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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重庆，你最看重什么？”
这是“凤凰网”去年做的一项调查。３２％的投资者回答：眼光卓越且高效运作的政府。
高效政府，正成为一种重庆魅力。
一个西部城市，竟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评选的“２０１１中国十大高效政府排行榜”中，仅列香港、台北、深圳、广州、北京之后，位居第六。
它的高效密码是什么？
政府“瘦身”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１日，另一只“靴子”落下。
“那个政策终于颁布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白志礼一脸兴奋。
这一天，他等了数年。
十年前，第一只“靴子”落下——重庆启动了行政层级“瘦身”。
刚直辖时，重庆行政层级为“省—地（市）—区县—区公所—乡镇”五级。“我下基层调研，经常听到民众埋怨，政策在基层变了味，资金被上级截留……”白志礼说。
这是“婆婆”过多落下的病根。
市委、市政府决定“消肿”。按照中央的部署，重庆撤销了三个地市级机构和１０７个区公所，将行政层级减少为“市—区县—乡镇”三级。
“行政效率立马大大提高，市里的决策能够很快一竿子插到底，上级资金直接落实到区县、乡镇，避免了雁过拔毛。”时任城口县委书记米绍林说。
这场改革，让研究行政体制的白志礼无比惊喜，他开始仰头等待第二只“靴子”——推行政企、政社、政事分开。
“在中国，一些行业协会和社会团体，不仅成了政府主管部门养闲人的机构，而且成了他们的钱袋子，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被民众称为‘二政府’。”白志礼说。
重庆也有此乱象，民众抱怨纷纷，所以白志礼盼着第二只“靴子”。
一年过去了，不见动静。两年过去了，没有声响……白志礼心里弥漫失落感。
可就在此时，那只“靴子”轰然落地——重庆颁布了《关于党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的意见》和《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政社分离改革的实施方案》。
党政机关与２００多家中介组织、６００多家行业协会、３０００多个社会团体脱钩。“民众的巴掌响了。”白志礼说。
两次“瘦身”，不仅每年可节约１００亿元行政经费，行政效率更是因此前进了一大步。
简政放权
２００７年初，石云中决定将他的三张食品有限公司挪个窝。
“我想开始新征程。”他眼里闪着光。
可很快，石云中眼中的神采就黯淡了——两年半过去，花费近百万元，搬迁手续却只办了一半。
“还让不让我活了。”石云中心里窝火。
石云中并不知道，此时，时任南川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唐昌栋接到了一项任务：梳理行政审批项目。
“发现了很多‘过期货’、‘越权货’、‘叠加货’。”仔细一梳理，唐昌栋吓了一大跳。
该撤的撤，该并的并——最终，１５２项审批程序被“腰斩”。“累计压缩审批时限达２１８６个工作日，简单换算，拯救出了六年时间。”唐昌栋说。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正在愤怒中的石云中接到了唐昌栋的电话。
“仅用了１２天，剩余手续全部办结。”石云中笑了。
石云中的经历正是重庆简政放权的缩影。
政府“瘦身”后，另一个问题很快凸显。“有人申办民办学校，竟盖了２５９个公章。更有市级部门把作废公章又捡回来盖，几乎把一家货运公司逼上绝路。”一位干部举例。
一插到底的管理模式，让市政府直接管理的单位增多，管理权过于集中，不仅管不过来，而且也管不好。
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大刀阔斧的简政放权。
简政——取消近１３００项行政审批权限。放权——向各区县下放１７０余项行政管理权限。
“现在引进项目，一周就能办好审批。”江津区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铸说，“这个速度，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重庆效率，由“自行车”过渡到“摩托车”。
创新管理
“我都想关门了。”２００７年，吴刚很烦。他的小面馆，一周内接受了三个监管部门的“检阅”。
“一家食品企业，有２８个监管部门，每个部门来一次，就有２８次。”吴刚眼里喷着火，“你查一下，他查一下，让人难以招架。”
职能交叉结出的恶果，不仅是重复执法，还有互相推诿。
“九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十个部门管不住一个网吧，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行政工作。”时任副市长谢小军说。
