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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雅克·勒高夫在其著作《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中，通过对13世纪欧洲高利贷商人寻求救赎的考察，试图揭示当时基督教与快速崛起的商品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该著作反映了一种以小见大的历史写作方式，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深层次考察，去窥探当时历史的总体趋势。
关键词：高利贷商人；“炼狱”；以小见大；“总体史”
从年鉴运动的创始一代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开始，该运动便确立了试图突破传统的政治史学，将当时日渐兴盛的各种社会科学统和在一起的趋向。几代年鉴学人在尝试所谓“总体史”的写作过程中，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从第一代、第二代的时段划分和社会学、经济学的跨学科应用，再到第三代年鉴运动对所谓“心态史”、“微观史”的应用，虽然初看之下，各种理念彼此之间相去甚远。但若追究其目的，无不是在利用各种新方式探寻“总体史”的写作。
雅克·勒高夫（以下简称“勒高夫”）作为第三代年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某些作品明显地体现出了其试图利用“心态史”和“微观史”，去追寻更加完整的历史图像。对此，有研究者评论道：“在一些小文章中，勒高夫最明显地体现了其综合经济、社会、宗教和心态等因素的总体史的写作天赋。”[1]出版于1986年的《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 中世纪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之路
勒高夫认为从12世纪到19世纪，没有一个现象比高利贷更体现了经济与宗教、金钱与救赎之间的所谓“爆炸性混合”。在中世纪晚期，“历史巧妙地在宗教权力的镇压下找到了在尘世成功的途径。围绕着高利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资本主义’。”[2]
对于欧洲来说，12世纪和13世纪是一个飞跃发展的世纪，曾经强大的宗教国家陷入了困境，货币经济的发展威胁着基督教的古老价值。作为一种传统上将金钱与上帝对立的宗教，基督教能否为财富辩护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发展也愈发倾向于内在化，集体性的忏悔转向个人化的内省。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利贷商人也在这场巨大的精神变迁中卷入了一场大论战。
需要指出的是，勒高夫认为现代经济学不能很好地阐释中世纪的高利贷现象，而必须将焦点对准基督教本身，“《圣经》在提供了源头的同时，也提供了解释和使用方法。”[2]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将高利贷定义为“非法的余额，非法超出的部分”。在这一逻辑下，高利贷被当做一种偷盗行为，因为当时的教会人士认为，高利贷商人在出借金钱和带利回收之间，出卖的只能是流逝的时间，而基督教认为时间是归上帝所有的。在这一逻辑之下，高利贷商人作为时间的“盗窃者”，也就是上帝财产的“小偷”，他们的归途只能是地狱。
对于这些“不劳而获”的高利贷商人而言，救赎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其财产悉数归还。某些敏感的高利贷商人也从这一途径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试图通过死后的散财来为自己赎罪，或将罪恶转嫁给遗嘱执行者。但他们的救赎之路依旧充满了变数。一方面，欧洲社会对高利贷商人形成了非常顽固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在宗教理论层面，高利贷商人被认为与魔鬼为伍，魔鬼为了将死后的高利贷商人送入地狱，常常阻止其临终前的忏悔。无故暴死便被认为是魔鬼作祟的证据，为此，高利贷商人的救赎希望也只能燃尽于熊熊的撒旦之火中。
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炼狱”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成为高利贷商人得以救赎的关键所在。教会在维护其权威时，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举措。大棒就是前面提到的魔鬼，要么虔敬上帝，要么就与魔鬼为伍。但这种没有彼世希望的严酷二元对立，在经济社会快速进步的中世纪晚期愈显单薄。于是，教会就亮出了她的胡萝卜，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炼狱”。对于像高利贷商人这样的“罪大恶极”之人来说，永福只能存在于“炼狱”之中。在历经“炼狱”的洗涤磨难后，天堂将是唯一的出口。对于高利贷商人而言，这也无疑是一个既保留钱袋，又获得永生的机会。
