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齐家国治天下平。
　　——《中华平民教育运动歌》
　　洋博士与“泥腿子”本来很难扯上关系。然而，在80多年前，一大批留学欧美名牌大学的海归与华北平原一个贫穷落后典型县的农民们竟打成一片，亲密无间地奋斗了10年。
　　一流人才为何组团跨进篱笆墙
　　民国时期的河北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是过去中国农村社会的典型。定县位于华北平原，南行500公里始达郑州，北行150公里始达北平，其它各方皆无大城市。1926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选取定县翟城村为平民教育实验区。1930年将翟城村的经验推广到全县，定县全境成为实验区，并从起初注重平民教育而转向注重整个农村的建设。平教事业获得了重大机遇，同时也面临巨大挑战。幸运的是，主持者晏阳初不仅是一位甘于奉献的实干家、改革家，更是一位有超凡魅力的活动家、领导者。
　　晏阳初赴美留学期间便确立了报效祖国的志愿。1920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后，他立即回国主持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新设的平民教育科，在长沙、烟台、嘉兴、杭州等地展开了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北京成立，朱其慧任董事长，陶行知为执行书记，晏阳初为总干事，实际主持工作。
　　对于定县实验而言，人才、资金、技术、方法理念等问题都亟待解决，前两项尤甚。平教会是一个私立的学术团体，自创办以来，“经费就没有可靠的来源”。1924年正式开始工作时，“全年的经费只有3600元”，全仰董事长朱其慧捐助，经费异常窘迫。经由晏阳初1925年、1928年两度赴美募捐，资金困境得以改善，对于平教会解决温饱、稳定团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当时平教会职员的薪酬很低，即使是有高级职称的归国博士，其薪金也只是当时大学教授工资的60-65%。而人才的解决，除了教育救国思想感召外，还主要依靠晏阳初的人格魅力和引领作用。
　　据统计，1926年来定县的工作人员为66人，尔后逐年增加：1928年82人，1929年为204人，1935年达500人。目前明确所知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共计38名，他们大多是“定县实验”的主导者。同时，平教会领导团队具有学业领域宽广、学历和职称高、“西化”程度深等显著特点，堪称“国内第一流人才”齐聚定县。
　　譬如，晏阳初事业的第一个合作伙伴傅葆琛是美国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学博士。定县社会调查的主持人李景汉，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平民文学部干事瞿菊农22岁从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教授，他是中国学生在哈佛荣膺教育学博士的第一人。城市教育部主任汤茂如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并修毕高专教育行政博士课程，曾任北京法政大学教授等职。平民文学部主任陈筑山，在日本、美国留学11年，主修政治经济及哲学，原任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视听（艺术）教育部主任郑锦（耿裳），13岁赴日留学直到而立之年，毕业于日本绘画专门学院，回国后创办了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赴定县前已担任校长七年。孙伏园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在北京大学任教，于1931年赴定县任平民文学部主任。熊佛西是美国哈佛大学戏剧硕士，回国后担任国立戏剧学校校长。1932年经晏“五顾茅庐”，他便摆脱一切到定县。生计教育主任冯锐（梯霞），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在美国农业部工作半年，回国后任广州岭南大学、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乡村生活研究所主任。陈志潜曾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公共卫生学，时任中央大学卫生教育系主任，到定县后任平教总会卫生教育部主任。
