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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国民党党史馆
戴着白口罩，戴着半透明的塑胶手套，我不是在做化学实验，而是在台北党史馆里小心翼翼地翻阅毛泽东档案。
2014年10月，我应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为新著《叩开台湾名人之门》及《大陆脚游台湾》签名售书。会后在台湾住了些日子，在台北的“国史馆”、党史馆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档案。这三个档案馆，号称台湾档案界的“铁三角”。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我向来把档案与采访视为创作的两翼。正因为这样，我在台湾做了诸多采访之外，接连造访了这3家台湾最重要的档案馆。
国民党党史馆原名党史会，1930年4月28日在南京成立。1948年底，蒋介石下令把党史会的档案、图书、实物运往台湾。最初，这些档案堆放在台湾南投。直到1976年11月才迁往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的阳明书屋。后来又经过搬迁，终于迁入八德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之前我曾拜访国民党党史馆，询问能否查阅档案，得到的回答总是说档案尚待整理，暂不对外。直到2013年8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主持了党史馆的开馆仪式。马英九称，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了解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因果脉络，欢迎各界来使用党史馆，期许党史馆能够发挥博物馆、档案馆、研究中心三个角色的作用。
这一回，我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史馆馆长亲自接待了我。在历史上，国民党党史会向来是由元老级人物领衔，如1930年以胡汉民、林森、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5位元老为常务委员。然而如今出现在我的面前、名片上印着“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王文隆博士，却是一位年轻人，2012年11月21日走马上任时年仅36岁，被称为史上最年轻的国民党党史馆馆长。他是研究近代史的博士。马英九对他进行了面试，任命他为党史馆馆长。他说，马英九以为，党史馆除了保管、整理和提供党史档案之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党史的活化”，即把死的档案活化，为现实服务。
国民党党史馆拥有300多万件档案，被称为“中国现代史史料典藏和研究重镇”。我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四楼的查阅室，开始调阅档案，先是在电脑上输入我的查档号以及密码，然后搜索要查阅的主题。奇怪的是，当我输入“毛泽东”之后，搜索结束竟然是0！毛泽东不仅担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而且自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部长，前后8个月，怎么可能没有毛泽东的档案呢？请教了管理员，方知我用汉语拼音输入的是简体字的毛泽东。他们的电脑，没有安装把简体汉字转换为繁体汉字的软件。无奈，我只得请管理员帮忙搜索，出现了很多相关档案。
国民党党史馆所保存的档案，大部分尚未“数位化”（即数码化），所以要调阅原件。过了一会儿，原件来了，管理员同时送来口罩与手套。于是我遵照他们的规定，非常小心地翻阅原件。虽然我随身带着手机以及照相机，但是那里规定不允许拍照，只能用笔逐字抄录。
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着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部长的信函。我注意到，那时候毛泽东的字体，相当工整，与后来的草书字体大不相同。他用的是竖行信纸，上方横印一行红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用笺”。
从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命函件：
函委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径启者本月十九日本会第十三次常会农民部提出，请委派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经即决议，准相应函达
查办此致
毛泽东同志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国民党党史馆也保存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的信件。信纸上方印着红色的“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用笺”。毛泽东的落款写着“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
搜索周恩来档案，周的字变化不大，他的落款写着“党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这“党军”是“国民革命军”的简称。
我输入“江青”、“姚文元”，能搜索出相关档案。江青、姚文元并未在国民党内任职，国民党党史馆里怎么有他们的档案呢？原来那是国民党中央情报部门所搜集的一些剪报，如“民国55年10月3日”（即1966年10月3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杨力行的《毛泽东和江青》；在有关姚文元的剪报中，最为奇特的是“民国56年5月17日”（即1967年5月17日）《台湾日报》所载于天海的文章，标题是《毛泽东的半子姚文元》。姚文元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半子”呢？原来，姚在“文革”初期扶摇直上，从上海《解放日报》编委跃为“中央首长”，台湾方面看不懂，于是猜测姚是毛的女婿（亦即“半子”）。可见国民党中央情报部门当时对于大陆情况所知甚少，连这样胡说八道的文章也剪下来保存，作为姚文元档案。
在“国史馆”查阅“特工之王”戴笠档案
在台北，不仅有党史馆，还有“国史馆”。
步入“国史馆”隧道式圆形拱门，便见到一副醒目的对联：“台湾走向世界，世界走进台湾。”
也真巧，前几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时，中午休息，在休息室结识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他也在那里查阅蒋介石日记。他说，他正在做一个研究课题，即评价蒋介石。他知道我写过70万字的长篇著作《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在两岸三地出版，便送给我名片，上面印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没有想到，这层关系在这时候派上用场。我顺利地通过查阅档案的资历审核，获得查阅号以及相关密码。“国史馆”历史悠久，前身为国史院。辛亥革命爆发不久，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黄兴、胡汉民等人便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呈请建立国史院。孙中山欣然赞同，指出：“民国开创，为神州空前之伟业，不有信史，何以焜耀宇内，昭示方来？”然而国史院尚未成立，孙中山便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倒也很重视“国史馆”，在1912年底颁布了《“国史馆”官制》，规定“国史馆”的职责是“纂辑民国史、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史之一切材料”。 不过，民国建立以来，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抗日战争，接着又是国共之战，“国史馆”像浮萍似的处于颠簸之中，甚至一度被取消建制，直到1947年1月20日才重新恢复，“落户”南京。就在“国史馆”刚刚喘了一口气，打算开始编史，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布阵长江北岸，南京摇摇欲坠。代总统李宗仁急令“国史馆”迁往桂林，又转往重庆。当重庆城头红旗飘扬时，“国史馆”除了一小部分人员及档案迁台外，其余都留在大陆。
