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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们常说,人的性格就是人的命运。此话虽然过于绝对,但就华岗(1903～1972年)的一生来看,还是颇有几分道理。从1925年成为职业革命家,1950年出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即校长),到1972年含冤离世,华岗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在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华岗给同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西民说华岗“老成持重,做事踏踏实实,不喜欢哗众取宠的花架子,待人十分诚恳”。许涤新形容华岗是“矮小的个子,伶俐的品才,文章写得相当快而有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岗给山东大学师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罗竹风说华岗“温文尔雅,雍容大度,谈笑自若,有学者风度”,孙思白说华岗“文雅、端庄、有条理”。
很多学者可能“温文尔雅”,但不一定“平易近人”,然而华岗却是两者兼备。石西民说华岗把《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给人留下了一个忘我工作、谦逊有礼、“忠诚的老革命战士的形象”。在骆耕漠的记忆中,华岗作为《新华日报》总编辑,平易近人,像兄长般亲和,谈吐自若,作风朴实,乐于助人。
在任山大校长期间,华岗继续保持着他一贯的谦逊风格。罗竹风说华岗“和山大的同学、教职员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不管谁去他都以诚接待,并且了解情况,加以指点”。《文史哲》杂志编辑葛懋春说“在我和他六年的接触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脾气,或盛气凌人地对待下级,即使我在工作中暴露一些缺点,他也是在事后温和地给予正面开导,使人感到既羞愧又温暖”。在校委会秘书刘禹轩对华岗诸多深刻记忆中,平等对待工友是事例之一。校办的工友翟魁武是“山大的‘元老’,但他受到旧时代的影响,总觉得自己在校长办公室里是个‘下人’,一见领导进来就从座位上赶忙立正站起,华岗总是请他坐下,还说‘不要这样,你是老大哥,没事尽管坐着’”。华岗不仅平等对待教职员工,对待学生亦是如此。当年的学子赵光明说华岗“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丝毫没有大架子,从不盛气凌人”。
二
从上文所述来看,华岗似乎是一个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的人物,实则不然。华岗虽然形象儒雅、平易近人,但却又是一个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的人。
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在别人敢怒不敢言的情况下,华岗不仅指斥王明的家长作风,而且还对其右倾投降主义观点和路线进行了抵制,因此招来嫉恨,王明利用权力、动用淫威,千方百计打击华岗。许涤新回忆说,在长江局会议上,王明对华岗和总经理潘梓年经常“不是指着鼻子痛骂,就是敲敲打打,东来一棍子西来一榔头”。尽管遭到王明的打击,但是华岗始终认为“王明那一套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华岗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待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十分认真,从不苟同,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据朱语今回忆,1942年冬至1943年春,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在一次小组会上谈到六届四中全会,华岗认为那是王明搞的,是一次非法的会议。尽管一些老同志都不同意他的看法,经过多次争论,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此会“虽然合法但是不好的会议”的结论有复杂的背景)。此外,华岗1943年还在《群众》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如日中天的康生,这在当时是很需要胆魄的。
据林默含回忆,1947年华岗跟随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后,因“不满于晋绥根据地出现的土改方面的左的做法,与刘少奇吵了一架”。1948年在香港养病期间,华岗对于土改中的失误,仍然有所批评,于是有人向中央打“小报告”,反映华岗“说话出格”,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原则,不应该讲土地改革中河北、山西、山东错斗错杀,对地主扫地出门,不给出路的事例,抓住华岗的片言只语无限上纲,加以非难,说华岗违反了纪律,“制造思想混乱”。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以后,中央未加详察就据以作出要香港分局对华岗严加批评和暂停其一切对外活动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华岗虽然没有机会申辩,但他仍然不改初衷。
三
