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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自己一个理由，和外界、热点不那么发生联系，只写自己想写的，一切也还好”
“苏珊·桑塔格说：‘我们从电影中学会了昂首阔步、吸烟、接吻、打架和痛不欲生。电影教你如何增加个人魅力，比如即使不下雨，穿雨衣也会更帅气。’当我在人生的旅途中渐行渐远，才发现并非完全如此。真正好的电影能让我们看清现实。电影将我们带往别处，也告诉我们身在何处。”
2016年12月3日，知名影评人卫西谛启动了他酝酿已久的计划“和电影生活在一起”：花一整年重温影史杰作，每天看一部经典电影，写一篇观影日志。“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多么了不起。我只想带着初心和好奇心，去观察固定的观影行为如何嵌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像是长达一年的、一个人的电影节。”
12月中旬，刚完成颇具雄心与挑战的整年项目，卫西谛来到上海主持“2017青年导演海上影展”。我们约在影城附近名为“1900”的咖啡吧碰面，熟悉的店名让人忆起那个犹豫了好久、最终都没有上岸的“海上钢琴师”。
“对我来说，生活与电影的关系，或者说现实与想象就像河与岸。现实如岸约束着想象，但想象却也像河流一样，日以继夜地改变着现实的面貌。”
卫西谛语速平缓，情绪内敛，他穿斜纹黑毛衣，内搭浅蓝衬衫，配副斯文眼镜，颇为低调，但脚上的绛色皮鞋确乎泄露了这位为电影痴狂的70后文青的微妙品味。“我从电影那里看见现实冰山的耀眼一角，灵魂森林的幽暗深处。电影让我们的视线不必受限于当下，但真正教会我们生活的仍然是生活本身。”
卫西谛说，他开始“和电影生活在一起”，是受《纽约客》影评人大卫·丹比（David Denby）的启发。1991年，48岁的丹比回到30年前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学习了两门人文课，他花了一整年，重读了从荷马、柏拉图到康拉德、伍尔夫等人的经典作品，并写成一本《伟大的书》。
“我已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但没有原则，我拥有本能但没有信念。”丹比在书中前言里写下的这段话，让人到中年的卫西谛颇有共鸣。“这句话实际引起我共鸣的是，由落差造成的焦虑。这个落差大概就是内心既有的东西和外部世界变幻的不适应所造成的。也就是确实很茫然。比如：我之前写专栏的传统媒体衰落了，而新兴的媒体写作自己是不适应的。有些东西你不知道如何表达了，我感觉这个时代需要你更快速、更简单、更不容怀疑地写下你的文字言论。当然也许这不光是写作方面的，更是方方面面的。”
丹比的经历也给了卫西谛启发，“我就想，自己也可以花一整年‘重读经典’。对我而言，我的人文知识来自于电影这所学校，那我就去重温影史上的杰作。我想花一段时间去回看，曾经让我为之惊异和感动的经典。”
如果从BBS时代算起，卫西谛写影评已近二十年。
从最早“后窗看电影”的论坛版主，到4年前“后窗放映”项目的小众文艺片推手，他和电影早已“生活”在一起，但他坦言，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自己非常渴望暂停和电影的关系。
“我并没有厌倦观影，也没有厌倦为电影写下真情实感，但我确实厌倦了以此为生，这种厌倦使我近年推掉了几乎所有专栏——同时看着我曾服务过的媒体萧条或倒闭……当我逐渐疏远电影，去长时间旅行、拍照或宅在家里读小说，却对它产生另一种渴望和亲近的心情。这种感觉像恋爱一样。”
对卫西谛而言，365天“和电影生活在一起”更像是某种寻回初恋的仪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是一名土木工程设计员，整日坐在拥挤的办公室里，面对堆积如山的图纸和计算书，“用复杂的程式给建筑物配上混凝土标号和钢筋根数。”刚迈入社会不久，他就花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台VCD机，把它接到床头一台宾馆淘汰的14寸电視机上，他的个人影迷时代正式到来，“卫西谛”（VCD谐音）的笔名也随之诞生。
