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新时代条件下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跨文化交际日益成为我们当今社会不可阻挡的潮流。它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融合，而且也对多元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贡献。然而，在此过程中由于不可避免的文化内部的差异矛盾而引发的文化冲突问题日益凸显。所以，本文就跨文化交际中出现文化冲突的成因进行了剖析，分别从文化禁忌、文化定势引发的偏见和母语的负迁移等三个角度展开了详细的阐释，以期为跨文化交际教学提供一些借鉴，为提高我国跨文化交际水平做出贡献。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二语习得;文化禁忌;文化定势;母语负迁移
　　【作者简介】赵璐（1993-），女，汉族，吉林长春人，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教育学专业，研究方向：英语课程与教学论;孙影（通讯作者）， 长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一、文化禁忌

　　文化禁忌是一个国家特殊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谈话双方应当回避的话语和行为。当对话双方能够共享更多的话语背景知识或者说对事物的认知有更多的交叉共鸣，就说明两者间的交流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然而，在很多情况下，交际双方只有在违背了一些文化禁忌时才会意识到这些隐性文化规则的存在。那些未意识到这类社会“规则”的会话参与者也许就不得不面对一些难以处理的局面，比如使对话陷入尴尬境地，或者会被认为没有礼貌甚至被团体排斥等。
　　首先，跨文化交际中东西方人产生明显差异的文化禁忌问题体现在一些不适合谈论的话题，譬如西方人不喜欢谈及个人信仰、财产收入、婚姻状况以及家庭情况等信息。如果交际的一方触及了这些对方认为的敏感话题，则会给对方留下一个不懂礼貌甚至缺乏基本的文化常识和交际素养的负面印象。此外，一些对方国家敏感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也会在交际过程中带來对方的误解和不适，例如二战中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战败和朝鲜问题等等。而且，在交际过程中谈论一些政治类的话题诸如某个国家的政策或者有争议的政治人物等也被认为是极不合适的做法。此外，不恰当的交际方式也会阻碍交流顺利地进行。
　　其次，有时说话者一些过于“中国式”的表达和行动比如过分谦虚、寒暄玩笑以及不合时宜的过分夸大事实也会在跨文化交际时产生沟通和理解上的障碍。最后，一些具体的社会交际情境信息例如描述数字和进行夸赞等的不恰当表达同样会导致沟通的失败。就数字来说，其包含的内涵意义如果不被说话者所重视，将会引起交流双方之间气氛的不愉快。比方说，“6、8”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被视作幸运的象征，而在俄罗斯的文化中则被赋予不幸的含义;“13”在西方文化中代表了消极不幸的含义。此外，措辞合适、程度适当的称赞在交流中会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从而有效地达到交际活动的目标。

二、文化定式引发的偏见

　　文化这个概念，从广义而言意味着一种人类知识、信念和行为的融合体，是历代传承中积淀下来的人类的宝贵财富。文化定式是指人类对于特定事物、信息、行为和外在世界相对稳定的思维方式和判断模式，具有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的特点。事实上所有事物的意义背后都蕴含着深层的文化内涵，这些含义都无法同带有偏见性质的定势概念割裂开来。这种定势引发的偏见现象可能源自原生家庭中从小接受父母长辈们耳濡目染的教育、社会主流媒体对舆论的有意引导或者是交际过程中的刻板印象等等。同时，作为一种认知范畴因素的文化定式在二语习得课堂的教学环境下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不同的人种、民族的社团成员进行过度概括即“贴标签”、对目的语文化难以适应和文化休克现象。
　　众所周知，文化多样性所倡导的就是不同文化社团的交流、共存和融合，这一过程的前提是保持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本质和特色。当今时代，某些为本民族人引以为傲的代表种族和国家名片的鲜明文化标签变成了赤裸裸的文化偏见甚至演变成了种族歧视。例如，黑种人被贴上了懒惰和迷信的标签、爱尔兰人都是红头发而且脾气暴躁、日本人矮小又狡猾。东亚民族的人在解决问题时倾向坚持整体归纳的思路，而西方人则偏向走内部分析的方向，此外二者间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前者提倡集体主义而后者坚持个人主义。实际上，上述这些带有误解的文化偏见“标签”是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某些特殊原因导致的种族偏见。
　　另外一个文化定式的表现就是文化休克现象。文化休克是外语学习者比较有代表性的难以适应目的语文化环境的一种心理上的抵制现象。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上的巨大改变经常会引起学习者心理上的不稳定情绪，例如在陌生环境中的孤独感、忧郁感伤、思乡愁绪以及焦躁不安等。更具体地说，它意味着学习者初来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中，在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状态下的一个心理变化历程。这种情绪的发展会经历几种阶段：学习者首次到达新鲜陌生的环境中，像观光客一样对一切充满好奇和兴奋;一段时间后，因为在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中而遭遇的挫折和沟通上的困难而倍受打击;此时这些学习者通常受思乡和孤独感所折磨而无法派遣内心的压抑;最后一阶段，学习者通过生理上和心理上及时良好的调整，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渐渐克服了文化休克现象。