　　平教会不仅有留过洋的中国人，还有过两位地道的外国人。一位是美国的金淑英（中文名）小姐，1929年9月到华。她毕业于沃塞大学，在美国已有两年的教学经验，是美国特别委员会为平教会选拔的英文秘书。另一位是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人之一。1928开始的定县大型调查得到了甘博的长期指导和慷慨资助，1931-1932年间他最后一次来华时也主要生活在河北定县。
　　欲“化农民”先“农民化”
　　对于平教会的洋博士来说，如何“跨进篱笆墙”与农夫为伍，如何进行乡村建设和社会改造，是他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自然环境的恶劣，是洋博士们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一直生活在城市甚至是欧美发达城市的洋博士，一开始很难适应定县的环境：“风多、土多、老鸹多。每当春天，飞沙闭日，积土盈尺……路多泥泞，八里路（二骡大车）竟走了两个钟头，大车一颠一晃的令人坐不稳。”白天苍蝇满地飞，晚上蚊虫到处有。
　　然而，老百姓的不信任是比自然环境更严重的阻碍。多年的苛捐杂税、征兵拉夫、军匪的骚扰、官吏的贪污以及种种害民的虐政，“已把老百姓弄得像惊弓之鸟，终日在恐惶中过其恶虐之生活”。李景汉主持的全县范围社会调查是定县实验的基础，原计划在1928年一年之内结束，最后竟用了整整七年。
　　晏阳初提出“与农民打成一片”的口号，要求博士们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尽量“农民化”。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冯锐起初种大白菜还不如定县农民，成为晏阳初倡导向农民学习的常用例子。 　　真正走向民间，光能吃苦，甚至吃土，也还不够。当时的农民对卫生非常漠视和无知。他们不但不相信苍蝇能够传染疾病，而且认为苍蝇落过的饭食对人有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他们的信条。这样的饭食还要不要吃？不少农民身上是有虱子的，他们甚至还有“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的说法。男子还可能在夏天到河沟里洗几个澡，女子据说一生就洗两回——在出生后第三天及出嫁前一天。如此特别的气味闻不闻？
　　洋博士们“农民化”的态度是坚定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作为平教会一把手的晏阳初做出表率。本不抽烟的他，在田间地头和农民闲谈之时，会拿过农民呛人的旱烟管，不顾上面的唾液甚至鼻涕便猛吸几口，还夸赞“味道不错”。老人李罗先还记得，晏阳初甚至学会了用当地土腔土调与农民说话。乡间道路泥泞崎岖，毛驴便成了晏先生出行的最好的交通工具。很多洋博士也像晏阳初一样骑驴或坐牲口大车下乡，有自行车的非常少。李景汉初到翟城村时，去拜访一户农家。主人赶紧烧水泡茶，搬出积满灰尘的茶壶、茶碗，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净擦亮”后，便倒上茶水请他喝。李端着杯子在内心中斗争了半天，“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喝”，然后一口饮了下去。其他洋博士也尽可能地迅速“农民化”：他们脱下西装着长衫，换下皮鞋穿布鞋，“住的是与农民一样的房，吃的是与农民一样的饭”。洋博士们住处的特别之处是墙上开有一个个的洞，使光线空气能够流通，所以当时只要看到墙上有洞的房子都是平教会的人住的。
　　渐渐地，在定县的平教会成员对农民和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晏阳初把定县视为第二故乡;陈筑山曾把全家从北京搬到了城东高头村，其续弦婚礼也在那里举行;“更有外省外县的同事与定县农村姑娘结为终身伴侣的韵事，传为佳话。如陈治策、章士元两先生。”这应是“农民化”的最高程度吧。
　　土洋结合
　　在定县，西化程度很深的洋博士们面临如何处理、融合中学西学的巨大难题。他们运用集体智慧，土洋结合、探索创新，在实验区的各个领域充分发挥一己之长，真可谓“各显神通”。
　　如在实验之初，农民对平教会有戒备排斥之心，于是洋博士们想先办初级识字班来跟他们交朋友。但老百姓不感兴趣，没人来学。李景汉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糊了好多大灯笼，上写“天”“地”“人”等字，每天晚上在村里的大街上打出灯笼，同时有人跟着敲锣打鼓。农民们特别爱热闹，听到锣鼓声都出来看。好多人就问，那灯笼上写着什么。他们就说，这是“人”，大人小人的人;那是“地”，种庄稼的地;那是“天”，老天爷的天。洋博士们用这个最原始、最简单的办法，使老百姓产生了学习的兴趣，并慢慢接受了平教会的工作人员。
