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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今昔对比，感慨万千。我感触最深的，是世纪伟人邓小平引导中国冲破十年“文革”阴霾，由动乱走向改革开放，由“人治”走向“法治”。人民最基本的发言权和人身自由权，得到法律保障。
下面，就我在农业学大寨时期，亲历的一张署名“大字报”说起。
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八个年头，也是昔阳县宣布建成“大寨县”的第四年。在山西，“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在全国，“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引深发展。
这一年，我13岁，正在小学五年级读书。记得是夏末的一天早上，我挎着书包，从家里去皋落小学上学。当路过村中央的大戏楼前时，我看到不少村民和公社的一些干部在附近围观，走上前去一看，在墙上非常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庞大的数字填不饱社员的肚子》，结尾署名是“张毅”两个字。这张大字报被打了一个大红”X”，旁边加了一行字——“这是一张反革命大字报”。
我被吓了一大跳。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皋落大队(村)是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每天到皋落村参观取经的外地人达3000人以上：到昔阳参观访问者，每参观大寨，几乎必参观皋落。皋落大队的阶级斗争搞得十分火爆。集中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经常的事。勤劳善良的乡亲们，平时都谨言慎行，不敢乱发议论，心理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成群结队的外地参观者，一边抄写这张“大字报”，一边拍照。我想，这一下，张毅可闯下大“祸”了。
张毅和我家是邻居，同住在皋落村东巷，小名叫张麻保，弟兄5个，他排行老大。这一年，他30岁。我和他的五弟张五保同岁，又是同班同学，经常到他家玩耍。张毅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魁梧，文质彬彬，平时不多言谈，好象总有心事似的。偶尔见他独自在大街小巷散步。我听父亲说，他家祖籍河北省邢台县，他的祖父辈迁居昔阳县皋落村。他1969年毕业于平定师范，是该校的高才生。他满腹经纶，擅长写作，性格耿直，为人憨厚，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敢子仗义执言。他家的人，都很厚道，与邻居们相处得很融洽。他家和皋落村大多数家庭一样，都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五保那年13岁，经常穿着破裤子去上学。为了充饥，他父亲带着他们弟兄几个，上山挖野菜，打野榛。他母亲把野菜和野榛粉碎后，与糠面、玉米面搅和在一起，蒸窝窝头来维持生活。我和几个小伙伴经常到他家玩耍，五保趁他的父母不在，常常偷偷拿出用榛子做的窝窝头给我们吃。我们几个同学家里都很穷，经常饿肚子。当时吃那窝窝头，感觉真香啊!我还听社员们说，张毅每晚睡得很迟，经常在夜里搞写作，稿纸写得有2尺厚……
我不敢多想，揣着紧张的心，快步往村小学走去。
到了学校，刚上完一节语文课，学校突然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宋校长在会上振振有辞地说：“皋落大队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全体师生要提高警惕，小心上阶级敌人的当。”
中午放学后，我端着饭碗，坐到大街门的门墩上，一边吃饭，一边听邻居们在吃饭场(即街巷)闲聊。听他们悄悄谈论，我才对这张大字报的起因略知一二。1974年，皋落大队党支部一班人，为了保住“学大寨先进典型”这顶桂冠，向上虚报粮食产量，把大队仅有的库存粮食和社员维持生活的口粮全部上缴给国家，致使社员生活青黃不接，常常缺粮断顿，全村2/3的人饿肚子。正好那年9月中旬，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主席奥约斯一行12人，到中国考察粮食储备和粮食安全问题，专门指定要到当时的“大寨县”——昔阳县考察。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和专家，于9月14日到达大寨大队参观访问。按照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的日程安排，他们准备第二天驱车到距大寨村东南70里的皋落大队考察，而且要亲自到库房察看粮食，深入农户考察社员的生活。
皋落大队是昔阳县的第一个大村，是当时学大寨由落后变“先进”的典型。公社的解说员，对外经常这样宣传皋落大队：“过去是，村大、人多、心不齐，学习大寨不容易；现在是，村大、人多、力量大，学习大寨大变化。”全村有800多户3000多口人，耕种着6000多亩土地，人称皋落村是昔阳县的“小江南”、“米粮仓”。
这时，皋落大队的“米粮仓”，基本上没有粮食。为了应付外宾参观和省、地、县领导的检查，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决定，提前从皋落粮站(直属县粮食局)调运粮食，补充皋落大队的粮食库存。
