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时下依然还没有立即结束的迹象。不过，抽空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瘟疫暴发的历史，研判其起因与消长规律，可能对当下的我们还是有意义的。因为篇幅所限，这里我们仅仅将目光聚焦于汉末的瘟疫。汉末倒数三个皇帝桓帝、灵帝、献帝在位期间（略去在位时间过短的刘辨），瘟疫不断席卷中土，并在献帝期间达到高峰。很多著名的词句，如曹操《蒿里行》中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以及曹植《说疫气》中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都与这一时期的人间苦难相关。不过，由于当时历史记载能力与医学水平的限制，我们已经无法在细菌学的水平上了解汉末瘟疫的真相。但是，依据常识、逻辑与想象力，我们不妨对汉末瘟疫的一些重要面相提出假设。
　　首先，关于疫源。曹植本人在《说疫气》中提出的假设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简言之，乃是得缘于气候反常。但气候反常与疫情之间的因果链过于复杂与漫长，这一说法很难得到现代科学的支持。罗三洋先生在《袁本初密码》里则开了一个脑洞：罗马军队在162年向波斯发动战争之后，正好染上了中东地区暴发的瘟疫，尔后大批内亚人口向中原与欧洲两个相反方向的移动，促成了汉朝与罗马的瘟疫暴发。东汉首都洛阳当时往往是疫情的重灾区，这可能就是与洛阳比较高的国际化色彩有关的，也与罗氏的“境外输入”假设暗合。
　　其次，关于汉末瘟疫的实际杀伤力。对于这个问题进行定量研究显然是过于艰难了，但笔者倾向于认为致死率应当不高，很多青壮应当都能靠自身免疫系统来克服，其根据便是184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黄金大起义与汉末瘟疫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这一点已是通识，不必赘述。而起义领袖张角之流说喝下符水就能治病，这在科学上显然也是荒谬的。但另一方面，黄巾军的强大战斗力显然也不是带疫情的军队所能够具有的。对于这一矛盾，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黄巾军本身的招募过程就是一个自然淘汰过程，很多投黄巾的人若自身免疫系统不强大，很可能就死半路上了。但这反过来也说明当时的疫病有相当的自愈可能。
　　再次，关于为何从桓帝到献帝，疫情越来越严重，而没有出现所谓的“群体免疫”，笔者的猜测是：当时战争过于频繁，大量尸体来不及处理，导致新的疫源层出不穷。另外，因为粮食在汉末三国的动乱中紧缺，史料中便开始大量出现了“人相食”的记载，甚至貌似敦厚的刘备，在广陵被袁术打败之后，也曾过上 “吏民相食”的恐怖日子。很多人肉的来源可能都是腐败的尸体，健康人食用后显然会大大增加细菌感染的概率，為疫情的再次暴发埋下伏笔。从这个角度看，人祸显然比天灾更为可怕。
　　另外需要补充的是，汉末人们已经初步具备“隔离病患”的概念。汉末名将皇甫规发病讨陇右的时候，军中大疫，死者有三四成。当时病患都被安置于专门的隔离场所“庵庐”，以便与健康士兵相互隔离。然而，类似措施的实施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政府统治失能的汉末，这是一种奢望。同时，汉末频繁的军事冲突大大增加了可能的病毒携带者的行动距离，这也使得疫情的控制变得难上加难。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目前的疫情虽然让人烦恼，但我们无疑是处在比汉末的祖先更幸运的一个历史境遇之中，因为目下全球的人流活动已经被大大限制，各国的防疫措施也正在逐步到位，现有的医学水平更是古人所不可企及，我们最大的不利条件，毋宁说是对痛苦的心理承受能力，已大大不如古人。为此，多复习一下瘟疫史中的那些灾难，或许能多带给我们一些莱布尼茨式的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