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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光山，地处豫韵楚风交融之地，尽收两淮三楚之胜，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县境遍布名人游屐，诗家芳尘。一方水土，文脉深远，英才辈出，记诸国史者不乏其人。有清一代，光山最著名者，莫过于胡煦、胡季堂父子。
一
胡煦（1655年-1736年），字滄晓，号紫弦，河南光山南向店老虎山人。
元末明初，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田畴荒芜，中原人口锐减。明朝建政之初，为了医疗战争带来的创伤，朝廷采取特殊政策，将处于长江下游的江西人口，迁徙到长江中游的湖广（今湖南、湖北）地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移民事件。胡煦的祖先就是在这次移民中，先由江西迁至湖北的麻城，后由麻城迁河南光山。
胡煦的五世祖胡靖，是明朝嘉靖乙卯（1555年）科举人，曾担任辽阳通判。胡靖的儿子叫胡敏，胡敏的儿子叫胡遵化，是县诸生。胡煦的祖父叫胡演，也是一位诸生，早年去世。胡演的夫人喻氏生育有二个儿子，一个早卒，另外一个就是胡煦的父亲，名叫胡之杞。崇祯十四年（1641年），光山遭遇张献忠兵乱，喻氏告诫胡之杞说：“胡家到你是五世单传，你是惟一的根。如果万一情况有变，张献忠的部队杀来，我宁死也不受污辱，希望你能够妥善地保存自己的性命。”当城池被攻破后，喻氏带着儿子和仆人一起外逃，被张献忠的部队冲散。喻氏在仆人的帮助下回到娘家喻家园，又遇土寇劫掠，于是紧闭楼门，固守待援。土寇焚烧了楼房，楼中所有的人都被烧死。胡之杞与母亲失去联系后，被张献忠的部队劫持，后来想法逃脱，到喻家园寻母，遇到仆人，才知悉母亲不幸罹难的惨状。他想捡拾母亲的遗骨，没有获得，内心非常悲痛，这件事成为他终身憾事。
胡煦自幼勤奋好学，读书求经世实用，八岁见太极图有阴阳纠纽循环之势，为解开其奥妙，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十八岁，对古人研究《易经》之著作，进行综合分析，鉴定品评，对他们的观点了然于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29岁中举，此后仍居乡里，潜心学问，三十五年参修《光山县志》，负责校梓工作。四十二年，49岁的胡煦被授予安阳教谕，任职期间，他以厚风俗、敦教化为先务，为诸生阐明圣学，文行兼勖。主张诸生带头移风易俗，凡侈丧有停柩十余年而未葬者，限日入葬达1500余柩，对婚嫁则提倡“毋犯过费”，从简办理，移风易俗之举，受到广泛赞誉。五十一年，58岁的胡煦中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悉心研究《周易》，深得其精髓，颇多真知灼见。康熙皇帝听说胡煦通易理，便与他探讨河洛理数，胡煦条分缕析地予以解答。此后屡次被召见，皇帝将阅读《易经》卦爻中的疑义提出，让胡煦画图讲解，胡煦对答如流，康熙感叹道：真苦心读书人也！ 于是，散馆授检讨，直南书房，同大学士李光地分纂《周易折中》。康熙五十三年，提升为南书房检讨官，成为皇帝贴身的智囊团成员。五十六年典湖广乡试，充湖北乡试正考官。原先的试官都由九卿保举，至胡煦典试，谕曰：“朕止信得此人”，由是廷议引重。六十一年擢升为鸿胪寺卿。
雍正元年（1723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顺天武官乡试副考官。五年升兵部侍郎，摄户部侍郎，阅会试回避卷，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次年，擢兵部右侍郎，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摄刑部右侍郎。七年，主持顺天武官乡试。八年奉皇子书房行走，入侍内廷讲席，为皇子侍讲。充《明史》总裁官，为兵部侍郎特命主持贡举考试。九年授礼部左侍郎，旋以年老罢归;次年六月，河东总督田文镜参奏其抚异姓子孟基为嗣，不当冒官眷中选被解职。乾隆元年（1736年），胡煦被皇帝召见，沉冤昭雪，不仅官复原职，恢复孟基举人身份，还赐幼子胡季堂荫生。同年九月十三日，胡煦病故于北京，享年82岁。乾隆念其为三世老臣，赐白银500两，治丧如典礼。
胡煦为人正直忠厚，在职呈送的论奏，主要集中于本教化，重农桑，缓刑罚，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先仁义而后功利等，多切合实际。《清史稿》对他的人品、官德，有较高的评价。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河南巡抚胡宝瑔疏请入祀乡贤祠。
