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9日，武装者在鲁道夫·艾尔玛家的地下停车场走动。直觉告诉他，是有人雇佣了职业杀手来取他的性命。片刻的惊恐后，他很快意识到，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带着滑雪面罩，但他们应该是警察。他和妻子从车里出来后，就被警察控制住了。警察搜查了他的住处，并查封了他的一些电子设备，包括他11岁女儿的笔记本电脑和照相机。
　　瑞士苏黎世的法院宣判他有罪，称他在瑞士宝盛私人银行工作期间违反保密法规，泄露客户数据，并威胁前同事。宣判几个小时后，他就被逮捕了。他将面临7200瑞士法郎（约7700美元）的罚款和12个月监禁。相比于检方主张的12个月监禁，罚款倒显得“仁慈”了些。
　　秘密逮捕又引发了另一场法律问题的辩论。两天前，艾尔玛公布了自己的司法斗争过程。他在伦敦前沿俱乐部开发布会，诉说狡猾的金融保密措施可能造成的危害。当时，维基解密的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出现在他的身旁，艾尔玛递给阿桑奇两张光盘。于是，因为此举，他被瑞士检方宣判泄露银行机密罪。
　　艾尔玛与瑞士官方的斗争持续已久，这只是他近期的行动。他涉及的第一起案件是在2005年。2008年，他与维基解密取得联系。不久以后，维基解密就公布了第一批宝盛银行的客户资料。宝盛银行对此事件的回应是让美国法院关闭维基解密网站——这也是维基解密网站第一次被要求关停。国际社会声援维基解密网站，并谴责宝盛银行破坏言论自由。美国法院的强制措施因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的条款而遭到挫败。
　　2016年，美国政府状告宝盛银行协助美国客户储蓄未经申报的财产。最终，宝盛银行支付了5.47亿美元赔款，并协助美国政府调查虚假账户。美国银行是否使用了艾尔玛提供的客户资料，尚且存疑。
　　但是，他无疑在境外金融审查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的行动促使美国政府向瑞士金融系统索赔。美国政府的诉讼始于2007年，这场诉讼迫使瑞士政府改变一度坚守的保密准则，而恰恰是保密法规一直保护着瑞士的银行。
　　艾尔玛的案件暴露出瑞士法规中的阴影。从国民性的大方向来说，瑞士人不愿意介入到别人的事情中。他们帮助朋友和邻居，也注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也欣赏彼此的独立人格，他们的独立性格有时甚至表现为某种程度的固执和笨拙。不过，说到他们的银行系统，瑞士经常表现出一贯乐于接纳客户的原则。上个世纪30年代，瑞士通过立法保护银行客户隐私，从而成为境外金融中心，让其他国家的政府无从下手调查一些案件，也让有些人得以成功藏匿非法获得的收入。正是瑞士圆滑功利的“友善”态度给了自私者想要的支援。在别国看来，这种支援就是给不想交税的人提供存钱的地方。瑞士金融机构和法院粉碎了调查者们的希望，多起案件也因此无从下手。
　　同样是瑞士银行客户揭发者的郝维·法尔恰尼，2008年曝光逃税案情后，逃往法国。艾尔玛和这些揭发银行客户的人不同，他坚持留在瑞士，尽管他不必这么做，因为德国政府愿意为他提供证人保护。他因为曝光客户资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包括被媒体妖魔化、患上精神病，还有7个月的软禁监管，在软禁期间随时接受审讯。
　　但是艾尔玛依然没放弃他的斗争。10年过去了，他依然在跟权威斗争。他出席过30次庭审，接受了48次审讯。他的律师甘丹·特颂有140个记录他案情的活页夹，至少13个联邦办公厅牵涉进他的案件中。
　　总部设在苏黎世的宝盛银行却没有被起诉。宝盛银行长期主张艾尔玛是他们的前员工，因为对银行心存不满而泄露客户资料報复公司。银行方面声称艾尔玛的案件“给银行带来麻烦，又拖得太久”。
　　艾尔玛出生于1955年，他早期的经历似乎是他平淡无奇的职业生涯的铺垫。他在苏黎世的一个工薪阶级家庭长大，父亲是火车司机。鲁道夫·艾尔玛非常热爱运动，还曾是剑桥联队足球俱乐部的守门员。他曾在瑞士军队服役。退伍后，他接受了会计培训，并就职于瑞士信贷银行和毕马威会计事务所。后来，他进入宝盛银行工作，他母亲曾在宝盛银行做清洁工以补贴家用。
　　1994年，宝盛银行派他到开曼群岛的分公司做合规负责人。加勒比地区是逃税者的天堂，瑞士银行在那里的分公司也因此收获巨额利润。然而，因为某些原因，他和当地的上级关系恶化。艾尔玛说，他被指控无故拒绝某些交易，同事们因此怀恨于他。宝盛银行的一份内部报告称他是“思维批判者”，这在当时的情境下，可不是什么夸奖。银行让他测谎，他愤怒地回应了他们的做法。他在2002年被宝盛银行解雇。