　　此后，平教会经常组织各种游行集会来壮大声势和吸引农民。平民文学部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也根据农民实际不断创新调整。1931年，黎锦纾、孙伏园等提出以“汉语拼音方案”进行识字教育的主张，这是我国汉语拼音在成年人识字教育中的首次运用，试验的结果良好。因为成年人的生活经验比小学生丰富得多，只要能读出字音，就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大致理解这个字的意义。当时以小陈村作为学校式教育的试点村，运用《汉语拼音方案》也是从那里的平民学校开始。
　　生计教育部开展工作也非常注意土洋结合。庄稼地和果园防治病虫害要喷洒农药，药和水的配制比例很关键。起初生计部的技术员常按照书本上的单位CC或Kg告诉农民，但老百姓根本听不懂。冯锐得知这一情况后，要求技术人员自己先做好配药实验，掌握准确配药比例后，再用简单直观的方法告知农民。即几瓶盖农药倒在几桶水里，搅拌均匀后便可喷洒。这样老百姓很快就掌握了相关技术。后来农技人员又发现了一些治病虫的土方，便宜而有效。如用烟草水除蚜虫，用烧酒拌谷种防治谷子黑粉病，用灯光吸杀稻螟虫，农民们因此受益很多。
　　刘拓是美国衣阿华大学博士，农业工程专家。为解决农民用人力辘轳浇水难的问题，他首先计划推广机械泵，后来才知道完全不合农村实际。刘拓于是从改进农村现有的辘轳着手，使其由单斗变双斗，并能自动汲水，大大提高效率。后来又在一个村子持续研发6个月，造出用马或驴骡驱动的轮盘漏斗水车，比机械泵既便宜又实用。类似的改进还有新式播种机、犁、耙、花生筛等。陆燮钧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毕业的农学硕士，他将当地的鸡、猪与外国良种进行杂交，改良了定县的畜禽品种。棉花改良由留美硕士常德仁主持，他曾游学康奈尔大学，专攻农学。在他的指导下，定县大量繁殖推广“脱字棉”和“斯字棉”。
　　针对乡村交通不便和农民长期忙于田间劳作等现实，洋博士们策划组织送教育上门。生计教育部开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按一年中时序的先后，在定县分区巡回训练，传授各种技术。1929年底，卫生教育部会同生计巡回训练学校分别到各村展览、演讲及放映电影，且当场作预防注射与诊疗示范，以引起农民的注意与兴趣。为满足农民需要，又成立巡回医疗队于冬季农闲时赴各乡村，不仅诊治病人，且利用实例使农民认识医药的重要，进行公共卫生宣传。

　　科学实验
　　在晏阳初倡导下，洋博士们强调任何一项工作都必须有科学的根据、藉科学的方法才能得以开展，力争使每一道程序、每一种方法都符合科学的原则。可以说，平教会的思维、组织、制度、运作都是科学的。由此，定县实验以“科学实验”而闻名。
　　生计教育部以“表证农家”传授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所谓“表证农家”即是生计教育部在农民中间精心挑选的农业技术的义务推广员。其选择标准规定：“（年龄）在25岁以上，50岁以下者;在乡村里有相当地位，而且热心农事改良和有领导能力者;家中有20亩以上的田地，家境较好，能作表证者。”表证农家一面服务社会，一面继续训练。每一村庄的一户表证农家，担任30户普通农家的领导责任。“表证农家”成为农业科学普及深入民间的一项制度，到1936冬，定县已有300户表证农家。仅刘玉田一户的表证工作成就，就足以说明自生计训练、表证推广的成效。刘玉田是牛村一位40岁左右的壮年农民，屡世业农，家庭小康。1930年生计部举办表证农家训练，刘参加受训，选修冯锐主讲的“作物选种”课程。毕业后，他决定进行大地混合选种实验。次年夏至1934年夏，经多次混合选种，选育出抗病害、高质量、高产量的麦种，最后定名“定县刘玉田号”。中央农业实验所严密化验后，认定为华北小麦珍贵品种。刘玉田并不是“表证农家”成功的唯一的实例，其他如牛村吴雨农家的鸡种改良工作，水磨屯李士秀家的谷子选种，东里屯孙育德的棉花选种等，也都是成绩斐然。
　　在平民学校教材方面，平民文学部曾经煞费心思，以排除农民的三大难关——“忙难”，空闲时间很少;“文难”，几乎都是文盲;“钱难”，连温饱都不能保障。洋博士们首先深入民间搜集材料，学习体会民间文学。他们从当时民间通行的账簿、契约、布告、唱本等材料中，按使用频率筛选出最基本的1320个汉字。这件工作由50多个国内外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历经数月完成，又请清华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周先庚先生予以审定。然后，他们用这些字来编写符合于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的课文。用1320个字，要写出包含四种教育内容的课文来，其难度非同小可。曾参与其中的瞿菊农先生幽默地说：“一生心血都用尽，千字文章作不能。”然而，这些困难最终都被逐步克服了。《平民千字课》首先编成，一套四册，每册二十四课，每课附插图一幅。前两册专重认字，后两册专重常识。每天一课约10-11个生字，用一小时，每月一册（星期日休息），4个月即可扫盲毕业。而《平民千字课》教材的价钱，初仅一角二分一套，每册三分，后有提价，也只每册五分。一般的农民都能承受。平教会重心转向定县后，又编写了《农民千字课》。1928年完成初稿，后根据专家测试和实践反馈，于以后6年修订5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物美价廉，最终成为当时全国扫盲运动的经典教材。随着教育对象的扩大，文学部又依同样的原则和方法编辑出版了《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高级农民课本》，以及《平民历史》《平民地理》《平民卫生》等600多种平民课外读物。“四种千字课与两种高级文艺课本”的全国总销量竟达1000万部，十分惊人。

