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九霖:从“寒门贵子”到“投资大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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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九霖,前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在他执掌期间,中国航油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因此被称为“航油大王”。2006年因“中航油事件”于新加坡入狱,如今他回归公众视野,其新身份是北京约瑟投资公司董事长。
  英语优势轻松进入北大
  1961年,陈九霖出生在湖北黄冈市浠水县农村,这个县还“出产”了另外一位名人闻一多。陈九霖的父亲是当地一名公社书记,母亲是乡村教师。父母先后生育6个孩子,只有陈九霖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长大成人。“文革”爆发时,父亲失去公职并屡遭批斗,家里一度举债度日。
  陈九霖受过九年制教育即回家务农。后来,由于算术好,脑子灵,他在乡里的农村信用社谋到一份差事,其后,又因为自学英语成才而被当地高中挖去做过英语代课老师。
  1982年高考那年,陈九霖已21岁。高考成绩出来后,陈九霖的父亲接受了“军校”洛阳外国语学院的录取建议。招生老师吃惊于这位农村青年英文的流利,“投其所好”地列举了学校两大“优势”:一是每月补贴20元,省一点,可以给父母寄钱;二是家门口可以挂上“军属光荣”的牌匾,曾被批斗的父亲会脸上有光。
  但陈九霖却报考了北大,母亲支持陈九霖的决定。北大当年在湖北外语专业总共招收17人,德语和英语各1人,而由于当时特殊的边疆环境,越南语大热,招15人,保险起见,陈九霖报考了越南语。
  跳跃“农门”,英语帮了大忙。在“文革”刚结束的1980年代初,100分的英语满分,不少考生只能考出个位数,二三十分已是高分。陈九霖考了82分。
  英语好,得益于他求学阶段的第一个贵人———一名叫周晓鹏的初中英文教师。周晓鹏当时被打成“右派”,“发配”到陈九霖老家的浠水县竹瓦镇宝龙中学。“个子高,爱打篮球,我也打,因此,我也喜欢上了英语。”有次陈九霖和母亲吵架,还卷着铺盖到学校去跟周晓鹏一块儿住。高考时,陈九霖锁定外语专业也受到了周晓鹏的影响。
  因为英文好,陈九霖在假期给北大厉以宁教授当助教,借机请教经管知识。同时,他还在课余给北大历史系教授的孩子教英语,5块钱1小时,报酬超过普通北京市民。
  参加工作之后,陈九霖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私法硕士,别人英语只考二三十分,他考了90多分,英语为陈九霖更大的飞跃埋下了伏笔。
  脱颖而出赴任新加坡
  1987年,完成了“五年制”的越南语专业学习后,陈九霖踌躇满志。尽管等待他们的重要岗位在数量上已无法和几年前相比,但这批毕业生并没有错过好时候。有抱负者路有3条:一是给领导当秘书,二是进入团中央这样的要害部门,三是“给领导做女婿”。
  出身普通人家,关系简单,这是领导选秘书的重要标准,有着鸿鹄之志的陈九霖曾考虑过第一条路。最后,他3条路都没有走,但赶上了国企改革大潮。
  陈九霖进入了国家民航局,职责是为外国专家做翻译。民航局是个政企合一的机构,1987年,国家开始对民航业进行体制改革,陈九霖因此进入改制后的中央国企。1990年,民航在接管军队供油部门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下称中航油总公司),1993年,总公司在新加坡成立了海外公司(下称中国航油),陈九霖的传奇就发生在这里。
  1996年,总公司要内部推选新任中国航油总经理,派驻新加坡。党委会每位委员都推选了自己中意的人选,不少候选人“背景”深厚,讨论出现了僵局。候选人中,没有陈九霖。
  中航油总公司副总经理胡有清打破了僵局,他指出,候选人太多,但事先又没有明确标准,才导致了“选择难”。因此,要先定标准,再谈人选。
  胡有清随即推出了3个标准:一是必须英语好,能直接和外商谈大事;二是新加坡为“法治国家”,须懂法律;三是要在公司做出过成绩,能独当一面。当胡有清托出3个标准时,在场者几乎无人反对。大家唯一的质疑是:标准有点高,候选人中恐无人符合。
  胡有清立即推荐了不在候选之列的陈九霖。事后看来,3个标准几乎为陈九霖量身定做。陈九霖回忆这个场景说:“胡总是我的贵人”。