　　宝盛银行从开曼群岛运回他的个人物品的时候，误把当年的银行客户备份资料归还给了他。于是，作为合规负责人的艾尔玛，被银行指控把资料收归己有。银行和一些客户称，他有可能把那些客户资料用作司法证据。后来，他把资料寄给了瑞士税务机关。银行方面就拿他没办法了，因为瑞士法律关于保密银行客户资料的规定有个例外，那就是可以向政府机构公开这些资料。从那时起，艾尔玛就发觉，自己可能需要国外一些机构的帮助，他开始联系国外政府、记者和民间组织。
　　与宝盛银行的斗争时间越长，他就越发丧失判断力，做了一些欠考虑的事情。他给银行职员和其中一位客户写过恐吓信，还在半夜给当时的宝盛银行法律总顾问克里斯多夫·锡斯坦打匿名电话。他甚至还给德国的一个极右翼组织写信，透露银行客户的资料（但是他始终没承认这件事）。

总理风波

　　后来，他给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写过一封信。据维基解密记载，那封信是由银行寄给默克尔的，内容是让默克尔关闭她的海外账户。满是拼写错误的信，明显表明信件内容虚假。没有证据证明默克尔开过这样的账户。实际上那封信是艾尔玛自己撰写，并以银行的名义发送给默克尔的。他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测试一下维基解密是否能在一堆材料中辨别出虚伪的材料。无论他的动机如何，他这样做损害了自己的信誉。现在他坦陈，他当时有些精神衰弱，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后来他精神崩溃，并因此住院。他让母亲藏好他的两把手枪。 　　“像艾尔玛这样的人不一定就是善良无私、动机单纯的，他们内心可能有所动摇，犯下错误，但是不能说他们就没有自己坚持的原则。”巴塞尔大学研究腐败问题的专家马克·皮埃斯说，他为艾尔玛的辩护提供了法律意见支持。非政府组织税收正义网的负责人索尔·皮乔托也知道艾尔玛，他称赞艾尔玛在重要的事件上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但是他也说，艾尔玛不好相处，说艾尔玛沉浸于自己的案件和别人的评价中，并过度解读了他人的评价。
　　当一个“告密者”缺乏援助，又压力巨大时，做出一些过激的事情，确实在常理之中。艾尔玛曾经威胁过别人，也被别人威胁过。一封后来被公开的信上称：“你如果不停止行动，我们就要了你女儿的命。”他和他的家人逐渐相信了信里的威胁，认为的确有一辆德国牌照的黑色汽车尾随他们。
　　事实证明，这不是他们的臆想。2005年，艾尔玛的爱人海蒂发现自己被尾随，于是报警。警察让她在一个加油站停车。她停车的时候，后边跟着她的车也停下了。警察到达后，盘问了那辆跟踪着海蒂的汽车司机。跟踪者承认他被一家私人侦探公司雇佣，而幕后的客户是宝盛银行。银行声称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出于自我保护，因为他们受到了艾尔玛的威胁。一些银行高管随即被检察官审问。2011年，此案以银行赔付给艾尔玛女儿70万瑞士法郎而告终，这个赔付数额比类似案件的赔付数额高出20倍。
　　与此同时，他还承受着来自苏黎世地方法院和检察官的压力，检察官想要惩戒他，因为他破坏了城市经济的根基。把艾尔玛绳之以法，就能警告其他人不要轻易泄露银行客户资料。
　　他们故意为难艾尔玛，不支持他为自己提供证人的请求。检察官拖延着他的案件，用了5年的时间起草起诉书。7个月的监禁对于相似案件来说算是重判。法院禁止他的爱人探望他，同时他的爱人也处于被审讯的状态，理由是涉嫌同谋。
　　有些指控完全基于不堪一击的证据。比如证人彼得·马蒂在法庭上提供了一份“个人意见”称艾尔玛是“惯犯”。马蒂与瑞士人民党有关联，这个政党极力主张保护银行机密。已经对艾尔玛怀有成见的法庭，最终从马蒂的证词中判断出艾尔玛更多的罪行，以至于在宣读法庭陈词的时候，艾尔玛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3次要求去厕所。
　　税收正义网声称瑞士政府腐化了他们的法院，得给艾尔玛这样的人一个“教训”，并且向那些像艾尔玛一样准备揭发银行客户的人提出警告。“只有极权政府能用这样的方式处理类似的案件。”他们的判决似乎在告诉公民，艾尔玛的行为就是一种背叛。
　　苏黎世地方法院对艾尔玛的审判就像旧时代的宗教审判。皮埃斯说：“如果他们不能在一场起诉中找到证据定罪，他们就会想办法再次起诉他，审判他。”同样来自巴塞尔大学的沃夫冈·沃勒也说，这场审判更像是一次报复。“因为艾尔玛被认为是个‘叛国者’，他背叛了自己国家一直难以撼动的准则。”
