与其他叙事方式不同的是，通过采访，纪录片的语言结构贯穿整个纪录片，这将使纪录片的真实性和说服力更强。纪录片《行走贵州》将这两种方法融合得恰到好处。 （3）客观记录的叙事方法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就出现了纪录真实现象的叙事方式，即客观纪录。这种记录方式反对任何解说式的叙事方法，强调纪录片要保持拍摄对象的绝对客观性，积极还原题材本身的原生态。这种叙事方式类似于真实故事片，因而它对创作者的叙事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在客观纪录叙事指导下，创作者必须亲自体验少数民族的生活，甚至将自身当成被拍摄的少数民族成员，直接体验民族生活细节。但值得注意的是，纪录片的取材讲究同步，而故事片则无需同步，且题材可虚构。纪录片《行走贵州》从创作观念上讲，有太多演绎成分，因为观影者无形中会认为这部纪录片演绎的成分更多，很多内容都是特别主观地带给观影者。但因叙事对象具备个性化特色，创作者也极为注重纪录片的内在的韵味，所以，利用这种叙事方式，往往能够充分调动观看者对纪录片的感官体验，并获得观众的喜爱。
四、《行走贵州》对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发展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一）《行走贵州》对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发展的影响
《行走贵州》无论是拍摄手法上还是叙事结构上都突破了一个新的创作高潮。可能在观众看来《行走贵州》是一部“演”出来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但是无论是从结构上还是叙事上来说《行走贵州》都脱不了纪录片的范畴。笔者有理由相信这种创新思维的拍摄手法对贵州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起到一个良好的构建作用，不仅如此，在商业化进程不断加剧的道路上，《行走贵州》除了能够给贵州的发展带来强有力的推进作用，还为今后贵州出产优秀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作品开了一个先河，这对贵州不断民族文化和深化经济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行走贵州》对贵州少数民族发展的现实意义
《行走贵州》这部影片已经不是单纯的记录电影，更多的是一部关于贵州的旅游宣传片。影片跟随着四位贵州女孩，为观众呈现最具贵州少数民族特色的衣食住行，带领观众们走进贵州的大山深处，领略最纯挚的民族风情，感受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摄影镜头中的多彩贵州充满了丰富的文化魅力，《行走贵州》这部纪录片无疑为贵州这片美丽的土地起到一个宣传作用，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爱上贵州。这无疑是贵州旅游发展的新起点，对贵州不断加强旅游发展的结合和不断厚积旅游的文化底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大众传播日益深入日常生活里，笔者认为《行走贵州》这种影像资料的发展势必会对贵州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影响。首先是促进了商业化旅游的发展，其次就是能够吸引大量外资，相信在这样的刺激作用下，定会对贵州城市化发展起到一个良好的导向作用。大量的外资融入，肯定会吸引人口流动，人口基数变大，对于贵州来说，这是一个快速城市化的发展契机。当然这些都是大众传播和商业化进程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这有利于贵州原生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贵州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得以传播，这对贵州文化的发展与融合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将这些丰富的民族文化保存为珍贵的影像文献对于贵州的民族文化来说是构建良好发展契机的重要因素，虽然文化的融合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做的是一方面积极拍摄出具有贵州文化特色的影像资料，另一方面积极保护好民族和生态的原生性。
五、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拟解决办法
（一）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现状
贵州处于少数民族地区，它的社会文化发展也与少数民族相联系，而且息息相关。少数民族文化在贵州是一种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同时，它也是整个贵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技不断进步的今天，市场改革深化和大众传媒急剧商业化正在激烈的展开，然而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却很难适应这种生存方式，并且难以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同时民族文化不断地被边缘化，这就导致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停步不前甚至是滞后。由此可见，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处于瓶颈状态，而且缺少新的血液，在国内已知或较为出名的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寥寥无几。《行走贵州》系列纪录片虽然是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优秀范例，但是仅这样一部时长每集为20多分钟，且仅有4集的纪录片，是不足以概括和记录贵州丰富的民族文化底蕴的。除此之外，纪录片《贵州西江苗寨》、《民族故事——布依族》等，其在贵州民族文化的介绍上也只是重点突出物质文化。
（二）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存在问题的拟解决对策
贵州目前的少数民族纪录片作品存在的问题：题材较为单一、拍摄范围较大和缺乏创新性。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有一个通病，就是单一的为了题材而拍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专题片，其内容也只是单一的讲述少数民族，拍摄对象往往都是少数民族人民和文化遗产。
