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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围绕人才价值、人才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集聚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人才理论的核心命题，建立了中国特色的人才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立足战略高度，对人才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对人才培养的认识趋于成熟;坚持人民立场，对人才选拔和使用的认识与时俱进;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对人才集聚的认识日益拓展，体现了显著的时代性、强烈的实践性、鲜明的开放性和浓厚的人民主体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才理论;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7-0041-03
从历史纵向的维度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才理论进行历史回顾，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才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不仅具有深化人才学研究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立足战略高度，对人才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
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经典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精神实质，抓住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邓小平人才战略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也是我党人才理论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肯定人才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论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的开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指出，“任何事情都要人干，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1]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恢复高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激发人才活力，各行各业的人才不断涌现。
2002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做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人才是第一资源”一经提出，就受到人才工作者和思想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党的十六大后被确立为科学人才观的核心内容。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表明了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极端的重要性。“人才资源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是对人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新定位。
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才强国”的战略，明确提出人才强国战略的目标指向是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國人才价值论的深化和拓展，突出强调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2007年，“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之一，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人才强国战略明确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战略目标等重大问题，为我国人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对人才进行了新的定位。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2]。从“第一资源”到“战略资源”的认识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时代高度对人才的社会作用和地位进行了新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把人才的重要性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凸显人才问题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极其敏锐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3]“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的重要判断是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需要人才发挥作用的行业既涉及传统的、成熟的行业，也涉及国家亟须解决的短板、弱项;需要人才发挥作用的地区既涉及城市、大型企事业单位，也涉及边远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需要人才发挥作用的领域既涉及物质文化领域，也涉及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才的重要性提高到民族振兴的高度，与党的初心和使命联系起来，赋予了人才新的定位，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把人才同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联系起来，凸显人才问题的政治意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人才的这个定位，是在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一部分提出的。这说明人才资源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的着力点，反映了我们党对人才资源重要价值和作用的深刻理解与准确把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人才作用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完成。
