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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弹艺术家朱慧珍英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是在评弹爱好者中，称颂、仰慕她的人，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人们热爱她清丽洌亮的嗓音和纯正味浓的唱腔，更爱慕她仁而爱人，热心公益的高尚德行。当评选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时，人们就会追怀这位卓越超群的艺术家。
朱慧珍1921年出生于苏州东郊唯亭镇的一个清贫家庭。她父母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八女一男。朱慧珍是最小的女儿，小名阿多，不免为父母所嫌。她父亲没有正当职业，喜欢与一些唱苏滩的票友为伍，有时一起到喜庆人家客串坐唱，得些菲薄的报酬，维持生活。1925年，江浙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四处逃难。朱慧珍随全家逃到上海。那时，朱慧珍的几个姐姐因营养不良和感染疾病相继去世。只有大姐朱桂娥、三姐朱容已经长大，学了些苏滩小曲，靠卖唱贴补家用（朱容后为知名苏滩演员）。年幼的朱慧珍便跟着父亲和两个姐姐学唱苏滩，以冀有一天也能像两个姐姐一样，用演唱苏滩来谋生。当时评弹在上海各广播电台十分盛行。从早晨直到深夜，几乎都有名家播唱节目。朱慧珍天赋嗓音清亮圆润，她父亲便要她从收音机里，跟着名艺人朱介生学唱“俞调”。“俞调”音域宽，婉转跌宕，是学唱评弹、打基本功的最好教材。这样，朱介生便成了她学唱评弹私淑的启蒙老师。这期间，她曾读过一年小学，后来便辍学了。
朱慧珍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朱慧君，也在学唱评弹。他和当时的青年演员周云瑞、吕逸安交往密切，几个人乐器都弹得好，演唱也有功力。朱慧珍常跟随他去向周云瑞、吕逸安学艺术，一起练习弹唱，艺事有了很大长进。到1937年时，她和朱慧君以票友身份，开始在上海友联、富星等民营电台播唱开篇，既唱“俞调”，也唱“薛调”“蒋调”。由于朱慧珍学艺勤奋，功底深厚，而且其嗓音更是清丽嘹亮，引起了广大听众的瞩目，给予了她“金嗓子”的美誉。
1938年，朱慧君正式拜评弹演员吴筱舫学说传统长篇《白蛇传》《玉蜻蜓》。出道之后，便与师兄、吴筱舫之子吴剑秋拼档演出。这样，吴剑秋得以接近了朱慧珍，并且挽媒向朱慧珍的父亲提出与朱慧珍结合的请求。在1939年冬，朱慧珍和吴剑秋结为夫妇，那时，她还不满二十岁，对婚事比较被动，多少有些勉强。次年就添了个女儿。不幸的是，女儿出生不久，便因病夭折了。在1941年，与吴剑秋拼档的哥哥朱慧君又暴病身亡。这些都在朱慧珍精神上留下了创伤。有一段时期，她的情绪一直是低沉的压抑的。到1946年，一位热心的同行潘伯英，见她这样，便鼓励她与丈夫吴剑秋拼档登台说书演出。当时评弹界的旧俗，男女拼档，俗称“雌雄档”是受到歧视的，夫妻更不能同台。因此，吴剑秋思想上顾虑重重，提出了种种推托，硬是为义正词严的潘伯英所说服。在潘伯英的热情敦促下，朱慧珍终于由票友转为了正式演员，并且以她出色的弹唱，在苏沪等地赢得了声誉。
朱慧珍正式登台之后，和评弹界的同道交往不多。她除了按时上书场演出外，总是留在家里练练唱和做些家务，生活得像个本分的家庭主妇。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评弹界在党的组织和发动下，成立了学习小组，朱慧珍参加潘伯英在“汇泉楼”组织的学习小组。之后，就积极参加编说新书，劳军义演等活动。1950年她与吴剑秋演唱了由潘伯英改编的新书《井儿记》，在上海市戏曲曲艺界举办的春节竞赛中得了奖。朱慧珍不再忙于沉闷的家务了，在这些紧张的活动中，她开始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在群众中，她的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