勒高夫总结到，到了中世纪晚期，关于罪与赎罪的观念，越发地倾向于内在的悔恨。通过真诚的悔恨和钱财的归还，一个高利贷商人甚至可以实现自我的救赎。这些得到救赎的高利贷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13世纪的欧洲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2 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
对于所谓“总体史”的写作，勒高夫曾将其归结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借助利用了各种非书面史料的新考古学的成果；另一种方式是将一切可搜寻到的史料合理地集中汇总，从而重现能据以解释一种历史制度的性质和运作的整体结构，具体而言，这一方式就是把“一块历史”作为一个标本，将其视为洞察整体历史的“微观景观”。[3]
关于本书问题意识的缘起，勒高夫提到是在阅读伊丽莎白·布劳恩的文章《法国卡佩王朝的王家拯救与国家需求》时，萌生了本书的最初概念。布劳恩的文章中提到了一篇写于13世纪的大学习作。在这篇习作中，“克莱马莱的热尼埃考察了一个问题，其目的在于要弄清楚，如果一个人所委任的遗嘱执行人推迟了分发他留下的财产，那么这个人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在炼狱里停留得很久。”[2]正是受这一问题的启发，“炼狱”中的高利贷商人这一形象进入了勒高夫的研究视野。
这样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想必不只是阅读一篇文章时的灵光一闪。能将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与“炼狱”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继而掩映出13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下经济与宗教对抗妥协的历史图像，这无疑需要作者对中世纪历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历史学家唤醒沉睡中的史料并不是扮演无中生有的造物主，而是一种在与史料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勒高夫之所以能从布劳恩的文章中提炼出高利贷商人和“炼狱”这两个关键词，是因为在其之前的著作《炼狱的诞生》中，便对“炼狱”有了相当程度的阐释，将其纳入13世纪的高利贷行为中便显得顺其自然。
除了上述的“存疑史观”外，本书也体现了以经济学运用为代表的年鉴运动的跨学科特征。跨学科借鉴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其他学科的理论。勒高夫认为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与历史研究迥异的方式，历史学家应当同时考虑到历史自身的逻辑。[2]正是在这种谨慎的态度下，在研究了大量经济学理论后，勒高夫认为只有卡尔·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对于解释中世纪的高利贷现象有所帮助。 波兰尼的“嵌入”理论认为，经济事实在其根源上都曾被嵌入那些本质上非经济的环境中去。[2]正是利用这一理论，勒高夫将分析的视角扩展到了涉及历史文化和心理的领域。勒高夫将心态定义为“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贮藏着一些既成的观念，人的很大一部分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便由这些既成的观念所构成”。[2]而基督教作为一种中世纪的集体观念，对包括高利贷在内的任何行为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之路，以及蕴含其中的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都与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而现实因素的改变也反过来影响着13世纪的基督教愈发倾向于内在化的悔恨，正是这种经济与宗教的互动阐释了13世纪欧洲的历史景象。
至于如何还原当时人们的心态，则涉及了史料的应用。在本书中，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有两类，首先是宗教文献《大全》和《听告解者手册》。勒高夫认为，13世纪倾向于内省的宗教变革，使得告解者愈发需要有关赎罪的指导，神学家们编写的手册正是应此而生。虽然这些模糊的指导并没能彻底解决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高利贷等行为矛盾的态度。
第二类文件是范例，指的是宗教讲话中用以教导听众的短篇叙事。这些在今天看来颇为荒诞的轶事集中体现了当时基督教对于高利贷商人的看法，一个个充斥着暴死、背叛、宿命的故事将基督教对于高利贷者的仇视、蔑视跃然纸上。与此同时，一些关于高利贷商人通过其遗孀成功赎罪的范例，也反映了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13世纪，教会对于高利贷商人的态度出现了松动，而且这样的趋势在中世纪晚期越来越多的范例中得以体现，并最终到达了“炼狱”的诞生。