在台湾，蒋介石忙于“反攻大陆”，顾不上“国史馆”。那时候，“国史馆”挤在“行政院”的一个角落，连档案都堆不下。1957年，“国史馆”终于得以在台北县（今新北市）的新店建设馆舍，宣布“复馆”。新店毕竟离台北市中心颇远，直到2007年才获准把总馆迁至台北市中心“总统府”附近，2010年4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而新店馆仍保留，作为“国史馆”分馆。
“国史馆”档案阅览室要比党史馆档案阅览室大。那里放着一排排电脑。知道我来自海峡彼岸，管理员孙小姐给予热情接待，并指点我如何查阅档案。跟党史馆相比，“国史馆”档案的数码化程度要高，所以查阅也方便得多，不必戴口罩、手套了。
在“国史馆”查档案，最感方便的是用鼠标（台湾叫“滑鼠”）轻轻一点“列印”（大陆叫“打印”），就可以把档案的扫描件打印出来。很出乎意外，“列印”一张，只收新台币2元，相当于人民币4角！记得，我在上海某处用照相机翻拍1949年前的报纸时，管理员在侧数“咔嚓”声，每摁一下快门10元人民币（这还是多年前的价格）。我在“国史馆”“列印”了很多档案。不过，“国史馆”也有其规定：如果档案4页，只能“列印”2页，其余2页必须手抄。此外，属于“总统”或者“副总统”档案的，不能“列印”，只准在指定的电脑上阅读、抄录。跟党史馆一样，所有档案不准用照相机、手机拍照。
在“国史馆”，我得以查阅国民党“特工之王”戴笠的档案。这些档案，原本是国民党当局的“绝密档案”，如今已经解密。我在电脑中输入戴笠两字，一搜索，便出现“全宗名戴笠史料”。接着我查阅其中的“戴公遗墨·政治类”，屏幕上出现戴笠一封封用毛笔书写的书信、电文手稿。戴笠的字大而端正，很容易识别。也有个别的信是用铅笔书写，清晰度稍差。
我“列印”了1938年7月18日戴笠致“西安第一军胡军长宗南兄”的特急电报手稿，称：“张国焘抵汉后因寓八路办事处，弟未便往访。昨晚由开椿电约在太平洋饭店晤谈，据云因信仰委座（引者注——指委员长蒋介石）之伟大，今后愿在三民主义……”（引者注——电文稿无标点，引者加了标点符号）张国焘在武汉叛变，戴笠的这一电文是一铁证。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他，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了延安，辗转从西安来到武汉。中共“特工之王”李克农得知后，在汉口车站守候数日，终于发现张，连“请”带拖把张拉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八路）办事处，周恩来在那里规劝张。此时，蒋介石派出“特工之王”戴笠，在武汉太平洋饭店秘密会晤张。在戴笠策应下，张投入蒋的怀抱，从此成为中共叛徒。
我又“列印”了戴笠的另一电报手稿。那是1937年6月初，周恩来带着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纲领，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戴笠急电蒋介石：“特急。（庐山）牯岭委员长行辕，汪组长荻浪兄亲译。密请转呈委员长钧鉴：周恩来此次前来，晋谒主意有两点应请钧座注（意）：1.闻共党在肤施（引者注——即延安）会议目前虽可接受三民主义之领导，共同抗日，但对共党组织不能放弃并不能停止活动，似此主义之信仰不同，思想不能统一，而本党之组织训练与夫党员斗争之精神与技术又不如共党……”
电报表明，戴笠抢在周恩来到达庐山之前，向蒋报告他所收集的情报。
戴笠的许多电报，由于高度机密，往往指定某某特工亲译。有的电报“限一小时到杭州”、“限即刻到香港皇后大道”。戴笠三天两头给“委员长钧座”发密电，提供情报，也有的电报发给国民党军政要员，还有的电报竟是发给“默邨兄”（汉奸特务）的。读“戴公遗墨”，如见国民党“特工之王”戴笠其人。
追踪“两岸密使”曹聚仁档案
我在台湾注意起香港作家、“两岸密使”曹聚仁的踪迹，最初是在2003年1月，我来到日月潭畔，下榻于著名的涵碧楼。涵碧楼曾经是蒋介石的行馆。正因为这样，涵碧楼有一个专门的纪念馆，收藏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史料。我在那里首次发现台湾方面透露的关于曹聚仁的重要信息。
在纪念馆里《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的说明词中，我见到这么一行字：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7月，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构想。
这说明词清楚表明，选择曹聚仁为“密使”，乃是蒋介石“亲点”。
我还见到这么一段说明词：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十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曹聚仁，毛对蒋的态度，已从蔑视转向容忍，并承认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并有“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的想法。
我还注意到涵碧楼纪念馆的说明词中，有一段不寻常的话：
民国五十四年（引者注——即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即为蒋介石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可携旧部回大陆，也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北京当时建议以江西庐山作为蒋介石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在大陆，关于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曹聚仁，公开见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而台湾方面从未提及曹聚仁。我在涵碧楼纪念馆里的发现，证实了曹聚仁确为“两岸密使”，往来于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蒋经国之间。 我把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发现，发表于上海《文汇报》，引起广泛注意，也引起我的文友、曹聚仁之女曹雷的关注。
由于我多次前往台湾，决意在台湾追寻曹聚仁的踪迹。我曾经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拜访了国民党的党史研究人员。令我惊讶的是，国民党的党史研究人员居然不知曹聚仁其人，问我是哪三个字？！我把“曹聚仁”三个字写在纸上，他仍摇头说不知道。