1950年左右，评弹活动频繁，十分活跃。朱慧珍成了妇女组的骨干，在妇女组排演的书戏《众星拱月》中她担任了重要角色。接着，评弹界为了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由应云卫导演，排演了书戏《林冲》，朱慧珍众望所归地成了女主角张贞娘的扮演者。在《长亭送别》一幕，她唱的由朱介生辅导的“俞调”唱篇，声情并茂，委婉动人，充分发挥了她嗓音亮丽和特色超群的深厚功力，好评如潮。在这些群众性的活动中，更激发了朱慧珍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热忱，也坚定了她摆脱家务和家庭烦恼的决心。
1951年上半年，上海评弹界晋京演出书戏《林冲》并作抗美援朝宣传，她积极参加了，回来之后，又投入了编说新长篇书目的行列。到1951年11月上海市文化局建立以实验示范为宗旨的国家剧团——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她成为了首批加入这个革命文艺团体的十八位演员之一。
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成立后的第二天，即由上海文化局决定他们全团参加上海市文艺界治淮宣传工作队，赴皖北治淮工地，深入那里的工人、民工。工地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工人、民工们在工地上战天斗地的忘我劳动，使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在工地上的火热斗争和紧张热烈的集体生活中，朱慧珍摆脱了家庭生活在她心头留下的阴影，在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里，她产生了一种热烈的翻身感，个性得到了解放，思想和性格也都有了变化。原来的拘谨开始转化为开朗，低沉的心情也变得乐观起来，表面娴静的心灵中升腾起炽热的热情之火。回到上海，她和全团同志一起创作排演了第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她起的农村妇女王秀珍角色，所唱的热情洋溢的唱篇“新年锣鼓响连天”都成了新评弹的经典。
1952年下半年，组织上又派她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队去到抗美援朝的前线。那时，战争还在进行，无论行军还是住宿，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朱慧珍不辞艰苦，勇敢地完成了演出等任务。1953年夏，朱慧珍又随评弹团去了南海前沿，慰问海军舰艇及海岛。她不辞辛劳，为战士和当地人民引吭高歌。为了丰富演出节目，她整理排练了苏滩小曲《姑苏风光》。这一曲目，她后来辅导歌唱家鞠秀芳，成为了二人拿手的保留节目。
这时候，朱慧珍已经完全以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来要求自己了。在回到上海后，去江苏、浙江码头演出时，除了书场的正常演唱之外，她还主动到附近的农村、工厂、街道去进行慰问演唱。演期结束，离开书场时，她定要把借住的宿舍打扫干净，把借用的物件归还。因此，书场都反映，她已不同于过去的“说书先生”，完全像是一位部队文工团的团员了。 朱慧珍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她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赤诚之心，1954年10月，她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上海解放后，戏曲曲艺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党员。
朱慧珍在深入工农群众时，真诚地交朋友，体验和学习他们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并尽力灌注进自己反映现代生活的艺术创作中。努力的品德修养，也改变了她的气质。比如，在表演《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里的王秀英身上，她塑造了一位青年翻身农村妇女的形象，而且充分表现了她的青春活力的亢奋欢乐情绪。不久，她又在短篇《刘胡兰就义》中，担任刘胡兰角色。她以淳朴高尚的气质，表现了刘胡兰坚强不屈，英勇无畏的崇高精神境界，为旧评弹开了生面。