如何破局？
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市级行政机关整合执法资源实施执法联动改革试点的决定》——整合执法力量，在城管、交通、农业等领域推行综合执法。比如，把路政、运政、稽征、高速公路、港航等五项执法权从五个部门中剥离出来，交由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统管。
“五合一后，重复罚款没有了。”驾驶员李勇说。
更重要的是，每百万车公里事故率由２．２％降到０．３％以下。
尝到综合执法的甜头后，市政府随即“得寸进尺”，推出了大部制改革——将多个部门合并重组，重构“大交通”、“大农业”等行政管理体制。
２００６年，潼南县大坝村党支部书记朱席武来到县农办，求解蔬菜基地资金执行情况。农办说：“你去找扶贫办。”扶贫办说：“你去问蔬菜办。”蔬菜办说：“你还是去找农办。”
四处碰壁，朱席武只好扭头回家了。
大部制改革后，朱席武又去农业部门求解。“跑一个部门，就把事情办妥了。”朱席武说。
大部制改革将一个领域的行政决策和综合执法统一起来，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一下就顺了。
转型“服务”
“你知道微政务吗？”
“我正在上面逛呢。”
１月１７日，类似对话在ＱＱ上蔓延。
这一天，聚合３２家市级部门及区县政府的政务微博集群平台——“重庆微政务”开通。
“上面什么都有。”网友“飞鸟”说。“是不是哟？”网友“渝风堂”不信。
“飞鸟”立马传了一个网址给“渝风堂”。
“果然无所不包，连‘石黄隧道有车抛锚，通行吃力’这样的信息都有。”“渝风堂”彻底折服。
“重庆微政务”正是重庆构建政务公开体系的缩影。
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公共事业投入、征地补偿、涉农补贴等实行全面公开……一条条举措，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政务公开体系。
“这让我们知道了政府在想什么、干什么、干得如何。”“飞鸟”说。
政务公开仅是重庆打造服务型政府迈出的第一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渝北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
市民李蔷迈进大厅，不到２０分钟，他笑嘻嘻地出来了，手里捧着开办公司所需的全部手续。
市级部门建立一个窗口对外工作平台，区县建立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大厅，乡镇建立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办点——打造四级政务服务网络，这是第二步。
２０１０年１月，开县整合建设、交通、国土等部门的招投标资源，建立了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原来一些招投标项目有暗箱操作、围标等情况，现在有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我可以放心竞争了。”商人王洪感叹。
在市级和区县层面，建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这是第三步。
连环三步，走出了一个服务型政府。
勤政风暴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３日，清晨，小雨纷飞。
一辆北泉牌中巴车，从渝北区开往北碚区。行至长生桥路段时，中巴车撞坏护栏，冲下大桥。
２６人死亡，６人受伤。
２００７年４月３０日，市政府启动行政首长问责制。
北碚区交通局原局长胡江、重庆交运集团原总经理胡国武等人被处理。
管理权下放，使区县政府拥有了发展经济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难题：如何保证区县部门依法正确行使权力？
一番酝酿后，市政府出台了《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将被追究责任。
随后五年中，１００多名领导干部被问责，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惰政、怠政问题”。
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涪陵区效能投诉中心会议室。
“请大家看一部很有意思的片子。”区领导说。
光影闪动间，有人羞愧地低下了头——一些干部收受礼物、上班时间上网炒股等违纪违规行为被曝光。
２００７年，在市政府督促下，市级部门和区县政府建立了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干部如有吃拿卡要、敷衍塞责等行为，将被处理。
机关干部工作作风为之焕然一新。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北碚区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测评大会拉开大幕。