我后来得知，蒋介石的重要档案，都在“大溪档案”之中。所谓“大溪档案”，是因存放在台湾桃园县大溪一个鲜为人知的密室中而得名的。蒋介石有很强的“档案意识”，很注意收集、保存自己的公文、信函、手令、手稿、笔记等。“大溪档案”是蒋介石从1921年起各种从政文件的重要档案。随行机要秘书不断把蒋介石的文书收入档案。这批档案跟随蒋不断迁移，最后随蒋来到台湾，密藏于大溪。1979年7月，“大溪档案”从大溪档案室转移至台北阳明山。后来保存于蒋介石在阳明山的行宫阳明书屋之中。“大溪档案”自1995年起由“国史馆”接管，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蒋经国、严家淦这两位“总统”的档案也由“国史馆”接管。“国史馆”称，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三“总统”档案，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在“国史馆”的电脑中，我查找“总统”“副总统”档案，共有文件史料、专栏史料、照片史料、底片史料、视听史料、微卷史料、综合史料等类别。管理员孙小姐告诉我，“总统”或者“副总统”档案，目前一部分已经解密，可供查阅，还有一部分仍属保密范围，不会出现在电脑的目录上。已经解密的档案，有一部分已经扫描，可以在专门的电脑屏幕上阅读，但是不能“列印”或者翻拍，只准抄录；还有一部分已经解密的档案尚未扫描，只能到“国史馆”新店分馆查看原件。
试着在电脑中输入曹聚仁三个字之后，令我高兴的是，出现了诸多关于曹聚仁的文件名称。我首先查阅一份已经扫描的档案，上面标明“机密报告，极密件”，又标明“总统府注销，中华民国101年8月1日”。也就是说，这份“极密件”是经“总统府”在2012年8月1日审定予以解密。这份文件写于1955年8月20日，是一个名叫陈建中的情报人员在香港所写的报告，“呈蒋先生”，即致蒋介石。报告长达17页，描述了香港各头面人物的政治动向，其中第4页提及曹聚仁：“正午报主笔曹聚仁等人表示，愿脱离匪方。”所谓“匪方”，即指中共。
接着，我查阅并抄录了曹聚仁写给蒋经国的三封亲笔信，查清了曹聚仁与蒋经国的关系。曹聚仁结识蒋经国，是1938年8月16日他作为中央社的特派员在江西南昌采访蒋经国。翌年6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曹聚仁因妻子邓珂云怀孕，而在战乱之中的江西，唯有赣南比较安定，便与妻前往赣州住了下来。蒋经国力邀曹聚仁任赣州《正气日报》的总编辑、总经理、总主笔，从此成为蒋经国的莫逆之交。1943年春，曹聚仁随蒋经国去重庆拜见蒋介石。1945年6月，蒋经国离开赣州，曹聚仁则回到上海。曹聚仁仍与蒋经国有着密切联系。曹聚仁写出《蒋经国论》，成为蒋经国的第一部传记。
自从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败退台湾，而曹聚仁则在1950年夏日前往香港，彼此失去了联系。“国史馆”档案中保存的曹聚仁在1952年4月3日从“香港九龙今巴利道诺大弗台7号”，托“灵均先生”转交“台北市总政治部蒋经国主任”，使身在香港的曹聚仁与身在台湾的蒋经国恢复了联系。曹的亲笔信表明，他写信给蒋经国，起因是为“至戚金式”抱不平。
金式是曹聚仁的妹夫——金式妻子曹秀珊，即曹聚仁胞妹，所以称“至戚”，亦即至亲。金式是黄埔军校六期、陆军大学十期，1949年任国民党第十二军第二○三师师长，下辖3个团，在浙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金式只身逃往澳门，“到澳门就精神苦闷，愤而出走伶仃岛，参加海上游击，浙东部属乃无法支撑”。曹聚仁为妹夫金式向蒋经国求情。档案中没有蒋经国给曹聚仁的回信。不过从曹聚仁1952年4月11日托“灵均兄”转“经公”（即蒋经国）的第二封信可以看出，曹聚仁从香港托人带信给台湾的蒋经国，8天之后就得到回复，可见他一旦与蒋经国取得联系，通信渠道是相当畅通的。
曹聚仁在4月11日的信中，对蒋经国直言不讳：
聚仁对于时政，认为非彻底改革，改变作风，决无出路，当年赣南之朝气，乃成败转捩之机，钧座为转捩风气之人，乃无以挽救大陆之颓势，言之痛心。
聚仁在港年余观感如旧，今日羽毛未丰，似不宜轻言反攻；但大陆人心动摇之际，非有实际行动，何以转变其意向？
曹聚仁称，“来港写稿，仅以卖文为生，亦未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此间环境复杂，处境苦难，幸台座明察焉。”
曹聚仁期望赴台面见蒋经国：“愿得一闲，面向台座作最恳切之陈述，乞台座熟思深虑焉……倘许以入台面谒，乞为守秘！”
“国史馆”做事甚细，不仅扫描了信笺，还扫描了信封正反面。
在曹聚仁致蒋经国第二封信的信封上反面，我看到了蒋经国用蓝色铅笔写下的批示：
此公欲来台
送吕萦兄併办
至于“吕萦兄”如何办理、曹聚仁何时从香港赴台湾面晤蒋经国，档案中并无相关文件。据笔者估计，那些相关文件，仍未解密，所以未能查到。不过，从曹聚仁的这些亲笔信可以看出，曹聚仁是在到香港一年多之后，在1952年4月与蒋经国取得联系。他们在台湾见了面。后来蒋介石在1956年7月亲点曹聚仁作为密使前往北京，就是由于1952年4月曹聚仁与蒋经国重新取得联系。
当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曾以透露内幕消息的口吻写道：“在香港，传闻集中在一个叫曹聚仁的中国记者身上”。“曹相信，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能否与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在收到北京方面支持他的消息之后，曹就写了一封信给旧识蒋经国，告之：‘在这危急时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显然，美国《时代周刊》把事情弄反了！是两蒋在台湾日月潭涵碧楼接见了曹聚仁，派他作为密使前往中国大陆。 在电脑中，我在“蒋经国‘总统’文物”中，见到《曹聚仁档案》。标明是蒋经国“国防部总政治部任内文件（五）”。这表明，蒋经国在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还专门设置了《曹聚仁档案》。这一档案，后来移存于“总统府机要室”，最后转往“国史馆”。在电脑中，无法查阅《曹聚仁档案》。孙小姐告诉我，这一《曹聚仁档案》尚未数码化，必须到“国史馆”新店分馆查阅原件。
去“国史馆”新店分馆查档案，必须预约。我请孙小姐向那里发出了调阅申请，约定翌日上午前往查阅《曹聚仁档案》，同时也调阅阎锡山的相关档案。
僻远的“国史馆”新店分馆
新店，属于新北市。我从台北市乘坐捷运去新店。几经换乘，终于来到新店。
“国史馆”内有很陡的坡。我上了坡，一位管理员已经等在那里，领我进入“志希楼”，大楼的底层便是“编审处阅览科”。那里的管理员刘小姐给我一个纸箱，箱里就放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是事先准备好的《曹聚仁档案》。另外还放着一盘微缩胶片，那是阎锡山档案。
我在白色的方桌前坐了下来。我看到档案袋上标明“‘总统府’人事登记卷”，写着“曹聚仁”三个大字，下面写着“浙江浦江”。看得出，在“‘总统府’人事登记卷”之中，有着许多这样按照人名登记分类的档案，而“曹聚仁”只是其中的一卷。
由于曹聚仁只是香港的自由作家，并没有在台湾政府部门供职，《曹聚仁档案》没有履历表之类，内中是44页贴得整整齐齐的香港报纸上有关曹聚仁的剪报（曹聚仁的报道以及曹聚仁的文章）。
诚如“国史馆”的档案说明所言，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蒋经国在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专门设置的《曹聚仁档案》，足见蒋经国对曹聚仁在香港的政治动向的关注。台湾当局在香港设有情报站，每日从香港的报刊上剪存他们关注的人物的资料，其中包括曹聚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份《曹聚仁档案》。所幸那里允许复印，我便全文复印了《曹聚仁档案》。
从《曹聚仁档案》可以看出，蒋经国选择曹聚仁作为“密使”是很慎重的：不仅由于当年他们在江西赣南曾共事多年，而且对他来到香港之后的言行进行仔细的监视、考察，还有来台湾面谈，经过蒋介石批准，这才最终确定曹聚仁作为“密使”。