三、母语的负迁移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注意到，有些二语学习者习惯把他们母语的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应用在目的语语言环境中开展交际活动，甚至有些二语的语言符号是按照字面意思直接由母语迁移而得来的。学者们发现，学习者的本族语和目标语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可能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结果：或是正向迁移的促进作用，或是负向迁移的干扰作用。为了进一步探究母语负迁移的具体影响表现，研究将对学习者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因为母语负迁移而产生的语言错误进行分类，试图发现这些错误或者误解产生的原因——即语际错误和语内错误，这里将从音韵、词法、句法、语篇四个层面对错误进行分析。
　　首先，在音韵方面，一些国内学习者因为掌握了汉语拼音而比外国学习者更易掌握复杂困难的音位，然而也因为有拼音发音的干扰在学习音标时比外国学习者更易产生混淆。此外，因为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西方语言学习者倾向于把不送气的音变成浊音、将唇齿音[f]发成双唇摩擦音，以及过度使用翘舌音等。其次，在词法方面，英汉两种语言中有很大一部分的词汇字面意思一致但是其中包含的文化内涵意义却相距甚远。例如“龙”“dragon”这个单词所代表的意象在中国文化里是神圣勇猛的象征，而在西方文化中却是邪恶危险的代名词。而且单词“eat”“吃”在汉语中的意思极为广泛，比如“吃饭、吃力、吃苦等。”然而在英语中则仅限于进食这一含义。第三，在语法层面，“I met my friends.” 这句话如果要是由本族语是英语的学习者来用汉语表达的话就极有可能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而变成“我见面了我的朋友”。原因是外语学习者错把助词成分“了”放到了谓语动词“见面”的后面，实际则应将“了”作为补语放到整句话的结尾，即“我和我的朋友见面了”。由此可见，英汉句子中各成分的表达顺序和功能存在着巨大差异，靠母语迁移是万万不行的。基于上述的分析，语言学家认为母语的正迁移会促进二语的学习，而母语的负迁移则会阻碍干扰二语的学习。行为主义学家研究发现二语学习者的语言错误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本族语言的负向迁移，因此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专家主张应尝试忘记学习者自身的母语知识和表达习惯。
　　本文详细剖析了认知和心理内在因素在二语习得视角下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作用，发现包括文化禁忌、文化定式引发的偏见和母语负迁移等因素在内对其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被视作是跨文化交际中心理和认知领域参与交际活动的体现。在分析二语习得背景下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应同其他外显的因素享有同样的研究与分析的地位，同时也为未来业界探索出更多有效地促进跨文化交际策略的提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蒋晓敏，文雯.浅议跨文化交际中的障碍及其对策[J].消费导刊—文化研究，2009（4）：210.
　　[2]刘新星.多元文化教育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J].科技创新导报，2014（36）：241.
　　[3]魏巍.影响跨文化交际活动的主观因素的探究[J].价值工程， 201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