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捕,9月中旬,山东大学党委连续三天召开“批判华岗大会”,要华岗交代自己的“罪行”,交代与胡风和向明的“关系”,检举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但是华岗绝不屈服,一直到批判会结束,他只对大家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另一句是“希望大家相信事实” 。
此后无论专案组用何种手段审讯,都是一无所获。1955年10月10日专案组作了这样的记录:“至今未能老实地对一件主要事实承认下来,实是少有的无赖。”华岗不仅不承认“罪行”,而且还对他们提出忠告说:“你们开始时怀疑我,可以理解,继续怀疑下去,则公私两伤。要毁掉我很容易,不必这样兴师动众,如从实际出发,我的问题很容易查清,我没有罪,你们硬把罪名加在我头上,还要我承认,这是不可能的。”
在与专案组抗争的过程中,华岗写了很多申诉材料,表现了他绝不妥协、坚持原则的性格,其中1956年3月11日的上诉材料,就是典型一例:
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白规定。如果以为有权力在手,就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对于被害人的正义申诉,可以充耳不闻,那就不但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而且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性质不能相容。至于说我态度不好,那也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辞]”而已。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一个人受了冤枉,为什么不可以叫冤,难道在光天化日之下受了不应有的无理迫害,还要叩头谢恩才对吗?历史上当然有过这样的事情,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某些同志错误地把我当做假想的敌人来打击,正像堂吉诃德把风车当作敌人来乱斗一样,我不过成了现代堂吉诃德们不分对象的牺牲品,被强制当作他们盲目射击的风车。但我毕竟是人,而不是风车,风车受了冤枉,不会说话,而人则会说话,所以就说我态度不好,试问公道在哪里?而且堂吉诃德当他发现自己所射击的对象只是风车而不是真正敌人的时候,也就停止了射击,而现代堂吉诃德们,明明发现自己所打击的对象乃是风车不是敌人的时候,却还要固执成见,不肯放手,这就使人实在难以理解了。如果说这是一时的偏差,那么既经发现是偏差,就应进行纠正,而不应该放任不管。为了正义和真理,我据实说了上面这样一些直率的话,也许有人又要因此而说我态度不好,我只好请他凭事实和客观真理来判断,而不要再凭主观偏见来判断。千言万语,并作一语,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大字,那就是: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1957年华岗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后,审讯人员仍旧一再逼迫他交代“罪行”,并说“只要服罪,便可从轻处理”,“提前释放”,然而华岗回答说“我无罪可服,宁肯死在狱中,也不能认罪”。其实此后华岗并非没有出狱的机会,1963年“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一一得到甄别,就连向明本人都被释放。不幸的是,华岗由于“态度严重恶劣”,连甄别的资格也没有。即是如此,此后如果愿意低头,华岗还是有可能出狱的。据新华社记者赵淮青说,1965年2月的一天,华岗“突然被带到北京城一幢高级宾馆的单人房间,两天后,一位来自中南海的大人物,莅临这个房间。他们简单‘寒暄’了几句话,大人物便转入正题:‘老华,你的事只要认个错就行了,不能当人大代表,还可以做政协委员嘛。’华岗反问道:‘我犯了什么罪?关到这种地方来,一关就是这么多年,这是为什么?’面对权威,他无所畏惧,而且还表现了几分书生的狂气。结果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华岗又被带回秦城监狱”。这就是华岗!这就是华岗的性格!这种性格铸就了华岗的命运!
四
本来想就此结束全文,但似乎又意犹未尽,于是再谈两点。
一是在多数人看来华岗平易近人、自信不自负,但是也有人并不这样认为。例如与华岗交往多年的许涤新说:“长期的工作接触,我对老华是有看法的。他相当聪明,又有工作经验,对问题分析得相当快,相当尖锐;……但是,他的能力,却使他的自信心顽固起来。由于过于自信,就不免主观,别人的话,当然听不进去。在统战工作上,关于有团结有斗争的运用,不能说他不老练,问题在于太自信,因而免不了带着主观或片面;对于在民主运动中的朋友,在团结与教育上,有时也失之过分。”(但许涤新认为即使这些判断正确,那也应属于党内批评的问题,华岗新中国成立后所受遭遇是不公正的。)对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但是应该还有更深的原因,或许林默涵和《文史哲》杂志编辑刘光裕两位先生的解释能够给人以启迪。林默涵说:“大概一个人只要敢于说不同的意见,甚至只要敢于有自己的意见而不肯投合世情,随声附和,就往往被目为‘骄傲’而遭到忌恨。‘今天天气哈哈……’,这是一种便当的处世法。直言招憎,积毁销骨。”刘光裕说:“敢想敢做的人,无不自信。过于自信可能流于骄傲,而自信者往往被别人视为骄傲。”
二是华岗绝不妥协性格的根源。在大众中理解中,“性格”似乎偏重在心理层面,其实性格与人们的思想紧密相连,或者说天生的个人心理倾向是性格的基础,而后天形成的思想也能够影响到性格。华岗绝不妥协的性格有天生的因子,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这里特别想指出的是,它还来自于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华岗殷奉马列主义,但是并不盲从。古念良回忆说,在重庆“一起过小组生活以至在香港时的闲谈中,我曾听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们不论对出自何人的意见,都要独立思考,加以分析。我们信仰的真理,是科学共产主义,而不是个人迷信”。1951年春天,华岗与杨向奎去杭州开会,他在火车上对杨向奎说“不能把大功劳和好名声都归到一个人头上,这样来树立一个领导人的威望,是很危险的”。华岗甚至曾对原山大社会学系主任徐经泽教授说,马列主义“也不能定于一尊”。从某个角度上说,或许华岗的这种批判精神才是他命运多舛、坎坷不平的最主要原因吧。
