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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聋子只是耳朵有点背，不真聋，姓戴，真名两个字：享之。
戴享之先生是我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老师，依他的话说，他只会教一至三年级语文的细细本事，高一个年级或改教数学，他都咬不动。这当然是他过分自谦的话。不过，我确实没看到他教过四年级以上的学生。
先生的字好，尤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我们村里，只要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戴先生就会被人叫去写对联。这时，围观的人多，有很多的人对他翘大拇指，说：“写得好！”
我的父亲似乎是他写字的粉丝，早不让我读一年级，晚不让我读一年级，专拣了个戴先生教一年级的班去上学，这样我就铁定是戴先生的学生了。
跟戴先生学文，他强调学写字，说：“字好比人的脸和衣架子，是个外牌子，外牌子好，喜欢你的人才多。”他停了停又说：“我还没见过有人喜欢脏兮兮的叫花子。”然后，他坐在讲台的椅子上，一只手握根小竹节鞭抽得叭叭响，说：“写字，写字。”
我个子矮，被安排坐在靠讲桌的第一张桌子，他叭叭扬起好多的粉笔灰呛得我直咳嗽。他听见了，就用手掌在空中扇了扇，驱散那团浓密的粉笔尘，又走过来拍拍我的背，俯身看我的字，道：“崽，这横又没写直！”
他喊学生叫崽，跟我们喊他戴聋子一样，是从心底里认可并喜欢。当时，我们不认为喊他戴聋子是不尊敬的，认为喜欢他、愿意跟他玩就可以乱喊，而他也高兴地哈哈应着，以至大人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上见我们喊戴聋子，就嗤嗤地笑一阵，骂：“没大没小！”
戴先生写字还治好过我的火疖子。那天，我一上课就站着，屁股上的火疖子火烧火燎地痛，一坐，更痛得厉害。我站着挡住了黑板，后面的同学让我坐，我屁股一沾凳又弹起来了。后来任他们怎么喊，我都不坐。戴先生听到他们告状，下课便捉住我，脱了裤头一瞧，说：“乖乖，真是个大火疖子哦。”顺手握了支桌上的大毛笔，在墨盆子里浸了一把浓墨涂在我的火疖子上，戏谑地说：“是半邊屁股没文化哟，呷点墨就好了！”
戴先生和蔼，很快成了我的忘年之交，从内心来说是没有隔阂的。
记得有一回，我口馋准备偷村里一户人家的桔子，我问他：“戴聋子，你说那人又不小气，桔子又多，十几亩，我们偷他的桔子算偷么？”他本来在瞄书，听了，合上，饶有兴趣地说：“怎么能算偷呢，他那么多，你们又没钱买，嘴又那么馋。”我说：“你说了不算，倘若抓住了怎么办？”他用手在我的头上轻轻拍了一下，笑道：“脑壳还蛮灵活的，是想套我的经验吧？”说罢，就又开始跟我吹牛了。
他说他们那时候的日子才叫苦，没人知道甜。有一回他和几个小伙伴在地里干活，看到一块梯土上的大枣红了，便趁天黑去了。去时，他瞅过地形，枣树生长在土坪边，后临木屋，左侧和前方是一个人高的石块，不好爬，唯右侧一丈之外，地势平坦，有面一人高的土墙作掩体，可进可退。并且那户人家的狗爱随主人出去玩，所以晚上八点左右主人没回来是最安全的……
我贼一样听着戴先生的故事，明白了八九分。即去偷桔子时，一定要去察看好地形，跟打仗一样的。我本还想听他吹会儿牛，他意识到了不妙，赶紧住了嘴，说：“尽学歪了！”便在我的头上弹了一响。
戴先生教我二年级时，把师母和孩子接到了学校。他的两个孩子比我小两三岁，但都长得胖嘟嘟的，阳气好，在大冬天赤着脚不用穿袜子。这时候的戴先生压力大，人偏瘦，与师母一样黝黑了。
戴先生与师母住在一起，师母没工作，也没干农活，指望他那点工资过日子，肯定苦多了。有一次，他从屠夫那里赊了两三斤肥肉回来，雪白雪白的一大坨，挤满了一只宽口的土钵子，然后放在学校食堂的木蒸笼里猛蒸，什么也没放，只放了一勺盐。到了中午，他吆喝着把肥肉端出，油腻腻的，边走边对往来的老师和学生说：“吃一筷子？”
老师和学生伸头看了看，腻得直摇头。