从“国史馆”新店分馆回来之后，我再度来到“国史馆”总馆，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档案中，查到曹聚仁与吴稚晖在1933年的多封往返信件。
我还特别搜寻了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的档案。王若飞在1945年8月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1946年1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因为这样，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有许多关于王若飞的记载。不过，我在“大溪档案”搜寻王若飞档案，是为了寻找王若飞日记——那是在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王若飞在撤离时，一本日记本遗落在窑洞里，被国民党部队缴获，落在当时被任命为延安市市长的陈绥民手中。陈绥民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总干事。社会工作会是国民党三大情治单位之一。陈绥民“理所当然”仔细阅看了王若飞日记，在其中发现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的“约法三章”。1976年，陈绥民在由台湾新亚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江青》一书中，引述了王若飞日记中所记的“约法三章”。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崔万秋的《江青前传》一书，又转引了陈绥民著《毛泽东与江青》一书中关于“约法三章”的文字。
然而在大陆，诸多中共党史研究者却否定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曾经有过“约法三章”，引发争议。破解这一争议的途径之一，就是在台湾寻找那本王若飞日记。正因为这样，我在“国史馆”所存“大溪档案”中，查找王若飞日记。我从“国史馆”的两蒋档案中，查到了陈绥民、崔万秋的资料。我从“大溪档案”的“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的档案中，发现了卷名为“王若飞”的档案。王若飞日记，兴许会在这名为“王若飞”的卷宗里。
遗憾的是，这个“王若飞”卷宗没有数码化，要查看原件，又得去“国史馆”新店分馆。
走访荣民总医院
台湾档案的“铁三角”中的第三家，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馆。
在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里，我主要查台湾“2·28”事件档案。那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派军队收复台湾。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请愿减税的商贩。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省大部分地区。这一事件，史称“2·28”事件。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2·28”事件档案相当丰富，其中包括“台湾警备司令部”、“国家安全局”、“法务部调查局”、“国防部”、“行政院农林处”、“台湾高等法院”、“总统府”、台湾省文献会关于“2·28”事件的档案。
在“2·28”事件中，我关注台湾共产党在“2·28”事件中的作用，尤其关注当时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谢雪红的事变。她当时在台中领导民众夺取政权，产生很大影响。我在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里，查到了中国共产党台湾工委《关于准备接管工作的建议》《纪念“228”告全岛同胞书》《关于“228”经验教训》，还有中国共产党台湾工委的《台北工作检讨》。我也查到记录谢雪红在台中“2·28”事件活动的档案。另外，台湾学者郭乾辉所著《台共叛乱史》，也甚有参考价值。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除了拥有诸多关于“2·28”事件的纸质历史档案之外，还有“行政院”研究“2·28”事件小组所做的重要当事人口述历史档案。
正因为这样，要深入研究“2·28”事件以及台湾共产党，在近代史研究所细细查阅相关档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台北，我还来到位于石牌的“荣总”。台湾人所说的“荣总”，全称是台北荣民总医院。所谓“荣民”，亦即“荣誉国民”，指退役军人。在台湾，除了“荣总”之外，名牌医院还有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简称台大医院）、三军总医院、长庚医院（台塑集团旗下的私立医院）、马偕医院（基督教医院）。为什么我只对“荣总”发生兴趣呢？ 这是因为“荣总”与台湾国民党政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蒋介石在那里住院、治病。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突发心脏病，“荣总”赶往抢救无效，在台北市市郊士林官邸逝世，终年88岁。翌日移灵台北荣民总医院。
蒋经国晚年患严重的糖尿病，亦在“荣总”治疗。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末期糖尿病引发的肠胃自主神经合并症”，导致心脏因大量内出血而停止跳动，“荣总”赶往抢救无效，病逝于七海寓所，终年78岁。翌日移灵台北荣民总医院。
除了两蒋之外，1960年5月23日，四星上将、“山西王”阎锡山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8岁。
1962年2月14日，四星上将胡宗南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66岁。
1987年10月20日，四星上将何应钦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99岁……
台北荣民总医院设有院史馆，保存诸多档案。
在“荣总”“中正楼”四楼，公共关系办公室的王小姐接待了我。她告诉我，1949年200万军民随“蒋公”撤台，很多军人退役，“荣民”的医疗问题急待解决，于是1956年6月6日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台北荣民总医院，1959年11月1日建成。起初都是三四层楼房，“中正楼”是后来建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大陆退到台湾的“荣民”们年岁渐长，无意之中“高龄医学”（亦即“老龄医院”）成为“荣总”的特长。另外，外科与心脏病专科也是“荣总”的优势。如今“荣总”是拥有3000张病床的现代化大医院，不光是为“荣民”服务，也为普通民众服务，所以前来看病的人很多。
王小姐告诉我，台北荣民总医院建院之初，就在医院之侧建设了员工宿舍，医生、护士都住在那里。一旦有紧急情况，医生、护士随时可以就近赶到医院。医生、护士退休之后则迁出员工宿舍，另作安排，让年轻的医护人员搬进来。直到今日，台北荣民总医院依然保持这样的传统。
王小姐说，医院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不介入政治纷争。但是“荣总”在两蒋执政时建设的，无形中带上“蓝色”。民进党执政时，陈水扁称这里是“枪杆子医院”，不来“荣总”看病，而是到台大医院看病。这样，台大医院无形中带上“绿色”。
我希望到院史馆查阅相关档案。王小姐告知，院史馆的档案尚在整理之中，目前还无法提供查阅。