在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应该借鉴好的纪录片，真正做到民族化、生活化和舞台化。多一点人文性的东西也许就能更加扩大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市场，如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内容讲述的是人与自然抗争的这类少数民族纪录片，里面的内容除了讲述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文化之外，还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文关怀内容，这样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才算得上是影视人类学在应用上理论的升华，单一的关注民族的文化底蕴只会使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停滞不前。因此贵州想要发展优质的少数民族纪录片必须从新的角度上去选题，完善影视人类学的内容。
贵州想要发展优质的少数民族纪录片还应该多培养本土导演，这对贵州民族文化的构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土导演对于贵州文化的诠释将会更加细腻，而且了解本土文化在选题也会更加具有创新性。在拍摄少数民族纪录片时，不能盲目的追求技艺，需要情感的投入，才能实现艺术性的统一。本土化导演必须熟悉贵州少数民族社会与文化，作为日常生活的参与者，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与少数民族进行社会文化经验交流，这样才能做到情感关照，拍摄出来的影像资料才能适应实际和美学需求，走一条适用于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发展道路。④
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需要创新，而创新就必须具有自主性，发挥一种动态的意识。无论哪个民族都有着自主的立场，他们看待自然社会的观点也都是不同的，要想准确无误反映贵州的民族社会与文化，就必須深化丰富的创造性。“民族文化绝对不是亘古不变的‘活化石’，绝对不能忽视细节，即使是细微的不同也要准确去触摸。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化、商品化或者狭隘化这是拍摄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的误区，创新意识上除了再现本真的民族文化，还应该拿捏好情感的重要性，将民族情感刻画得更加细腻”。 六、结语
现今，少数民族社会文化以及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已经逐渐变成全球纪录片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结合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思考方式在纪录片的创作中备受青睐，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纪录片的可看性。因此，贵州若是想要發展优质的少数民族纪录片，都应该将这种创作手法与真实世界结合起来，同时还要兼顾民族的融合。相信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在如此的文化背景下，势必会站在影视人类学的一个新高度上来述说贵州现实，这种现实包括贵州的民族文化底蕴和多样性，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关注的将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话题，更多的人文情感的诉求、人文关怀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贵州少数民族纪录片将迎来新的创作高潮，并且依旧向前延伸下去。
【注释】
①王华.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概念建构与考察价值[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48-53.
②王志敏.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界定问题：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
③邱仁富.文化变迁与认同——广西南丹县白裤瑶文化现状审视[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2）：104-109.
④王华.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J].电视研究，2009（07）：52-53.
【参考文献】
[1]王志敏.中国少数民族电影概念界定问题：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
[2]汤健萍.电视纪录片的文化建构[J].电视研究，1997（05）：22-27.
[3]方方.珍贵的影像——电影记录片中的中国少数民族[J].中国民族，2005（12）：30-33.
[4]陈景源.中国影视人类学发展述略[J].民族研究，1998（02）：54-60.
[5]邱仁富.文化变迁与认同——广西南丹县白裤瑶文化现状审视[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02）：104-109.
[6]王华.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J].电视研究，2009（07）：52-53.
[7]任远，我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和成熟[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6（04）：16-20.
作者简介：蓝义湦（1992.09-），男，毛南族，贵州省平塘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系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文化遗产研究，影视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