那个年头，“西祠胡同”这样的空间聚起大批趣味相投的资深影迷，卫西谛也是个中积极分子。1998年入冬某晚，他创建了单独的电影论坛版区“后窗看电影”，还想了句很文艺的宣传语：“电影是生活的一扇后窗。”卫西谛后来在文章中坦言，其实当时他还没看过希区柯克的《后窗》，“虽说抒情得有点夸张，但对我个人而言，电影真是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的人生透了一口气。在我每天骑车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看不见未来的时候，它让我看见了一点梦想的光芒。”
这是一场长情的爱恋，卫西谛在“后窗看电影”上分享资讯、评论、观点，曾经影响过一大批影迷，后来这名工程设计员索性辞了工作，专职写影评。基于在圈内的影响力，他还成为各种独立影展的选片人。
2009年9月，卫西谛在山西平遥住了一个礼拜，参加一个中国独立影像文献及作品的巡展，名字叫“这里发生了什么？”展厅在古城柴油机厂的某个车间，放映场所是车间最深处搭的简易黑棚，起初两天阴雨连绵，车间渗漏，塑料顶篷兜着很多水，时刻有倒塌之虞，不得不由人工用木棒去顶，让水泄在放映棚内。结果观众都坐在浅浅的水坑里。“我们感慨说，这个展‘复原’了独立电影最初期的放映条件和观影模式。即便如此，我和很多纪录片、剧情片作者们仍然觉得这种集体生活很有意思，大家每天一起吃住、观影、讨论、在古城街道上游荡，享受无所事事的生活。这似乎也是小影展最好的赐予。”
2013年5月，因对独立电影只在咖啡馆和大学放映的状况不满，卫西谛和同道中人联合发起“后窗放映”项目，以南京为起点，在全国十几座城市寻找影院谈合作，放映国产艺术电影。
“由于受到主流大片观念的误导，很多年轻人以为小成本文艺片无需在电影院里观看，他们已经习惯坐在显示器前观看这类电影。影迷逐渐成为一座座孤岛。实际上，文艺片同样需要坐在安静与黑暗的影院里，精神聚焦于银幕上投影出的人物和故事，当身处人群中分享所爱的电影时，你会发现欢乐和忧伤的气氛都会别具感染力。‘后窗放映’所做的，也是试图召唤文艺中青年重回影院。同时，放映活动也会让影迷从线上回归线下，有一个新的社交平台。” 2013年年底，“后窗放映”將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千锤百炼》推广到七十多座城市的三百多家影院，这样的成绩引起了美国权威媒体《好莱坞报道》的关注，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上映的纪录片”。
提及推广“后窗放映”的动力，卫西谛念念不忘一个小故事。多年前，纪录片导演黄文海去日本参加影展，当中有天翻译陪同参加了一个重要活动，貌似是某位日本电影大师的回顾展。坐定熄灯后，银幕上一片黑暗，就听有一男一女在说话，说了半天电影也不开场。他听不懂日语，问翻译怎么回事。翻译说：今天放的是成濑巳喜男的电影，胶片已经遗失了，所以那两个演员在念剧本。
“每次想起这个故事，总会让我感动。在集体的黑暗中，电影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所以让电影回归电影院，是‘文艺片’传播中的一个契约。”
去年动念“和电影生活在一起”时，卫西谛就决定以《一一》开启整年项目。
“这十五六年间看过很多遍《一一》，发现自己感动来得越来越早。现在只要看到第二个镜头，一群参加婚宴的人在阳光里远远面向镜头、也面向我走来，和着淡淡配乐，就快要泪眼婆娑了。因为我已然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将要经历挫败和狼狈，将要发现内心的孤独。”