　　全民总动员
　　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运动不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皆有参加机会”， “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教人，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来受教”， 注重发扬群众力量，鼓励全民参与。
　　平教会主编的《农民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以“农民”命名的报纸。它带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号称“一展卷准保闻到稻麦香”。《农民报》创刊于1925年3月，在定县实验期间一直存在。《农民报》编辑部想方设法使农民爱看、能看、能写。他们用大号字、配插图、分词注音，并调整栏目版面，逐步加大农民来稿比例。尽管农民来稿中有错别字，文理也不通顺，但因为“那是真正的农民的声音与要求”得以采录。每期所登的内容，农民的投稿竟占到一半。
　　戏剧教育委员会也在定县创造了奇迹，他们创作的农村新话剧不但农民喜欢看、听得懂而且可以自己演，西方近代戏剧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实现了完美结合。1932年-1936年，熊佛西与陈治策二人与其学生杨村彬、贺孟斧等在定县进行了农村新戏剧（戏剧大众化）实验。经过一年半的同吃、同住地深入体验，发现一般农民对于话剧有特别的兴趣。熊佛西先后编写了《锄头健儿》《屠户》《牛》《喇叭》等话剧;陈治策创作有《鸟国》，杨村彬编导了《龙王渠》等话剧。为了适应农村和农民的实际，他们进行了全面大胆地探索创新。剧本力求结构简单化，情节喜剧化，人物类型化，语言通俗化，动作形象化。戏委会独创宏大雄壮的露天圆形剧场，四周设围墙，全由土坯搭建，经济适用。如东不落岗村剧场，建筑费仅一百银元。布景严守“经济、简易、美观、适用”四条标准。如《龙王渠》的布景主要是 “台后方悬起无边的黑布，一缕一缕地垂下来”; 而《过渡》则弃用幕布，只用（煤气灯）灯光变幻来转换控制。熊、陈指导农民成立剧团，演戏给自己看。演员全是农民，可以分散在观众中，从四面八方进出场。观众环绕舞台四周，也可即时参与演出。1934年12月2日，东不落岗剧场开幕后即举行纪念公演二日，共演新话剧十出，每天日夜两场，各村农民观众一万余人参加，真是空前的盛会。
　　洋博士们主导的定县实验，调查详尽、计划周密，科学有序、融贯中西，切合实际、长期坚持，所以做出了“第一等工作”。由洋博士在定县主导的以一个县为单位的比较成功的乡村建设模式，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乡建运动中独领风骚，并“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由河北而湖南、四川，由中国而菲律宾、泰国、印度、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对中国乃至世界的乡建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打破了国界的隔阂，为解决当时占世界总人口2/3的平民的饥饿、贫穷、无知和疾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洋博士们的人生旅途，本可以有多种选择。作为哈佛、柏林、早稻田、斯坦福、哥伦比亚等世界名校的毕业生，本可留居欧美，他们却志愿回国;回国后他们也很容易跻身政界名流、学界领袖或商界闻人，他们却又志愿到环境艰苦的农村投身平民教育，去帮助最需要关怀的寻常百姓，很多人甚至为之奋斗终身。以儒家的眼光看，他们具有“澄清天下之志”;以宗教的眼光看，他们具有圣徒的热情和献身精神，并将其具体落实到实践层面。
　　抚今追昔，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的艰巨任务，重温定县实验中洋博士们的心路历程，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道德良知与信仰价值，或许我们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