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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自刘邦统一，历经孝惠、高后、文景，其间君臣多好黄老之术。因此，执行与民生息的“无为”统治术，成为汉初政治上的一大特色。本文通过对“无为而治”思想史料的收集，就西汉“无为而治”的提出背景、发展过程及汉初对“无为而治”思想的运用进行简单论述。
【关键词】：西汉；无为而治；思想
自汉高祖刘邦死后，至汉武帝即为之前，西汉统治阶级奉行“无为而治”。在这半个多世纪内，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为汉武帝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一、“无为而治”的提出和发展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各种制度大都因袭秦代。对于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刘邦虽无法提出具体的理论和方针，但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乐于改正错误。刘邦不少政治主张，都来自他周围的谋士，特别是治國的政治原则、理论方针，大部分是陆贾替他设计的。陆贾在《新语》这部专门为刘邦写的书中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新语·至德》），这里已有“无为而治”的原则。刘邦实际上已接受了这一原则，采取“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的政策。不过，在刘邦统治的数年中，西汉政权初立，朝廷忙于封王、废王，东征西讨，于为政方面顾及甚少。所以，明确地以“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施政原则，是从惠帝开始的。
惠帝的继位与张良和“商山四皓”有密切关系。而张良晚年“学辟谷、道引、轻身”，这都是道家修炼的功夫。“商山四皓”不愿为官“逃匿山中”（《史记·留侯世家》），其行径也颇似道家的主张。这反映了在吕后、惠帝身边有一批信仰道家学说的近臣。所以，当惠帝、吕后当政后，“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被奉为指导思想。从惠帝至景帝这段时间，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推行“无为而治”和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
二、“无为而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汉初社会的指导思想——“无为而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褥礼。所谓“无为而治”乃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所以，其为政“宽缓”并非放弃刑罚，“与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对人民的剥削。只是把刑罚和剥削限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历史事实证明：汉初所实行的“无为而治”对社会进步和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
汉初，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推行“无为而治”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秦末农民大起义对地主政权的打击，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飙中顷刻瓦解，这一事实不能不给刚刚建立西汉政权的统治者以深刻印象。汉初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从这些事实出发总结经验教训的。如前面说的陆贾为刘邦写的《新语》，就是从“秦所以失天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论。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统治者贪鄙、暴虐和严刑酷罚带来的可怕后果：“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新语·辅政》），“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陆贾、张良、叔孙通、“商山四皓”、刘邦、吕锥以及陈平、曹参等均是从秦末战火中过来的人，皆有亲身体验，自然极易接受“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二）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也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推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由于秦王朝统治者对人民的过度压榨，早已使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加之秦亡后连续数年的战争，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如秦代有三万多户的曲逆（河北顺平东南），到汉初只有五千余户了，这在当时还算得上是大县。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状况，地主阶级的贪欲再大，也无从剥削起。所以，刘邦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宣称推行“无为而治”的思想，但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约法省禁”（《汉书·食货志》），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加之汉初一批信奉道家学说的近臣的影响，从惠帝开始“无为而治”成为统治阶级有意识地、自觉地推行的政治思想。
三、汉初“无为而治”思想的运用
（一）“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是汉初统治的一个特点
这种统治方式其理论根据，就是道家的“因”。这在黄老学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立，使各自明也”（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谓“因”即“因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因循”（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这种学说应用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因故事成法，对过去的制度不加改动；另一方面还有遵循客观形势，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意思。汉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和执行的。“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下属的官僚系统，均因循秦代旧制，只有个别地方才“颇有所改”。在为政、执法方面同样如此。如萧何为丞相时，“谨守管衡，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到任时“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来，萧何死，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人三年”“天下具称其美”（《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皇室推崇修身节俭