但是，这些用以还原心态的史料，都是来源于教会一方。作为本文主人公的“高利贷”商人完全没有发声的机会，只能在仇恨自己的神学家们的诅咒下默默无声。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叙述，一方面是因为勒高夫在书中想要强调的主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如何与快速变化的欧洲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或许也是所有“心态史”难以克服的缺陷，他们想要重建历史上人们的集体心态，但是他们所能依赖的史料往往只能来自精英阶层之手，即便是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这些史料，在应运的过程中也难以逾越其中的主观意志。
除了史料运用的漏洞之外，还有研究者将矛头对准了“微观景观”的结构漏洞。这种观点认为“微观景观”使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宏观视角，可能陷入盲目的专研之中，这无疑与倡导历史学之社会功用的年鉴运动相悖。因此，有批判者直白地将以小见大的历史写作称为“面包屑历史”。
勒高夫解释说：“我们并没有把面包弄成一堆碎末，而是切下一块面包以探讨全面的历史，对这块面包的研究适用于整个面包。”[2]该书便是在13世纪的欧洲转型的宏大背景下，通过剖析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之路，以探寻近代经济因素在中世纪的宗教环境中的艰难分娩。
通过本书，可以归纳几点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的特征。首先，选题的切入口必须具有代表性。勒高夫认为高利贷商人是近代经济因素产生的推动力量之一，“炼狱”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基督教，两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历史趋势。其次，选题的确定也少不了宏观上的把握。勒高夫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地以小见大，无疑与其几十年的中世纪史研究不无关系。虽然文章关注的主题是13世纪的欧洲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但是，勒高夫却将这一主题置于长达千年的跨度中予以解释，在长时段中去还原历史。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无疑是一篇践行“总体史”的优秀之作，或许即使是勒高夫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涵盖总体的写作，但这本书还是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勒高夫本人也强调，年鉴运动从来都不沉溺于教条的决定论，所谓“总体史”，也更多的是为了扩展历史研究的视域。[3]
参考文献：
[1] RobertsS . Lopez，“Reviews of Books”[J] . The Journal of EconomicHistory，1981，41（2）：430.
[2] 雅克·勒高夫.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M].周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2-14，106.
[3] 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与西方史学的回归[M].刘文立，译.史学理论研究，1999：123-129.
作者简介：布和（1990—），男，内蒙古人，上海大学世界史研究生，研究方向：美蒙关系。
关键词：高利贷商人；“炼狱”；以小见大；“总体史”
从年鉴运动的创始一代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开始，该运动便确立了试图突破传统的政治史学，将当时日渐兴盛的各种社会科学统和在一起的趋向。几代年鉴学人在尝试所谓“总体史”的写作过程中，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从第一代、第二代的时段划分和社会学、经济学的跨学科应用，再到第三代年鉴运动对所谓“心态史”、“微观史”的应用，虽然初看之下，各种理念彼此之间相去甚远。但若追究其目的，无不是在利用各种新方式探寻“总体史”的写作。
雅克·勒高夫（以下简称“勒高夫”）作为第三代年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某些作品明显地体现出了其试图利用“心态史”和“微观史”，去追寻更加完整的历史图像。对此，有研究者评论道：“在一些小文章中，勒高夫最明显地体现了其综合经济、社会、宗教和心态等因素的总体史的写作天赋。”[1]出版于1986年的《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 中世纪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之路
勒高夫认为从12世纪到19世纪，没有一个现象比高利贷更体现了经济与宗教、金钱与救赎之间的所谓“爆炸性混合”。在中世纪晚期，“历史巧妙地在宗教权力的镇压下找到了在尘世成功的途径。围绕着高利贷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资本主义’。”[2]
