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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鲁迅;主人公;叙述者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0463(2009)05(A)-0022-01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共收录了其创作的25篇小说,其中,涉及到写作人称“我”的有12篇。这些“我”构成了一个别样的世界,散发出异样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让学生认真解读这些“我”,对其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旨、明确小说的特点、把握小说的意蕴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是小说的主人公。这类作品以《社戏》《一件小事》《伤逝》等为代表。首先,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来写作,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鲁迅以前,旧小说主要是说书人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客观地讲述故事,即使是四大名著,也没有逃脱此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有很多的优点,但千篇一律却不免让人感到乏味。而“我”的出现自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次,这类“我”,他们的身份大多是知识分子,带有鲁迅的影子。如《社戏》中的“我”——迅哥,不但名字让人产生联想,而且经历和生活环境与鲁迅都有诸多相似之处。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和生活状态的密切关注,只有用第一人称“我”,才能将其担忧、迷惘深刻地层现出来。最后,采用第一人称,有利于作者使用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件小事》只有短短的几百字,但议论性的文字却比比皆是,如“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寥寥几句话。点出这件事让我永难忘怀;“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这句极力渲染了车夫的人格;“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句突出了车夫对“我”的影响和作用。《伤逝》更是在娓娓的叙述中不断地插入抒情性的文字,让人一面读故事,一面思索文字所蕴含的意义。如“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等等。这些文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失望、追求和彷徨等。
二、“我”是小说的叙述者。当“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时,这里的“我”不完全是作者本人,可以理解为“我”给听众讲了一个关于别人的故事,这类作品以《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孔乙己》等为代表。除《孔乙己》外,其他几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在讲述他人故事(如闰土、吕纬甫、祥林嫂的故事等)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而“我的故事”又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故乡》)说起的,从而形成了一种“归乡”模式。在这里,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它又留给读者什么样的思考,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要看作者在故乡见到了什么,对“我”有什么意义,“我”看到的是闰土的麻木,吕纬甫、魏连殳的沉沦,祥林嫂的死亡,这些对于试图从故乡寻找安慰的“我”来说无疑是彻底的一击。“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在酒楼上》)这种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和无可附着的漂泊感,是那个时代“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 自序》)所共有的。背后回荡着的是久久不息的发自灵魂深处的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传统与现代纠结中找不到自己位置,那种“上天无门,人地无路”的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而《孔乙己》则通过“我”由以前“看”孔乙己到后来和大家一起“笑”的变化表现了“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扩大,让人触目惊心。
另外,在《头发的故事》《兔和猫》等作品中,鲁迅以调侃的语气拉开了叙述者(即“我”)与人物的距离,同时也拉开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使读者保持着与叙述者同样的超然态度。“小说由于设置了一个反讽的叙述者,造成了阅读心理的前后反差,开始距离大而结尾则趋于同一,据说是一种现代小说最理想的距离控制模式”(《鲁迅研究月刊·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1989年第1期),读者的心理经过种种变化,最后趋向认同于隐性作者以及人物的价值规范,甚至超越叙述者,这正达到了鲁迅小说促人思考的目的。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4-0463(2009)05(A)-0022-01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共收录了其创作的25篇小说,其中,涉及到写作人称“我”的有12篇。这些“我”构成了一个别样的世界,散发出异样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让学生认真解读这些“我”,对其进一步理解小说的主旨、明确小说的特点、把握小说的意蕴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是小说的主人公。这类作品以《社戏》《一件小事》《伤逝》等为代表。首先,作者采用第一人称来写作,这对传统小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鲁迅以前,旧小说主要是说书人采用章回体的形式客观地讲述故事,即使是四大名著,也没有逃脱此模式。这种模式虽然有很多的优点,但千篇一律却不免让人感到乏味。而“我”的出现自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次,这类“我”,他们的身份大多是知识分子,带有鲁迅的影子。如《社戏》中的“我”——迅哥,不但名字让人产生联想,而且经历和生活环境与鲁迅都有诸多相似之处。鲁迅对知识分子命运和生活状态的密切关注,只有用第一人称“我”,才能将其担忧、迷惘深刻地层现出来。最后,采用第一人称,有利于作者使用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一件小事》只有短短的几百字,但议论性的文字却比比皆是,如“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寥寥几句话。点出这件事让我永难忘怀;“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这句极力渲染了车夫的人格;“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这句突出了车夫对“我”的影响和作用。《伤逝》更是在娓娓的叙述中不断地插入抒情性的文字,让人一面读故事,一面思索文字所蕴含的意义。如“唉唉,那是怎样的宁静而幸福的夜呵!”,“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还不知道怎样跨出那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等等。这些文字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希望和失望、追求和彷徨等。
二、“我”是小说的叙述者。当“我”作为小说的叙述者时,这里的“我”不完全是作者本人,可以理解为“我”给听众讲了一个关于别人的故事,这类作品以《故乡》《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孔乙己》等为代表。除《孔乙己》外,其他几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我”在讲述他人故事(如闰土、吕纬甫、祥林嫂的故事等)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而“我的故事”又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故乡》)说起的,从而形成了一种“归乡”模式。在这里,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它又留给读者什么样的思考,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要看作者在故乡见到了什么,对“我”有什么意义,“我”看到的是闰土的麻木,吕纬甫、魏连殳的沉沦,祥林嫂的死亡,这些对于试图从故乡寻找安慰的“我”来说无疑是彻底的一击。“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在酒楼上》)这种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和无可附着的漂泊感,是那个时代“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 自序》)所共有的。背后回荡着的是久久不息的发自灵魂深处的追问:“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传统与现代纠结中找不到自己位置,那种“上天无门,人地无路”的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深深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而《孔乙己》则通过“我”由以前“看”孔乙己到后来和大家一起“笑”的变化表现了“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扩大,让人触目惊心。
另外,在《头发的故事》《兔和猫》等作品中,鲁迅以调侃的语气拉开了叙述者(即“我”)与人物的距离,同时也拉开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使读者保持着与叙述者同样的超然态度。“小说由于设置了一个反讽的叙述者,造成了阅读心理的前后反差,开始距离大而结尾则趋于同一,据说是一种现代小说最理想的距离控制模式”(《鲁迅研究月刊·鲁迅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1989年第1期),读者的心理经过种种变化,最后趋向认同于隐性作者以及人物的价值规范,甚至超越叙述者,这正达到了鲁迅小说促人思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