汉初的几代皇帝和皇室，多注意节俭，一反秦代皇室穷奢极欲的奢华作风。从汉高祖刘邦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如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经过萧何解释：“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汉书·高帝纪》）刘邦才转怒为喜。到惠帝以后在“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几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较注意节俭。惠帝、吕后及景帝皆无過分铺张豪华之举，形成节俭的风气，尤以文帝为甚。文帝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三）“轻徭薄赋”奖励农耕
因刘邦称帝后“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所以汉初的田赋、租税较秦为轻。这期间国家规定的田租，一般均在“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之间，即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免除过一年的田租。减免田租，主要受益者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农的负担也可相对地减轻。
当然，除了田租以外，西汉政府还有其他收入。据现有资料可知，至少当时还有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不过，这些赋税在文帝、景帝之时，也都有所减、免，如算赋是在高帝四年（前203年）时开始征收，至文帝时算赋则由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
“轻徭薄赋”还表现在对徭役的征发有一定的节制。如惠帝时修长安城征发徭役一般均利用农闲时间，每年不超过三十天，以不误农时。所以长安城的修建历时六年才完成。文帝时还多次下诏奖励“孝弟、力田”及救济鳏寡、“贩贫民”（《汉书·文帝纪》）等。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轻刑慎罚
汉初的法律比较简单，刑罚也比较轻简。刘邦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建立统一的西汉土朝之后，丞相萧何“作九章律”（《汉书·高帝纪》），成为西汉法律的基础。西汉萧何作的“九章律”内容如何，目前已不能详知。但在“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注意“秦以刑罚为巢”（《新语·辅政》），“秦二世尚刑而亡”（《新语·至德》）的可怕教训，相信“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道德经》）的道家学说，力图减轻刑罚。因此，在惠帝、高后时“刑罚用稀”，文帝即位以后，史称“禁网疏阔”。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选用执法务宽的张释之为廷尉，“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景帝时仍遵循文帝时为政的方针“屡赦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汉书·食货志》）。这种局面较之秦代，当是轻刑慎罚了。
除此之外，汉初还不断宣布免罪、赦死、“矜老弱”等诏令，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统治者标榜“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汉书·文帝纪》），社会呈现一片稳定、升平景象，所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这就史称的“文景之治”，是“与民休息”的直接结果。
汉初通过推行“无为而治”的思想，实施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等政策，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汉书·食货志》也曾曰：“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利器撰.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饶尚宽译注.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谭杰妮（1991—），女，汉族，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
【关键词】：西汉；无为而治；思想
自汉高祖刘邦死后，至汉武帝即为之前，西汉统治阶级奉行“无为而治”。在这半个多世纪内，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为汉武帝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一、“无为而治”的提出和发展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各种制度大都因袭秦代。对于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刘邦虽无法提出具体的理论和方针，但他善于采纳别人的意见，乐于改正错误。刘邦不少政治主张，都来自他周围的谋士，特别是治國的政治原则、理论方针，大部分是陆贾替他设计的。陆贾在《新语》这部专门为刘邦写的书中提出：“夫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新语·无为》）。“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新语·至德》），这里已有“无为而治”的原则。刘邦实际上已接受了这一原则，采取“与民休息”（《汉书·景帝纪》）的政策。不过，在刘邦统治的数年中，西汉政权初立，朝廷忙于封王、废王，东征西讨，于为政方面顾及甚少。所以，明确地以“无为而治”作为一种施政原则，是从惠帝开始的。
惠帝的继位与张良和“商山四皓”有密切关系。而张良晚年“学辟谷、道引、轻身”，这都是道家修炼的功夫。“商山四皓”不愿为官“逃匿山中”（《史记·留侯世家》），其行径也颇似道家的主张。这反映了在吕后、惠帝身边有一批信仰道家学说的近臣。所以，当惠帝、吕后当政后，“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被奉为指导思想。从惠帝至景帝这段时间，统治阶级有意识地推行“无为而治”和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
二、“无为而治”思想产生的背景
汉初社会的指导思想——“无为而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褥礼。所谓“无为而治”乃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所以，其为政“宽缓”并非放弃刑罚，“与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对人民的剥削。只是把刑罚和剥削限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历史事实证明：汉初所实行的“无为而治”对社会进步和劳动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都是有好处的。
汉初，统治阶级之所以需要推行“无为而治”不是偶然的。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秦末农民大起义对地主政权的打击，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的狂飙中顷刻瓦解，这一事实不能不给刚刚建立西汉政权的统治者以深刻印象。汉初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是从这些事实出发总结经验教训的。如前面说的陆贾为刘邦写的《新语》，就是从“秦所以失天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历史中提出的一套政治理论。这些政治家、思想家都看到由于统治者贪鄙、暴虐和严刑酷罚带来的可怕后果：“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卵之患；以赵高、李斯为杖，故有倾仆跌伤之祸”（《新语·辅政》），“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结果，“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贾谊《过秦论》）。陆贾、张良、叔孙通、“商山四皓”、刘邦、吕锥以及陈平、曹参等均是从秦末战火中过来的人，皆有亲身体验，自然极易接受“无为而治”的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二）汉初社会经济凋敝也使统治阶级不得不推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由于秦王朝统治者对人民的过度压榨，早已使社会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加之秦亡后连续数年的战争，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为减少，大城市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如秦代有三万多户的曲逆（河北顺平东南），到汉初只有五千余户了，这在当时还算得上是大县。面对着这样的经济状况，地主阶级的贪欲再大，也无从剥削起。所以，刘邦统治时期虽然没有特别宣称推行“无为而治”的思想，但当时的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约法省禁”（《汉书·食货志》），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加之汉初一批信奉道家学说的近臣的影响，从惠帝开始“无为而治”成为统治阶级有意识地、自觉地推行的政治思想。
