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杨早先生的《假如我编<黄金时代>》在微信上疯传。杨先生认为，应该由立场较为疏离的旁观者如高永益来叙述萧红的故事，以确保叙事的客观公正。对此，我不敢苟同。旁观者叙事也许还能兼顾传统读者习惯的叙事方式与节奏，顺便为惨淡的票房稍作贡献，自有其合理性，但倘若希求客观，不是已经有一部“才女传”系列的电影《萧红》在先了吗？在那部片子里，隐含的叙事者只怕比与萧红很早相识并一直对她默默关注的高永益更客观。而无论李樯还是许鞍华，皆非庸常之辈，她们之所以弃较为客观方便的视角不用而挑战观众的惯性与惰性，一定有自己的追求和隐秘的野心。
　　我且庸俗一把，将萧红比作一株玫瑰，妖娆美丽而特立独行。李、许用大量旁观者或亲历者的讲述来勾勒萧红短暂的生命行旅，你知道哪一种叙述、哪一段故事更客观更接近真实也更可靠吗？从来没有纯粹的客观，每一个叙述者其实都是立场的俘虏。还是李樯和许鞍华更老到，她们合谋组织了一场关于萧红的罗生门，每位叙事者都只从自己的限制性视角观照主人公，都只提供一个或几个片段，在这些片段里，萧红的身影或清晰或模糊、或正面或侧面，叙事者的态度或褒奖有加或痛心惋惜，但始终不忍深责。当然，也有的只是作为萧红一段人生的见证，没有过多介入，如张锡金，“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式的，只提供叙述的相关要素，不置评，不悲怆，我倒觉得更可信，但毕竟短，只是萧红生命片段的粘结剂。粘结剂也好，叙事者或师友亲人也罢，这些穿行于萧红生命中的过客都是拥在玫瑰根底的泥土。“玫瑰”和“泥”，本无高下，我也无意褒贬。本来，泥也分护花之泥、烂根之泥，当然，还有广袤大地上与玫瑰保持适当距离的自在之泥。多重限制性视角拼接整合，所有的叙述串联起来，再加上观众的分剖辨析判断，才约略接近萧红生命的底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黄金时代》可能不符合部分追求叙事流畅性的观众的口味，但丰富的史料倒的确不至压垮主创者的良苦用心，更不可能压垮萧红的生命短章。
　　萧红旅居日本时给萧军的信中曾经写道：“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这“笼子里”的“黄金时代”，一则并非纯粹的欢乐时代，而是夹杂着思念、寂寞、凄清、忧伤的自我安慰；再则，如果真有所谓“黄金时代”，那么这个时代也并不独属萧红，更不尽是萧红的东瀛生活写照。李、许所谓“黄金时代”乃是借用萧红的说法指代上世纪三十年代文人们的黄金时代。彼时，战火初燃，社会与生存环境皆严酷恶劣，文人们却跃跃欲试、豪情万丈，从他们青春的眸子看出去，一切都是明朗和热烈的，花花草草都可着劲地不要命地怒放和拔节，朝着同一个光明的方向。多少人在那个黄金的时代里竭尽全力地绽放，进射着生命特有的那种新鲜得有点刺鼻的青草气息，像怀抱英雄侠客梦的文武全才萧军，像与萧红有过倾心交谈的丁玲，像后来被归入“东北作家群”的白朗、罗烽、舒群，像海上文坛的胡风、梅志，当然，还有执当时文坛牛耳的鲁迅先生及夫人许广平。
　　便是从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萧红踉跄走来，却抖落一身金屑，显得有点落寞，有点清寒，是镶嵌在黄金边缘的一粒钻，抑或是一粒碎银，总之一样是不要命的怒放，却闪烁着并不完全一样的光芒。“我只想找个地方安安静静写点东西”，她的愿望如此卑微渺小，渺小如她却勇敢地拒绝汇入时代洪流，不肯加入黄金时代的合唱，就像涓滴拒绝大海，就像玫瑰拒绝春天的邀请。不自量力，却有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和自觉，在那个火热的时代，以至后来以及后来的后来，始终闪着清粼粼的波光。
　　然而既是玫瑰，那扎手的尖刺便是不容回避的事实。尖刺有多煞风景，萧红那坚硬且不由分说的自我便有多恼人，那自我有时竟至于自私的程度——她对待爱情的轻率随性，便是在数十年后的今天也回避不了争议和质疑；她对待两个亲生孩子的方式，更是令人匪夷所思。自我是一把双刃剑，成就了她的创作，也毁坏着属于她作为女性的正常生活，而后者，又间接地成为她创作的养料。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
　　李、许用众多的人物名片和大腕们有案可稽的片言只语复现数十年前的黄金时代，而又能从黄金时代的背景中剥离出素描一般写实、油画一般立体的女主角，就像从花园的泥土中拔出玫瑰，玫瑰和泥，各各鲜润芬芳，带着各自切肤入骨的生命欢愉和疼痛。对一部电影而言，排除消费主义环境下文艺片几乎命中注定的票房惨淡，这已经是莫大的成功。而对向有窥私恶趣的我个人而言，《黄金时代》更大的功绩还在于它打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洞开的窗，一幕幕真实到刻薄的男女悲喜剧次第上演。
　　一个不合时宜的歌者，努着全身心的力量歌唱，创作是她歌唱的方式，爱情也是。关于前者，用女友姜的话说，像熟耕的土地，被翻过不知多少遍，早耕过了头。那么，且照我的恶趣味，说说那些手持爱情的通行证穿行于她生命的烟尘。才女薄命，异性缘却不薄，扳起指头数一数，恰恰好一只手。