人们常说,人的性格就是人的命运。此话虽然过于绝对,但就华岗(1903～1972年)的一生来看,还是颇有几分道理。从1925年成为职业革命家,1950年出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即校长),到1972年含冤离世,华岗给人的第一印象总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在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华岗给同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西民说华岗“老成持重,做事踏踏实实,不喜欢哗众取宠的花架子,待人十分诚恳”。许涤新形容华岗是“矮小的个子,伶俐的品才,文章写得相当快而有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华岗给山东大学师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罗竹风说华岗“温文尔雅,雍容大度,谈笑自若,有学者风度”,孙思白说华岗“文雅、端庄、有条理”。
很多学者可能“温文尔雅”,但不一定“平易近人”,然而华岗却是两者兼备。石西民说华岗把《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给人留下了一个忘我工作、谦逊有礼、“忠诚的老革命战士的形象”。在骆耕漠的记忆中,华岗作为《新华日报》总编辑,平易近人,像兄长般亲和,谈吐自若,作风朴实,乐于助人。
在任山大校长期间,华岗继续保持着他一贯的谦逊风格。罗竹风说华岗“和山大的同学、教职员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不管谁去他都以诚接待,并且了解情况,加以指点”。《文史哲》杂志编辑葛懋春说“在我和他六年的接触中,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过脾气,或盛气凌人地对待下级,即使我在工作中暴露一些缺点,他也是在事后温和地给予正面开导,使人感到既羞愧又温暖”。在校委会秘书刘禹轩对华岗诸多深刻记忆中,平等对待工友是事例之一。校办的工友翟魁武是“山大的‘元老’,但他受到旧时代的影响,总觉得自己在校长办公室里是个‘下人’,一见领导进来就从座位上赶忙立正站起,华岗总是请他坐下,还说‘不要这样,你是老大哥,没事尽管坐着’”。华岗不仅平等对待教职员工,对待学生亦是如此。当年的学子赵光明说华岗“虽然身为一校之长,但丝毫没有大架子,从不盛气凌人”。
二
从上文所述来看,华岗似乎是一个八面玲珑、滴水不漏的人物,实则不然。华岗虽然形象儒雅、平易近人,但却又是一个坚持原则、毫不妥协的人。
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期间,在别人敢怒不敢言的情况下,华岗不仅指斥王明的家长作风,而且还对其右倾投降主义观点和路线进行了抵制,因此招来嫉恨,王明利用权力、动用淫威,千方百计打击华岗。许涤新回忆说,在长江局会议上,王明对华岗和总经理潘梓年经常“不是指着鼻子痛骂,就是敲敲打打,东来一棍子西来一榔头”。尽管遭到王明的打击,但是华岗始终认为“王明那一套是不行的,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革命的领袖是毛泽东”。华岗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待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十分认真,从不苟同,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据朱语今回忆,1942年冬至1943年春,南方局整风学习期间,在一次小组会上谈到六届四中全会,华岗认为那是王明搞的,是一次非法的会议。尽管一些老同志都不同意他的看法,经过多次争论,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此会“虽然合法但是不好的会议”的结论有复杂的背景)。此外,华岗1943年还在《群众》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如日中天的康生,这在当时是很需要胆魄的。
据林默含回忆,1947年华岗跟随中共代表团回到延安后,因“不满于晋绥根据地出现的土改方面的左的做法,与刘少奇吵了一架”。1948年在香港养病期间,华岗对于土改中的失误,仍然有所批评,于是有人向中央打“小报告”,反映华岗“说话出格”,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原则,不应该讲土地改革中河北、山西、山东错斗错杀,对地主扫地出门,不给出路的事例,抓住华岗的片言只语无限上纲,加以非难,说华岗违反了纪律,“制造思想混乱”。这些情况反映到中央以后,中央未加详察就据以作出要香港分局对华岗严加批评和暂停其一切对外活动的决定。对于这个决定,华岗虽然没有机会申辩,但他仍然不改初衷。
三
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捕,9月中旬,山东大学党委连续三天召开“批判华岗大会”,要华岗交代自己的“罪行”,交代与胡风和向明的“关系”,检举揭发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但是华岗绝不屈服,一直到批判会结束,他只对大家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另一句是“希望大家相信事实” 。
