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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事件来看,信息时代使集群行为有了新的基础和特点,即风险的泛化与不确定性;亲密关系与信任关系的变革;信息冲击下的有限理性;信息的双面性与信息传递的反控制性.因此,对它的防范与调控应该做到: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明确大众媒体的权利与责任;有效应对网络信息;加强公民风险与危机意识教育;提高信息个性化时代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