　　检察官们一直在不惜一切地捍卫瑞士的过去，坚持保守银行客户机密。但是他们谢绝为我现在写作的这篇文章作评论，因为艾尔玛的案件还在处理中。很多法律专家和政客认为政府律师错误地处理了艾尔玛的案件。“他们对待艾尔玛的方式太荒谬了，”一位政府官员说，“瑞士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我们应该接受事实，我们需要更加透明的操作规程，按照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从2018年起，与其他国家的税务组织交换银行账户信息。
　　但是银行提供所有客户交税承诺的立法提议被否决了。瑞士更愿意实施“斑马”战略，让客户们储蓄一部分合法收入和另一部分“灰色收入”。瑞士可能在今后与一些富裕国家达成协议，交换银行账户资料，但是这对反腐几乎无济于事，因为大多数非法财产的来源地区是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与此同时，瑞士对揭发银行机密的人依然毫不手软，与大多数发达国家不同，在瑞士，泄露银行机密的人将面临更大的风险。瑞士没有保护私人揭发者的法律法规，未来也很难会立法保护他们。从艾尔玛第一次被捕后，泄露银行机密的人可能面临的监禁年限增加至5年。瑞士几乎成了唯一一个不配合别的国家调查金融犯罪的国度。

法律之外

　　去年，瑞士高级法院判定艾尔玛曾写信威胁过默克尔，但是更严重的指控是他盗窃了银行机密，他总共被判处14个月监禁。
　　他的律师特颂女士为他做无罪辩护。艾尔玛认为律师可能给出的辩护理由是他向税务部门提供客户资料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特颂女士给出的辩护理由在于艾尔玛没有违反瑞士的保守银行机密法規。他在开曼群岛工作期间，不是和宝盛银行签订的劳务合同，而是和开曼的一家信托公司。艾尔玛对此嗤之以鼻：宝盛银行在开曼群岛设置独立子公司，就是为了摆脱瑞士的法律，让银行客户们免于税收和其他资产检查步骤，因为在瑞士和其他发达国家，账户必须经过审查。
　　除了法院，还有媒体反对艾尔玛的行动，苏黎世杂志《世界日报》的记者阿历克斯·巴尔认为艾尔玛只是一个“写黑邮件的人”，动机就是报复和金钱。巴尔还说艾尔玛泄露的资料质量很差，只是碰巧揭露了几起违法收入。
　　很难说艾尔玛是否提供了有效的资料——政府不会公布他们调查银行账户所引用的资料来源。或许艾尔玛提供的信息不如汇丰银行的法尔恰尼提供的信息有用，或许也不如布兰德里揭露美国人利用瑞士联合银行储蓄逃税收入引起的社会反响大。但是至少艾尔玛的努力，也让人们注意到了账户审查和政客资金合法性的问题。
　　他最初的动机是因为被解雇而愤怒，但是后来，他更多是因为正义和道德。这种转变也并不奇怪。比如在布兰德里的案件中，他揭露了境外资产的非法性，他在行动中偶然发现他的上级也藏匿了部分资产。
　　布兰德里服刑31个月出狱后，收到了美国国内收入署1.04亿美元的举报奖励。艾尔玛现在也在向美国政府索取举报奖励，他之前是拒绝这笔钱的。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个人破产。苏黎世法院要求他支付大部分的案件处理费用，一共是30万瑞士法郎。艾尔玛说他付不起这笔费用。
　　他和法院的对峙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和苏黎世地方法院都要求瑞士最高法院给出最新的法律条款解释，他的案件已经拖了好几年。有时艾尔玛有点得意于这种僵持的状态，并且已经懂得怎么对簿公堂。他共积攒了60封诉状，它们是针对银行、银行最高律师锡斯坦、法官和记者的，其中就包括记者巴尔。他还要向欧洲人权法院起诉法官马蒂诽谤他。“我感到很疲惫，但是我不能退缩。”艾尔玛说。
　　他已经准备好长期斗争了。检察官没法让他禁入银行业，但是他还是很难在老行当里找到工作。艾尔玛全家都依靠他的微薄收入生活。如果法院赦免他，那么泄露银行机密的人就会更多，艾尔玛也可能公布更多客户资料。据艾尔玛说，他公开的资料只占他拥有的机密资料的5%。
　　艾尔玛的所作所为也确实对他自身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由于官司缠身和媒体的消极评论，他身边的亲朋好友逐渐疏远他。艾尔玛的爱人说他们的社交生活越来越简单。然而如今62岁的艾尔玛却对现状很知足。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全球金融危机让瑞士不再盲目地保守银行机密。从前对艾尔玛完全怀有敌意的媒体，也开始用中立的态度评判他。“现状已经有所改观。”艾尔玛的爱人海蒂说。线上报纸《在广场上》专门报道金融领域的先锋思潮，该报评论艾尔玛是银行系统曾最低估的劲敌。长期坚守自己立场的记者吉安·特雷普说：“艾尔玛固执、一意孤行，他就像一个老农民一样，他是百分百的瑞士人。”
　　[译自英国《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