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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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8—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与文献学优势学科团队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新视野与新途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四十六所高校共七十六人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研究员致辞,他特别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应坚守中华文化本位和创造当代文化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和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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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8—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与文献学优势学科团队与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新视野与新途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学术研讨会”在云南昆明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四十六所高校共七十六人参加了会议。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跃进研究员致辞,他特别强调古代文学研究,应坚守中华文化本位和创造当代文化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和融会贯通。
其他文献
集中体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献,基本上有三个: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德意志意识形态》体现了马克思更加成熟的唯物史观,其中有这样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
文艺的源泉是什么?这是文艺研究的基本问题。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看,主要存在以物、道、理、情为源泉等几种说法。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堪称是这一问题的定论。如果将这些论述加以系统研究,则可以发现从最早的“感物”到“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实际构成了中国文艺源泉说的一条发展链。关于文艺起源,中国最早的论述见于《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
汉末魏晋流行的人物题目亦即人物品评之风,其影响扩展到对宫殿建筑、城池山川等的品题,同时影响了当时的诗歌创作。作为晋宋之际人物清谈和诗歌创作的双料名家,谢混《诫族子诗》是人物品评由口头言说落实到书面创作的典型作品之一,他不仅展示了谢混的文学才华、展示谢氏家门内部人物品评的实况,而且标志了“题目”一词由人物品题到诗文篇题的过渡节点,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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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7—29日,由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主办、桐城派学术研究中心承办的“桐城派研究前沿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桐城召开。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九十余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收到论文五十余篇。27日上午,会议开幕式由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朱宏主持,党委副书记、校长沈波致欢迎词。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中明,中国古代散文学会会长、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熊礼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评论》主编陆建德,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河南大学教授关爱和分别致开幕词。
“甲申之变”是明清易代历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不仅带来南北政权的分立,亦使两方文人遭际迥异。而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也因时间和空间的错位而呈现出时间先后、地域南北上的显著差异。滞留北京的文人多是甲申之变的亲历者,迫在眉睫的国变家难在诗歌中留下深刻烙印。相比之下,南方文人闻讯滞后月余,其诗歌中既有故国黍离的悲愤,也有因“后闻”而不能有所作为的憾恨。北都凶问与南都立国的接踵而来,又使此时南方文人的诗歌中呈现一种悲喜交错的情绪。乱世带来的地域隔绝和易代带来的家国丧乱,造成了南北文人心中无法规避的漂泊感。
宣统元年(1909),陈衍编选的《石遗室师友诗录》首刊于沈宗畸主编的《国学萃编》。其体例首列姓名、字号、籍贯、仕宦经历、著述,次为诗话,之后即所选诗作。故而最早的《石遗室诗话》并非刊载于《庸言》,而是出现在《师友诗录》中。民国间,《石遗室诗话》先后刊载于《庸言》《东方杂志》。民国十八年(1929),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陈衍致赵尊岳信中曾表达对商务印书馆此次刊行的不满,此刊本中确有很多疏漏,如将注释的小字印成与正文同样的大字,或形近而误等等。然亦有因石遗年事已高,记忆不准而致误者。民国二十四年(1935),
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学研究中心(筹)、《古典学集刊》编辑部主办的“第一届汉唐注疏思想沙龙”于2018年3月10—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八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提交八篇论文。日本京都大学古胜隆一《郭象在魏晋〈庄子〉注释史上的位置》对郭象《庄子注》与目前残存的东晋崔譔注、向秀注、司马彪注进行比较与分析,指出郭象虽然的确踏袭了三家注,但也从独自的视角出发重新全面解释《庄子》。北京大学程苏东《日传本〈五行大义〉所见古本〈春秋繁露·治顺五行篇〉辑证》厘清了日传本《五行大义》正文、注文合写的文本结构,对所引
夏侯审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傅璇琮先生《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曾附考其事迹(参见《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10—511页),后储仲君先生对其生平有较详笺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四“夏侯审”条笺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册,第67—71页。下简称《校笺》),陶敏、陈尚君两位先生又有所补正(《唐才子传校笺》卷四“夏侯审”条补正,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册,第176—177页。后陶敏对夏侯审小传又有纠订,参见《全唐诗作者小传补正》,辽海出版社2010年版,上册,第543—5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