家住皋落公社驻地附近的张毅，得知这一情况后，出于人民教师的正义感，当天晚上以《庞大的数字填不饱社员的肚子》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揭露皋落公社和皋落大队干部弄虚作假、骗上瞒下的卑劣行径。
他趁夜深人静，将这张大字报贴在了位于皋落村中央的大戏楼前面的显眼地方，并在大字报的后面，直接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张毅写的这张大字报，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皋落村，在整个昔阳县，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成为轰动全县的爆炸性新闻。它给当时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第二天，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和专家，在省、地、县领导的陪同下，到皋落村参观考察，被公社和大队干部彻底欺骗了。虽然皋落公社和皋落大队干部弄虚作假，蒙混过了关，但是，这张大字报却被其它外地参观者抄录下来，并用照相机拍了照。据说，其中不乏中央级大报的记者。
后来，我还听人说，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被反映到中央，还被写入《中共中央内参》上。
第三天，被揭穿老底的皋落公社和皋落大队干部，恼羞成怒，立即将这一事件通报给昔阳县的决策层。同时，惊动了在中央任高官的陈永贵。
第四天，张毅以“现行反革命罪”、“污蔑大寨红旗罪”被逮捕，判刑5年。在公开逮捕、宣判他的那一天晚上，县、公社和大队，在皋落村大礼堂开了近一个通宵的批斗大会。昔阳人民广播电台和皋落公社广播站，进行了现场全程通宵直播(当时没有录像和电视直播)。全公社20个大队(村)，共有2万多社员参加了批斗大会，史上号称“两万人批斗会”。大礼堂盛不下这么多人，礼堂外的大街和广场上，站满了参加会议的社员。大街两旁的墙壁上，到处张贴着“打倒张麻保”的标语。
学校指定我们五年级甲、乙、丙3个班的150多名同学，一个也不落，必须全部去参加这次批斗会，到现场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接受斗争的考验。我和张毅的五弟张五保，同在五年级丙班读书。在批斗会现场，他亲眼目睹了“批斗”、逮捕他的大哥张毅的过程。这次批斗会，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在批斗会现场，“火药味”极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台的两侧站着四名手持带刺刀步枪的警察，台的中央端坐着县委、县法院、县公安局的领导和公社干部。“打倒张麻保”的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张毅在台上遭到了非人的折磨，他先是被“红卫兵闯将”打耳光、遭唾骂：接着，又被折 回两只胳膊，“坐喷气式飞机”。张毅身高1.8米，人高马大，气大如牛，据说一人能拉动一部吉普车，而且走20米不喘气。要是与他打架，10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在批斗台上，他威武不屈，横眉冷对“红卫兵”的折磨。两个红卫兵按不下他的头，四个红卫兵压不弯他的腰。两名公安干警想把他的两臂折回身后，用绳子去捆绑他，却因气力小，怎么也捆不住他。这时，从台下跳到台上10个红卫兵，从后台走出5名大个子警察，才将他五花大绑，勒绑成一个“刺猬状”。这15名批斗会的“急先锋”，狠命地拽着捆绑他的绳子，将他提高2米，又使劲将他摔在台上，一共摔了他5次，……直把张毅摔得鼻青脸肿，几乎接近窒息，其状惨不忍睹。
在此过程中，五保一直低着斗，不敢往台上看一眼。过了老半天，我看到五保往台上瞅了一下，霎时眼泪象断线的珠子夺眶而出，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不停地啜泣着。眼泪和鼻涕交织在一起，沾湿了大半个袖子。他的哭声，令人心酸，深深感染着我们这些小同学。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5年级3个班的150多名同学，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女生被惊吓得痛哭流涕，男生被惊吓得目瞪口呆，忘记了举拳头、呼口号。我观察到，不少参加批斗会的大人们，也在台下悄悄抹眼泪。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有同情的；有愤恨的；有不明真相看热闹的；有四顾茫然，不知所措的。
这时，批斗会达到高潮。在台下，批斗会的骨干——时任皋落公社供销社主任的张某，站在台前，面向参会的群众，举起右臂带头呼口号。在他带领下，全场2万多人振臂高呼，“打倒张麻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口号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大有能把皋落村大礼堂掀翻之势。
我身临其境，目睹其状，心里很复杂，感触颇深。到底谁对?谁错?谁真?谁假?谁在讲真话?谁在说假话?谁在愚弄人民?谁在置人民的贫穷于不顾?谁在拿老百姓的“生命粮”当儿戏?天理何在?正义何存?