“把测评权交给群众，让群众当‘组织部长’。”区领导说。
台下，群众掌声如雷。
群众一打分，１６名科级干部“下课”。
干部考核引入群众测评，让机关干部再也不敢懈怠。
一支高效能队伍在“三管齐下”中应运而生。
这是“凤凰网”去年做的一项调查。３２％的投资者回答：眼光卓越且高效运作的政府。
高效政府，正成为一种重庆魅力。
一个西部城市，竟在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评选的“２０１１中国十大高效政府排行榜”中，仅列香港、台北、深圳、广州、北京之后，位居第六。
它的高效密码是什么？
政府“瘦身”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１日，另一只“靴子”落下。
“那个政策终于颁布了。”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白志礼一脸兴奋。
这一天，他等了数年。
十年前，第一只“靴子”落下——重庆启动了行政层级“瘦身”。
刚直辖时，重庆行政层级为“省—地（市）—区县—区公所—乡镇”五级。“我下基层调研，经常听到民众埋怨，政策在基层变了味，资金被上级截留……”白志礼说。
这是“婆婆”过多落下的病根。
市委、市政府决定“消肿”。按照中央的部署，重庆撤销了三个地市级机构和１０７个区公所，将行政层级减少为“市—区县—乡镇”三级。
“行政效率立马大大提高，市里的决策能够很快一竿子插到底，上级资金直接落实到区县、乡镇，避免了雁过拔毛。”时任城口县委书记米绍林说。
这场改革，让研究行政体制的白志礼无比惊喜，他开始仰头等待第二只“靴子”——推行政企、政社、政事分开。
“在中国，一些行业协会和社会团体，不仅成了政府主管部门养闲人的机构，而且成了他们的钱袋子，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乱办事，被民众称为‘二政府’。”白志礼说。
重庆也有此乱象，民众抱怨纷纷，所以白志礼盼着第二只“靴子”。
一年过去了，不见动静。两年过去了，没有声响……白志礼心里弥漫失落感。
可就在此时，那只“靴子”轰然落地——重庆颁布了《关于党政机关与行业协会脱钩改革的意见》和《党政机关与社会团体政社分离改革的实施方案》。
党政机关与２００多家中介组织、６００多家行业协会、３０００多个社会团体脱钩。“民众的巴掌响了。”白志礼说。
两次“瘦身”，不仅每年可节约１００亿元行政经费，行政效率更是因此前进了一大步。
简政放权
２００７年初，石云中决定将他的三张食品有限公司挪个窝。
“我想开始新征程。”他眼里闪着光。
可很快，石云中眼中的神采就黯淡了——两年半过去，花费近百万元，搬迁手续却只办了一半。
“还让不让我活了。”石云中心里窝火。
石云中并不知道，此时，时任南川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唐昌栋接到了一项任务：梳理行政审批项目。
“发现了很多‘过期货’、‘越权货’、‘叠加货’。”仔细一梳理，唐昌栋吓了一大跳。
该撤的撤，该并的并——最终，１５２项审批程序被“腰斩”。“累计压缩审批时限达２１８６个工作日，简单换算，拯救出了六年时间。”唐昌栋说。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正在愤怒中的石云中接到了唐昌栋的电话。
“仅用了１２天，剩余手续全部办结。”石云中笑了。
石云中的经历正是重庆简政放权的缩影。
政府“瘦身”后，另一个问题很快凸显。“有人申办民办学校，竟盖了２５９个公章。更有市级部门把作废公章又捡回来盖，几乎把一家货运公司逼上绝路。”一位干部举例。
一插到底的管理模式，让市政府直接管理的单位增多，管理权过于集中，不仅管不过来，而且也管不好。
市委、市政府当机立断，实施大刀阔斧的简政放权。
简政——取消近１３００项行政审批权限。放权——向各区县下放１７０余项行政管理权限。
“现在引进项目，一周就能办好审批。”江津区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刘铸说，“这个速度，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重庆效率，由“自行车”过渡到“摩托车”。
创新管理
“我都想关门了。”２００７年，吴刚很烦。他的小面馆，一周内接受了三个监管部门的“检阅”。
“一家食品企业，有２８个监管部门，每个部门来一次，就有２８次。”吴刚眼里喷着火，“你查一下，他查一下，让人难以招架。”
职能交叉结出的恶果，不仅是重复执法，还有互相推诿。
“九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十个部门管不住一个网吧，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行政工作。”时任副市长谢小军说。
如何破局？