卫西谛的观影计划，始于杨德昌的《一一》，止于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比较两位台湾电影新浪潮导演，杨德昌更意气一点，《一一》已淡了许多，其实他中间很愤怒，你看他拍《麻将》或《独立时代》，不是嬉笑怒骂，是完全怒骂，但他又很理性，把那个结构做得严谨精密，随着年龄增长、电影技巧更好，我觉得《一一》已经很克制了，但他还是有意气的，比如里头NJ就会问，‘什么都是假的，你活着有什么是真的？’侯孝贤电影里不会有人这么直接地问，你看《南国再见，南国》都没有剧本，他喜欢的东西是现场。”
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整年365部影片，每部都是卫西谛“私人电影史”上的杰作。“在这样的电影面前，我们能明确感受到一种孤单，同时又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这种感觉大概就是约翰·伯格所说的‘电影是庇护所’吧。”
细数心中影史最佳，卫西谛首推《迷魂记》，在美国自驾从洛杉矶前往旧金山的路途中，他曾循着电影场景走了一遍“眩晕之旅”。“我很喜欢希区柯克，他用电影手法不光讲了个故事，还呈现了人物的心理经验。当我夜里重看《迷魂记》，发现真实的旅程也介入了观影感受。这真是一部极为丰富、复杂的电影，永远未知、永远可以得到不同的解读，每次看都有一种爱欲与罪恶的莫名快感，令人战栗地不断接近心灵深渊。”
为了实现整年计划，卫西谛每天要挤出至少4小时“陪伴”电影，完成观影和写作两项任务，在家用投影或电视，如果在旅途中，就只能用笔记本。他在酒店、火车、飞机上都“嗑”过片。有两三周恰逢电影节，就在影院看。项目过半时，他曾感叹：“消耗最大的谈不上体力或脑力，有可能是感受力。几乎将所有感官与经验调适到峰值，去捕捉电影所带来的遥远记忆或细微情绪，然后试着用文字尽力记录下来。”
正如公众号取名“卫西谛照常生活”，这一年，卫西谛并没有因为这个项目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和朋友们一起去西班牙自驾半个月；给上海电影节连续选片两个月；陪岳父母去日本旅游；出版新书《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去若干城市做宣传；和太太的工作室合作了一个叫“四百下”的帆布包品牌；最后一个月甚至是在广东梅县的剧组里度过的，他受邀扮演了“小镇上某个温柔又落寞的牙医”。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的前半年，大多数时候卫西谛都是一个人在看片，偶有朋友相伴。“有非常法式的爱看文艺片的人，现场有互动。也有朋友常说今天你放我来看，但每次都看着看着就睡了，睡到最后结束，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观看肯·洛奇的《男孩与鹰》那晚，卫西谛邀请了妻子金泉陪看。“她是第一次看《男孩与鹰》，看到男孩驯养的鹰被杀死，和我第一次看时一样，她当然泪流满面。洗完脸她跟我说，不知为什么竟那么伤心，因为也知道对男孩来说，不久之后这事也许就过去了，对于成长而言，这是件小事，但鹰被杀死时，好像看见自己童年的爱和野性也被杀死了一样。”
12月3日，卫西谛终于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最后形成约60万字影志，把亲友读者着实震了一下，但他自己倒挺淡定。“坦白说，我知道电影其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仍然愿意信任它、期待它，让它继续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开始透过自身经验去理解电影；开始承认生活才是电影的主角。而理解电影，又成为我理解世界、理解人的新途径。”
这个计划很大程度上治愈了卫西谛的重度拖延症（金泉夸他改掉了“明天再说”的口头禅），也为一度茫然的他确乎指引了新方向。结束项目后，卫西谛在纪念海报上又加了句宣传语：“更艺术地照常生活”。
“经过这一年，最重要还是让自己沉浸下来了，产生了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不用多考虑外界影响，让内心获得了更坚定从容的态度。你看，我给自己一个理由，和外界、和热点，不那么发生联系，只写自己想写的，一切也还好。虽然这个项目几乎没有名没有利又不是锻炼身体，但我觉得自己获得很多，有种很踏实的感觉。”