  英文一流自不必说,在1994年至1996年,陈九霖用业余时间获得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国际私法硕士学位,中航油总公司很多涉外合同由他起草。更重要的是,他“成绩”过硬。陈九霖担任中航油合资办副主任期间,正值1990年代初,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中国引进外资的难度很大。而陈九霖和同事每天忙得连轴转,自己印招商手册,广州、香港和国外到处跑,竭尽全力和外商接触。彼时,他是航油系统最拼命的“小官儿”。
  1993年,他们终于谈下一个大项目———华南蓝天航油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目前经营着中国华南包括白云机场在内的15个机场的航空煤油的供应业务。千辛万苦地和外资谈好了,但项目却因不符合国家政策而于1994年被否定。当时,中国引进外资的方向是基建,对外资进入“服务类”项目严格限制。这个项目在向国务院申报时,阴差阳错报成了“服务类”,被国务院领导当场否定。
  因被“当场否定”,总公司内部已打算彻底放弃,但“小官儿”陈九霖却试图挽回。他找到了中航油总公司主要领导,在听取他的想法后,领导让陈九霖连夜写就一份新报告,以领导个人名义直接呈报国务院。但陈九霖建议先写给民航总局,再由民航总局呈报,领导未听,结果报告上呈后,果然似石沉大海。
  几个月后,在陈九霖再次建议下,领导终于同意以中航油总公司名义先写给民航总局,再请总局将报告转呈国务院。不久后,项目通过。
  赴任新加坡之前,陈九霖和合资办还谈下了和壳牌、天津港的合资项目天津国际石油储运公司,以及和埃克森美孚合资的香港航煤供应财团等诸多项目。这些项目全是当时航油系统投资最大、最国际化的项目,陈九霖是促成这些项目的“马前卒”。   在中航油的成与败
  1997年,陈九霖履新新加坡,之后的故事,广为人知。在执掌中国航油7年的时间内,公司净资产由17.6万美元增至1.5亿美元,增幅852倍,市值超过11亿美元,是原始投资的5022倍。公司发展过程被编为新国大的商学院案例,世界经济论坛将他评为“亚洲新领袖”。在《联合早报》上,他的专栏文章时常对国际能源和资本市场指点江山。陈九霖将自己定位于一位世界级的CEO,不同肤色的人才从各大国际金融、能源机构慕名投奔,其中有两名交易员:澳大利亚人纪瑞德和英国人卡尔玛。
  2004年,纪瑞德和卡尔玛从事油品期权交易发生巨亏,引发了这桩让陈九霖身陷囹圄的金融事件。最初的亏损发生后,陈九霖四处筹资,以期推迟期权行权时间,从而减少亏损。但国内的支持迟迟不到位,最后,他的挽救方案被否,亏损累计扩大到5.5亿美元。2006年,新加坡当地法院以涉嫌内幕交易、没有向交易所披露亏损等6项罪名,判处陈九霖坐牢4年零3个月。
  但判决受到了各方质疑。法学权威江平教授认为,陈九霖没有检方所描述的“恶意扰乱新加坡金融秩序”的故意,同时,当年出售股票挽救亏损是法人行为,并非个人行为。因此,由陈九霖个人承担刑事责任是“武断”。而一份国资委致新加坡当地法院的文件也指出,陈九霖的所谓“触犯法律的行为”是为了维护中国航油全体股东的利益。
  回归后,人脉没有抛弃他,组织也继续看重他,后者还给出了让他颇感欣慰的评价:在“中航油事件”上,陈九霖“未有私利”,他“为中国航油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出狱后不久,组织即安排他担任了另一家央企葛洲坝集团旗下国际工程公司的局级副总。
  告别体制后,陈九霖组建的约瑟投资已投资了国内外30多家企业,其收购的几家海外上市公司潜在价值已超500亿美元,旗下已有数家国内公司挂上新三板,年内还将有5- 7家旗下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30多年前,陈九霖去北京上学那天,全村人放着鞭炮,踏着烂泥巴把他从老陈家一直送到村口。后来,他把一条水泥马路从村口一直修到了老陈家。中国航油亏损案发后不久,有关部门对这条马路查了很久,但没查出问题。“用稿费修的,钱直接从出版社的账户打过去,没有任何腐败。”
  在监狱中,他写就了一本畅销书《地狱归来》。出狱后,陈九霖改为了现在的名字,原来叫“陈久霖”。现在的陈九霖爱研究《周易》,也热爱写作与健步。
  (摘自《南风窗》2015年第14期,谭保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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