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市级行政机关整合执法资源实施执法联动改革试点的决定》——整合执法力量，在城管、交通、农业等领域推行综合执法。比如，把路政、运政、稽征、高速公路、港航等五项执法权从五个部门中剥离出来，交由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统管。
“五合一后，重复罚款没有了。”驾驶员李勇说。
更重要的是，每百万车公里事故率由２．２％降到０．３％以下。
尝到综合执法的甜头后，市政府随即“得寸进尺”，推出了大部制改革——将多个部门合并重组，重构“大交通”、“大农业”等行政管理体制。
２００６年，潼南县大坝村党支部书记朱席武来到县农办，求解蔬菜基地资金执行情况。农办说：“你去找扶贫办。”扶贫办说：“你去问蔬菜办。”蔬菜办说：“你还是去找农办。”
四处碰壁，朱席武只好扭头回家了。
大部制改革后，朱席武又去农业部门求解。“跑一个部门，就把事情办妥了。”朱席武说。
大部制改革将一个领域的行政决策和综合执法统一起来，整个行政管理体系一下就顺了。
转型“服务”
“你知道微政务吗？”
“我正在上面逛呢。”
１月１７日，类似对话在ＱＱ上蔓延。
这一天，聚合３２家市级部门及区县政府的政务微博集群平台——“重庆微政务”开通。
“上面什么都有。”网友“飞鸟”说。“是不是哟？”网友“渝风堂”不信。
“飞鸟”立马传了一个网址给“渝风堂”。
“果然无所不包，连‘石黄隧道有车抛锚，通行吃力’这样的信息都有。”“渝风堂”彻底折服。
“重庆微政务”正是重庆构建政务公开体系的缩影。
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公共事业投入、征地补偿、涉农补贴等实行全面公开……一条条举措，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政务公开体系。
“这让我们知道了政府在想什么、干什么、干得如何。”“飞鸟”说。
政务公开仅是重庆打造服务型政府迈出的第一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渝北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
市民李蔷迈进大厅，不到２０分钟，他笑嘻嘻地出来了，手里捧着开办公司所需的全部手续。
市级部门建立一个窗口对外工作平台，区县建立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大厅，乡镇建立便民服务中心，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办点——打造四级政务服务网络，这是第二步。
２０１０年１月，开县整合建设、交通、国土等部门的招投标资源，建立了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原来一些招投标项目有暗箱操作、围标等情况，现在有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我可以放心竞争了。”商人王洪感叹。
在市级和区县层面，建立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这是第三步。
连环三步，走出了一个服务型政府。
勤政风暴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３日，清晨，小雨纷飞。
一辆北泉牌中巴车，从渝北区开往北碚区。行至长生桥路段时，中巴车撞坏护栏，冲下大桥。
２６人死亡，６人受伤。
２００７年４月３０日，市政府启动行政首长问责制。
北碚区交通局原局长胡江、重庆交运集团原总经理胡国武等人被处理。
管理权下放，使区县政府拥有了发展经济的灵活性，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难题：如何保证区县部门依法正确行使权力？
一番酝酿后，市政府出台了《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政府部门行政首长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将被追究责任。
随后五年中，１００多名领导干部被问责，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惰政、怠政问题”。
２００７年６月８日，涪陵区效能投诉中心会议室。
“请大家看一部很有意思的片子。”区领导说。
光影闪动间，有人羞愧地低下了头——一些干部收受礼物、上班时间上网炒股等违纪违规行为被曝光。
２００７年，在市政府督促下，市级部门和区县政府建立了行政效能投诉中心——干部如有吃拿卡要、敷衍塞责等行为，将被处理。
机关干部工作作风为之焕然一新。
２００９年７月２４日，北碚区执政为民服务发展测评大会拉开大幕。
“把测评权交给群众，让群众当‘组织部长’。”区领导说。
台下，群众掌声如雷。
群众一打分，１６名科级干部“下课”。
干部考核引入群众测评，让机关干部再也不敢懈怠。
一支高效能队伍在“三管齐下”中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