大会结束时，已是凌晨两点。张毅被用绳子反绑着双臂，腰向前弯下90度，被6名持枪警察押着走下台来；前面有4名警察持枪开路，后面有8名臂戴袖章的红卫兵紧跟着，路过参加会议的群众，走出会场，被押解到皋落公社的大院内，待县、乡、村干部吃完“加班饭”后，准备押回县城。这时，我看到公社大门上了3把大锁；散会的社员又在公社门前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看热闹，有的抱不平。我听到，从公社院内先是传出推杯论盏、喝酒划拳的声音。大约过了半小时，突然又听到从院内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痛喊声。人们说，这是张毅的喊声。
原来，皋落公社和皋落大队的领导干部，感到在刚才的批斗会上，在捆绑张毅的过程中，没有插上手，感到“不解恨”，“不过瘾”，他们在关押张毅的小屋内，先给他松开帮，又重新用绳子把他勒绑了多次，同时抬高摔了他多次。想封官晋爵的8名“红卫兵闯将”，还有粮站、供销社和小学的3名临时工，急于想转为正式工，便借此机会表现自己，在那间囚禁张毅的小屋内，对张毅进行长时间的拳打脚踢。
在堂堂人民公社院内，张毅再一次遭到了非人的折磨!
这时，我看到，五保在已上锁的公社大门外，哭得痛不欲生，他不顾一切大声呼喊着：“大哥，大哥!”这哭喊声，撕破长夜的宁静，犹如根根钢针，直刺在场群众的心。我的眼泪也不停地掉下来。
凌晨3点，吃饱喝足的县、社、队三级干部，把张毅押上囚车。我看到四保和五保含着眼泪，挤到囚车前，把一件旧棉袄递给了一名警察，经这名警察允许，他俩爬到了囚车窗前，又喊了一声他们大哥的名字。张毅在囚车里，对着囚车窗外的四保和五保说：“别哭，我会回来的。你俩要好好读书。”
岁月如水，历史如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昔阳23万人民，以及皋落村300。多父老乡亲挨饿受穷的命运。事实证明，张毅写的《庞大的数字填不饱社员的肚子》的大字报，是一张实事求是的大字报，是敢于揭露事实真相，反映社情民意的大字报。
后来，据昔阳县的史料证实，张毅写的这张大字报所反映的情况，很符合昔阳的实际。那时，皋落大队以及昔阳县23万人民，以大寨人为榜样，搬山填沟造平原，建设保水、保土、保肥的“海绵梯田”，进行着“一天两送饭，晚上加班干”的艰苦劳作，却有一半人吃不饱肚子。大部分家庭以玉米面加糠面做的“窝窝头”当干粮，以山药蛋为主要蔬菜，甚至把山药蛋当口粮。有2/3的家庭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5口以上家庭占到全县家庭的1/3，这些家庭全年只能吃上一斤麻油。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刻，在“万马齐喑”的社会大背景下，这张大字报能面世，十分得民心，万分顺民意。可以说，它是昔阳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是昔阳人民思想大解放的重要里程碑!张毅同志不畏高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秉笔直书，敢讲真话，为民请愿，表现了他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和一名爱国、爱家乡青年，为伸张正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表现了他正直无私，甘当人梯，勇于献身，无怨无悔的风骨。昔阳老百姓称他是“敢于碰硬的闯将”，是“敢讲真话的英雄”。昔阳史册将永远记住张毅的名字，昔阳的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张毅!
张毅冤案，是典型的“人治”践踏法制的案件。为张毅同志平反，是昔阳县拨乱反正的先声，是中共昔阳县委和昔阳人民思想大解放的重要标志。是昔阳县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开端。
1979年11月底，中共昔阳县委、昔阳县人民法院、昔阳县公安局，在皋落村大礼堂召开为张毅同志平反大会。我又参加了这个大会。在大会上，县委为张毅同志恢复了名誉，并充分肯定了他写的《庞大的数字填不饱社员的肚子》的大字报，是一张实事求是的大字报；同时，县公安局对张毅同志进行了经济补偿。当时参加会议的社员，把皋落村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礼堂外又站满了从邻村赶来旁听的群众。当县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张毅罪名的决定时，台下的群众齐声欢呼，掌声雷动。大部分群众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我想，这热泪是老百姓久贫思富的热泪，是希望国家走向民主化、法制化轨道的热泪，是老百姓期盼政府主持公道，期盼社会公平正义的热泪!