1953年秋，周恩来总理来上海时，在陈毅市长以及当时的文化局局长于伶陪同下，观看了朱慧珍演的《刘胡兰就义》。周总理为之击节、动容，十分赞赏，留下了较深印象。1958年全国曲艺会演，最后在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出。朱慧珍参加上海代表队，表演的是一个小组唱。周总理在台下看到了她，便提出要朱慧珍单独唱一个节目。后来就由朱慧珍加演了一支独唱的小曲《姑苏风光》。可见周总理还牢记着当年听她演出《刘胡兰就义》的好印象。（但是后来有人说，周总理还给了她一封信，我作为当时的带队人，可以证明，这完全是误传，是没有的事。）
朱慧珍参加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之后，成为了团的主要女演员之一。1954年到1959年，是她演出最为繁忙的时期。1954年，评弹团为了优化拼档组合，决定她与弹词名家蒋月泉拼档，担任下手，组成了后来闻名书坛的“蒋朱档”。并与作家陈灵犀合作，开始了对优秀传统长篇书目《白蛇传》和《玉蜻蜓》的加工整理。数年间，他们边改边演。紧张时，以一日一回的进度排演，终于使这两部优秀长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显著的提高，获得了积极的传承。许多菁华的选回和唱篇，都成了传世之作。与此同时她还参加了多部中、短篇的编演。如中篇《罗汉钱》《麒麟带》《刘胡兰》《白虎岭》《两兄弟》《三约牡丹亭》《渔家春》等。《渔家春》是她和严雪亭、华士亭等一起到青浦养鱼场深入生活后，集体编演的，书目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人物生动，很受听众欢迎。她参加的专场有《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党员登记表》《一定能办好》等。
这一阶段，朱慧珍还参加多个菁华选回的排演。如与杨振言合演的《玉翠赠凤》，与杨振雄合演的《絮阁争宠》，尤以与蒋月泉合演的《庵堂认母》和与张鉴庭合演的《寿堂唱曲》为突出。由于她对书目题旨的深刻理解，又结合自己在生活中的遭际和感受，更灌注了对被欺凌和受损害者的同情。作为精品，都灌制了唱片。
1960年左右，评弹更见兴盛，朱慧珍的演唱活动也十分繁忙，除了在书场演出之外，她与全团同志们奔走于工厂广场、农村田头，还上街作宣传演出。在此期间，她参加了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演出，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评弹唱腔流派汇演。1960年春，由于蒋月泉病嗓，她与苏似荫拼档，在杭州大华书场为陈云同志演《玉蜻蜓》半个月。演后受到陈云同志接见，交谈了近一个小时。评弹进文化广场演出，她以嘹亮的歌喉，站在面对七八千听众的大舞台上，演唱了拿手的“蒋调”“俞调”和“大九连环”，赢得了如潮的掌声。她还和全团演员排演了颇具声势的联唱《上海英雄颂》，以适应广场演出，取得了热烈的演出效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评弹节目繁荣、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朱慧珍参与了许多经典性书目的建设，她以勤奋的工作，与全团同志合作，为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共创辉煌。
1956年，国家发行公债，很多人对认购心存顾虑，犹豫观望。朱慧珍毅然兑换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再加上了自己的储蓄，都买了公债。1963年领导上号召上缴“保留工资”，她就对丈夫说，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我们的生活已经超过了一般劳动人民的水平了。这样，她说服了丈夫，把工资的保留部分都上缴了，按级别领取工资。那年河北邢台地震，她听说灾区人民损失惨重，她立即把平日省吃俭用撙节下来的三百元人民币，用“无名氏”名义捐给了灾区。在1953年她赴朝慰问回来，拿到了补发的工资，都作了抗美援朝的捐献。1958年她又想到了受美帝武装侵略饱受战争苦难的越南人民，就通过中国驻越使馆汇了五百元钱去。所有这些，都表明朱慧珍不但胸怀祖国，还有着炽热的国际主义的情怀和爱心。她没有亲生子女，特地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女儿。对这位养女，她视若亲生，赋予了真挚的母爱。