三是明确了人才的战略资源地位，凸显了人才问题的长远性与全局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人才强国战略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这七大战略都与人才有关，都离不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创造性劳动。七大战略各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目前的发展也不完全平衡。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统筹解决好这七大战略所需要的人才队伍，为各个战略的实施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是关系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设计，体现出人才的战略资源地位的重要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对人才培养的认识趋于成熟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现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4]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问题，提出培养“四有新人”的人才培养目标。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人才培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强调人才创新素质和能力的开发。胡锦涛提出“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点，在人才的外延上充分强调其广泛性，提出了人才存在于群众之中，这就打破了过去把人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之中的观念。“人人都可以成才”的人才观顺应了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是科学人才观的核心部分，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色。 二、“非我”纳入“自我”——墨子哲学“兼爱”的解析
如果说老子哲学中的“爱”是处于一个“无我”的状态，那么墨子哲学的“爱”应该是更多地处于“自我”状态。在墨子的“兼爱”理论中，“自我”与“非我”的区分极其明显，兼爱所隐含的深层次含义在于“自我”将“非我”纳入“自我”之中。
墨子将“兼”与“别”相对，提倡“兼以易别”，在论证的时候他所说的一番话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他用了诸如“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哉？”这一类反问句，强调如果每个人都把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最后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和冲突都可以得到避免，从而实现了整体的利益。有学者就墨子所追求功用这一现象，强调墨子和老子哲学中“爱”的本质区别在于“墨子的兼爱是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而老子的慈爱则是自然、自发、广泛……超越了一切狭隘功利，是对一切对象的平等付出”。这一说法诚然是抓住了二者“爱”的思想的重要分界，但缺乏对二者思想差异的深层次结构性探究。在笔者看来，重要的不是这种差异本身，而是这种差异背后的思想结构。无疑，墨子提出的“兼爱”是为了应对当时国与国之间战乱频仍，人与人之间钩心斗角的混乱场面，因此这一学说带有功用追求，但是如果深入探究这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论证，我们可以发现墨子隐含的一些假设。
首先，墨子承认了人普遍具有的自利心理。他所有的论证都不是基于人具有“利他”本性，而是基于人的“利己”本性。所谓的“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这类反问句，其实隐含着对人自利其家、自利其都、自利其国的“利己”心理的伦理承认。
但另一方面，这种“利己”是广义上的“利己”，其伦理对象不仅仅是自身，还包括自身偏爱的社会关系存在，“家”“都”“国”其实都超出了自身范畴，但是又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国都、自己的国家，自己对这些社会关系存在感到认可，将之视为广义的自身的一部分。而这种人的广义利己属性决定了每个人不会对自己的家、都、国做出祸害之事。
此时，墨子的“兼愛”方案呼之欲出了：如果把别人的家、都、国视为自己的家、都、国，那么人自然不会对其他人做出祸害之事。也就是说，面对“以邻为壑”的伦理困境，墨子式解决方法莫过于：将“邻”视为“己”。
在之后的论述中，墨子指出了“兼爱”的美好前景。他认为这是“天下之利”，可以使得老有所终、幼有所养。虽然人有着自利心理，但这种狭隘的自利心发展到极致会导致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选择“兼爱”则会有另一番图景，而且他用了“兼士”与“别士”、“兼君”与“别君”的例子来说明人们其实对“兼爱”持有一种崇尚、认可的态度。最后墨子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兼爱”的可行性，他首先指出古代贤君就是“兼爱”的践行者，这证明了“兼爱”并非无法做到，之后他认为君主对“兼爱”进行推广可以使得上行下效，使得其普及开来。在这种论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子哲学的“兼爱”并不是一种“本性”，而是一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进行的，并不受外在力量（诸如“天”）的指点或干预。而且“兼爱”的践行者不只是君主、圣人，它需要靠所有人来践行。
这样梳理下来，我们会发现墨子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为了让人们施行无差别的平等之爱，虽然这不能说是人的“本性”，却是人可以做出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有着光明的前景。但是我们时刻要牢记他在论述中暗含着对人的“自利”心的承认，他让人们做出“兼爱”的选择不是要求人们放弃“自利”，而是要求人们放弃狭隘的“自利”，提醒人们意识到，选择“兼爱”才是对自己、对天下最有好处的。他在针对关于“忠亲”的质疑的回复中，反问道：孝子是想要别人去关爱自己的父母，还是想要别人去祸害自己的父母？他认为孝子应该“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别人就会“报我爱利吾亲”。这也可以实现“爱利吾亲”。换句话说，仍然可以达到“孝”的效果。在墨子哲学中，“自我”与“非我”的界限仍然是存在的，他认得清“自我”和“非我”，并且“兼爱”的践行者是“自我”。
或许有人会因此认为墨子只是一个“间接功利主义者”，通过“兼爱”去获得天下的报答，从而实现“自利”，但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狭隘。墨子所举的一系列可以“利己”的例子并非目的，而仅仅是选择“兼爱”的美好图景。他真正关心的应该是“天下之利”，而要实现这种“天下之利”，就是要求每个人超越自己狭隘的“私利”，将“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也就是将“自利”的范围扩大开来，将“非我”纳入“自我”当中，以实现美好理想。
墨子从始至终没有否认“自利”。倘若人不是“自利”，而是“自害”，那么以天下为己之“私”，不就是害了天下吗？墨子所有的美好图景的勾勒都没有离开“利己”的预设，区别只是在于“利己”的“己”的范围大小，至于“利”的本性，是确定无疑的。换句话说，其“自利”的突破口在于“自”而非“利”，墨子接受了“利”的预设，他力图调整的伦理范畴是“自”，通过“自我”的无限扩张，将“非我”纳入“自我”之中，从而实现伦理上的“公”。