在光山民间，至今流传不少胡煦勤政爱民的故事。如胡煦在雍正朝任职期间，想办法让皇帝在河南不选秀，百姓少纳粮，与他同殿为臣的田文镜，形成强烈对比。一次，雍正皇帝把田文镜和胡煦召到殿上问道：“二位爱卿，不知你们家乡，哪个条件优越？”田文镜抢先道：“我们湖北人称‘山清水秀、鱼米之乡’，是个好地方，才子佳人，比比皆是，谁不称颂！”雍正又把目光移向胡煦：“你们河南怎么样呢，爱卿？”胡煦回答说：“河南与湖北相比，自愧不如，穷山恶水，旱涝无常;虽然出些文士，也是靠皇恩浩荡;至于佳人，就更无从谈起。不怕万岁笑话，臣虽官居显位，但所娶妻妾，一个大脖子，一个气脚，臣妻室尚且如此，可见河南佳人之一斑。”雍正听后点点头，便对田文镜说：“朕命爱卿从湖北挑选佳秀50名，进宫伴朕。”田文镜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又有一次，雍正对田文镜和胡煦说：“朕想品尝二位爱卿家乡的土特产品，望爱卿每人献上红薯百斤。”没几天，田文镜和胡煦都把自己送给皇帝的红薯带到殿上。雍正见田文镜带来的红薯每个都在一斤左右，光滑匀称，就面带笑容，点点头，没说什么。再看胡煦献上的红薯，每个最多二、三两重，外表干枯皴瘪，很不好看，便皱了皱眉头。皇帝问：“田爱卿，你献给朕的红薯为何这么好哇？”“臣家乡红薯品种优良，又逢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红薯丰产。”“胡爱卿，你怎能把这样的红薯献给朕呢？”“启禀万岁，臣家乡今年遭受特大旱灾，千里赤地，颗粒不收。为万岁选这一百斤红薯，臣跑了三个县，经多方挑选，才选了这些上好的带来，望万岁收纳，不要怪罪于臣。”胡煦见雍正没做声，就接着奏道：“臣还有一事要奏，不知万岁准讲否？”“有事只管说出来。”“臣来京时，百姓纷纷求臣奏明圣上，河南今年遇特大旱灾，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求圣上皇恩普照，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朕看你和田文镜送来的红薯，就知道河南今年旱灾严重。”随后，雍正转脸对田文镜说：“湖北今年风调雨顺，朕已决定，将河南今年应交皇粮减免三成，加在湖北身上，望爱卿不负朕望。”故事可能有演绎的成分，但窥此可见胡煦老先生的品格，据此可窥百姓对他的敬重和爱戴。 二
清雍正五年状元彭启丰所撰的《礼部侍郎胡公墓志铭》和《光山胡氏宗谱》均记载：胡煦共生有四个儿子，分别叫长堂、次堂、仲垒和季堂。老大是秀才（诸生），老二是秀才中成绩最好的禀生，老三年仅16岁就考中举人。遗憾的是，長堂和仲垒于雍正三年（1725年）先后殁卒，次堂也于雍正六年去世。雍正七年（1729年），胡煦老先生已经74岁，小儿子胡季堂才降临人世，这个已六代单传的家族，血脉延续有了依托。
胡煦去世后，胡季堂在嫂子甘氏的抚养和教育下，发愤读书，知识和见识逐年增长，智力和能力快速提升，很快通过官员的考核。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37岁的胡季堂，由荫生补顺天府通判，后调刑部员外郎、迁郎中。三十一年担任甘肃庆阳知府、擢冀宁道迁甘肃按察使。三十六年调江苏按察使，江苏按察使司办公场所由江宁移驻苏州，而监狱仍在江宁，办事非常不便，胡季堂上疏皇上请求转移地址，得到了允准。任职期间，他结合实际提出的处理民间纠纷的建议，有利于平息诉讼，均获得皇帝的称赞。三十九年，被提升为刑部右侍郎兼管顺天府尹。四十二年，皇帝命令他前往兴化，会同江督高晋，谳漕书虞景山之狱，究出唆讼之钟至刚治之;在山东，勘查章丘辛存义、诸城陈静文二狱，究出唆讼之张无璞治之;在河南勘狱，察出苏丕显唆讼各情。四十三年，命往河南，讯山西民张九锡控河南各官派累工料一案，察其诬，治之。乾隆四十四年，担任刑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作为处理司法诉讼的朝廷命官，胡季堂对接手的案子，总是先进行深入的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后，理清原委，对查出的冤枉、诬告案件，依律秉公断案;对在背后唆使挑拨的刁民，严厉惩处，赢得了民众的信服。
胡季堂到河南商丘查验狱情时，乾隆皇帝亲自下旨：身为河南人，审理本省的案情时更应秉公持正，不要因为一件事而牵涉更多的官吏，以免将来遭报复，要多加考虑。胡季堂接到圣旨后，更是不敢怠慢，处处谨慎。初到商丘，胡季堂遇到一桩案子：有一个叫汤秉五的恶人，对守寡在家的刘氏百般调戏，刘氏因此绝食而亡。当地官员因为受贿判定刘氏绝食属于自杀，没有对元凶汤秉五实施任何惩罚。但刘氏的父亲觉得此案判得不公，见胡季堂来访，便具状上告。胡季堂接案后，亲自调查，并重新审理，将主犯汤秉五绳之以法。由于胡季堂秉公断案，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当他到山东时，被任命署理山东巡抚。当时，山东正闹灾荒，胡季堂上疏皇帝，请求将本省的漕米用以赈灾，安抚百姓。回到京师后，被封为太子少保，兼任兵部尚书。六十年，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嘉庆三年，授直隶总督，赏戴孔雀翎。