这次大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毅同志在会上说的一句感人肺腑的话。他说：“我感谢政府为我平反。我更感谢邓小平为中国人开创了一个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时代”。他的话不仅感人至深，而且富有哲理，发人深思。我在想，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是邓小平改变了张毅的命运。
时过境迁30年，我这年近半百的人，前后经历了两个时代，前后参加了“逮捕张毅”和“为张毅平反”两个大会，感触颇多。“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大浩劫，他给中国人和中国无数家庭造成的，确实是一场大灾难。在那年月，人们说话和做事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被判定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据史料记载，1966年～1979年，昔阳县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2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1％：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3000人，平均每70个人就摊得上一个：共造成141人非正常死亡。“七斗八斗”，“斗”得昔阳县人心惶惶；“七斗八斗”，禁锢了群众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走向民主化、法制化轨道。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张毅冤案不会再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敢于承认错误，勇于纠正错误。
1979年至1982年，是中国的“拨乱反正年”，也是昔阳县拨乱反正的关键年。从全国来讲，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带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直接受到“共和国第一冤案”牵连、遭到迫害甚至判刑的2.8万人，都获得了新生，
据统计，从1978年底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并多次组织追悼会或致悼辞。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全国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历史的悲剧终于结束。
从昔阳县来看，1979年至1980年，县委积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共平反冤、假、错案3028件，其中平反因所谓“反大寨”、“不学大寨”、“非议大寨”而被判刑的案件有1000多件。共为2061名干部和群众“摘帽”，并恢复了名誉。
责编 张潇中
下面，就我在农业学大寨时期，亲历的一张署名“大字报”说起。
1974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八个年头，也是昔阳县宣布建成“大寨县”的第四年。在山西，“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在全国，“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引深发展。
这一年，我13岁，正在小学五年级读书。记得是夏末的一天早上，我挎着书包，从家里去皋落小学上学。当路过村中央的大戏楼前时，我看到不少村民和公社的一些干部在附近围观，走上前去一看，在墙上非常显眼的地方，贴着一张大字报，大字报的题目是《庞大的数字填不饱社员的肚子》，结尾署名是“张毅”两个字。这张大字报被打了一个大红”X”，旁边加了一行字——“这是一张反革命大字报”。
我被吓了一大跳。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皋落大队(村)是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每天到皋落村参观取经的外地人达3000人以上：到昔阳参观访问者，每参观大寨，几乎必参观皋落。皋落大队的阶级斗争搞得十分火爆。集中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经常的事。勤劳善良的乡亲们，平时都谨言慎行，不敢乱发议论，心理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中。成群结队的外地参观者，一边抄写这张“大字报”，一边拍照。我想，这一下，张毅可闯下大“祸”了。