三、人的主体性——无差别之爱的差别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老子与墨子虽然都秉持着“无差别之爱”的主张，但老子的无差别之爱的实现需要借助于“天”的授命，他其实是将“自我”与“非我”全都等同起来，其“慈爱”的实现本质上靠的是一股“无我”的力量在推行。相较而言，墨子注重人的实践主体性，其“兼爱”的实现靠的是“以天下为己利”，将“非我”纳入“自我”之中。因此笔者认为，二者所提倡的“爱”最大的深层次结构性区别在于两位哲学家对人的主体性的不同认识。
《道德经》关于“慈”的叙述主要在第67章，这是“德经”的章节。“德经”其实要以“道经”为基础，是建立在老子宇宙观、本体论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因此研读相关章节的时候要时刻牢记老子的“道”的相关思想。老子认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本性、“天”对万物一视同仁，因此其衍生出来的“德”论——即他所赞许的品质，也具有自然无为、无差别待人的性质。在老子哲学中，个人的主体性其实没那么突出，万物皆源于“道”，人并没有特殊性。这在后世的庄子哲学中就被进一步阐发成“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怪，道通为一”。同时庄子一向提倡的“齐物论”也是如此，在庄子看来，物我之差别未必那么重要，庄周梦蝶抑或是蝶梦庄周也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这一切在“道”之中都是一样的。这里可以看出道家哲学一以贯之的平等思想，人与其他万物都是同源，“自我”与“非我”在更高层次上的“道”看来是没有区别的，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自然是处于“无我”之境。 在世界范围的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形势，以宽阔的胸怀和气魄向世界宣告了我国人才战略的创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的长远发展，胸怀世界眼光，提出了“广纳天下英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7]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将“人才的对外开放”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8]。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2]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人才集聚的深刻而全面的阐释。从人才集聚的目标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人才集聚，绝不单纯是指一种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人才集聚的范围看，不仅涉及党内，而且涉及党外;不仅面对国内的人才，而且更把目光投向全球;从人才集聚的类型看，不仅仅包括科技人才，而是统揽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从人才集聚的区域看，不仅包含现有人才基础较好的地区，而是更强调边远地区和农村基层，改变城乡人才资源配置失衡的状况。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提出的人才集聚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人才集聚的内涵，拓展了人才集聚的新视野，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海纳百川、求贤若渴的人才理念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0.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2.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5]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9.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聚天下英才而用之[N].光明日報，2018-01-21.
[8]习近平在同外国专家座谈会时强调：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N].人民日报，2014-05-24.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人才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才理论;创新;发展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7-0041-03
从历史纵向的维度对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才理论进行历史回顾，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才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不仅具有深化人才学研究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立足战略高度，对人才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
早在1977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同志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一经典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人才观的精神实质，抓住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邓小平人才战略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也是我党人才理论创新发展的坚实基础。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肯定人才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重要论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的开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指出，“任何事情都要人干，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1]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恢复高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激发人才活力，各行各业的人才不断涌现。
2002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敏锐的战略眼光做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人才是第一资源”一经提出，就受到人才工作者和思想理论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党的十六大后被确立为科学人才观的核心内容。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表明了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极端的重要性。“人才资源论”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密不可分，是对人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新定位。