对于欧洲来说，12世纪和13世纪是一个飞跃发展的世纪，曾经强大的宗教国家陷入了困境，货币经济的发展威胁着基督教的古老价值。作为一种传统上将金钱与上帝对立的宗教，基督教能否为财富辩护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与此同时，基督教的发展也愈发倾向于内在化，集体性的忏悔转向个人化的内省。在这样的背景下，高利贷商人也在这场巨大的精神变迁中卷入了一场大论战。
需要指出的是，勒高夫认为现代经济学不能很好地阐释中世纪的高利贷现象，而必须将焦点对准基督教本身，“《圣经》在提供了源头的同时，也提供了解释和使用方法。”[2]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将高利贷定义为“非法的余额，非法超出的部分”。在这一逻辑下，高利贷被当做一种偷盗行为，因为当时的教会人士认为，高利贷商人在出借金钱和带利回收之间，出卖的只能是流逝的时间，而基督教认为时间是归上帝所有的。在这一逻辑之下，高利贷商人作为时间的“盗窃者”，也就是上帝财产的“小偷”，他们的归途只能是地狱。
对于这些“不劳而获”的高利贷商人而言，救赎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其财产悉数归还。某些敏感的高利贷商人也从这一途径中看到了新的希望，试图通过死后的散财来为自己赎罪，或将罪恶转嫁给遗嘱执行者。但他们的救赎之路依旧充满了变数。一方面，欧洲社会对高利贷商人形成了非常顽固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在宗教理论层面，高利贷商人被认为与魔鬼为伍，魔鬼为了将死后的高利贷商人送入地狱，常常阻止其临终前的忏悔。无故暴死便被认为是魔鬼作祟的证据，为此，高利贷商人的救赎希望也只能燃尽于熊熊的撒旦之火中。
在这一严峻的形势下，“炼狱”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成为高利贷商人得以救赎的关键所在。教会在维护其权威时，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举措。大棒就是前面提到的魔鬼，要么虔敬上帝，要么就与魔鬼为伍。但这种没有彼世希望的严酷二元对立，在经济社会快速进步的中世纪晚期愈显单薄。于是，教会就亮出了她的胡萝卜，介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炼狱”。对于像高利贷商人这样的“罪大恶极”之人来说，永福只能存在于“炼狱”之中。在历经“炼狱”的洗涤磨难后，天堂将是唯一的出口。对于高利贷商人而言，这也无疑是一个既保留钱袋，又获得永生的机会。
勒高夫总结到，到了中世纪晚期，关于罪与赎罪的观念，越发地倾向于内在的悔恨。通过真诚的悔恨和钱财的归还，一个高利贷商人甚至可以实现自我的救赎。这些得到救赎的高利贷商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13世纪的欧洲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2 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
对于所谓“总体史”的写作，勒高夫曾将其归结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借助利用了各种非书面史料的新考古学的成果；另一种方式是将一切可搜寻到的史料合理地集中汇总，从而重现能据以解释一种历史制度的性质和运作的整体结构，具体而言，这一方式就是把“一块历史”作为一个标本，将其视为洞察整体历史的“微观景观”。[3]
关于本书问题意识的缘起，勒高夫提到是在阅读伊丽莎白·布劳恩的文章《法国卡佩王朝的王家拯救与国家需求》时，萌生了本书的最初概念。布劳恩的文章中提到了一篇写于13世纪的大学习作。在这篇习作中，“克莱马莱的热尼埃考察了一个问题，其目的在于要弄清楚，如果一个人所委任的遗嘱执行人推迟了分发他留下的财产，那么这个人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在炼狱里停留得很久。”[2]正是受这一问题的启发，“炼狱”中的高利贷商人这一形象进入了勒高夫的研究视野。
这样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想必不只是阅读一篇文章时的灵光一闪。能将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与“炼狱”这一概念联系起来，继而掩映出13世纪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下经济与宗教对抗妥协的历史图像，这无疑需要作者对中世纪历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历史学家唤醒沉睡中的史料并不是扮演无中生有的造物主，而是一种在与史料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勒高夫之所以能从布劳恩的文章中提炼出高利贷商人和“炼狱”这两个关键词，是因为在其之前的著作《炼狱的诞生》中，便对“炼狱”有了相当程度的阐释，将其纳入13世纪的高利贷行为中便显得顺其自然。