张毅和我家是邻居，同住在皋落村东巷，小名叫张麻保，弟兄5个，他排行老大。这一年，他30岁。我和他的五弟张五保同岁，又是同班同学，经常到他家玩耍。张毅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魁梧，文质彬彬，平时不多言谈，好象总有心事似的。偶尔见他独自在大街小巷散步。我听父亲说，他家祖籍河北省邢台县，他的祖父辈迁居昔阳县皋落村。他1969年毕业于平定师范，是该校的高才生。他满腹经纶，擅长写作，性格耿直，为人憨厚，乐于助人，好打抱不平，敢子仗义执言。他家的人，都很厚道，与邻居们相处得很融洽。他家和皋落村大多数家庭一样，都很穷，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五保那年13岁，经常穿着破裤子去上学。为了充饥，他父亲带着他们弟兄几个，上山挖野菜，打野榛。他母亲把野菜和野榛粉碎后，与糠面、玉米面搅和在一起，蒸窝窝头来维持生活。我和几个小伙伴经常到他家玩耍，五保趁他的父母不在，常常偷偷拿出用榛子做的窝窝头给我们吃。我们几个同学家里都很穷，经常饿肚子。当时吃那窝窝头，感觉真香啊!我还听社员们说，张毅每晚睡得很迟，经常在夜里搞写作，稿纸写得有2尺厚……
我不敢多想，揣着紧张的心，快步往村小学走去。
到了学校，刚上完一节语文课，学校突然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宋校长在会上振振有辞地说：“皋落大队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全体师生要提高警惕，小心上阶级敌人的当。”
中午放学后，我端着饭碗，坐到大街门的门墩上，一边吃饭，一边听邻居们在吃饭场(即街巷)闲聊。听他们悄悄谈论，我才对这张大字报的起因略知一二。1974年，皋落大队党支部一班人，为了保住“学大寨先进典型”这顶桂冠，向上虚报粮食产量，把大队仅有的库存粮食和社员维持生活的口粮全部上缴给国家，致使社员生活青黃不接，常常缺粮断顿，全村2/3的人饿肚子。正好那年9月中旬，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主席奥约斯一行12人，到中国考察粮食储备和粮食安全问题，专门指定要到当时的“大寨县”——昔阳县考察。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和专家，于9月14日到达大寨大队参观访问。按照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的日程安排，他们准备第二天驱车到距大寨村东南70里的皋落大队考察，而且要亲自到库房察看粮食，深入农户考察社员的生活。
皋落大队是昔阳县的第一个大村，是当时学大寨由落后变“先进”的典型。公社的解说员，对外经常这样宣传皋落大队：“过去是，村大、人多、心不齐，学习大寨不容易；现在是，村大、人多、力量大，学习大寨大变化。”全村有800多户3000多口人，耕种着6000多亩土地，人称皋落村是昔阳县的“小江南”、“米粮仓”。
这时，皋落大队的“米粮仓”，基本上没有粮食。为了应付外宾参观和省、地、县领导的检查，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决定，提前从皋落粮站(直属县粮食局)调运粮食，补充皋落大队的粮食库存。
家住皋落公社驻地附近的张毅，得知这一情况后，出于人民教师的正义感，当天晚上以《庞大的数字填不饱社员的肚子》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揭露皋落公社和皋落大队干部弄虚作假、骗上瞒下的卑劣行径。
他趁夜深人静，将这张大字报贴在了位于皋落村中央的大戏楼前面的显眼地方，并在大字报的后面，直接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张毅写的这张大字报，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皋落村，在整个昔阳县，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成为轰动全县的爆炸性新闻。它给当时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兜头浇了一桶“冷水”。
第二天，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员和专家，在省、地、县领导的陪同下，到皋落村参观考察，被公社和大队干部彻底欺骗了。虽然皋落公社和皋落大队干部弄虚作假，蒙混过了关，但是，这张大字报却被其它外地参观者抄录下来，并用照相机拍了照。据说，其中不乏中央级大报的记者。
后来，我还听人说，这张大字报的内容被反映到中央，还被写入《中共中央内参》上。