胡季堂晚年最值得一书的大事，就是首参巨贪和珅。1799年2月7日，乾隆寿终正寝，嘉庆皇帝亲政。新皇帝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惩办贪官和珅。当御史广兴、大学士刘墉弹劾和珅时，嘉庆皇帝便诏谕各省督抚速将和珅罪行上奏，据实议罪。担任直隶总督的胡季堂，对和珅的所作所为，多有掌握，当即书写奏折，抢先告和珅逾制、大量兼并平民土地、在蓟州清苑等地开设当铺和银号、容家人在各地逼收地租滥杀无辜巧取豪夺等20条罪状，并建议嘉庆皇帝对和珅“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嘉庆皇帝收到胡季堂的奏章后，立刻发给京城的官员讨论。朝臣们会议后商定，按胡季堂的处理意见，奏请嘉庆皇帝凌迟处死和珅，嘉庆皇帝改为赐其自尽。不久，胡季堂又上奏，在直隶大城、文安等7县查抄出和珅及家人呼什图等人米、麦、豆、杂粮共计一万余石，经允准后胡季堂将这些粮食分发给了直隶地区因水灾而需要救济的难民。
胡季堂为官清正，政绩斐然。民国年间编纂的《光山县志约稿》记载：胡季堂自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言行合礼，举止端庄，得到从奴仆到同僚的普遍敬重。处理官场政事，细心谨慎，公文起草亲力亲为。乾隆皇帝每有咨询，对答如流。外派地方任职，和在朝廷办公一样勤奋，每天早起处理公文，一直到太阳西斜才吃饭。“手执卷如诸生，撰古今任子录以自勉，集诸史列传为之论赞。好杜氏通典，司马氏通鉴，故遇大事有断制，尤有知人识，不偏听，不轻任，爱人而知其所短，或试之小事以观其所忽，以是荐拔皆有声于时。”《清史稿》载乾隆对胡季堂的评价：“季堂论治教匪，后来坚壁清野之议，已发其端。我有先正，言明且清，诸臣所论列，足当之矣。”他病故后，皇帝赠太子太保，赏《陀罗经》，并派御前侍卫十余人前往祭葬。
官场之外的亲情，更能全面显示一个人的品德。
胡季堂仕途顺畅，功绩卓著，除了父亲的荫功，还要感谢嫂子甘氏。据清乾隆年间杨殿梓总修的《光山县志》载：甘淑人为诸生长堂之妻，年二十有二而寡，誓志守节。廉使（胡季堂）年四岁，而生母张淑人见背，嫡母陈夫人去世，甘淑人与庶母夏孺人共抚之。年八岁，而宗伯公捐馆。越六载，而夏孺人亦卒，惟淑人独抚之且教之。雍正十年，29岁的甘氏面对“蓄无长物，亲无期功，手泽遗书未有所付托”的局面，“甘茹荼集蓼，鞠之育之，榰就衰之门绪，启未坠之家声。”长嫂比母，在甘氏抚养胡季堂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论者谓天之所以报绩学善人者如此，可以为世劝矣。”为了旌表嫂子以节妇一身担当、一心存主之恩，胡季堂在担任江苏按察使时，把甘氏的生日作为节日来庆贺，借助诗文歌颂嫂子的功德。提起昔日“嫂氏之茕茕孱寡抚一小叔，情绪哀楚”，读之者无不潸然泪下。等嫂氏谢世，裒辑行略，以为“胡氏七世单传，若无嫂，某之存亡，且不能料，自必祖宗遑冀血食若是危哉。”于是，先准备上奏，为嫂氏貤封（清制，官员以自身所受的封爵名号呈请朝廷移授给亲族尊长），因为俩人是叔嫂关系，于礼不合，达不到目的，心常惴惴不安。于是，胡季堂又《请貤封甘氏疏》，向皇上陈情：“……臣家世单传，无期功强近之亲。臣先有兄三人，均已授室于臣父。煦年七十岁以后，三兄两嫂先后物故。臣父暮年无倚，惟赖臣长兄已故生员长堂之妻甘氏，矢志守节奉养无违。后四年而臣始生，臣生四龄，臣母即亡。甫臣八岁，臣父又故，一门之内，孤苦零丁。臣弱稚无知，存亡莫保，独赖臣嫂提携教养，始能存活。嗣为臣营葬双亲，又为臣延师授室，经理尽瘁，至于成立。是臣嫂乃臣家存没咸赖之人，于臣父实无忝孝妇，于臣实恩同慈母……”恳请皇帝将自己和妻室的封诰移赠给嫂子甘氏，由于其言辞真诚，婉转恳挚，至性披沥，感动了乾隆皇帝，诏许貤赠甘氏为淑人。朝廷中初有知悉其事者，对胡季堂的身世欷歔不已，大家赞同胡季堂的想法。等到皇帝破格荣赠，都津津乐道，以为快事。此事经过朝报传达，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有甘淑人抚养小叔一事，共同赞美甘氏。甘淑人英灵死而有知，虽生前幽苦，得此消息应怡然瞑目！胡季堂报德于其嫂，有此生报此心，彰显君子之风！ 三
从现有的史料看，胡煦共娶了3个女人：分别是原配妻子陈氏、胡季堂的生母德配张氏，还有一位夏氏。据此推测，陈应该是第一位娶进家门的，地位最高，是胡季堂的嫡母，称夫人;夏氏为妾，称为孺人;张氏母以子贵，称淑人。从年龄推断，3人中张氏的年龄应该是最小的，也有传说她是丫环扶正的，但无文字记载。