他端回屋子，美美地与他的家人分享了，连打个饱嗝儿都泛着幸福的油星。
戴先生一家就这样像个铁钉钉在学校里了，从没动过。他也开始在春上跟学校附近的人讨一些荒土种，农民种什么，他就种什么，玉米、高粱、红薯样样种得好。记得有回中午，秋天的阳光开得老大，暖暖的，真好。我们正趴在课桌上做作业呢，他蹿进来突然说：“今年我收了几担红薯，蔫在地板上出了糖，现在每人一个红薯当零食当午餐，莫抢莫争。”接着他转身从门口端进来一窝软趴趴的蒸糖红薯，冒着滚滚的热气，个个流红糖汁，丝儿拉了一尺长，看着就流口水儿。
我们呼哈呼哈地啃着红薯，像一群山沟里乱奔的野猪儿。他疼爱地瞧着我们，说：“别急，小心烫。”
吃红薯这事儿，吃多了，通过实践才知道红薯爱滞气。戴先生因为照顾山高路远不方便回家吃午餐的学生吃红薯，肚子是饱了，可下午几堂课常有人放屁。最终的结果是数学老师不知内情、忍无可忍地说：“呷的是冬茅，放的是狗屁！”骂得我们的脸绯红，挺不好意思的。
戴先生最让人感动的是这年冬天。
记得他跟他的父亲学过掘窑烧木炭的手艺，便一个人从九月开始在离学校不远的坡上掘了一个地窑，并组织我们砍了不少的柴火，说十月天里好烧木炭，在教室里可生旺旺的炭火。我们想着往年的小手小脚被冻得皲裂了，或肿胖胖的，甚至发炎出了脓，就卖力地捡，充满了温暖的希冀。
冬天的山沟沟冷得快，雪在十一月下旬总会不打折扣地来。而戴先生的地窑早挖好了，趴在山坡上像个细面包子，更像个瞭望敌人的堡垒。地窑掘得像戴先生的字，规规矩矩，膨起的半圆上方，每个角落留有一个碗大的气孔直通窑体，腰部也各掏了一个。然后，为了防雨雪又搭了一座人字形的草棚，这样即使来了雨雪也不会打湿窑盖上的泥土，坍塌了。
从窑盖上下来，有几步简陋的土台阶，它在土窑的左侧。下了台阶，走至窑正中，则是一个近一米宽一米五高的窑口。这个窑口，是人进入窑体的唯一通道，窑体里的炭柴均从这里拖进去。一截截的炭柴，有一米多长，整齐地竖着，紧紧地挤放。而窑体放好炭柴后，口再封细一些，留个适当的引火点引燃里面的炭柴。
炭柴一旦烧起，窑口便不能停火，也离不开人。这时，我们就帮戴先生捡引火的柴儿，枝枝叶叶，尽管捡得不多，但个个累得气喘吁吁，脸红粉粉的。戴先生烧火时，则被烤得皮发烫，头上的黑发儿也熏卷了，额头上还烧去了一截，脸黑黑的，涂了一层炭灰。
戴先生烧炭主要靠师母，靠我们这些小脚丫子是不行的。师母在土窑离不开人手时打顶手，还给戴先生送饭送水。这么熊熊的烈火在窑口大约烧上几个小时，差不多把火引足了，就搬一块大石板封住窑口，四边用土夯紧，不留一丝气儿。
熄了窑口的火，窑体的炭柴还在肚子里燃烧。从窑盖上的六个气孔可以判断，冒出多少的浓烟就有多少的炭柴在放肆地吟唱。然后，烟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白，戴先生便会站在学校的木栏上，指着烟给我们看：“柴烧完了，只剩些汽水儿。”
戴先生果然是个烧炭的好把式。没过几天等窑凉了，择个晴日开窑，我们班都去看。他撬开窑口，只见乌漆的木炭像千根屋柱落地，上下两端还泛着白末儿，漂亮极了。他爬进窑口，一根一根地往后拖，往后递，还叮嘱道：“轻点，炭脆，别磕碎了！”当他的人全缩进窑体里，便不准我们帮忙，说危险，让师母匍匐着去递。
我们傻傻地站在窑盖上面，想着这个冬天有炭火烤了，手和脚不会像往年一样被雪冻烂了，就兴奋地喊：“戴聋子！一、二、三，加油！戴聋子！一、二、三，你好棒！”几十双小脚蹦着跳着，不断地跺在土窑盖上。
窑体外的木炭越拖越多，整齐地码放了好高。窑体逐渐空了瘪了，可我们的吆喝和跺脚没有减少，突然，戴先生喊：“快走开！”他自己还没爬出来，窑盖坍塌了……
这个冬天，我们三年级有炭火过冬，任外面的雪疯狂地飞，任风刺骨地叫，教室里一个个红彤彤的火盆子像一树红柿子，照得我的心温暖且敞亮。而戴先生绑着绷带拄着拐杖，还在讲台上讲课。
（刘群华，笔名刘阳河，湖南娄底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星星》《散文百家》《湖南文学》《山东文学》《延河》《扬子江》《草原》《鸭绿江》《滇池》等报刊，有作品被《意林》《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刊转载，并入编多省市模拟高考题。）