1958年全国曲艺会演，并巡回演出回来，她因妇科疾病，动了手术，出现了内分泌失调的症状。数年来排演新书目的生活，紧张地记书默书背台词，又使她患上了神经衰弱。但她从没有放弃对生活、对事业的真诚迫切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她心头的种种重负，不久使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焦虑症。先是时演时辍，终于只得离开了她心爱的书坛。她最后一次登台是196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举行的盛大演唱会上，她以一直保持的清丽圆润的歌喉，演唱了一支新编的抗日开篇。为应听众的热烈要求，又加唱了一支她的代表作《新年锣鼓响连天》，从此就息影书台了。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她作为一个习惯听从党的号召的忠诚党员，她积极写过一些大字报。后来，当她发现眼前这场运动使她无法理解和接受，越来越感到困惑时，她就沉默了。心头的困惑和烦闷，不断加深了她的忧郁症，就在这时候，她丈夫的一些不端举止和家庭生活的拂逆，加重了她的气恼和苦闷，使抑郁苦闷的情绪，时时在她的心头泛起。在1969年一个闷湿、奥热的夏日，她遽然走出家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8岁。
朱慧珍去世后，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非但不许举行任何追悼仪式，而且还强迫人家对她批判。那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宣队头头说一句“轻如鸿毛”是便当的，但他们怎能理解一个热忱的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的共产党员，心灵里蕴藏着的难言的苦恼和忧戚呢。
评弹事业失去了朱慧珍这样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像朱慧珍这样一位具有杰出的秉赋，精湛的艺术造诣，更有着高尚品德的演员，实在难得。和她长期拼档的艺术大家蒋月泉说：朱慧珍的艺术可以用“真、纯、正”三个字来概括。的确，朱慧珍对生活、对艺术是至诚、至真的。她有着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明确目标，她的艺术观是端正的，因此，她的艺术也是纯正的。
有一位旅居加拿大的老华侨，十分爱好祖国的戏曲曲艺艺术。听到朱慧珍唱的评弹录音，认为她的唱，符合科学，很有特色，准备邀请她去共同研究。可是那时朱慧珍谢世已经十年了。
虽然，人的生命有时而尽，但艺术却是永存的。今天，听众听到朱慧珍的演唱录音，赞赏之余，都深深怀念着她。
朱慧珍1921年出生于苏州东郊唯亭镇的一个清贫家庭。她父母一共生了九个孩子，八女一男。朱慧珍是最小的女儿，小名阿多，不免为父母所嫌。她父亲没有正当职业，喜欢与一些唱苏滩的票友为伍，有时一起到喜庆人家客串坐唱，得些菲薄的报酬，维持生活。1925年，江浙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四处逃难。朱慧珍随全家逃到上海。那时，朱慧珍的几个姐姐因营养不良和感染疾病相继去世。只有大姐朱桂娥、三姐朱容已经长大，学了些苏滩小曲，靠卖唱贴补家用（朱容后为知名苏滩演员）。年幼的朱慧珍便跟着父亲和两个姐姐学唱苏滩，以冀有一天也能像两个姐姐一样，用演唱苏滩来谋生。当时评弹在上海各广播电台十分盛行。从早晨直到深夜，几乎都有名家播唱节目。朱慧珍天赋嗓音清亮圆润，她父亲便要她从收音机里，跟着名艺人朱介生学唱“俞调”。“俞调”音域宽，婉转跌宕，是学唱评弹、打基本功的最好教材。这样，朱介生便成了她学唱评弹私淑的启蒙老师。这期间，她曾读过一年小学，后来便辍学了。
朱慧珍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朱慧君，也在学唱评弹。他和当时的青年演员周云瑞、吕逸安交往密切，几个人乐器都弹得好，演唱也有功力。朱慧珍常跟随他去向周云瑞、吕逸安学艺术，一起练习弹唱，艺事有了很大长进。到1937年时，她和朱慧君以票友身份，开始在上海友联、富星等民营电台播唱开篇，既唱“俞调”，也唱“薛调”“蒋调”。由于朱慧珍学艺勤奋，功底深厚，而且其嗓音更是清丽嘹亮，引起了广大听众的瞩目，给予了她“金嗓子”的美誉。