观影倒数第二天，他在侯孝贤的故乡梅县又看了一遍《恋恋风尘》，他给影志写了个颇有意味的结尾：“人生的愁绪有两种：一是别离，一是归来。”
（实习记者倪源蔚、张宇欣亦有贡献）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
“苏珊·桑塔格说：‘我们从电影中学会了昂首阔步、吸烟、接吻、打架和痛不欲生。电影教你如何增加个人魅力，比如即使不下雨，穿雨衣也会更帅气。’当我在人生的旅途中渐行渐远，才发现并非完全如此。真正好的电影能让我们看清现实。电影将我们带往别处，也告诉我们身在何处。”
2016年12月3日，知名影评人卫西谛启动了他酝酿已久的计划“和电影生活在一起”：花一整年重温影史杰作，每天看一部经典电影，写一篇观影日志。“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多么了不起。我只想带着初心和好奇心，去观察固定的观影行为如何嵌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就像是长达一年的、一个人的电影节。”
12月中旬，刚完成颇具雄心与挑战的整年项目，卫西谛来到上海主持“2017青年导演海上影展”。我们约在影城附近名为“1900”的咖啡吧碰面，熟悉的店名让人忆起那个犹豫了好久、最终都没有上岸的“海上钢琴师”。
“对我来说，生活与电影的关系，或者说现实与想象就像河与岸。现实如岸约束着想象，但想象却也像河流一样，日以继夜地改变着现实的面貌。”
卫西谛语速平缓，情绪内敛，他穿斜纹黑毛衣，内搭浅蓝衬衫，配副斯文眼镜，颇为低调，但脚上的绛色皮鞋确乎泄露了这位为电影痴狂的70后文青的微妙品味。“我从电影那里看见现实冰山的耀眼一角，灵魂森林的幽暗深处。电影让我们的视线不必受限于当下，但真正教会我们生活的仍然是生活本身。”
卫西谛说，他开始“和电影生活在一起”，是受《纽约客》影评人大卫·丹比（David Denby）的启发。1991年，48岁的丹比回到30年前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学习了两门人文课，他花了一整年，重读了从荷马、柏拉图到康拉德、伍尔夫等人的经典作品，并写成一本《伟大的书》。
“我已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我拥有观点但没有原则，我拥有本能但没有信念。”丹比在书中前言里写下的这段话，让人到中年的卫西谛颇有共鸣。“这句话实际引起我共鸣的是，由落差造成的焦虑。这个落差大概就是内心既有的东西和外部世界变幻的不适应所造成的。也就是确实很茫然。比如：我之前写专栏的传统媒体衰落了，而新兴的媒体写作自己是不适应的。有些东西你不知道如何表达了，我感觉这个时代需要你更快速、更简单、更不容怀疑地写下你的文字言论。当然也许这不光是写作方面的，更是方方面面的。”
丹比的经历也给了卫西谛启发，“我就想，自己也可以花一整年‘重读经典’。对我而言，我的人文知识来自于电影这所学校，那我就去重温影史上的杰作。我想花一段时间去回看，曾经让我为之惊异和感动的经典。”
后窗往事
如果从BBS时代算起，卫西谛写影评已近二十年。
从最早“后窗看电影”的论坛版主，到4年前“后窗放映”项目的小众文艺片推手，他和电影早已“生活”在一起，但他坦言，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自己非常渴望暂停和电影的关系。
“我并没有厌倦观影，也没有厌倦为电影写下真情实感，但我确实厌倦了以此为生，这种厌倦使我近年推掉了几乎所有专栏——同时看着我曾服务过的媒体萧条或倒闭……当我逐渐疏远电影，去长时间旅行、拍照或宅在家里读小说，却对它产生另一种渴望和亲近的心情。这种感觉像恋爱一样。”