编辑：刘亚荣
戴享之先生是我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老师，依他的话说，他只会教一至三年级语文的细细本事，高一个年级或改教数学，他都咬不动。这当然是他过分自谦的话。不过，我确实没看到他教过四年级以上的学生。
先生的字好，尤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我们村里，只要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戴先生就会被人叫去写对联。这时，围观的人多，有很多的人对他翘大拇指，说：“写得好！”
我的父亲似乎是他写字的粉丝，早不让我读一年级，晚不让我读一年级，专拣了个戴先生教一年级的班去上学，这样我就铁定是戴先生的学生了。
跟戴先生学文，他强调学写字，说：“字好比人的脸和衣架子，是个外牌子，外牌子好，喜欢你的人才多。”他停了停又说：“我还没见过有人喜欢脏兮兮的叫花子。”然后，他坐在讲台的椅子上，一只手握根小竹节鞭抽得叭叭响，说：“写字，写字。”
我个子矮，被安排坐在靠讲桌的第一张桌子，他叭叭扬起好多的粉笔灰呛得我直咳嗽。他听见了，就用手掌在空中扇了扇，驱散那团浓密的粉笔尘，又走过来拍拍我的背，俯身看我的字，道：“崽，这横又没写直！”
他喊学生叫崽，跟我们喊他戴聋子一样，是从心底里认可并喜欢。当时，我们不认为喊他戴聋子是不尊敬的，认为喜欢他、愿意跟他玩就可以乱喊，而他也高兴地哈哈应着，以至大人在村里的红白喜事上见我们喊戴聋子，就嗤嗤地笑一阵，骂：“没大没小！”
戴先生写字还治好过我的火疖子。那天，我一上课就站着，屁股上的火疖子火烧火燎地痛，一坐，更痛得厉害。我站着挡住了黑板，后面的同学让我坐，我屁股一沾凳又弹起来了。后来任他们怎么喊，我都不坐。戴先生听到他们告状，下课便捉住我，脱了裤头一瞧，说：“乖乖，真是个大火疖子哦。”顺手握了支桌上的大毛笔，在墨盆子里浸了一把浓墨涂在我的火疖子上，戏谑地说：“是半邊屁股没文化哟，呷点墨就好了！”
戴先生和蔼，很快成了我的忘年之交，从内心来说是没有隔阂的。
记得有一回，我口馋准备偷村里一户人家的桔子，我问他：“戴聋子，你说那人又不小气，桔子又多，十几亩，我们偷他的桔子算偷么？”他本来在瞄书，听了，合上，饶有兴趣地说：“怎么能算偷呢，他那么多，你们又没钱买，嘴又那么馋。”我说：“你说了不算，倘若抓住了怎么办？”他用手在我的头上轻轻拍了一下，笑道：“脑壳还蛮灵活的，是想套我的经验吧？”说罢，就又开始跟我吹牛了。
他说他们那时候的日子才叫苦，没人知道甜。有一回他和几个小伙伴在地里干活，看到一块梯土上的大枣红了，便趁天黑去了。去时，他瞅过地形，枣树生长在土坪边，后临木屋，左侧和前方是一个人高的石块，不好爬，唯右侧一丈之外，地势平坦，有面一人高的土墙作掩体，可进可退。并且那户人家的狗爱随主人出去玩，所以晚上八点左右主人没回来是最安全的……
我贼一样听着戴先生的故事，明白了八九分。即去偷桔子时，一定要去察看好地形，跟打仗一样的。我本还想听他吹会儿牛，他意识到了不妙，赶紧住了嘴，说：“尽学歪了！”便在我的头上弹了一响。
戴先生教我二年级时，把师母和孩子接到了学校。他的两个孩子比我小两三岁，但都长得胖嘟嘟的，阳气好，在大冬天赤着脚不用穿袜子。这时候的戴先生压力大，人偏瘦，与师母一样黝黑了。
戴先生与师母住在一起，师母没工作，也没干农活，指望他那点工资过日子，肯定苦多了。有一次，他从屠夫那里赊了两三斤肥肉回来，雪白雪白的一大坨，挤满了一只宽口的土钵子，然后放在学校食堂的木蒸笼里猛蒸，什么也没放，只放了一勺盐。到了中午，他吆喝着把肥肉端出，油腻腻的，边走边对往来的老师和学生说：“吃一筷子？”
老师和学生伸头看了看，腻得直摇头。
他端回屋子，美美地与他的家人分享了，连打个饱嗝儿都泛着幸福的油星。