我还注意到，关于台湾史，还有两家档案馆：一是在南投的“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以及在台北的台湾史料中心。后者在台北南京东路，属于民间档案馆，那里有“美丽岛事件”时期的许多资料。
我原本还要再去“国史馆”新店分馆，以查阅“王若飞”卷宗。由于已经定好去宜兰的行程，而从宜兰回来之后，翌日就要飞上海，已经无暇再去“国史馆”新店分馆。我“列印”了“王若飞”卷宗的入藏登录号。好在我常去台湾，相信下次可以凭借这入藏登录号，在“国史馆”新店分馆查阅“王若飞”卷宗。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文学作家）
戴着白口罩，戴着半透明的塑胶手套，我不是在做化学实验，而是在台北党史馆里小心翼翼地翻阅毛泽东档案。
2014年10月，我应邀出席在台北举行的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为新著《叩开台湾名人之门》及《大陆脚游台湾》签名售书。会后在台湾住了些日子，在台北的“国史馆”、党史馆以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档案。这三个档案馆，号称台湾档案界的“铁三角”。作为纪实文学作家，我向来把档案与采访视为创作的两翼。正因为这样，我在台湾做了诸多采访之外，接连造访了这3家台湾最重要的档案馆。
国民党党史馆原名党史会，1930年4月28日在南京成立。1948年底，蒋介石下令把党史会的档案、图书、实物运往台湾。最初，这些档案堆放在台湾南投。直到1976年11月才迁往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的阳明书屋。后来又经过搬迁，终于迁入八德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之前我曾拜访国民党党史馆，询问能否查阅档案，得到的回答总是说档案尚待整理，暂不对外。直到2013年8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主持了党史馆的开馆仪式。马英九称，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人了解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因果脉络，欢迎各界来使用党史馆，期许党史馆能够发挥博物馆、档案馆、研究中心三个角色的作用。
这一回，我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史馆馆长亲自接待了我。在历史上，国民党党史会向来是由元老级人物领衔，如1930年以胡汉民、林森、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5位元老为常务委员。然而如今出现在我的面前、名片上印着“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的王文隆博士，却是一位年轻人，2012年11月21日走马上任时年仅36岁，被称为史上最年轻的国民党党史馆馆长。他是研究近代史的博士。马英九对他进行了面试，任命他为党史馆馆长。他说，马英九以为，党史馆除了保管、整理和提供党史档案之外，最重要的任务是“党史的活化”，即把死的档案活化，为现实服务。
国民党党史馆拥有300多万件档案，被称为“中国现代史史料典藏和研究重镇”。我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四楼的查阅室，开始调阅档案，先是在电脑上输入我的查档号以及密码，然后搜索要查阅的主题。奇怪的是，当我输入“毛泽东”之后，搜索结束竟然是0！毛泽东不仅担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而且自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曾经担任过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部长，前后8个月，怎么可能没有毛泽东的档案呢？请教了管理员，方知我用汉语拼音输入的是简体字的毛泽东。他们的电脑，没有安装把简体汉字转换为繁体汉字的软件。无奈，我只得请管理员帮忙搜索，出现了很多相关档案。
国民党党史馆所保存的档案，大部分尚未“数位化”（即数码化），所以要调阅原件。过了一会儿，原件来了，管理员同时送来口罩与手套。于是我遵照他们的规定，非常小心地翻阅原件。虽然我随身带着手机以及照相机，但是那里规定不允许拍照，只能用笔逐字抄录。
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着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部长的信函。我注意到，那时候毛泽东的字体，相当工整，与后来的草书字体大不相同。他用的是竖行信纸，上方横印一行红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用笺”。
从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任命函件：
函委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径启者本月十九日本会第十三次常会农民部提出，请委派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经即决议，准相应函达
查办此致
毛泽东同志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国民党党史馆也保存毛泽东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的信件。信纸上方印着红色的“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用笺”。毛泽东的落款写着“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
搜索周恩来档案，周的字变化不大，他的落款写着“党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这“党军”是“国民革命军”的简称。
我输入“江青”、“姚文元”，能搜索出相关档案。江青、姚文元并未在国民党内任职，国民党党史馆里怎么有他们的档案呢？原来那是国民党中央情报部门所搜集的一些剪报，如“民国55年10月3日”（即1966年10月3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杨力行的《毛泽东和江青》；在有关姚文元的剪报中，最为奇特的是“民国56年5月17日”（即1967年5月17日）《台湾日报》所载于天海的文章，标题是《毛泽东的半子姚文元》。姚文元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半子”呢？原来，姚在“文革”初期扶摇直上，从上海《解放日报》编委跃为“中央首长”，台湾方面看不懂，于是猜测姚是毛的女婿（亦即“半子”）。可见国民党中央情报部门当时对于大陆情况所知甚少，连这样胡说八道的文章也剪下来保存，作为姚文元档案。
在“国史馆”查阅“特工之王”戴笠档案
在台北，不仅有党史馆，还有“国史馆”。
步入“国史馆”隧道式圆形拱门，便见到一副醒目的对联：“台湾走向世界，世界走进台湾。”
