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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您好，自您1994年发表《后新儒学论纲》以来，“后新儒学”受到了广泛关注，请问促使您提出儒学变革的原因是什么？ ●1994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访问。我是1993年到美国的，1994年2月间写的《后新儒学论纲》。
建构后新儒学 参与文明对话——林安语教授访谈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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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您好，自您1994年发表《后新儒学论纲》以来，“后新儒学”受到了广泛关注，请问促使您提出儒学变革的原因是什么？ ●1994年我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访问。我是1993年到美国的，1994年2月间写的《后新儒学论纲》。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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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月刊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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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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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关于“父子互隐”问题的探究，渐渐都聚焦于“直”和“隐”的理解，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回到”孔子与叶公对话的情景与状态之中去，仿佛作为理解者的我们本身也是“在场者”。知人论世的传统与老生常谈，仍然有助于我们敲开孔子与叶公对话的大门，合理地理解与解释“直”与“隐”的基本真义，进而解开孔子“父子相隐”的本真之义。这就是：孔子的直或直道，绝非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隐庇、隐瞒或不称扬对方的过失或罪恶，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规劝（教育）与帮助，旨在“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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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来，在社会秩序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以“民族和谐”与“民族团结”为最大特征，暴力冲突事件几乎与这里绝缘。从族群组成来看，迪庆是一个多样性显著的地区，不同族群、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息与共，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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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现代性：一个期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①是挪威哲学家希尔贝克教授的新著。这部饶有趣味的著作，以哲学的方式讲述一个挪威现代化的故事，探讨了与多元现代性概念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我们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多方而的启示。
就“道”、“经典”与“诠释”三者的关系而言，此中隐含一方法学与存有学的辩证关联。“经典的诠释”是人经由“话语的进入”，进一步使得“话语瓦解”，因之而有“意义的释放”。再者，由于“意义的释放”，调适而上遂于“道”，就在这“存有学的探源”活动中，才有“道的光照”。有了“道的光照”，才有“意的趣向”，才有“象的显现”；进而才有“形的构造”，才有“言的执定”。“道”“意”“象”“形”“言”这五个层次是彼此回环相生，相续不已。联系近百年来关于经典诠释之“格义”与“逆格义”的问题，“格义”是异文化互动必当有的一个发展
在封建专制主义的权力垄断下，诺思悖论的表现方式和怍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为了维护统治，统治集团会形成歧视性的产权结构；争夺国家治理权处于比经济效率更优先的地位；国家有动机直接通过剥夺进行利益的再分配。西汉初期自由放任的经济实践和相对平等的产权结构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绩效。随着西汉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经济上建立了重农抑商的歧视性产权安排，并通过官营垄断剥夺了民间的经营自主权，以行政效率替代了经济效率。自由放任的经济实践趋于终结，并在王莽时期走向国家干预和产权侵害的极端。西汉王朝的这段历史说明，由于存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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