关于胡季堂的出生，光山一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胡煦老先生七十四岁高龄喜添贵子，让京城的老百姓笑坏了，他们认为，以胡大人的年龄，不可能有生育能力，那孩子一定是人家的种。胡大人听到这种议论很气愤，随手写了一首诗：七十老翁生一娃，笑煞京城十万家。若是老夫真血脉，他年依旧坐长沙。这首诗的前三句都好懂，最后一句的“长沙”一词让人费解。家乡人解释说，当时胡老先生在长沙当太守，后来他儿子长大成人也做了长沙太守，印证了胡季堂是胡煦的亲儿子。这个传说没有事实根据：一是胡煦的诗集《葆璞堂诗集》里没有，就算是胡老先生真写了这首诗，这种顺口溜式的作品，也可能不收录;二是胡煦和胡季堂父子，都与长沙没有任何交集，清朝长沙的行政长官称为“知府”，根本没有“太守”官职;三是将胡季堂的出生年月和胡煦年谱对照，胡季堂出生时，胡老先生正在京城为自己的著作《函书约注》写序，校对其中的错讹，并担任顺天武乡试的正考官呢，哪有心思理会这些街谈巷议的话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个类似的故事，才解开这个谜团：北宋初年，刘备第25代孙长沙郡平江县的刘锡常，79岁生得一子刘秉晟，一时成为长沙街谈巷议的话题。为证明刘秉晟母子清白，刘锡常临终前许下一诺：八十公公生一娃，笑煞长沙百万家，若是老夫亲血脉，将来必定坐长沙。后来，刘秉晟在寡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下，长成文武双全的英俊少年，并通过科考，成为长沙知州，印证了父亲的遗言。于是，我大胆地猜测：胡季堂出生后，胡煦老先生肯定面临一些质疑的目光，便借用刘锡常的临终许诺，向世人诠释自己老来得子的清白。或是他人引用刘锡常的诗句，结合胡季堂的功绩，来解释当年胡老先生老来得子的疑问。
在物质条件不丰富、医疗条件较差、人均寿命不长的古代，男性70岁甚至80岁还能生兒育女，很容易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新闻。但三百多年来，胡煦父子的故事，之所以在光山久传不衰，并非胡老先生七十多岁生儿子这件家事，而是他们的品德、才学、和政绩。
《周易函书》体例庞大，思想精深，堪称清代不可多得的一部易学名著。胡煦著此书，前后用时四十余年，十数易稿，成书三千页，约一百八九十万字。书稿既成，因卷帙浩繁，家贫力微，无力全部刊刻，只将部分内容刻印面世，原稿交门人李学裕校刊印行，后李学裕病卒，原稿散佚无存。胡煦去世30多年后，乾隆三十七年，皇帝下诏购访遗书，由胡季堂重加校订成52卷，采入《四库全书》位置最重要的“经”部，其份量由此可窥一斑。作为儿子的胡季堂，不仅官职超过父亲，品德才学一样为后人称颂，对他的《读史任子自镜录》《培荫轩文集.诗集.杂记》给予较高的评价。乾隆皇帝很欣赏他的书画，御赐名贵的犀管兔颖笔彰励其书。清著名学者韩锡胙称其书“端凝秀挺”，著名书法家王文治称其“聿承家学”、“功力堪齐”，是收藏家趋之若骛的珍宝。1964年，中央文化部通知，胡季堂被列为“唐代至清代全国知名书画家”之一。
人的成长，与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纵观胡氏父子取得的成绩，良好的家庭教育功不可没。
首先是读书的基因在家族的血脉中流淌不息。从胡靖到胡季堂，历代都是读书人，绝大部分参加过科举考试，且有人取得过功名，属于典型的书香门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农耕文化背景下，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把读书求知作为人生的起点，就能有效地避免在人生的旅途上误入歧途。胡煦出身贫寒，平日苦心读书，终生不缀，正因为他积学嗜古，穷经析理，生平著述甚丰，成为中州醇儒;胡季堂虽为荫生，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但其才学和能力，不逊于任何同僚，每次面对皇帝的记问，能够对答如流。乾隆时的很多大政方针“悉皆季堂手定”“前后政令如划一”，都应归功于读书的影响。
其次是崇高的道德品质提供了丰厚的营养。诗礼教化的家族文化，良好的家风传承，成人的言行举止，对孩子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不可小觑。胡靖“笃于行谊”，胡之杞“敦尚节行，多隐德”，喻氏深明大义、坚贞不屈，甘氏持志守节……一代又一代的胡氏家庭成员，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秉志前行，一旦遇到人生的重要关口，自然会作出符合道义的抉择。胡煦的正直忠厚，品行端恪;胡季堂的是非分明，忠贞担当，在胡煦调查处置刨参案的悲悯情怀、胡季堂理乱案从容不迫的态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再次是开明的社会环境为他们功成名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煦父子任职于清朝统治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又遇到相对开明的三代皇帝，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繁荣，人口稳定，他们只需要按照既有的规则，认真做好事情就可以了。正因为如此，胡煦才能够在乡间居住或者在基层任职时，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近一百九十万字的《周易函书》和其他诗文，年近六十再去考进士;胡季堂初入仕途在刑部及地方任职，能够集中精力审理案情，较少受到案外因素的干扰，赢得朝廷的信任和重用。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是的，读书的种子一旦埋进心头，经过家族文化的滋养，在社会环境造就的阳光照耀、雨露滋润下，顽强地发芽、生长，总有一天，会成长为参天大树。
