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自然保护地是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固碳价值和潜力.将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与自然保护地碳汇制度构建有机结合是促进双碳目标达成、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既有制度层面,尚存在自然保护地需进一步整合优化、碳汇监测与核算标准缺乏、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相关立法滞后等不足之处,制约了自然保护地碳汇功能的充分发挥.在制度实现路径层面,应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以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为基础,通过完善自然保护地立法、优化生态补偿制度、引入碳汇基金与保险等金融举措、设立自然保护地碳汇交易平台统
【机 构】
：
山东理工大学 法学院,山东 淄博25504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然保护地是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载体,具有极高固碳价值和潜力.将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与自然保护地碳汇制度构建有机结合是促进双碳目标达成、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既有制度层面,尚存在自然保护地需进一步整合优化、碳汇监测与核算标准缺乏、市场机制不健全以及相关立法滞后等不足之处,制约了自然保护地碳汇功能的充分发挥.在制度实现路径层面,应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引下,以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为基础,通过完善自然保护地立法、优化生态补偿制度、引入碳汇基金与保险等金融举措、设立自然保护地碳汇交易平台统筹绿碳与蓝碳交易等法律制度,来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自然保护地碳汇制度,助力我国双碳目标早日达成.
其他文献
随着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历史性的解决.未来10-20年,中国将进入一个以解决相对贫困为主的新的贫困治理时期.相对贫困是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制定治理方案时,需要明确相对贫困的识别标准,把握相对贫困形成的原因及特征,以做到精准施策.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对贫困标准及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中国相对贫困的测度标准一以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当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数的60％分别作为识别城/乡相对贫困的收入上下限,并根据这一标准在CFPS微观数据中识别出相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人口形势主要呈现年龄结构老龄化加剧、代际转型以及超大规模人口流动引起人口地理重塑等突出特征.这些特征将衍生出四项治理难题:一是老龄社会治理难题;二是代际公平治理难题;三是经济活力治理难题;四是人口流动治理难题.如何应对这些治理难题,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程中需要专门研究、着力加强政策部署的重点环节.我国人口总量大、人力资源丰富,具有较为充裕的战略腾挪空间,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应对好这些挑战,保持和强化人力资源大国的地位.未来应加大力度提升国民素质和人力资本水平,不断释放和激发人口质
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及相关服务供给是促进共同富裕、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重要基础.本文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背景,讨论基础设施对提升百姓生活质量、增加居民收入的影响,总结有关的理论机制、历史经验以及对未来的启示.本文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以下三个机制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促进了共同富裕:提高饮水、用电、交通等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普惠性,进而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为低技能农村劳动力人口提供建筑业就业岗位;降低经济活动成本,促进高附加值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基础设
陈云经济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其核心可概括为稳中求进、活而不乱,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建设和改革都要摆在保证民生的基础之上;二是建设的高速度要建立在按比例发展和高质量、高效益的基础之上;三是搞活经济要建立在宏观控制的基础之上;四是对外开放要建立在自力更生、以我为主的基础之上.这些内容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理解,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认识.研究陈云的经济思想,对总结中国共产党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对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战略布局,都有重要的现实
列宁指出,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彻底完成,但在方法论层面尚无对这一具体完成过程的清晰阐述和讨论.《导言》首先通过批判历史法学派、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对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的错误理解,揭示出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内在矛盾;进一步通过对理论与现实关系之内在矛盾的辩证理解,论证了无产阶级作为实现理论与现实的辩证统一的实践主体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对《导言》从方法论视角的重新研究,不仅是深入到马克思的思想历程中去探寻和领会其思想发展和理论推进的
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关键.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事关家庭收入提升、收入分配结构改善,而且事关家庭收入来源结构改善、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大局稳定.针对这项系统工程和中长期任务,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增强政策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发挥合力:一是突出提高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之间的协同;二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和落实劳动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协同;三是突出提高劳动者收入和优化企业用工成本之间的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