第三天，被揭穿老底的皋落公社和皋落大队干部，恼羞成怒，立即将这一事件通报给昔阳县的决策层。同时，惊动了在中央任高官的陈永贵。
第四天，张毅以“现行反革命罪”、“污蔑大寨红旗罪”被逮捕，判刑5年。在公开逮捕、宣判他的那一天晚上，县、公社和大队，在皋落村大礼堂开了近一个通宵的批斗大会。昔阳人民广播电台和皋落公社广播站，进行了现场全程通宵直播(当时没有录像和电视直播)。全公社20个大队(村)，共有2万多社员参加了批斗大会，史上号称“两万人批斗会”。大礼堂盛不下这么多人，礼堂外的大街和广场上，站满了参加会议的社员。大街两旁的墙壁上，到处张贴着“打倒张麻保”的标语。
学校指定我们五年级甲、乙、丙3个班的150多名同学，一个也不落，必须全部去参加这次批斗会，到现场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接受斗争的考验。我和张毅的五弟张五保，同在五年级丙班读书。在批斗会现场，他亲眼目睹了“批斗”、逮捕他的大哥张毅的过程。这次批斗会，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
在批斗会现场，“火药味”极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台的两侧站着四名手持带刺刀步枪的警察，台的中央端坐着县委、县法院、县公安局的领导和公社干部。“打倒张麻保”的口号，此起彼伏，震耳欲聋。张毅在台上遭到了非人的折磨，他先是被“红卫兵闯将”打耳光、遭唾骂：接着，又被折 回两只胳膊，“坐喷气式飞机”。张毅身高1.8米，人高马大，气大如牛，据说一人能拉动一部吉普车，而且走20米不喘气。要是与他打架，10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在批斗台上，他威武不屈，横眉冷对“红卫兵”的折磨。两个红卫兵按不下他的头，四个红卫兵压不弯他的腰。两名公安干警想把他的两臂折回身后，用绳子去捆绑他，却因气力小，怎么也捆不住他。这时，从台下跳到台上10个红卫兵，从后台走出5名大个子警察，才将他五花大绑，勒绑成一个“刺猬状”。这15名批斗会的“急先锋”，狠命地拽着捆绑他的绳子，将他提高2米，又使劲将他摔在台上，一共摔了他5次，……直把张毅摔得鼻青脸肿，几乎接近窒息，其状惨不忍睹。
在此过程中，五保一直低着斗，不敢往台上看一眼。过了老半天，我看到五保往台上瞅了一下，霎时眼泪象断线的珠子夺眶而出，他一把鼻涕一把泪，不停地啜泣着。眼泪和鼻涕交织在一起，沾湿了大半个袖子。他的哭声，令人心酸，深深感染着我们这些小同学。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5年级3个班的150多名同学，都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女生被惊吓得痛哭流涕，男生被惊吓得目瞪口呆，忘记了举拳头、呼口号。我观察到，不少参加批斗会的大人们，也在台下悄悄抹眼泪。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有同情的；有愤恨的；有不明真相看热闹的；有四顾茫然，不知所措的。
这时，批斗会达到高潮。在台下，批斗会的骨干——时任皋落公社供销社主任的张某，站在台前，面向参会的群众，举起右臂带头呼口号。在他带领下，全场2万多人振臂高呼，“打倒张麻保”，“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口号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大有能把皋落村大礼堂掀翻之势。
我身临其境，目睹其状，心里很复杂，感触颇深。到底谁对?谁错?谁真?谁假?谁在讲真话?谁在说假话?谁在愚弄人民?谁在置人民的贫穷于不顾?谁在拿老百姓的“生命粮”当儿戏?天理何在?正义何存?
大会结束时，已是凌晨两点。张毅被用绳子反绑着双臂，腰向前弯下90度，被6名持枪警察押着走下台来；前面有4名警察持枪开路，后面有8名臂戴袖章的红卫兵紧跟着，路过参加会议的群众，走出会场，被押解到皋落公社的大院内，待县、乡、村干部吃完“加班饭”后，准备押回县城。这时，我看到公社大门上了3把大锁；散会的社员又在公社门前围得水泄不通。他们有的看热闹，有的抱不平。我听到，从公社院内先是传出推杯论盏、喝酒划拳的声音。大约过了半小时，突然又听到从院内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痛喊声。人们说，这是张毅的喊声。
原来，皋落公社和皋落大队的领导干部，感到在刚才的批斗会上，在捆绑张毅的过程中，没有插上手，感到“不解恨”，“不过瘾”，他们在关押张毅的小屋内，先给他松开帮，又重新用绳子把他勒绑了多次，同时抬高摔了他多次。想封官晋爵的8名“红卫兵闯将”，还有粮站、供销社和小学的3名临时工，急于想转为正式工，便借此机会表现自己，在那间囚禁张毅的小屋内，对张毅进行长时间的拳打脚踢。
在堂堂人民公社院内，张毅再一次遭到了非人的折磨!