也真巧，前几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时，中午休息，在休息室结识一位来自台湾的学者，他也在那里查阅蒋介石日记。他说，他正在做一个研究课题，即评价蒋介石。他知道我写过70万字的长篇著作《毛泽东与蒋介石》一书，在两岸三地出版，便送给我名片，上面印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黄克武”。没有想到，这层关系在这时候派上用场。我顺利地通过查阅档案的资历审核，获得查阅号以及相关密码。“国史馆”历史悠久，前身为国史院。辛亥革命爆发不久，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时，黄兴、胡汉民等人便向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呈请建立国史院。孙中山欣然赞同，指出：“民国开创，为神州空前之伟业，不有信史，何以焜耀宇内，昭示方来？”然而国史院尚未成立，孙中山便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袁世凯倒也很重视“国史馆”，在1912年底颁布了《“国史馆”官制》，规定“国史馆”的职责是“纂辑民国史、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史之一切材料”。 不过，民国建立以来，先是军阀混战，然后是抗日战争，接着又是国共之战，“国史馆”像浮萍似的处于颠簸之中，甚至一度被取消建制，直到1947年1月20日才重新恢复，“落户”南京。就在“国史馆”刚刚喘了一口气，打算开始编史，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布阵长江北岸，南京摇摇欲坠。代总统李宗仁急令“国史馆”迁往桂林，又转往重庆。当重庆城头红旗飘扬时，“国史馆”除了一小部分人员及档案迁台外，其余都留在大陆。
在台湾，蒋介石忙于“反攻大陆”，顾不上“国史馆”。那时候，“国史馆”挤在“行政院”的一个角落，连档案都堆不下。1957年，“国史馆”终于得以在台北县（今新北市）的新店建设馆舍，宣布“复馆”。新店毕竟离台北市中心颇远，直到2007年才获准把总馆迁至台北市中心“总统府”附近，2010年4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而新店馆仍保留，作为“国史馆”分馆。
“国史馆”档案阅览室要比党史馆档案阅览室大。那里放着一排排电脑。知道我来自海峡彼岸，管理员孙小姐给予热情接待，并指点我如何查阅档案。跟党史馆相比，“国史馆”档案的数码化程度要高，所以查阅也方便得多，不必戴口罩、手套了。
在“国史馆”查档案，最感方便的是用鼠标（台湾叫“滑鼠”）轻轻一点“列印”（大陆叫“打印”），就可以把档案的扫描件打印出来。很出乎意外，“列印”一张，只收新台币2元，相当于人民币4角！记得，我在上海某处用照相机翻拍1949年前的报纸时，管理员在侧数“咔嚓”声，每摁一下快门10元人民币（这还是多年前的价格）。我在“国史馆”“列印”了很多档案。不过，“国史馆”也有其规定：如果档案4页，只能“列印”2页，其余2页必须手抄。此外，属于“总统”或者“副总统”档案的，不能“列印”，只准在指定的电脑上阅读、抄录。跟党史馆一样，所有档案不准用照相机、手机拍照。
在“国史馆”，我得以查阅国民党“特工之王”戴笠的档案。这些档案，原本是国民党当局的“绝密档案”，如今已经解密。我在电脑中输入戴笠两字，一搜索，便出现“全宗名戴笠史料”。接着我查阅其中的“戴公遗墨·政治类”，屏幕上出现戴笠一封封用毛笔书写的书信、电文手稿。戴笠的字大而端正，很容易识别。也有个别的信是用铅笔书写，清晰度稍差。
我“列印”了1938年7月18日戴笠致“西安第一军胡军长宗南兄”的特急电报手稿，称：“张国焘抵汉后因寓八路办事处，弟未便往访。昨晚由开椿电约在太平洋饭店晤谈，据云因信仰委座（引者注——指委员长蒋介石）之伟大，今后愿在三民主义……”（引者注——电文稿无标点，引者加了标点符号）张国焘在武汉叛变，戴笠的这一电文是一铁证。
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1938年4月3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他，借祭拜黄帝之名，逃离了延安，辗转从西安来到武汉。中共“特工之王”李克农得知后，在汉口车站守候数日，终于发现张，连“请”带拖把张拉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八路）办事处，周恩来在那里规劝张。此时，蒋介石派出“特工之王”戴笠，在武汉太平洋饭店秘密会晤张。在戴笠策应下，张投入蒋的怀抱，从此成为中共叛徒。
我又“列印”了戴笠的另一电报手稿。那是1937年6月初，周恩来带着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纲领，到庐山与蒋介石会谈。戴笠急电蒋介石：“特急。（庐山）牯岭委员长行辕，汪组长荻浪兄亲译。密请转呈委员长钧鉴：周恩来此次前来，晋谒主意有两点应请钧座注（意）：1.闻共党在肤施（引者注——即延安）会议目前虽可接受三民主义之领导，共同抗日，但对共党组织不能放弃并不能停止活动，似此主义之信仰不同，思想不能统一，而本党之组织训练与夫党员斗争之精神与技术又不如共党……”
电报表明，戴笠抢在周恩来到达庐山之前，向蒋报告他所收集的情报。
戴笠的许多电报，由于高度机密，往往指定某某特工亲译。有的电报“限一小时到杭州”、“限即刻到香港皇后大道”。戴笠三天两头给“委员长钧座”发密电，提供情报，也有的电报发给国民党军政要员，还有的电报竟是发给“默邨兄”（汉奸特务）的。读“戴公遗墨”，如见国民党“特工之王”戴笠其人。
追踪“两岸密使”曹聚仁档案
我在台湾注意起香港作家、“两岸密使”曹聚仁的踪迹，最初是在2003年1月，我来到日月潭畔，下榻于著名的涵碧楼。涵碧楼曾经是蒋介石的行馆。正因为这样，涵碧楼有一个专门的纪念馆，收藏蒋介石在涵碧楼的史料。我在那里首次发现台湾方面透露的关于曹聚仁的重要信息。
在纪念馆里《风云际会涵碧楼——两岸关系滥觞地》的说明词中，我见到这么一行字：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7月，蒋公亲点香港作家曹聚仁前往北京，周恩来在颐和园与曹见面，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只要政权统一，其它问题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构想。
这说明词清楚表明，选择曹聚仁为“密使”，乃是蒋介石“亲点”。
我还见到这么一段说明词：
民国四十五年（引者注——即1956年）十月三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曹聚仁，毛对蒋的态度，已从蔑视转向容忍，并承认他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并有“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的想法。
我还注意到涵碧楼纪念馆的说明词中，有一段不寻常的话：
民国五十四年（引者注——即1965年）7月20日，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涵碧楼，听取曹密访北京报告，形成一个与中共关系和平统一中国的谈判条款草案，当时称为“六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即为蒋介石仍为中国国民党总裁，可携旧部回大陆，也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北京当时建议以江西庐山作为蒋介石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在大陆，关于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曹聚仁，公开见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而台湾方面从未提及曹聚仁。我在涵碧楼纪念馆里的发现，证实了曹聚仁确为“两岸密使”，往来于毛泽东、周恩来与蒋介石、蒋经国之间。 我把我在涵碧楼纪念馆的发现，发表于上海《文汇报》，引起广泛注意，也引起我的文友、曹聚仁之女曹雷的关注。
由于我多次前往台湾，决意在台湾追寻曹聚仁的踪迹。我曾经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拜访了国民党的党史研究人员。令我惊讶的是，国民党的党史研究人员居然不知曹聚仁其人，问我是哪三个字？！我把“曹聚仁”三个字写在纸上，他仍摇头说不知道。