1938年，朱慧君正式拜评弹演员吴筱舫学说传统长篇《白蛇传》《玉蜻蜓》。出道之后，便与师兄、吴筱舫之子吴剑秋拼档演出。这样，吴剑秋得以接近了朱慧珍，并且挽媒向朱慧珍的父亲提出与朱慧珍结合的请求。在1939年冬，朱慧珍和吴剑秋结为夫妇，那时，她还不满二十岁，对婚事比较被动，多少有些勉强。次年就添了个女儿。不幸的是，女儿出生不久，便因病夭折了。在1941年，与吴剑秋拼档的哥哥朱慧君又暴病身亡。这些都在朱慧珍精神上留下了创伤。有一段时期，她的情绪一直是低沉的压抑的。到1946年，一位热心的同行潘伯英，见她这样，便鼓励她与丈夫吴剑秋拼档登台说书演出。当时评弹界的旧俗，男女拼档，俗称“雌雄档”是受到歧视的，夫妻更不能同台。因此，吴剑秋思想上顾虑重重，提出了种种推托，硬是为义正词严的潘伯英所说服。在潘伯英的热情敦促下，朱慧珍终于由票友转为了正式演员，并且以她出色的弹唱，在苏沪等地赢得了声誉。
朱慧珍正式登台之后，和评弹界的同道交往不多。她除了按时上书场演出外，总是留在家里练练唱和做些家务，生活得像个本分的家庭主妇。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评弹界在党的组织和发动下，成立了学习小组，朱慧珍参加潘伯英在“汇泉楼”组织的学习小组。之后，就积极参加编说新书，劳军义演等活动。1950年她与吴剑秋演唱了由潘伯英改编的新书《井儿记》，在上海市戏曲曲艺界举办的春节竞赛中得了奖。朱慧珍不再忙于沉闷的家务了，在这些紧张的活动中，她开始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在群众中，她的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
1950年左右，评弹活动频繁，十分活跃。朱慧珍成了妇女组的骨干，在妇女组排演的书戏《众星拱月》中她担任了重要角色。接着，评弹界为了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由应云卫导演，排演了书戏《林冲》，朱慧珍众望所归地成了女主角张贞娘的扮演者。在《长亭送别》一幕，她唱的由朱介生辅导的“俞调”唱篇，声情并茂，委婉动人，充分发挥了她嗓音亮丽和特色超群的深厚功力，好评如潮。在这些群众性的活动中，更激发了朱慧珍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的热忱，也坚定了她摆脱家务和家庭烦恼的决心。
1951年上半年，上海评弹界晋京演出书戏《林冲》并作抗美援朝宣传，她积极参加了，回来之后，又投入了编说新长篇书目的行列。到1951年11月上海市文化局建立以实验示范为宗旨的国家剧团——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她成为了首批加入这个革命文艺团体的十八位演员之一。
上海市人民评弹团成立后的第二天，即由上海文化局决定他们全团参加上海市文艺界治淮宣传工作队，赴皖北治淮工地，深入那里的工人、民工。工地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工人、民工们在工地上战天斗地的忘我劳动，使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受到了一次深刻而生动的教育。在工地上的火热斗争和紧张热烈的集体生活中，朱慧珍摆脱了家庭生活在她心头留下的阴影，在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里，她产生了一种热烈的翻身感，个性得到了解放，思想和性格也都有了变化。原来的拘谨开始转化为开朗，低沉的心情也变得乐观起来，表面娴静的心灵中升腾起炽热的热情之火。回到上海，她和全团同志一起创作排演了第一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她起的农村妇女王秀珍角色，所唱的热情洋溢的唱篇“新年锣鼓响连天”都成了新评弹的经典。
1952年下半年，组织上又派她参加了上海文艺界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表队去到抗美援朝的前线。那时，战争还在进行，无论行军还是住宿，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朱慧珍不辞艰苦，勇敢地完成了演出等任务。1953年夏，朱慧珍又随评弹团去了南海前沿，慰问海军舰艇及海岛。她不辞辛劳，为战士和当地人民引吭高歌。为了丰富演出节目，她整理排练了苏滩小曲《姑苏风光》。这一曲目，她后来辅导歌唱家鞠秀芳，成为了二人拿手的保留节目。