一
胡煦（1655年-1736年），字滄晓，号紫弦，河南光山南向店老虎山人。
元末明初，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田畴荒芜，中原人口锐减。明朝建政之初，为了医疗战争带来的创伤，朝廷采取特殊政策，将处于长江下游的江西人口，迁徙到长江中游的湖广（今湖南、湖北）地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江西填湖广”移民事件。胡煦的祖先就是在这次移民中，先由江西迁至湖北的麻城，后由麻城迁河南光山。
胡煦的五世祖胡靖，是明朝嘉靖乙卯（1555年）科举人，曾担任辽阳通判。胡靖的儿子叫胡敏，胡敏的儿子叫胡遵化，是县诸生。胡煦的祖父叫胡演，也是一位诸生，早年去世。胡演的夫人喻氏生育有二个儿子，一个早卒，另外一个就是胡煦的父亲，名叫胡之杞。崇祯十四年（1641年），光山遭遇张献忠兵乱，喻氏告诫胡之杞说：“胡家到你是五世单传，你是惟一的根。如果万一情况有变，张献忠的部队杀来，我宁死也不受污辱，希望你能够妥善地保存自己的性命。”当城池被攻破后，喻氏带着儿子和仆人一起外逃，被张献忠的部队冲散。喻氏在仆人的帮助下回到娘家喻家园，又遇土寇劫掠，于是紧闭楼门，固守待援。土寇焚烧了楼房，楼中所有的人都被烧死。胡之杞与母亲失去联系后，被张献忠的部队劫持，后来想法逃脱，到喻家园寻母，遇到仆人，才知悉母亲不幸罹难的惨状。他想捡拾母亲的遗骨，没有获得，内心非常悲痛，这件事成为他终身憾事。
胡煦自幼勤奋好学，读书求经世实用，八岁见太极图有阴阳纠纽循环之势，为解开其奥妙，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十八岁，对古人研究《易经》之著作，进行综合分析，鉴定品评，对他们的观点了然于胸。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29岁中举，此后仍居乡里，潜心学问，三十五年参修《光山县志》，负责校梓工作。四十二年，49岁的胡煦被授予安阳教谕，任职期间，他以厚风俗、敦教化为先务，为诸生阐明圣学，文行兼勖。主张诸生带头移风易俗，凡侈丧有停柩十余年而未葬者，限日入葬达1500余柩，对婚嫁则提倡“毋犯过费”，从简办理，移风易俗之举，受到广泛赞誉。五十一年，58岁的胡煦中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悉心研究《周易》，深得其精髓，颇多真知灼见。康熙皇帝听说胡煦通易理，便与他探讨河洛理数，胡煦条分缕析地予以解答。此后屡次被召见，皇帝将阅读《易经》卦爻中的疑义提出，让胡煦画图讲解，胡煦对答如流，康熙感叹道：真苦心读书人也！ 于是，散馆授检讨，直南书房，同大学士李光地分纂《周易折中》。康熙五十三年，提升为南书房检讨官，成为皇帝贴身的智囊团成员。五十六年典湖广乡试，充湖北乡试正考官。原先的试官都由九卿保举，至胡煦典试，谕曰：“朕止信得此人”，由是廷议引重。六十一年擢升为鸿胪寺卿。
雍正元年（1723年）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顺天武官乡试副考官。五年升兵部侍郎，摄户部侍郎，阅会试回避卷，充殿试读卷官、教习庶吉士。次年，擢兵部右侍郎，协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又摄刑部右侍郎。七年，主持顺天武官乡试。八年奉皇子书房行走，入侍内廷讲席，为皇子侍讲。充《明史》总裁官，为兵部侍郎特命主持贡举考试。九年授礼部左侍郎，旋以年老罢归;次年六月，河东总督田文镜参奏其抚异姓子孟基为嗣，不当冒官眷中选被解职。乾隆元年（1736年），胡煦被皇帝召见，沉冤昭雪，不仅官复原职，恢复孟基举人身份，还赐幼子胡季堂荫生。同年九月十三日，胡煦病故于北京，享年82岁。乾隆念其为三世老臣，赐白银500两，治丧如典礼。
胡煦为人正直忠厚，在职呈送的论奏，主要集中于本教化，重农桑，缓刑罚，广言路，裕积储，汰浮粮，省冗官，平权量，先仁义而后功利等，多切合实际。《清史稿》对他的人品、官德，有较高的评价。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河南巡抚胡宝瑔疏请入祀乡贤祠。