我后来得知，蒋介石的重要档案，都在“大溪档案”之中。所谓“大溪档案”，是因存放在台湾桃园县大溪一个鲜为人知的密室中而得名的。蒋介石有很强的“档案意识”，很注意收集、保存自己的公文、信函、手令、手稿、笔记等。“大溪档案”是蒋介石从1921年起各种从政文件的重要档案。随行机要秘书不断把蒋介石的文书收入档案。这批档案跟随蒋不断迁移，最后随蒋来到台湾，密藏于大溪。1979年7月，“大溪档案”从大溪档案室转移至台北阳明山。后来保存于蒋介石在阳明山的行宫阳明书屋之中。“大溪档案”自1995年起由“国史馆”接管，定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蒋经国、严家淦这两位“总统”的档案也由“国史馆”接管。“国史馆”称，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三“总统”档案，是该馆的镇馆之宝。
在“国史馆”的电脑中，我查找“总统”“副总统”档案，共有文件史料、专栏史料、照片史料、底片史料、视听史料、微卷史料、综合史料等类别。管理员孙小姐告诉我，“总统”或者“副总统”档案，目前一部分已经解密，可供查阅，还有一部分仍属保密范围，不会出现在电脑的目录上。已经解密的档案，有一部分已经扫描，可以在专门的电脑屏幕上阅读，但是不能“列印”或者翻拍，只准抄录；还有一部分已经解密的档案尚未扫描，只能到“国史馆”新店分馆查看原件。
试着在电脑中输入曹聚仁三个字之后，令我高兴的是，出现了诸多关于曹聚仁的文件名称。我首先查阅一份已经扫描的档案，上面标明“机密报告，极密件”，又标明“总统府注销，中华民国101年8月1日”。也就是说，这份“极密件”是经“总统府”在2012年8月1日审定予以解密。这份文件写于1955年8月20日，是一个名叫陈建中的情报人员在香港所写的报告，“呈蒋先生”，即致蒋介石。报告长达17页，描述了香港各头面人物的政治动向，其中第4页提及曹聚仁：“正午报主笔曹聚仁等人表示，愿脱离匪方。”所谓“匪方”，即指中共。
接着，我查阅并抄录了曹聚仁写给蒋经国的三封亲笔信，查清了曹聚仁与蒋经国的关系。曹聚仁结识蒋经国，是1938年8月16日他作为中央社的特派员在江西南昌采访蒋经国。翌年6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曹聚仁因妻子邓珂云怀孕，而在战乱之中的江西，唯有赣南比较安定，便与妻前往赣州住了下来。蒋经国力邀曹聚仁任赣州《正气日报》的总编辑、总经理、总主笔，从此成为蒋经国的莫逆之交。1943年春，曹聚仁随蒋经国去重庆拜见蒋介石。1945年6月，蒋经国离开赣州，曹聚仁则回到上海。曹聚仁仍与蒋经国有着密切联系。曹聚仁写出《蒋经国论》，成为蒋经国的第一部传记。
自从1949年蒋经国随蒋介石败退台湾，而曹聚仁则在1950年夏日前往香港，彼此失去了联系。“国史馆”档案中保存的曹聚仁在1952年4月3日从“香港九龙今巴利道诺大弗台7号”，托“灵均先生”转交“台北市总政治部蒋经国主任”，使身在香港的曹聚仁与身在台湾的蒋经国恢复了联系。曹的亲笔信表明，他写信给蒋经国，起因是为“至戚金式”抱不平。
金式是曹聚仁的妹夫——金式妻子曹秀珊，即曹聚仁胞妹，所以称“至戚”，亦即至亲。金式是黄埔军校六期、陆军大学十期，1949年任国民党第十二军第二○三师师长，下辖3个团，在浙东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金式只身逃往澳门，“到澳门就精神苦闷，愤而出走伶仃岛，参加海上游击，浙东部属乃无法支撑”。曹聚仁为妹夫金式向蒋经国求情。档案中没有蒋经国给曹聚仁的回信。不过从曹聚仁1952年4月11日托“灵均兄”转“经公”（即蒋经国）的第二封信可以看出，曹聚仁从香港托人带信给台湾的蒋经国，8天之后就得到回复，可见他一旦与蒋经国取得联系，通信渠道是相当畅通的。
曹聚仁在4月11日的信中，对蒋经国直言不讳：
聚仁对于时政，认为非彻底改革，改变作风，决无出路，当年赣南之朝气，乃成败转捩之机，钧座为转捩风气之人，乃无以挽救大陆之颓势，言之痛心。
聚仁在港年余观感如旧，今日羽毛未丰，似不宜轻言反攻；但大陆人心动摇之际，非有实际行动，何以转变其意向？
曹聚仁称，“来港写稿，仅以卖文为生，亦未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此间环境复杂，处境苦难，幸台座明察焉。”
曹聚仁期望赴台面见蒋经国：“愿得一闲，面向台座作最恳切之陈述，乞台座熟思深虑焉……倘许以入台面谒，乞为守秘！”
“国史馆”做事甚细，不仅扫描了信笺，还扫描了信封正反面。
在曹聚仁致蒋经国第二封信的信封上反面，我看到了蒋经国用蓝色铅笔写下的批示：
此公欲来台
送吕萦兄併办
至于“吕萦兄”如何办理、曹聚仁何时从香港赴台湾面晤蒋经国，档案中并无相关文件。据笔者估计，那些相关文件，仍未解密，所以未能查到。不过，从曹聚仁的这些亲笔信可以看出，曹聚仁是在到香港一年多之后，在1952年4月与蒋经国取得联系。他们在台湾见了面。后来蒋介石在1956年7月亲点曹聚仁作为密使前往北京，就是由于1952年4月曹聚仁与蒋经国重新取得联系。
当年的美国《时代周刊》曾以透露内幕消息的口吻写道：“在香港，传闻集中在一个叫曹聚仁的中国记者身上”。“曹相信，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能否与共产党谈判解决问题。在收到北京方面支持他的消息之后，曹就写了一封信给旧识蒋经国，告之：‘在这危急时刻，我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显然，美国《时代周刊》把事情弄反了！是两蒋在台湾日月潭涵碧楼接见了曹聚仁，派他作为密使前往中国大陆。 在电脑中，我在“蒋经国‘总统’文物”中，见到《曹聚仁档案》。标明是蒋经国“国防部总政治部任内文件（五）”。这表明，蒋经国在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还专门设置了《曹聚仁档案》。这一档案，后来移存于“总统府机要室”，最后转往“国史馆”。在电脑中，无法查阅《曹聚仁档案》。孙小姐告诉我，这一《曹聚仁档案》尚未数码化，必须到“国史馆”新店分馆查阅原件。
去“国史馆”新店分馆查档案，必须预约。我请孙小姐向那里发出了调阅申请，约定翌日上午前往查阅《曹聚仁档案》，同时也调阅阎锡山的相关档案。
僻远的“国史馆”新店分馆
新店，属于新北市。我从台北市乘坐捷运去新店。几经换乘，终于来到新店。
“国史馆”内有很陡的坡。我上了坡，一位管理员已经等在那里，领我进入“志希楼”，大楼的底层便是“编审处阅览科”。那里的管理员刘小姐给我一个纸箱，箱里就放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是事先准备好的《曹聚仁档案》。另外还放着一盘微缩胶片，那是阎锡山档案。
我在白色的方桌前坐了下来。我看到档案袋上标明“‘总统府’人事登记卷”，写着“曹聚仁”三个大字，下面写着“浙江浦江”。看得出，在“‘总统府’人事登记卷”之中，有着许多这样按照人名登记分类的档案，而“曹聚仁”只是其中的一卷。
由于曹聚仁只是香港的自由作家，并没有在台湾政府部门供职，《曹聚仁档案》没有履历表之类，内中是44页贴得整整齐齐的香港报纸上有关曹聚仁的剪报（曹聚仁的报道以及曹聚仁的文章）。
诚如“国史馆”的档案说明所言，这是20世纪50年代初蒋经国在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时，专门设置的《曹聚仁档案》，足见蒋经国对曹聚仁在香港的政治动向的关注。台湾当局在香港设有情报站，每日从香港的报刊上剪存他们关注的人物的资料，其中包括曹聚仁。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份《曹聚仁档案》。所幸那里允许复印，我便全文复印了《曹聚仁档案》。
从《曹聚仁档案》可以看出，蒋经国选择曹聚仁作为“密使”是很慎重的：不仅由于当年他们在江西赣南曾共事多年，而且对他来到香港之后的言行进行仔细的监视、考察，还有来台湾面谈，经过蒋介石批准，这才最终确定曹聚仁作为“密使”。
从“国史馆”新店分馆回来之后，我再度来到“国史馆”总馆，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档案中，查到曹聚仁与吴稚晖在1933年的多封往返信件。