这时候，朱慧珍已经完全以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来要求自己了。在回到上海后，去江苏、浙江码头演出时，除了书场的正常演唱之外，她还主动到附近的农村、工厂、街道去进行慰问演唱。演期结束，离开书场时，她定要把借住的宿舍打扫干净，把借用的物件归还。因此，书场都反映，她已不同于过去的“说书先生”，完全像是一位部队文工团的团员了。 朱慧珍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她愿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赤诚之心，1954年10月，她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上海解放后，戏曲曲艺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党员。
朱慧珍在深入工农群众时，真诚地交朋友，体验和学习他们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并尽力灌注进自己反映现代生活的艺术创作中。努力的品德修养，也改变了她的气质。比如，在表演《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里的王秀英身上，她塑造了一位青年翻身农村妇女的形象，而且充分表现了她的青春活力的亢奋欢乐情绪。不久，她又在短篇《刘胡兰就义》中，担任刘胡兰角色。她以淳朴高尚的气质，表现了刘胡兰坚强不屈，英勇无畏的崇高精神境界，为旧评弹开了生面。
1953年秋，周恩来总理来上海时，在陈毅市长以及当时的文化局局长于伶陪同下，观看了朱慧珍演的《刘胡兰就义》。周总理为之击节、动容，十分赞赏，留下了较深印象。1958年全国曲艺会演，最后在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出。朱慧珍参加上海代表队，表演的是一个小组唱。周总理在台下看到了她，便提出要朱慧珍单独唱一个节目。后来就由朱慧珍加演了一支独唱的小曲《姑苏风光》。可见周总理还牢记着当年听她演出《刘胡兰就义》的好印象。（但是后来有人说，周总理还给了她一封信，我作为当时的带队人，可以证明，这完全是误传，是没有的事。）
朱慧珍参加上海市人民评弹团之后，成为了团的主要女演员之一。1954年到1959年，是她演出最为繁忙的时期。1954年，评弹团为了优化拼档组合，决定她与弹词名家蒋月泉拼档，担任下手，组成了后来闻名书坛的“蒋朱档”。并与作家陈灵犀合作，开始了对优秀传统长篇书目《白蛇传》和《玉蜻蜓》的加工整理。数年间，他们边改边演。紧张时，以一日一回的进度排演，终于使这两部优秀长篇，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显著的提高，获得了积极的传承。许多菁华的选回和唱篇，都成了传世之作。与此同时她还参加了多部中、短篇的编演。如中篇《罗汉钱》《麒麟带》《刘胡兰》《白虎岭》《两兄弟》《三约牡丹亭》《渔家春》等。《渔家春》是她和严雪亭、华士亭等一起到青浦养鱼场深入生活后，集体编演的，书目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人物生动，很受听众欢迎。她参加的专场有《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党员登记表》《一定能办好》等。
这一阶段，朱慧珍还参加多个菁华选回的排演。如与杨振言合演的《玉翠赠凤》，与杨振雄合演的《絮阁争宠》，尤以与蒋月泉合演的《庵堂认母》和与张鉴庭合演的《寿堂唱曲》为突出。由于她对书目题旨的深刻理解，又结合自己在生活中的遭际和感受，更灌注了对被欺凌和受损害者的同情。作为精品，都灌制了唱片。
1960年左右，评弹更见兴盛，朱慧珍的演唱活动也十分繁忙，除了在书场演出之外，她与全团同志们奔走于工厂广场、农村田头，还上街作宣传演出。在此期间，她参加了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演出，在上海音乐厅举行的评弹唱腔流派汇演。1960年春，由于蒋月泉病嗓，她与苏似荫拼档，在杭州大华书场为陈云同志演《玉蜻蜓》半个月。演后受到陈云同志接见，交谈了近一个小时。评弹进文化广场演出，她以嘹亮的歌喉，站在面对七八千听众的大舞台上，演唱了拿手的“蒋调”“俞调”和“大九连环”，赢得了如潮的掌声。她还和全团演员排演了颇具声势的联唱《上海英雄颂》，以适应广场演出，取得了热烈的演出效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评弹节目繁荣、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朱慧珍参与了许多经典性书目的建设，她以勤奋的工作，与全团同志合作，为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共创辉煌。