对卫西谛而言，365天“和电影生活在一起”更像是某种寻回初恋的仪式。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是一名土木工程设计员，整日坐在拥挤的办公室里，面对堆积如山的图纸和计算书，“用复杂的程式给建筑物配上混凝土标号和钢筋根数。”刚迈入社会不久，他就花了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台VCD机，把它接到床头一台宾馆淘汰的14寸电視机上，他的个人影迷时代正式到来，“卫西谛”（VCD谐音）的笔名也随之诞生。
那个年头，“西祠胡同”这样的空间聚起大批趣味相投的资深影迷，卫西谛也是个中积极分子。1998年入冬某晚，他创建了单独的电影论坛版区“后窗看电影”，还想了句很文艺的宣传语：“电影是生活的一扇后窗。”卫西谛后来在文章中坦言，其实当时他还没看过希区柯克的《后窗》，“虽说抒情得有点夸张，但对我个人而言，电影真是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的人生透了一口气。在我每天骑车在同一条路上来回、看不见未来的时候，它让我看见了一点梦想的光芒。”
这是一场长情的爱恋，卫西谛在“后窗看电影”上分享资讯、评论、观点，曾经影响过一大批影迷，后来这名工程设计员索性辞了工作，专职写影评。基于在圈内的影响力，他还成为各种独立影展的选片人。
2009年9月，卫西谛在山西平遥住了一个礼拜，参加一个中国独立影像文献及作品的巡展，名字叫“这里发生了什么？”展厅在古城柴油机厂的某个车间，放映场所是车间最深处搭的简易黑棚，起初两天阴雨连绵，车间渗漏，塑料顶篷兜着很多水，时刻有倒塌之虞，不得不由人工用木棒去顶，让水泄在放映棚内。结果观众都坐在浅浅的水坑里。“我们感慨说，这个展‘复原’了独立电影最初期的放映条件和观影模式。即便如此，我和很多纪录片、剧情片作者们仍然觉得这种集体生活很有意思，大家每天一起吃住、观影、讨论、在古城街道上游荡，享受无所事事的生活。这似乎也是小影展最好的赐予。”
2013年5月，因对独立电影只在咖啡馆和大学放映的状况不满，卫西谛和同道中人联合发起“后窗放映”项目，以南京为起点，在全国十几座城市寻找影院谈合作，放映国产艺术电影。
“由于受到主流大片观念的误导，很多年轻人以为小成本文艺片无需在电影院里观看，他们已经习惯坐在显示器前观看这类电影。影迷逐渐成为一座座孤岛。实际上，文艺片同样需要坐在安静与黑暗的影院里，精神聚焦于银幕上投影出的人物和故事，当身处人群中分享所爱的电影时，你会发现欢乐和忧伤的气氛都会别具感染力。‘后窗放映’所做的，也是试图召唤文艺中青年重回影院。同时，放映活动也会让影迷从线上回归线下，有一个新的社交平台。” 2013年年底，“后窗放映”將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千锤百炼》推广到七十多座城市的三百多家影院，这样的成绩引起了美国权威媒体《好莱坞报道》的关注，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上映的纪录片”。
提及推广“后窗放映”的动力，卫西谛念念不忘一个小故事。多年前，纪录片导演黄文海去日本参加影展，当中有天翻译陪同参加了一个重要活动，貌似是某位日本电影大师的回顾展。坐定熄灯后，银幕上一片黑暗，就听有一男一女在说话，说了半天电影也不开场。他听不懂日语，问翻译怎么回事。翻译说：今天放的是成濑巳喜男的电影，胶片已经遗失了，所以那两个演员在念剧本。
“每次想起这个故事，总会让我感动。在集体的黑暗中，电影就会有一种仪式感。所以让电影回归电影院，是‘文艺片’传播中的一个契约。”
别离与归来
去年动念“和电影生活在一起”时，卫西谛就决定以《一一》开启整年项目。
“这十五六年间看过很多遍《一一》，发现自己感动来得越来越早。现在只要看到第二个镜头，一群参加婚宴的人在阳光里远远面向镜头、也面向我走来，和着淡淡配乐，就快要泪眼婆娑了。因为我已然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将要经历挫败和狼狈，将要发现内心的孤独。”
卫西谛的观影计划，始于杨德昌的《一一》，止于侯孝贤的《南国再见，南国》。“比较两位台湾电影新浪潮导演，杨德昌更意气一点，《一一》已淡了许多，其实他中间很愤怒，你看他拍《麻将》或《独立时代》，不是嬉笑怒骂，是完全怒骂，但他又很理性，把那个结构做得严谨精密，随着年龄增长、电影技巧更好，我觉得《一一》已经很克制了，但他还是有意气的，比如里头NJ就会问，‘什么都是假的，你活着有什么是真的？’侯孝贤电影里不会有人这么直接地问，你看《南国再见，南国》都没有剧本，他喜欢的东西是现场。”