我还特别搜寻了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王若飞的档案。王若飞在1945年8月作为中共代表，随同毛泽东、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和平谈判。1946年1月，他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因为这样，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有许多关于王若飞的记载。不过，我在“大溪档案”搜寻王若飞档案，是为了寻找王若飞日记——那是在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王若飞在撤离时，一本日记本遗落在窑洞里，被国民党部队缴获，落在当时被任命为延安市市长的陈绥民手中。陈绥民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总干事。社会工作会是国民党三大情治单位之一。陈绥民“理所当然”仔细阅看了王若飞日记，在其中发现关于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的“约法三章”。1976年，陈绥民在由台湾新亚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江青》一书中，引述了王若飞日记中所记的“约法三章”。1988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崔万秋的《江青前传》一书，又转引了陈绥民著《毛泽东与江青》一书中关于“约法三章”的文字。
然而在大陆，诸多中共党史研究者却否定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时曾经有过“约法三章”，引发争议。破解这一争议的途径之一，就是在台湾寻找那本王若飞日记。正因为这样，我在“国史馆”所存“大溪档案”中，查找王若飞日记。我从“国史馆”的两蒋档案中，查到了陈绥民、崔万秋的资料。我从“大溪档案”的“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的档案中，发现了卷名为“王若飞”的档案。王若飞日记，兴许会在这名为“王若飞”的卷宗里。
遗憾的是，这个“王若飞”卷宗没有数码化，要查看原件，又得去“国史馆”新店分馆。
走访荣民总医院
台湾档案的“铁三角”中的第三家，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档案馆。
在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里，我主要查台湾“2·28”事件档案。那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派军队收复台湾。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请愿减税的商贩。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省大部分地区。这一事件，史称“2·28”事件。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2·28”事件档案相当丰富，其中包括“台湾警备司令部”、“国家安全局”、“法务部调查局”、“国防部”、“行政院农林处”、“台湾高等法院”、“总统府”、台湾省文献会关于“2·28”事件的档案。
在“2·28”事件中，我关注台湾共产党在“2·28”事件中的作用，尤其关注当时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谢雪红的事变。她当时在台中领导民众夺取政权，产生很大影响。我在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里，查到了中国共产党台湾工委《关于准备接管工作的建议》《纪念“228”告全岛同胞书》《关于“228”经验教训》，还有中国共产党台湾工委的《台北工作检讨》。我也查到记录谢雪红在台中“2·28”事件活动的档案。另外，台湾学者郭乾辉所著《台共叛乱史》，也甚有参考价值。
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除了拥有诸多关于“2·28”事件的纸质历史档案之外，还有“行政院”研究“2·28”事件小组所做的重要当事人口述历史档案。
正因为这样，要深入研究“2·28”事件以及台湾共产党，在近代史研究所细细查阅相关档案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台北，我还来到位于石牌的“荣总”。台湾人所说的“荣总”，全称是台北荣民总医院。所谓“荣民”，亦即“荣誉国民”，指退役军人。在台湾，除了“荣总”之外，名牌医院还有台湾大学附属医院（简称台大医院）、三军总医院、长庚医院（台塑集团旗下的私立医院）、马偕医院（基督教医院）。为什么我只对“荣总”发生兴趣呢？ 这是因为“荣总”与台湾国民党政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蒋介石在那里住院、治病。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突发心脏病，“荣总”赶往抢救无效，在台北市市郊士林官邸逝世，终年88岁。翌日移灵台北荣民总医院。
蒋经国晚年患严重的糖尿病，亦在“荣总”治疗。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因“末期糖尿病引发的肠胃自主神经合并症”，导致心脏因大量内出血而停止跳动，“荣总”赶往抢救无效，病逝于七海寓所，终年78岁。翌日移灵台北荣民总医院。
除了两蒋之外，1960年5月23日，四星上将、“山西王”阎锡山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8岁。
1962年2月14日，四星上将胡宗南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66岁。
1987年10月20日，四星上将何应钦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99岁……
台北荣民总医院设有院史馆，保存诸多档案。
在“荣总”“中正楼”四楼，公共关系办公室的王小姐接待了我。她告诉我，1949年200万军民随“蒋公”撤台，很多军人退役，“荣民”的医疗问题急待解决，于是1956年6月6日在蒋经国的推动下开始兴建台北荣民总医院，1959年11月1日建成。起初都是三四层楼房，“中正楼”是后来建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大陆退到台湾的“荣民”们年岁渐长，无意之中“高龄医学”（亦即“老龄医院”）成为“荣总”的特长。另外，外科与心脏病专科也是“荣总”的优势。如今“荣总”是拥有3000张病床的现代化大医院，不光是为“荣民”服务，也为普通民众服务，所以前来看病的人很多。
王小姐告诉我，台北荣民总医院建院之初，就在医院之侧建设了员工宿舍，医生、护士都住在那里。一旦有紧急情况，医生、护士随时可以就近赶到医院。医生、护士退休之后则迁出员工宿舍，另作安排，让年轻的医护人员搬进来。直到今日，台北荣民总医院依然保持这样的传统。
王小姐说，医院以治病救人为宗旨，不介入政治纷争。但是“荣总”在两蒋执政时建设的，无形中带上“蓝色”。民进党执政时，陈水扁称这里是“枪杆子医院”，不来“荣总”看病，而是到台大医院看病。这样，台大医院无形中带上“绿色”。
我希望到院史馆查阅相关档案。王小姐告知，院史馆的档案尚在整理之中，目前还无法提供查阅。
我还注意到，关于台湾史，还有两家档案馆：一是在南投的“国史馆”台湾文献馆以及在台北的台湾史料中心。后者在台北南京东路，属于民间档案馆，那里有“美丽岛事件”时期的许多资料。
我原本还要再去“国史馆”新店分馆，以查阅“王若飞”卷宗。由于已经定好去宜兰的行程，而从宜兰回来之后，翌日就要飞上海，已经无暇再去“国史馆”新店分馆。我“列印”了“王若飞”卷宗的入藏登录号。好在我常去台湾，相信下次可以凭借这入藏登录号，在“国史馆”新店分馆查阅“王若飞”卷宗。
（作者系文史学者、传记文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