在光山民间，至今流传不少胡煦勤政爱民的故事。如胡煦在雍正朝任职期间，想办法让皇帝在河南不选秀，百姓少纳粮，与他同殿为臣的田文镜，形成强烈对比。一次，雍正皇帝把田文镜和胡煦召到殿上问道：“二位爱卿，不知你们家乡，哪个条件优越？”田文镜抢先道：“我们湖北人称‘山清水秀、鱼米之乡’，是个好地方，才子佳人，比比皆是，谁不称颂！”雍正又把目光移向胡煦：“你们河南怎么样呢，爱卿？”胡煦回答说：“河南与湖北相比，自愧不如，穷山恶水，旱涝无常;虽然出些文士，也是靠皇恩浩荡;至于佳人，就更无从谈起。不怕万岁笑话，臣虽官居显位，但所娶妻妾，一个大脖子，一个气脚，臣妻室尚且如此，可见河南佳人之一斑。”雍正听后点点头，便对田文镜说：“朕命爱卿从湖北挑选佳秀50名，进宫伴朕。”田文镜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又有一次，雍正对田文镜和胡煦说：“朕想品尝二位爱卿家乡的土特产品，望爱卿每人献上红薯百斤。”没几天，田文镜和胡煦都把自己送给皇帝的红薯带到殿上。雍正见田文镜带来的红薯每个都在一斤左右，光滑匀称，就面带笑容，点点头，没说什么。再看胡煦献上的红薯，每个最多二、三两重，外表干枯皴瘪，很不好看，便皱了皱眉头。皇帝问：“田爱卿，你献给朕的红薯为何这么好哇？”“臣家乡红薯品种优良，又逢今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红薯丰产。”“胡爱卿，你怎能把这样的红薯献给朕呢？”“启禀万岁，臣家乡今年遭受特大旱灾，千里赤地，颗粒不收。为万岁选这一百斤红薯，臣跑了三个县，经多方挑选，才选了这些上好的带来，望万岁收纳，不要怪罪于臣。”胡煦见雍正没做声，就接着奏道：“臣还有一事要奏，不知万岁准讲否？”“有事只管说出来。”“臣来京时，百姓纷纷求臣奏明圣上，河南今年遇特大旱灾，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求圣上皇恩普照，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朕看你和田文镜送来的红薯，就知道河南今年旱灾严重。”随后，雍正转脸对田文镜说：“湖北今年风调雨顺，朕已决定，将河南今年应交皇粮减免三成，加在湖北身上，望爱卿不负朕望。”故事可能有演绎的成分，但窥此可见胡煦老先生的品格，据此可窥百姓对他的敬重和爱戴。 二
清雍正五年状元彭启丰所撰的《礼部侍郎胡公墓志铭》和《光山胡氏宗谱》均记载：胡煦共生有四个儿子，分别叫长堂、次堂、仲垒和季堂。老大是秀才（诸生），老二是秀才中成绩最好的禀生，老三年仅16岁就考中举人。遗憾的是，長堂和仲垒于雍正三年（1725年）先后殁卒，次堂也于雍正六年去世。雍正七年（1729年），胡煦老先生已经74岁，小儿子胡季堂才降临人世，这个已六代单传的家族，血脉延续有了依托。
胡煦去世后，胡季堂在嫂子甘氏的抚养和教育下，发愤读书，知识和见识逐年增长，智力和能力快速提升，很快通过官员的考核。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37岁的胡季堂，由荫生补顺天府通判，后调刑部员外郎、迁郎中。三十一年担任甘肃庆阳知府、擢冀宁道迁甘肃按察使。三十六年调江苏按察使，江苏按察使司办公场所由江宁移驻苏州，而监狱仍在江宁，办事非常不便，胡季堂上疏皇上请求转移地址，得到了允准。任职期间，他结合实际提出的处理民间纠纷的建议，有利于平息诉讼，均获得皇帝的称赞。三十九年，被提升为刑部右侍郎兼管顺天府尹。四十二年，皇帝命令他前往兴化，会同江督高晋，谳漕书虞景山之狱，究出唆讼之钟至刚治之;在山东，勘查章丘辛存义、诸城陈静文二狱，究出唆讼之张无璞治之;在河南勘狱，察出苏丕显唆讼各情。四十三年，命往河南，讯山西民张九锡控河南各官派累工料一案，察其诬，治之。乾隆四十四年，担任刑部尚书，赐紫禁城骑马。作为处理司法诉讼的朝廷命官，胡季堂对接手的案子，总是先进行深入的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后，理清原委，对查出的冤枉、诬告案件，依律秉公断案;对在背后唆使挑拨的刁民，严厉惩处，赢得了民众的信服。
胡季堂到河南商丘查验狱情时，乾隆皇帝亲自下旨：身为河南人，审理本省的案情时更应秉公持正，不要因为一件事而牵涉更多的官吏，以免将来遭报复，要多加考虑。胡季堂接到圣旨后，更是不敢怠慢，处处谨慎。初到商丘，胡季堂遇到一桩案子：有一个叫汤秉五的恶人，对守寡在家的刘氏百般调戏，刘氏因此绝食而亡。当地官员因为受贿判定刘氏绝食属于自杀，没有对元凶汤秉五实施任何惩罚。但刘氏的父亲觉得此案判得不公，见胡季堂来访，便具状上告。胡季堂接案后，亲自调查，并重新审理，将主犯汤秉五绳之以法。由于胡季堂秉公断案，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当他到山东时，被任命署理山东巡抚。当时，山东正闹灾荒，胡季堂上疏皇帝，请求将本省的漕米用以赈灾，安抚百姓。回到京师后，被封为太子少保，兼任兵部尚书。六十年，署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事。嘉庆三年，授直隶总督，赏戴孔雀翎。