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整年365部影片，每部都是卫西谛“私人电影史”上的杰作。“在这样的电影面前，我们能明确感受到一种孤单，同时又有一种被陪伴的感觉。这种感觉大概就是约翰·伯格所说的‘电影是庇护所’吧。”
细数心中影史最佳，卫西谛首推《迷魂记》，在美国自驾从洛杉矶前往旧金山的路途中，他曾循着电影场景走了一遍“眩晕之旅”。“我很喜欢希区柯克，他用电影手法不光讲了个故事，还呈现了人物的心理经验。当我夜里重看《迷魂记》，发现真实的旅程也介入了观影感受。这真是一部极为丰富、复杂的电影，永远未知、永远可以得到不同的解读，每次看都有一种爱欲与罪恶的莫名快感，令人战栗地不断接近心灵深渊。”
为了实现整年计划，卫西谛每天要挤出至少4小时“陪伴”电影，完成观影和写作两项任务，在家用投影或电视，如果在旅途中，就只能用笔记本。他在酒店、火车、飞机上都“嗑”过片。有两三周恰逢电影节，就在影院看。项目过半时，他曾感叹：“消耗最大的谈不上体力或脑力，有可能是感受力。几乎将所有感官与经验调适到峰值，去捕捉电影所带来的遥远记忆或细微情绪，然后试着用文字尽力记录下来。”
正如公众号取名“卫西谛照常生活”，这一年，卫西谛并没有因为这个项目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和朋友们一起去西班牙自驾半个月；给上海电影节连续选片两个月；陪岳父母去日本旅游；出版新书《我们都是人生的学徒》，去若干城市做宣传；和太太的工作室合作了一个叫“四百下”的帆布包品牌；最后一个月甚至是在广东梅县的剧组里度过的，他受邀扮演了“小镇上某个温柔又落寞的牙医”。
“和电影生活在一起”的前半年，大多数时候卫西谛都是一个人在看片，偶有朋友相伴。“有非常法式的爱看文艺片的人，现场有互动。也有朋友常说今天你放我来看，但每次都看着看着就睡了，睡到最后结束，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观看肯·洛奇的《男孩与鹰》那晚，卫西谛邀请了妻子金泉陪看。“她是第一次看《男孩与鹰》，看到男孩驯养的鹰被杀死，和我第一次看时一样，她当然泪流满面。洗完脸她跟我说，不知为什么竟那么伤心，因为也知道对男孩来说，不久之后这事也许就过去了，对于成长而言，这是件小事，但鹰被杀死时，好像看见自己童年的爱和野性也被杀死了一样。”
12月3日，卫西谛终于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最后形成约60万字影志，把亲友读者着实震了一下，但他自己倒挺淡定。“坦白说，我知道电影其实改变不了什么。但我仍然愿意信任它、期待它，让它继续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开始透过自身经验去理解电影；开始承认生活才是电影的主角。而理解电影，又成为我理解世界、理解人的新途径。”
这个计划很大程度上治愈了卫西谛的重度拖延症（金泉夸他改掉了“明天再说”的口头禅），也为一度茫然的他确乎指引了新方向。结束项目后，卫西谛在纪念海报上又加了句宣传语：“更艺术地照常生活”。
“经过这一年，最重要还是让自己沉浸下来了，产生了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节奏、不用多考虑外界影响，让内心获得了更坚定从容的态度。你看，我给自己一个理由，和外界、和热点，不那么发生联系，只写自己想写的，一切也还好。虽然这个项目几乎没有名没有利又不是锻炼身体，但我觉得自己获得很多，有种很踏实的感觉。”
观影倒数第二天，他在侯孝贤的故乡梅县又看了一遍《恋恋风尘》，他给影志写了个颇有意味的结尾：“人生的愁绪有两种：一是别离，一是归来。”
（实习记者倪源蔚、张宇欣亦有贡献）
编辑 翁倩 rwzksta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