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人才强国”的战略，明确提出人才强国战略的目标指向是建设“现代化强国”。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我國人才价值论的深化和拓展，突出强调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2007年，“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战略之一，写进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党的十七大报告。人才强国战略明确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战略目标等重大问题，为我国人才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组织保证和制度保证。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对人才进行了新的定位。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2]。从“第一资源”到“战略资源”的认识深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更宽阔的视野和时代高度对人才的社会作用和地位进行了新定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一是把人才的重要性提升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凸显人才问题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极其敏锐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3]“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的重要判断是建立在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的基础上的。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需要人才发挥作用的行业既涉及传统的、成熟的行业，也涉及国家亟须解决的短板、弱项;需要人才发挥作用的地区既涉及城市、大型企事业单位，也涉及边远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需要人才发挥作用的领域既涉及物质文化领域，也涉及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各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才的重要性提高到民族振兴的高度，与党的初心和使命联系起来，赋予了人才新的定位，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把人才同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联系起来，凸显人才问题的政治意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人才的这个定位，是在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一部分提出的。这说明人才资源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的着力点，反映了我们党对人才资源重要价值和作用的深刻理解与准确把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人才作用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完成。
三是明确了人才的战略资源地位，凸显了人才问题的长远性与全局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人才强国战略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这七大战略都与人才有关，都离不开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创造性劳动。七大战略各有不同的目标和任务，目前的发展也不完全平衡。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统筹解决好这七大战略所需要的人才队伍，为各个战略的实施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是关系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战略设计，体现出人才的战略资源地位的重要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对人才培养的认识趋于成熟
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提出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现并正在继续涌现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4]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问题，提出培养“四有新人”的人才培养目标。江泽民在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人才培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强调人才创新素质和能力的开发。胡锦涛提出“人人都可以成才”的观点，在人才的外延上充分强调其广泛性，提出了人才存在于群众之中，这就打破了过去把人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之中的观念。“人人都可以成才”的人才观顺应了国际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与时俱进的产物，是科学人才观的核心部分，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色。 二、“非我”纳入“自我”——墨子哲学“兼爱”的解析
如果说老子哲学中的“爱”是处于一个“无我”的状态，那么墨子哲学的“爱”应该是更多地处于“自我”状态。在墨子的“兼爱”理论中，“自我”与“非我”的区分极其明显，兼爱所隐含的深层次含义在于“自我”将“非我”纳入“自我”之中。
墨子将“兼”与“别”相对，提倡“兼以易别”，在论证的时候他所说的一番话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色彩，他用了诸如“藉为人之国，若为其国，夫谁独举其国以攻人之国哉？”这一类反问句，强调如果每个人都把别人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切身利益，那么最后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和冲突都可以得到避免，从而实现了整体的利益。有学者就墨子所追求功用这一现象，强调墨子和老子哲学中“爱”的本质区别在于“墨子的兼爱是建立在功利的基础上，而老子的慈爱则是自然、自发、广泛……超越了一切狭隘功利，是对一切对象的平等付出”。这一说法诚然是抓住了二者“爱”的思想的重要分界，但缺乏对二者思想差异的深层次结构性探究。在笔者看来，重要的不是这种差异本身，而是这种差异背后的思想结构。无疑，墨子提出的“兼爱”是为了应对当时国与国之间战乱频仍，人与人之间钩心斗角的混乱场面，因此这一学说带有功用追求，但是如果深入探究这种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论证，我们可以发现墨子隐含的一些假设。
首先，墨子承认了人普遍具有的自利心理。他所有的论证都不是基于人具有“利他”本性，而是基于人的“利己”本性。所谓的“为人之家，若为其家，夫谁独举其家以乱人之家者哉？”这类反问句，其实隐含着对人自利其家、自利其都、自利其国的“利己”心理的伦理承认。