除了上述的“存疑史观”外，本书也体现了以经济学运用为代表的年鉴运动的跨学科特征。跨学科借鉴并不是机械地照搬其他学科的理论。勒高夫认为经济学采用的是一种与历史研究迥异的方式，历史学家应当同时考虑到历史自身的逻辑。[2]正是在这种谨慎的态度下，在研究了大量经济学理论后，勒高夫认为只有卡尔·波兰尼的“嵌入”理论对于解释中世纪的高利贷现象有所帮助。 波兰尼的“嵌入”理论认为，经济事实在其根源上都曾被嵌入那些本质上非经济的环境中去。[2]正是利用这一理论，勒高夫将分析的视角扩展到了涉及历史文化和心理的领域。勒高夫将心态定义为“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贮藏着一些既成的观念，人的很大一部分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便由这些既成的观念所构成”。[2]而基督教作为一种中世纪的集体观念，对包括高利贷在内的任何行为都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之路，以及蕴含其中的近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都与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念密切相关。而现实因素的改变也反过来影响着13世纪的基督教愈发倾向于内在化的悔恨，正是这种经济与宗教的互动阐释了13世纪欧洲的历史景象。
至于如何还原当时人们的心态，则涉及了史料的应用。在本书中，最主要的史料来源有两类，首先是宗教文献《大全》和《听告解者手册》。勒高夫认为，13世纪倾向于内省的宗教变革，使得告解者愈发需要有关赎罪的指导，神学家们编写的手册正是应此而生。虽然这些模糊的指导并没能彻底解决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高利贷等行为矛盾的态度。
第二类文件是范例，指的是宗教讲话中用以教导听众的短篇叙事。这些在今天看来颇为荒诞的轶事集中体现了当时基督教对于高利贷商人的看法，一个个充斥着暴死、背叛、宿命的故事将基督教对于高利贷者的仇视、蔑视跃然纸上。与此同时，一些关于高利贷商人通过其遗孀成功赎罪的范例，也反映了在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13世纪，教会对于高利贷商人的态度出现了松动，而且这样的趋势在中世纪晚期越来越多的范例中得以体现，并最终到达了“炼狱”的诞生。
但是，这些用以还原心态的史料，都是来源于教会一方。作为本文主人公的“高利贷”商人完全没有发声的机会，只能在仇恨自己的神学家们的诅咒下默默无声。出现这种一边倒的叙述，一方面是因为勒高夫在书中想要强调的主题是中世纪的基督教如何与快速变化的欧洲社会的互动；另一方面，或许也是所有“心态史”难以克服的缺陷，他们想要重建历史上人们的集体心态，但是他们所能依赖的史料往往只能来自精英阶层之手，即便是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这些史料，在应运的过程中也难以逾越其中的主观意志。
除了史料运用的漏洞之外，还有研究者将矛头对准了“微观景观”的结构漏洞。这种观点认为“微观景观”使历史学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宏观视角，可能陷入盲目的专研之中，这无疑与倡导历史学之社会功用的年鉴运动相悖。因此，有批判者直白地将以小见大的历史写作称为“面包屑历史”。
勒高夫解释说：“我们并没有把面包弄成一堆碎末，而是切下一块面包以探讨全面的历史，对这块面包的研究适用于整个面包。”[2]该书便是在13世纪的欧洲转型的宏大背景下，通过剖析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之路，以探寻近代经济因素在中世纪的宗教环境中的艰难分娩。
通过本书，可以归纳几点以小见大的写作方式的特征。首先，选题的切入口必须具有代表性。勒高夫认为高利贷商人是近代经济因素产生的推动力量之一，“炼狱”又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中世纪的意识形态——基督教，两者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的历史趋势。其次，选题的确定也少不了宏观上的把握。勒高夫之所以能够得心应手地以小见大，无疑与其几十年的中世纪史研究不无关系。虽然文章关注的主题是13世纪的欧洲高利贷商人的救赎，但是，勒高夫却将这一主题置于长达千年的跨度中予以解释，在长时段中去还原历史。
《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无疑是一篇践行“总体史”的优秀之作，或许即使是勒高夫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涵盖总体的写作，但这本书还是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勒高夫本人也强调，年鉴运动从来都不沉溺于教条的决定论，所谓“总体史”，也更多的是为了扩展历史研究的视域。[3]
参考文献：
[1] RobertsS . Lopez，“Reviews of Books”[J] . The Journal of EconomicHistory，1981，41（2）：430.
[2] 雅克·勒高夫.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M].周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12-14，106.
[3] 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与西方史学的回归[M].刘文立，译.史学理论研究，1999：123-129.
作者简介：布和（1990—），男，内蒙古人，上海大学世界史研究生，研究方向：美蒙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