　　当初，这个世界上并没有“萧红”，只有一个调皮淘气又有几分叛逆的少女张乃（迺）莹。表哥陆振舜与张乃莹绝对是恶因缘，来得不是时候。当爱情的大火不期然爆燃起来，她婚约在身，他已为人夫。在北京寒冷的深巷中挨过一段凄凉的岁月，他便逃之夭夭，像一缕烟，从她的生命中逃逸，从此不复凝成液态，更遑论露面现身？但这段孽缘之孽还不仅止于此，它仿佛是潘多拉魔盒的机关，一经触碰，妖魔便放出来为非作歹，少女张乃莹从此挥别平静安稳的可能，向着成为萧红的颠沛流离的道路奔跑而去。
　　张乃莹和表哥私奔期间，未婚夫汪恩甲想必也备受煎熬。然而，那个娇俏动人的面影一定不时在他面前飘忽、闪烁，像撩拨，像嘲弄，也像挑衅。他后来去北平寻她，动机注定不会单纯。占有欲必须释放，不自觉中又夹杂着一丝怜惜和些许恼恨。不过我相信终究是倾慕占了上风，否则他断不会接手那朵已遭折枝的玫瑰。这个始终阴沉着一张脸的小学教师其实也可怜，为了“陪吃陪喝”还饱受过兄长的一顿老拳。不知是兄长的教训令他猛醒，还是按照复仇计划有条不紊地出牌，又或者眼看着在旅馆里债台高筑而缺乏男人的担当，反正在萧红腰腹如鼓之时，他一袭睡袍一双拖鞋幽灵般隐去，留给观众一个诡异的背影。 　　两位早期男主与萧红的世界并无交集，因此两段孽缘多出自萧红的自述。在关于萧红的罗生门中，陆、汪其实从未获得过话语权。他们前赴后继地给了少女张乃莹致命的伤害，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便彻底消失在北地苍茫的夜色中，却也不遗余力将张乃莹向作家萧红猛推了过去。作为玫瑰根底的泥，他们是耶非耶，简直难下断语。我只知道，借萧红这枝经年不凋的玫瑰，他们至少留下了名字。
　　三郎是正牌男主角，恰好也是第三位出场，这个笔名萧军的男子天生一副英雄肝胆。既是英雄，救美便是必不可少的桥段。英雄美人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滨城商市街苦寒的岁月里，他与她彼此倾慕，也相互取暖，她漂泊的心似乎有了归宿，一个坚实的依靠。然而，既是英雄，便也有英雄与生俱来的脾性，风流韵事、家庭暴力、争强好胜、大男子主义，伴随着他们一路从哈尔滨辗转到青岛、上海、武汉。我总觉得，萧军更像一只刺猬，刺猬和玫瑰，靠得紧了便互相伤害，离得远了又彼此思念，爱情如何经得起这样不懈怠的暴虐消磨？1937年10月的武汉，与端木蕻良初识时的萧红，对理想爱情已经失落以至失望。1938年，二萧分道扬镳，萧红和端木的结合几乎同时进行。关于这一段公案，萧军和端木各持一说，《黄金时代》则借这段“罗生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两段说辞加上聂绀弩不无偏向的旁敲侧击，就像三岔路口，你站在中间茫然四顾，不知到底该相信谁的言说。但也是在这里，萧红对男性而言的工具色彩陡然浓厚起来。谁叫她是闪耀文坛的明星呢？在与著名女作家的关系中，萧军和端木无疑都各有所图：在萧军，是要抵死保持正面到不乏悲情的英雄形象——宁愿伊人负我，我绝不负伊人，不愿留下细瑕微疵供人评说随人诟病，哪怕爱已成往事；在端木，则是撇清第三者的嫌疑——哪怕他就是事实的第三者——以求得结合的合法性，完成自己作为拯救者的形象塑造。
　　端木蕻良不顾世俗眼光，给了萧红一个正式的婚礼。对于一个过早脱离生活正轨的女子而言，这场迟到的婚礼毋宁说是一张重返正轨的票根。为此，萧红感谢他，萧红迷更感谢他。但从武汉转重庆到香港，这四年的辗转辛苦中，端木渐渐地也习惯以背影示人了。本来，相爱总是容易，相守太难，何况是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月？何况是那样性格天差地远又不肯彼此屈尊低头的两个人？相比起来，除了“三岔口”那一出，倒还是端木话少些，萧红去世后，他真是做到了笑骂由人，算个厚道君子吧。
　　萧红生命中最后一个男人是萧红弟弟的同学骆宾基。骆宾基陪伴了萧红最后的岁月，其实关于端木的凉薄和他本人的温厚，一大半是骆宾基自己的杰作。萧红死后，骆宾基写了第一部《萧红小传》，在书中，他对萧红倾慕、尊敬，又夹杂着怜惜和一点点暧昧的情愫。萧红离去，他寻访萧红住过的地方，那个鲜活的女子于是在他的想象中复活，而他，经过糖果铺子，丢下一把钞票，捻起一粒糖果含入口中，仰头望天，眼睛里便雾起两团水汽，或许，那粒糖果，他咂出的苦涩多过甘甜，像萧红的人生。这是萧红生命中的又一段罗生门，却远不是最后一段。
　　萧红的强大气场完全可以创造一句名言：“每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背后，都跟着成批的男人。”这成批的男人口中笔下还不间断地讲述着萧红的故事，然而人言人殊、歧义丛生，他们的讲述总是太过偏袒自己，萧红终于成为他们炫示人间的一张名片。就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追随身后吧，像紧随飞骑的烟尘。亚热带的太阳明晃晃地照着，时间一长，强势或不那么强势的烟尘终归尘埃落定。而玫瑰，因为沐浴了黄金时代的星辉，已然于时间深处定格成金箔的质地，不再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