这时，我看到，五保在已上锁的公社大门外，哭得痛不欲生，他不顾一切大声呼喊着：“大哥，大哥!”这哭喊声，撕破长夜的宁静，犹如根根钢针，直刺在场群众的心。我的眼泪也不停地掉下来。
凌晨3点，吃饱喝足的县、社、队三级干部，把张毅押上囚车。我看到四保和五保含着眼泪，挤到囚车前，把一件旧棉袄递给了一名警察，经这名警察允许，他俩爬到了囚车窗前，又喊了一声他们大哥的名字。张毅在囚车里，对着囚车窗外的四保和五保说：“别哭，我会回来的。你俩要好好读书。”
岁月如水，历史如鉴。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彻底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昔阳23万人民，以及皋落村300。多父老乡亲挨饿受穷的命运。事实证明，张毅写的《庞大的数字填不饱社员的肚子》的大字报，是一张实事求是的大字报，是敢于揭露事实真相，反映社情民意的大字报。
后来，据昔阳县的史料证实，张毅写的这张大字报所反映的情况，很符合昔阳的实际。那时，皋落大队以及昔阳县23万人民，以大寨人为榜样，搬山填沟造平原，建设保水、保土、保肥的“海绵梯田”，进行着“一天两送饭，晚上加班干”的艰苦劳作，却有一半人吃不饱肚子。大部分家庭以玉米面加糠面做的“窝窝头”当干粮，以山药蛋为主要蔬菜，甚至把山药蛋当口粮。有2/3的家庭过年才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5口以上家庭占到全县家庭的1/3，这些家庭全年只能吃上一斤麻油。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刻，在“万马齐喑”的社会大背景下，这张大字报能面世，十分得民心，万分顺民意。可以说，它是昔阳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是昔阳人民思想大解放的重要里程碑!张毅同志不畏高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秉笔直书，敢讲真话，为民请愿，表现了他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和一名爱国、爱家乡青年，为伸张正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表现了他正直无私，甘当人梯，勇于献身，无怨无悔的风骨。昔阳老百姓称他是“敢于碰硬的闯将”，是“敢讲真话的英雄”。昔阳史册将永远记住张毅的名字，昔阳的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张毅!
张毅冤案，是典型的“人治”践踏法制的案件。为张毅同志平反，是昔阳县拨乱反正的先声，是中共昔阳县委和昔阳人民思想大解放的重要标志。是昔阳县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开端。
1979年11月底，中共昔阳县委、昔阳县人民法院、昔阳县公安局，在皋落村大礼堂召开为张毅同志平反大会。我又参加了这个大会。在大会上，县委为张毅同志恢复了名誉，并充分肯定了他写的《庞大的数字填不饱社员的肚子》的大字报，是一张实事求是的大字报；同时，县公安局对张毅同志进行了经济补偿。当时参加会议的社员，把皋落村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大礼堂外又站满了从邻村赶来旁听的群众。当县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张毅罪名的决定时，台下的群众齐声欢呼，掌声雷动。大部分群众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我想，这热泪是老百姓久贫思富的热泪，是希望国家走向民主化、法制化轨道的热泪，是老百姓期盼政府主持公道，期盼社会公平正义的热泪!
这次大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毅同志在会上说的一句感人肺腑的话。他说：“我感谢政府为我平反。我更感谢邓小平为中国人开创了一个能讲真话、敢讲真话的时代”。他的话不仅感人至深，而且富有哲理，发人深思。我在想，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也是邓小平改变了张毅的命运。
时过境迁30年，我这年近半百的人，前后经历了两个时代，前后参加了“逮捕张毅”和“为张毅平反”两个大会，感触颇多。“文化大革命”确实是一场大浩劫，他给中国人和中国无数家庭造成的，确实是一场大灾难。在那年月，人们说话和做事稍有不慎，就会被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被判定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据史料记载，1966年～1979年，昔阳县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2000多人，占全县人口的1％：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3000人，平均每70个人就摊得上一个：共造成141人非正常死亡。“七斗八斗”，“斗”得昔阳县人心惶惶；“七斗八斗”，禁锢了群众的思想，束缚了人们的手脚。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走向民主化、法制化轨道。历史的悲剧不会重演!张毅冤案不会再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敢于承认错误，勇于纠正错误。
1979年至1982年，是中国的“拨乱反正年”，也是昔阳县拨乱反正的关键年。从全国来讲，刘少奇冤案的彻底平反，带动了整个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进行。直接受到“共和国第一冤案”牵连、遭到迫害甚至判刑的2.8万人，都获得了新生，
据统计，从1978年底到1980年，邓小平先后参加了13次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并多次组织追悼会或致悼辞。到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结束，全国有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由此得到解脱。历史的悲剧终于结束。
从昔阳县来看，1979年至1980年，县委积极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共平反冤、假、错案3028件，其中平反因所谓“反大寨”、“不学大寨”、“非议大寨”而被判刑的案件有1000多件。共为2061名干部和群众“摘帽”，并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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