但另一方面，这种“利己”是广义上的“利己”，其伦理对象不仅仅是自身，还包括自身偏爱的社会关系存在，“家”“都”“国”其实都超出了自身范畴，但是又是自己的家、自己的国都、自己的国家，自己对这些社会关系存在感到认可，将之视为广义的自身的一部分。而这种人的广义利己属性决定了每个人不会对自己的家、都、国做出祸害之事。
此时，墨子的“兼愛”方案呼之欲出了：如果把别人的家、都、国视为自己的家、都、国，那么人自然不会对其他人做出祸害之事。也就是说，面对“以邻为壑”的伦理困境，墨子式解决方法莫过于：将“邻”视为“己”。
在之后的论述中，墨子指出了“兼爱”的美好前景。他认为这是“天下之利”，可以使得老有所终、幼有所养。虽然人有着自利心理，但这种狭隘的自利心发展到极致会导致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而选择“兼爱”则会有另一番图景，而且他用了“兼士”与“别士”、“兼君”与“别君”的例子来说明人们其实对“兼爱”持有一种崇尚、认可的态度。最后墨子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证“兼爱”的可行性，他首先指出古代贤君就是“兼爱”的践行者，这证明了“兼爱”并非无法做到，之后他认为君主对“兼爱”进行推广可以使得上行下效，使得其普及开来。在这种论述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墨子哲学的“兼爱”并不是一种“本性”，而是一种“选择”。而且这种选择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基础进行的，并不受外在力量（诸如“天”）的指点或干预。而且“兼爱”的践行者不只是君主、圣人，它需要靠所有人来践行。
这样梳理下来，我们会发现墨子一系列的论述就是为了让人们施行无差别的平等之爱，虽然这不能说是人的“本性”，却是人可以做出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有着光明的前景。但是我们时刻要牢记他在论述中暗含着对人的“自利”心的承认，他让人们做出“兼爱”的选择不是要求人们放弃“自利”，而是要求人们放弃狭隘的“自利”，提醒人们意识到，选择“兼爱”才是对自己、对天下最有好处的。他在针对关于“忠亲”的质疑的回复中，反问道：孝子是想要别人去关爱自己的父母，还是想要别人去祸害自己的父母？他认为孝子应该“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别人就会“报我爱利吾亲”。这也可以实现“爱利吾亲”。换句话说，仍然可以达到“孝”的效果。在墨子哲学中，“自我”与“非我”的界限仍然是存在的，他认得清“自我”和“非我”，并且“兼爱”的践行者是“自我”。
或许有人会因此认为墨子只是一个“间接功利主义者”，通过“兼爱”去获得天下的报答，从而实现“自利”，但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狭隘。墨子所举的一系列可以“利己”的例子并非目的，而仅仅是选择“兼爱”的美好图景。他真正关心的应该是“天下之利”，而要实现这种“天下之利”，就是要求每个人超越自己狭隘的“私利”，将“天下”作为自己的“私”，也就是将“自利”的范围扩大开来，将“非我”纳入“自我”当中，以实现美好理想。
墨子从始至终没有否认“自利”。倘若人不是“自利”，而是“自害”，那么以天下为己之“私”，不就是害了天下吗？墨子所有的美好图景的勾勒都没有离开“利己”的预设，区别只是在于“利己”的“己”的范围大小，至于“利”的本性，是确定无疑的。换句话说，其“自利”的突破口在于“自”而非“利”，墨子接受了“利”的预设，他力图调整的伦理范畴是“自”，通过“自我”的无限扩张，将“非我”纳入“自我”之中，从而实现伦理上的“公”。
三、人的主体性——无差别之爱的差别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老子与墨子虽然都秉持着“无差别之爱”的主张，但老子的无差别之爱的实现需要借助于“天”的授命，他其实是将“自我”与“非我”全都等同起来，其“慈爱”的实现本质上靠的是一股“无我”的力量在推行。相较而言，墨子注重人的实践主体性，其“兼爱”的实现靠的是“以天下为己利”，将“非我”纳入“自我”之中。因此笔者认为，二者所提倡的“爱”最大的深层次结构性区别在于两位哲学家对人的主体性的不同认识。
《道德经》关于“慈”的叙述主要在第67章，这是“德经”的章节。“德经”其实要以“道经”为基础，是建立在老子宇宙观、本体论基础上的政治哲学。因此研读相关章节的时候要时刻牢记老子的“道”的相关思想。老子认为“道”具有自然无为的本性、“天”对万物一视同仁，因此其衍生出来的“德”论——即他所赞许的品质，也具有自然无为、无差别待人的性质。在老子哲学中，个人的主体性其实没那么突出，万物皆源于“道”，人并没有特殊性。这在后世的庄子哲学中就被进一步阐发成“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怪，道通为一”。同时庄子一向提倡的“齐物论”也是如此，在庄子看来，物我之差别未必那么重要，庄周梦蝶抑或是蝶梦庄周也并不那么重要，因为这一切在“道”之中都是一样的。这里可以看出道家哲学一以贯之的平等思想，人与其他万物都是同源，“自我”与“非我”在更高层次上的“道”看来是没有区别的，而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哲学自然是处于“无我”之境。 在世界范围的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形势，以宽阔的胸怀和气魄向世界宣告了我国人才战略的创新举措。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的长远发展，胸怀世界眼光，提出了“广纳天下英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7]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将“人才的对外开放”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8]。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2]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人才集聚的深刻而全面的阐释。从人才集聚的目标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人才集聚，绝不单纯是指一种经济行为，也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人才集聚的范围看，不仅涉及党内，而且涉及党外;不仅面对国内的人才，而且更把目光投向全球;从人才集聚的类型看，不仅仅包括科技人才，而是统揽各方面的优秀人才。从人才集聚的区域看，不仅包含现有人才基础较好的地区，而是更强调边远地区和农村基层，改变城乡人才资源配置失衡的状况。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提出的人才集聚理念，极大地丰富了人才集聚的内涵，拓展了人才集聚的新视野，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海纳百川、求贤若渴的人才理念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0.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2.
[4]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5]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9.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7]聚天下英才而用之[N].光明日報，2018-01-21.
[8]习近平在同外国专家座谈会时强调：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N].人民日报，2014-05-24.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人才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