1956年，国家发行公债，很多人对认购心存顾虑，犹豫观望。朱慧珍毅然兑换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再加上了自己的储蓄，都买了公债。1963年领导上号召上缴“保留工资”，她就对丈夫说，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我们的生活已经超过了一般劳动人民的水平了。这样，她说服了丈夫，把工资的保留部分都上缴了，按级别领取工资。那年河北邢台地震，她听说灾区人民损失惨重，她立即把平日省吃俭用撙节下来的三百元人民币，用“无名氏”名义捐给了灾区。在1953年她赴朝慰问回来，拿到了补发的工资，都作了抗美援朝的捐献。1958年她又想到了受美帝武装侵略饱受战争苦难的越南人民，就通过中国驻越使馆汇了五百元钱去。所有这些，都表明朱慧珍不但胸怀祖国，还有着炽热的国际主义的情怀和爱心。她没有亲生子女，特地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女儿。对这位养女，她视若亲生，赋予了真挚的母爱。
1958年全国曲艺会演，并巡回演出回来，她因妇科疾病，动了手术，出现了内分泌失调的症状。数年来排演新书目的生活，紧张地记书默书背台词，又使她患上了神经衰弱。但她从没有放弃对生活、对事业的真诚迫切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她心头的种种重负，不久使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焦虑症。先是时演时辍，终于只得离开了她心爱的书坛。她最后一次登台是196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举行的盛大演唱会上，她以一直保持的清丽圆润的歌喉，演唱了一支新编的抗日开篇。为应听众的热烈要求，又加唱了一支她的代表作《新年锣鼓响连天》，从此就息影书台了。
“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她作为一个习惯听从党的号召的忠诚党员，她积极写过一些大字报。后来，当她发现眼前这场运动使她无法理解和接受，越来越感到困惑时，她就沉默了。心头的困惑和烦闷，不断加深了她的忧郁症，就在这时候，她丈夫的一些不端举止和家庭生活的拂逆，加重了她的气恼和苦闷，使抑郁苦闷的情绪，时时在她的心头泛起。在1969年一个闷湿、奥热的夏日，她遽然走出家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48岁。
朱慧珍去世后，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非但不许举行任何追悼仪式，而且还强迫人家对她批判。那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宣队头头说一句“轻如鸿毛”是便当的，但他们怎能理解一个热忱的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的共产党员，心灵里蕴藏着的难言的苦恼和忧戚呢。
评弹事业失去了朱慧珍这样一位优秀的艺术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像朱慧珍这样一位具有杰出的秉赋，精湛的艺术造诣，更有着高尚品德的演员，实在难得。和她长期拼档的艺术大家蒋月泉说：朱慧珍的艺术可以用“真、纯、正”三个字来概括。的确，朱慧珍对生活、对艺术是至诚、至真的。她有着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明确目标，她的艺术观是端正的，因此，她的艺术也是纯正的。
有一位旅居加拿大的老华侨，十分爱好祖国的戏曲曲艺艺术。听到朱慧珍唱的评弹录音，认为她的唱，符合科学，很有特色，准备邀请她去共同研究。可是那时朱慧珍谢世已经十年了。
虽然，人的生命有时而尽，但艺术却是永存的。今天，听众听到朱慧珍的演唱录音，赞赏之余，都深深怀念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