胡季堂晚年最值得一书的大事，就是首参巨贪和珅。1799年2月7日，乾隆寿终正寝，嘉庆皇帝亲政。新皇帝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惩办贪官和珅。当御史广兴、大学士刘墉弹劾和珅时，嘉庆皇帝便诏谕各省督抚速将和珅罪行上奏，据实议罪。担任直隶总督的胡季堂，对和珅的所作所为，多有掌握，当即书写奏折，抢先告和珅逾制、大量兼并平民土地、在蓟州清苑等地开设当铺和银号、容家人在各地逼收地租滥杀无辜巧取豪夺等20条罪状，并建议嘉庆皇帝对和珅“请依大逆律凌迟处死”。嘉庆皇帝收到胡季堂的奏章后，立刻发给京城的官员讨论。朝臣们会议后商定，按胡季堂的处理意见，奏请嘉庆皇帝凌迟处死和珅，嘉庆皇帝改为赐其自尽。不久，胡季堂又上奏，在直隶大城、文安等7县查抄出和珅及家人呼什图等人米、麦、豆、杂粮共计一万余石，经允准后胡季堂将这些粮食分发给了直隶地区因水灾而需要救济的难民。
胡季堂为官清正，政绩斐然。民国年间编纂的《光山县志约稿》记载：胡季堂自小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影响，言行合礼，举止端庄，得到从奴仆到同僚的普遍敬重。处理官场政事，细心谨慎，公文起草亲力亲为。乾隆皇帝每有咨询，对答如流。外派地方任职，和在朝廷办公一样勤奋，每天早起处理公文，一直到太阳西斜才吃饭。“手执卷如诸生，撰古今任子录以自勉，集诸史列传为之论赞。好杜氏通典，司马氏通鉴，故遇大事有断制，尤有知人识，不偏听，不轻任，爱人而知其所短，或试之小事以观其所忽，以是荐拔皆有声于时。”《清史稿》载乾隆对胡季堂的评价：“季堂论治教匪，后来坚壁清野之议，已发其端。我有先正，言明且清，诸臣所论列，足当之矣。”他病故后，皇帝赠太子太保，赏《陀罗经》，并派御前侍卫十余人前往祭葬。
官场之外的亲情，更能全面显示一个人的品德。
胡季堂仕途顺畅，功绩卓著，除了父亲的荫功，还要感谢嫂子甘氏。据清乾隆年间杨殿梓总修的《光山县志》载：甘淑人为诸生长堂之妻，年二十有二而寡，誓志守节。廉使（胡季堂）年四岁，而生母张淑人见背，嫡母陈夫人去世，甘淑人与庶母夏孺人共抚之。年八岁，而宗伯公捐馆。越六载，而夏孺人亦卒，惟淑人独抚之且教之。雍正十年，29岁的甘氏面对“蓄无长物，亲无期功，手泽遗书未有所付托”的局面，“甘茹荼集蓼，鞠之育之，榰就衰之门绪，启未坠之家声。”长嫂比母，在甘氏抚养胡季堂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论者谓天之所以报绩学善人者如此，可以为世劝矣。”为了旌表嫂子以节妇一身担当、一心存主之恩，胡季堂在担任江苏按察使时，把甘氏的生日作为节日来庆贺，借助诗文歌颂嫂子的功德。提起昔日“嫂氏之茕茕孱寡抚一小叔，情绪哀楚”，读之者无不潸然泪下。等嫂氏谢世，裒辑行略，以为“胡氏七世单传，若无嫂，某之存亡，且不能料，自必祖宗遑冀血食若是危哉。”于是，先准备上奏，为嫂氏貤封（清制，官员以自身所受的封爵名号呈请朝廷移授给亲族尊长），因为俩人是叔嫂关系，于礼不合，达不到目的，心常惴惴不安。于是，胡季堂又《请貤封甘氏疏》，向皇上陈情：“……臣家世单传，无期功强近之亲。臣先有兄三人，均已授室于臣父。煦年七十岁以后，三兄两嫂先后物故。臣父暮年无倚，惟赖臣长兄已故生员长堂之妻甘氏，矢志守节奉养无违。后四年而臣始生，臣生四龄，臣母即亡。甫臣八岁，臣父又故，一门之内，孤苦零丁。臣弱稚无知，存亡莫保，独赖臣嫂提携教养，始能存活。嗣为臣营葬双亲，又为臣延师授室，经理尽瘁，至于成立。是臣嫂乃臣家存没咸赖之人，于臣父实无忝孝妇，于臣实恩同慈母……”恳请皇帝将自己和妻室的封诰移赠给嫂子甘氏，由于其言辞真诚，婉转恳挚，至性披沥，感动了乾隆皇帝，诏许貤赠甘氏为淑人。朝廷中初有知悉其事者，对胡季堂的身世欷歔不已，大家赞同胡季堂的想法。等到皇帝破格荣赠，都津津乐道，以为快事。此事经过朝报传达，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有甘淑人抚养小叔一事，共同赞美甘氏。甘淑人英灵死而有知，虽生前幽苦，得此消息应怡然瞑目！胡季堂报德于其嫂，有此生报此心，彰显君子之风！ 三
从现有的史料看，胡煦共娶了3个女人：分别是原配妻子陈氏、胡季堂的生母德配张氏，还有一位夏氏。据此推测，陈应该是第一位娶进家门的，地位最高，是胡季堂的嫡母，称夫人;夏氏为妾，称为孺人;张氏母以子贵，称淑人。从年龄推断，3人中张氏的年龄应该是最小的，也有传说她是丫环扶正的，但无文字记载。