此后无论专案组用何种手段审讯,都是一无所获。1955年10月10日专案组作了这样的记录:“至今未能老实地对一件主要事实承认下来,实是少有的无赖。”华岗不仅不承认“罪行”,而且还对他们提出忠告说:“你们开始时怀疑我,可以理解,继续怀疑下去,则公私两伤。要毁掉我很容易,不必这样兴师动众,如从实际出发,我的问题很容易查清,我没有罪,你们硬把罪名加在我头上,还要我承认,这是不可能的。”
在与专案组抗争的过程中,华岗写了很多申诉材料,表现了他绝不妥协、坚持原则的性格,其中1956年3月11日的上诉材料,就是典型一例:
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白规定。如果以为有权力在手,就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对于被害人的正义申诉,可以充耳不闻,那就不但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而且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性质不能相容。至于说我态度不好,那也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辞]”而已。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一个人受了冤枉,为什么不可以叫冤,难道在光天化日之下受了不应有的无理迫害,还要叩头谢恩才对吗?历史上当然有过这样的事情,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某些同志错误地把我当做假想的敌人来打击,正像堂吉诃德把风车当作敌人来乱斗一样,我不过成了现代堂吉诃德们不分对象的牺牲品,被强制当作他们盲目射击的风车。但我毕竟是人,而不是风车,风车受了冤枉,不会说话,而人则会说话,所以就说我态度不好,试问公道在哪里?而且堂吉诃德当他发现自己所射击的对象只是风车而不是真正敌人的时候,也就停止了射击,而现代堂吉诃德们,明明发现自己所打击的对象乃是风车不是敌人的时候,却还要固执成见,不肯放手,这就使人实在难以理解了。如果说这是一时的偏差,那么既经发现是偏差,就应进行纠正,而不应该放任不管。为了正义和真理,我据实说了上面这样一些直率的话,也许有人又要因此而说我态度不好,我只好请他凭事实和客观真理来判断,而不要再凭主观偏见来判断。千言万语,并作一语,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大字,那就是: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1957年华岗被转移到秦城监狱后,审讯人员仍旧一再逼迫他交代“罪行”,并说“只要服罪,便可从轻处理”,“提前释放”,然而华岗回答说“我无罪可服,宁肯死在狱中,也不能认罪”。其实此后华岗并非没有出狱的机会,1963年“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一一得到甄别,就连向明本人都被释放。不幸的是,华岗由于“态度严重恶劣”,连甄别的资格也没有。即是如此,此后如果愿意低头,华岗还是有可能出狱的。据新华社记者赵淮青说,1965年2月的一天,华岗“突然被带到北京城一幢高级宾馆的单人房间,两天后,一位来自中南海的大人物,莅临这个房间。他们简单‘寒暄’了几句话,大人物便转入正题:‘老华,你的事只要认个错就行了,不能当人大代表,还可以做政协委员嘛。’华岗反问道:‘我犯了什么罪?关到这种地方来,一关就是这么多年,这是为什么?’面对权威,他无所畏惧,而且还表现了几分书生的狂气。结果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华岗又被带回秦城监狱”。这就是华岗!这就是华岗的性格!这种性格铸就了华岗的命运!
四
本来想就此结束全文,但似乎又意犹未尽,于是再谈两点。
一是在多数人看来华岗平易近人、自信不自负,但是也有人并不这样认为。例如与华岗交往多年的许涤新说:“长期的工作接触,我对老华是有看法的。他相当聪明,又有工作经验,对问题分析得相当快,相当尖锐;……但是,他的能力,却使他的自信心顽固起来。由于过于自信,就不免主观,别人的话,当然听不进去。在统战工作上,关于有团结有斗争的运用,不能说他不老练,问题在于太自信,因而免不了带着主观或片面;对于在民主运动中的朋友,在团结与教育上,有时也失之过分。”(但许涤新认为即使这些判断正确,那也应属于党内批评的问题,华岗新中国成立后所受遭遇是不公正的。)对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但是应该还有更深的原因,或许林默涵和《文史哲》杂志编辑刘光裕两位先生的解释能够给人以启迪。林默涵说:“大概一个人只要敢于说不同的意见,甚至只要敢于有自己的意见而不肯投合世情,随声附和,就往往被目为‘骄傲’而遭到忌恨。‘今天天气哈哈……’,这是一种便当的处世法。直言招憎,积毁销骨。”刘光裕说:“敢想敢做的人,无不自信。过于自信可能流于骄傲,而自信者往往被别人视为骄傲。”
二是华岗绝不妥协性格的根源。在大众中理解中,“性格”似乎偏重在心理层面,其实性格与人们的思想紧密相连,或者说天生的个人心理倾向是性格的基础,而后天形成的思想也能够影响到性格。华岗绝不妥协的性格有天生的因子,有传统文化的影响,这里特别想指出的是,它还来自于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华岗殷奉马列主义,但是并不盲从。古念良回忆说,在重庆“一起过小组生活以至在香港时的闲谈中,我曾听他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们不论对出自何人的意见,都要独立思考,加以分析。我们信仰的真理,是科学共产主义,而不是个人迷信”。1951年春天,华岗与杨向奎去杭州开会,他在火车上对杨向奎说“不能把大功劳和好名声都归到一个人头上,这样来树立一个领导人的威望,是很危险的”。华岗甚至曾对原山大社会学系主任徐经泽教授说,马列主义“也不能定于一尊”。从某个角度上说,或许华岗的这种批判精神才是他命运多舛、坎坷不平的最主要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