三、汉初“无为而治”思想的运用
（一）“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是汉初统治的一个特点
这种统治方式其理论根据，就是道家的“因”。这在黄老学说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立，使各自明也”（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所谓“因”即“因应”（《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因循”（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这种学说应用在政治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因故事成法，对过去的制度不加改动；另一方面还有遵循客观形势，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意思。汉初的一切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这一原则制定和执行的。“秦并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代的政治制度包括皇帝以及下属的官僚系统，均因循秦代旧制，只有个别地方才“颇有所改”。在为政、执法方面同样如此。如萧何为丞相时，“谨守管衡，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到任时“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俗）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曹参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治齐，结果“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来，萧何死，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人三年”“天下具称其美”（《史记·曹相国世家》）。 （二）皇室推崇修身节俭
汉初的几代皇帝和皇室，多注意节俭，一反秦代皇室穷奢极欲的奢华作风。从汉高祖刘邦时，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如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竟责备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经过萧何解释：“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汉书·高帝纪》）刘邦才转怒为喜。到惠帝以后在“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几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较注意节俭。惠帝、吕后及景帝皆无過分铺张豪华之举，形成节俭的风气，尤以文帝为甚。文帝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
（三）“轻徭薄赋”奖励农耕
因刘邦称帝后“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所以汉初的田赋、租税较秦为轻。这期间国家规定的田租，一般均在“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之间，即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免除过一年的田租。减免田租，主要受益者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农的负担也可相对地减轻。
当然，除了田租以外，西汉政府还有其他收入。据现有资料可知，至少当时还有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不过，这些赋税在文帝、景帝之时，也都有所减、免，如算赋是在高帝四年（前203年）时开始征收，至文帝时算赋则由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
“轻徭薄赋”还表现在对徭役的征发有一定的节制。如惠帝时修长安城征发徭役一般均利用农闲时间，每年不超过三十天，以不误农时。所以长安城的修建历时六年才完成。文帝时还多次下诏奖励“孝弟、力田”及救济鳏寡、“贩贫民”（《汉书·文帝纪》）等。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轻刑慎罚
汉初的法律比较简单，刑罚也比较轻简。刘邦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建立统一的西汉土朝之后，丞相萧何“作九章律”（《汉书·高帝纪》），成为西汉法律的基础。西汉萧何作的“九章律”内容如何，目前已不能详知。但在“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注意“秦以刑罚为巢”（《新语·辅政》），“秦二世尚刑而亡”（《新语·至德》）的可怕教训，相信“法令滋章，盗贼多有”（《道德经》）的道家学说，力图减轻刑罚。因此，在惠帝、高后时“刑罚用稀”，文帝即位以后，史称“禁网疏阔”。在“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选用执法务宽的张释之为廷尉，“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汉书·刑法志》）。景帝时仍遵循文帝时为政的方针“屡赦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汉书·食货志》）。这种局面较之秦代，当是轻刑慎罚了。
除此之外，汉初还不断宣布免罪、赦死、“矜老弱”等诏令，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统治者标榜“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汉书·文帝纪》），社会呈现一片稳定、升平景象，所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这就史称的“文景之治”，是“与民休息”的直接结果。
汉初通过推行“无为而治”的思想，实施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等政策，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汉书·食货志》也曾曰：“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汉）司马迁撰.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利器撰.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饶尚宽译注.老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作者简介：谭杰妮（1991—），女，汉族，重庆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秦汉魏晋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