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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点
对有的企业来说,最恐怖的往往不是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而是加强监管而带来的政策风险。
截至目前,戴尔公司由于未能准时提交2006财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财报,而连续受到纳斯达克的摘牌警告。戴尔此前称,由于股票交易所对公司财报的要求极其苛刻,戴尔很难满足。
对于梦寐以求要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来说,戴尔的抱怨颇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味道。然而,作为全球PC业巨头,戴尔的苦恼一点也不孤单。在它之前,赫兹公司(Hertz)、Redhat Linux、玩具反斗城、Kinder Moran等已纷纷做出了退市的决定。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从2001年到200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总数,已从鼎盛时期的5000家减少为3400家。
尽管如此,当美国最大的医院运营集团HCA宁肯斥巨资210亿美元也要把自己重新拉回成一个私营企业时,还是不禁要让人们震惊:难道上市交易比让自己亏损还要更加恐怖吗?
这真是一群令人难以理解的“疯子”。然而,这恰恰也是问题的矛盾所在。即使在中国,搜狐公司CEO张朝阳也曾经在一个博客聚会上抱怨:“早知今日,真不该去纳斯达克上市!”
张朝阳的苦恼当然不仅仅是费用问题。对于现在的搜狐来说,尽管发现了公司存在弊病和更具“钱”途的领域,但如果进行变革,则意味着要承受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换一个企业可能承受得起,搜狐公司却未必能够。
此时的张朝阳羡慕的企业中,就包括华为这样的没有上市、却很好地解决了股权问题的企业。即使放眼世界,上市也并并非成功的必然选择,家族企业们往往不喜上市,而多种多样的员工股票和期权计划也解决了员工的凝聚力问题,在现代金融制度下,只有在持续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行业和企业中,将公司公众化才是必须之选,此外,都可以考虑其他的选择。
逃离纳斯达克的事件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种,那就是——过于严格的政府监管可能会拖垮企业。
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2006年7月15日,当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美国实行后,上市公司们对美国政府过于严格的监管叫苦不迭。2月3日,惠普公司宣布从纳斯达克撤市,该公司对外解释说,撤出纳斯达克是为了降低“两地上市”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管理负担。而HCA公司则更加直接地说,自己退市只是想生存下去。
如果想更生动地了解这一法案给上市公司带来的痛苦,就听听曾任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Greenberg说的话,“如果真的要严格执行萨班斯法案的话,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要提交给政府的报告可能得用卡车来装了。”
萨班斯法案是为了堵住上市公司的财务制度漏洞应运而生的法案,然而,它过于严格的监管却使得更多的美国上市公司开始面对愈来愈多的政策风险,比如,如果面临诉讼和指控,或者来自监管者的批评,都会让上市公司不得安生。当一个公司在应付监管的成本迅速上升时,它一定会怀念自己处于私营企业时的幸福时光。身处一个成本制胜的行业,像惠普这样的公司都要斟酌是否还需要多付出比纽交所贵一倍的上市费用的时候,就明白这种制度的可悲之处了。问题是,惠普还可以选择在另外一个交易所上市,而对更多的小公司来说,可能只能选择彻底退市了。
如何在政府监管与企业正常发展间找到平衡,这不仅是在金融制度与高科技行业扶持制度间产生的新问题,也是一个不仅只需要美国政府要好好思考的大问题。
对有的企业来说,最恐怖的往往不是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而是加强监管而带来的政策风险。
截至目前,戴尔公司由于未能准时提交2006财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财报,而连续受到纳斯达克的摘牌警告。戴尔此前称,由于股票交易所对公司财报的要求极其苛刻,戴尔很难满足。
对于梦寐以求要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来说,戴尔的抱怨颇有点“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味道。然而,作为全球PC业巨头,戴尔的苦恼一点也不孤单。在它之前,赫兹公司(Hertz)、Redhat Linux、玩具反斗城、Kinder Moran等已纷纷做出了退市的决定。
这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从2001年到200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总数,已从鼎盛时期的5000家减少为3400家。
尽管如此,当美国最大的医院运营集团HCA宁肯斥巨资210亿美元也要把自己重新拉回成一个私营企业时,还是不禁要让人们震惊:难道上市交易比让自己亏损还要更加恐怖吗?
这真是一群令人难以理解的“疯子”。然而,这恰恰也是问题的矛盾所在。即使在中国,搜狐公司CEO张朝阳也曾经在一个博客聚会上抱怨:“早知今日,真不该去纳斯达克上市!”
张朝阳的苦恼当然不仅仅是费用问题。对于现在的搜狐来说,尽管发现了公司存在弊病和更具“钱”途的领域,但如果进行变革,则意味着要承受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换一个企业可能承受得起,搜狐公司却未必能够。
此时的张朝阳羡慕的企业中,就包括华为这样的没有上市、却很好地解决了股权问题的企业。即使放眼世界,上市也并并非成功的必然选择,家族企业们往往不喜上市,而多种多样的员工股票和期权计划也解决了员工的凝聚力问题,在现代金融制度下,只有在持续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行业和企业中,将公司公众化才是必须之选,此外,都可以考虑其他的选择。
逃离纳斯达克的事件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种,那就是——过于严格的政府监管可能会拖垮企业。
这句话不是危言耸听。2006年7月15日,当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在美国实行后,上市公司们对美国政府过于严格的监管叫苦不迭。2月3日,惠普公司宣布从纳斯达克撤市,该公司对外解释说,撤出纳斯达克是为了降低“两地上市”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管理负担。而HCA公司则更加直接地说,自己退市只是想生存下去。
如果想更生动地了解这一法案给上市公司带来的痛苦,就听听曾任美国国际集团(AIG)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Greenberg说的话,“如果真的要严格执行萨班斯法案的话,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要提交给政府的报告可能得用卡车来装了。”
萨班斯法案是为了堵住上市公司的财务制度漏洞应运而生的法案,然而,它过于严格的监管却使得更多的美国上市公司开始面对愈来愈多的政策风险,比如,如果面临诉讼和指控,或者来自监管者的批评,都会让上市公司不得安生。当一个公司在应付监管的成本迅速上升时,它一定会怀念自己处于私营企业时的幸福时光。身处一个成本制胜的行业,像惠普这样的公司都要斟酌是否还需要多付出比纽交所贵一倍的上市费用的时候,就明白这种制度的可悲之处了。问题是,惠普还可以选择在另外一个交易所上市,而对更多的小公司来说,可能只能选择彻底退市了。
如何在政府监管与企业正常发展间找到平衡,这不仅是在金融制度与高科技行业扶持制度间产生的新问题,也是一个不仅只需要美国政府要好好思考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