关于胡季堂的出生，光山一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胡煦老先生七十四岁高龄喜添贵子，让京城的老百姓笑坏了，他们认为，以胡大人的年龄，不可能有生育能力，那孩子一定是人家的种。胡大人听到这种议论很气愤，随手写了一首诗：七十老翁生一娃，笑煞京城十万家。若是老夫真血脉，他年依旧坐长沙。这首诗的前三句都好懂，最后一句的“长沙”一词让人费解。家乡人解释说，当时胡老先生在长沙当太守，后来他儿子长大成人也做了长沙太守，印证了胡季堂是胡煦的亲儿子。这个传说没有事实根据：一是胡煦的诗集《葆璞堂诗集》里没有，就算是胡老先生真写了这首诗，这种顺口溜式的作品，也可能不收录;二是胡煦和胡季堂父子，都与长沙没有任何交集，清朝长沙的行政长官称为“知府”，根本没有“太守”官职;三是将胡季堂的出生年月和胡煦年谱对照，胡季堂出生时，胡老先生正在京城为自己的著作《函书约注》写序，校对其中的错讹，并担任顺天武乡试的正考官呢，哪有心思理会这些街谈巷议的话题？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一个类似的故事，才解开这个谜团：北宋初年，刘备第25代孙长沙郡平江县的刘锡常，79岁生得一子刘秉晟，一时成为长沙街谈巷议的话题。为证明刘秉晟母子清白，刘锡常临终前许下一诺：八十公公生一娃，笑煞长沙百万家，若是老夫亲血脉，将来必定坐长沙。后来，刘秉晟在寡母含辛茹苦的抚养下，长成文武双全的英俊少年，并通过科考，成为长沙知州，印证了父亲的遗言。于是，我大胆地猜测：胡季堂出生后，胡煦老先生肯定面临一些质疑的目光，便借用刘锡常的临终许诺，向世人诠释自己老来得子的清白。或是他人引用刘锡常的诗句，结合胡季堂的功绩，来解释当年胡老先生老来得子的疑问。
在物质条件不丰富、医疗条件较差、人均寿命不长的古代，男性70岁甚至80岁还能生兒育女，很容易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新闻。但三百多年来，胡煦父子的故事，之所以在光山久传不衰，并非胡老先生七十多岁生儿子这件家事，而是他们的品德、才学、和政绩。
《周易函书》体例庞大，思想精深，堪称清代不可多得的一部易学名著。胡煦著此书，前后用时四十余年，十数易稿，成书三千页，约一百八九十万字。书稿既成，因卷帙浩繁，家贫力微，无力全部刊刻，只将部分内容刻印面世，原稿交门人李学裕校刊印行，后李学裕病卒，原稿散佚无存。胡煦去世30多年后，乾隆三十七年，皇帝下诏购访遗书，由胡季堂重加校订成52卷，采入《四库全书》位置最重要的“经”部，其份量由此可窥一斑。作为儿子的胡季堂，不仅官职超过父亲，品德才学一样为后人称颂，对他的《读史任子自镜录》《培荫轩文集.诗集.杂记》给予较高的评价。乾隆皇帝很欣赏他的书画，御赐名贵的犀管兔颖笔彰励其书。清著名学者韩锡胙称其书“端凝秀挺”，著名书法家王文治称其“聿承家学”、“功力堪齐”，是收藏家趋之若骛的珍宝。1964年，中央文化部通知，胡季堂被列为“唐代至清代全国知名书画家”之一。
人的成长，与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纵观胡氏父子取得的成绩，良好的家庭教育功不可没。
首先是读书的基因在家族的血脉中流淌不息。从胡靖到胡季堂，历代都是读书人，绝大部分参加过科举考试，且有人取得过功名，属于典型的书香门第。“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农耕文化背景下，受“学而优则仕”的影响，把读书求知作为人生的起点，就能有效地避免在人生的旅途上误入歧途。胡煦出身贫寒，平日苦心读书，终生不缀，正因为他积学嗜古，穷经析理，生平著述甚丰，成为中州醇儒;胡季堂虽为荫生，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但其才学和能力，不逊于任何同僚，每次面对皇帝的记问，能够对答如流。乾隆时的很多大政方针“悉皆季堂手定”“前后政令如划一”，都应归功于读书的影响。
其次是崇高的道德品质提供了丰厚的营养。诗礼教化的家族文化，良好的家风传承，成人的言行举止，对孩子产生耳濡目染的影响，不可小觑。胡靖“笃于行谊”，胡之杞“敦尚节行，多隐德”，喻氏深明大义、坚贞不屈，甘氏持志守节……一代又一代的胡氏家庭成员，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秉志前行，一旦遇到人生的重要关口，自然会作出符合道义的抉择。胡煦的正直忠厚，品行端恪;胡季堂的是非分明，忠贞担当，在胡煦调查处置刨参案的悲悯情怀、胡季堂理乱案从容不迫的态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再次是开明的社会环境为他们功成名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煦父子任职于清朝统治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又遇到相对开明的三代皇帝，政治相对清明，经济繁荣，人口稳定，他们只需要按照既有的规则，认真做好事情就可以了。正因为如此，胡煦才能够在乡间居住或者在基层任职时，集中时间和精力完成近一百九十万字的《周易函书》和其他诗文，年近六十再去考进士;胡季堂初入仕途在刑部及地方任职，能够集中精力审理案情，较少受到案外因素的干扰，赢得朝廷的信任和重用。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是的，读书的种子一旦埋进心头，经过家族文化的滋养，在社会环境造就的阳光照耀、雨露滋润下，顽强地发芽、生长，总有一天，会成长为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