戴先生一家就这样像个铁钉钉在学校里了，从没动过。他也开始在春上跟学校附近的人讨一些荒土种，农民种什么，他就种什么，玉米、高粱、红薯样样种得好。记得有回中午，秋天的阳光开得老大，暖暖的，真好。我们正趴在课桌上做作业呢，他蹿进来突然说：“今年我收了几担红薯，蔫在地板上出了糖，现在每人一个红薯当零食当午餐，莫抢莫争。”接着他转身从门口端进来一窝软趴趴的蒸糖红薯，冒着滚滚的热气，个个流红糖汁，丝儿拉了一尺长，看着就流口水儿。
我们呼哈呼哈地啃着红薯，像一群山沟里乱奔的野猪儿。他疼爱地瞧着我们，说：“别急，小心烫。”
吃红薯这事儿，吃多了，通过实践才知道红薯爱滞气。戴先生因为照顾山高路远不方便回家吃午餐的学生吃红薯，肚子是饱了，可下午几堂课常有人放屁。最终的结果是数学老师不知内情、忍无可忍地说：“呷的是冬茅，放的是狗屁！”骂得我们的脸绯红，挺不好意思的。
戴先生最让人感动的是这年冬天。
记得他跟他的父亲学过掘窑烧木炭的手艺，便一个人从九月开始在离学校不远的坡上掘了一个地窑，并组织我们砍了不少的柴火，说十月天里好烧木炭，在教室里可生旺旺的炭火。我们想着往年的小手小脚被冻得皲裂了，或肿胖胖的，甚至发炎出了脓，就卖力地捡，充满了温暖的希冀。
冬天的山沟沟冷得快，雪在十一月下旬总会不打折扣地来。而戴先生的地窑早挖好了，趴在山坡上像个细面包子，更像个瞭望敌人的堡垒。地窑掘得像戴先生的字，规规矩矩，膨起的半圆上方，每个角落留有一个碗大的气孔直通窑体，腰部也各掏了一个。然后，为了防雨雪又搭了一座人字形的草棚，这样即使来了雨雪也不会打湿窑盖上的泥土，坍塌了。
从窑盖上下来，有几步简陋的土台阶，它在土窑的左侧。下了台阶，走至窑正中，则是一个近一米宽一米五高的窑口。这个窑口，是人进入窑体的唯一通道，窑体里的炭柴均从这里拖进去。一截截的炭柴，有一米多长，整齐地竖着，紧紧地挤放。而窑体放好炭柴后，口再封细一些，留个适当的引火点引燃里面的炭柴。
炭柴一旦烧起，窑口便不能停火，也离不开人。这时，我们就帮戴先生捡引火的柴儿，枝枝叶叶，尽管捡得不多，但个个累得气喘吁吁，脸红粉粉的。戴先生烧火时，则被烤得皮发烫，头上的黑发儿也熏卷了，额头上还烧去了一截，脸黑黑的，涂了一层炭灰。
戴先生烧炭主要靠师母，靠我们这些小脚丫子是不行的。师母在土窑离不开人手时打顶手，还给戴先生送饭送水。这么熊熊的烈火在窑口大约烧上几个小时，差不多把火引足了，就搬一块大石板封住窑口，四边用土夯紧，不留一丝气儿。
熄了窑口的火，窑体的炭柴还在肚子里燃烧。从窑盖上的六个气孔可以判断，冒出多少的浓烟就有多少的炭柴在放肆地吟唱。然后，烟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白，戴先生便会站在学校的木栏上，指着烟给我们看：“柴烧完了，只剩些汽水儿。”
戴先生果然是个烧炭的好把式。没过几天等窑凉了，择个晴日开窑，我们班都去看。他撬开窑口，只见乌漆的木炭像千根屋柱落地，上下两端还泛着白末儿，漂亮极了。他爬进窑口，一根一根地往后拖，往后递，还叮嘱道：“轻点，炭脆，别磕碎了！”当他的人全缩进窑体里，便不准我们帮忙，说危险，让师母匍匐着去递。
我们傻傻地站在窑盖上面，想着这个冬天有炭火烤了，手和脚不会像往年一样被雪冻烂了，就兴奋地喊：“戴聋子！一、二、三，加油！戴聋子！一、二、三，你好棒！”几十双小脚蹦着跳着，不断地跺在土窑盖上。
窑体外的木炭越拖越多，整齐地码放了好高。窑体逐渐空了瘪了，可我们的吆喝和跺脚没有减少，突然，戴先生喊：“快走开！”他自己还没爬出来，窑盖坍塌了……
这个冬天，我们三年级有炭火过冬，任外面的雪疯狂地飞，任风刺骨地叫，教室里一个个红彤彤的火盆子像一树红柿子，照得我的心温暖且敞亮。而戴先生绑着绷带拄着拐杖，还在讲台上讲课。
（刘群华，笔名刘阳河，湖南娄底人。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星星》《散文百家》《湖南文学》《山东文学》《延河》《扬子江》《草原》《鸭绿江》《滇池》等报刊，有作品被《意林》《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刊转载，并入编多省市模拟高考题。）
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