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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是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代表性文献之一。贯穿《谈话》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文艺创作要坚持正确方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必须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准确把握“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必须重视中国的历史，深刻认识“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正确理解“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必须把外国先进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坚持做到“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创作；正确方向；民族性；音乐工作
【中图分类号】K27 ；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88-06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一贯重视文学艺术工作。他领导和指导了各个时期的文艺运动，留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大量关于文艺问题特别是文艺创作的文稿。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从音乐创作说到文艺工作、文化交流等问题，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文学艺术事业的深刻思考。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①（以下简称《谈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创作要坚持正确方向的思想，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要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关键就在于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懈奋斗。
一、“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必须准确把握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在很多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并无优劣之分。对此，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1960年12月，他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时，就这个问题进一步指出：“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②这告诉我们，必须正确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越会走向世界舞台。没有了民族性，也就沒有了世界性。
在毛泽东看来，不仅要客观看待民族的东西，还要理直气壮地在世界上将之发扬光大。他风趣地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他还谈到这方面工作的方法问题，具体指出：“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1956年3月就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要求：“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①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多次指出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1955年3月，他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中国的文工团到外国去演戏，演我们民族的戏剧、歌舞，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等在外国演出，人家是不欢迎的。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②1955年10月，他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文化交流，现在就可以做啦！日本歌舞伎剧团来了，它的演出很好，我去看了很高兴，对促进两国人民的谅解有帮助，在艺术上对我们也有所帮助。我们可以相互地取长补短，相互帮助。”③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强调世界需要不同的民族文化，而且指出民族文化内部也要搞形式多样化。他明确表示，“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相反，“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他举例说：“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显然，这与毛泽东提出和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一致的。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出，“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他打比方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当然，我们要注意透过现象看本质。“非驴非马”亦是有机地相结合，而不是单向的改变。在结合之中，中国的东西会发生改变，外国的东西也会发生改变。这样的改变，是文化交流互鉴的应有之义，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丰富发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准确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个问题，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④他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进一步指出：“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和水平”，“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⑤
二、“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必须重视中国的历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一些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更圆，源于对自己国家的东西没有深入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自信心理。他指出：“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比如，“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可见，不是民族的东西就一定不行，“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外国的东西不是什么都好，民族的东西也不是一无是处。即便是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也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研究中国的东西，除了学习外国的好方法，还要重视中国的历史。毛泽东在《谈话》中坦言：“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对此，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曾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②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就民族形式在艺术方面的特殊意义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艺术和医学有所不同，“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然而，“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如果“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所以，“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实际上，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提出文艺创作要注重民族形式。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③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谈到了民族形式的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④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我们常說血液里流淌着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正因为如此。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强调民族形式绝不能等同拘泥于形式本身，更要防止简单复古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民族音乐绝不是说军乐队只能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同样的道理，“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1967年8月，毛泽东还就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指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走齐白石的道路。”⑤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出，一个国家在某些方面的先进，并不代表它在各个方面都很先进。他分析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就算是一时落后，也要有历史的视野、发展的眼光。对此，毛泽东指出：“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实践证明，只有结合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才能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外国的先进知识。所以，要坚持“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如同鲁迅那样，“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他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外国小说，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创作了《阿Q正传》等优秀作品。他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也是对世界现代文学的贡献。可以说，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论断的重要因素。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文艺创作必须重视中国历史这个问题，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②
三、“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关于这个辩证关系，他在不同场合有过多次论述。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③1944年7月，他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④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再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⑤ 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照搬照套外国的东西。在政治上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在文艺上的一个错误主张，就是搞“全盘西化”，“硬搬西洋的东西”，“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对此，毛泽东强调，“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认为保守主义也十分有害。保守主义的突出表现就是封闭僵化、墨守成规，盲目排斥外国的东西。他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在文艺方面，同样“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总之，我们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
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在《谈话》结尾时所言：“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对此，他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①这也启示我们，在文化上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这两个极端，都是不自信的表现。那么，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言简意赅地写道：“民歌與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考。”②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文艺创作必须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个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③
四、“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必须把外国先进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东西
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最重要的是把外国先进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谈话》发表于中共八大前夕，当时毛泽东正号召全党“以苏为鉴”，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1956年4月明确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④“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⑤不难发现，《谈话》中关于文艺创作必须要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的要求，与这个伟大探索是一致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文艺工作也要坚持这条原则，“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换言之，既要放眼世界，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特别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的基本原理，同时要始终立足中国的实际，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东西。
为了讲清楚中国化的道理，毛泽东在《谈话》中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事例，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基本原理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就有着很多的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两者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但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又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是“社会主义的内容”采取了不同“民族的形式”。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国情不同，“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关于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①也就是说，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都要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推而广之，在《谈话》中强调“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比如，就音乐来说，“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要把“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又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一言以蔽之，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恰如他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言：“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②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坚持把外国先进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这个问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③他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④
（王兵，法学硕士，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编审）
【关键词】毛泽东；文艺创作；正确方向；民族性；音乐工作
【中图分类号】K27 ；D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8）06-0088-06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一贯重视文学艺术工作。他领导和指导了各个时期的文艺运动，留下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大量关于文艺问题特别是文艺创作的文稿。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从音乐创作说到文艺工作、文化交流等问题，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对文学艺术事业的深刻思考。这次谈话后来被整理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①（以下简称《谈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创作要坚持正确方向的思想，今天读起来仍让人感到十分亲切，有着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创作要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关键就在于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懈奋斗。
一、“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必须准确把握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在很多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并无优劣之分。对此，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1960年12月，他同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谈话时，就这个问题进一步指出：“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各国文化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共同点是都在同一时代，都处于二十世纪的下半个世纪，总有共同点。但是如果大家都画一样的画，都唱一样的曲调，千篇一律就不好了，就没有人看，没有人听，没有人欣赏。”②这告诉我们，必须正确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越是具有民族性的东西，越会走向世界舞台。没有了民族性，也就沒有了世界性。
在毛泽东看来，不仅要客观看待民族的东西，还要理直气壮地在世界上将之发扬光大。他风趣地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他还谈到这方面工作的方法问题，具体指出：“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正因为如此，毛泽东1956年3月就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要求：“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①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多次指出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1955年3月，他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中国的文工团到外国去演戏，演我们民族的戏剧、歌舞，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等在外国演出，人家是不欢迎的。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②1955年10月，他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文化交流，现在就可以做啦！日本歌舞伎剧团来了，它的演出很好，我去看了很高兴，对促进两国人民的谅解有帮助，在艺术上对我们也有所帮助。我们可以相互地取长补短，相互帮助。”③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强调世界需要不同的民族文化，而且指出民族文化内部也要搞形式多样化。他明确表示，“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相反，“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他举例说：“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显然，这与毛泽东提出和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一致的。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出，“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他打比方说，“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当然，我们要注意透过现象看本质。“非驴非马”亦是有机地相结合，而不是单向的改变。在结合之中，中国的东西会发生改变，外国的东西也会发生改变。这样的改变，是文化交流互鉴的应有之义，也是对人类文明的丰富发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准确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个问题，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强调：“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④他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进一步指出：“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和水平”，“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创作同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我们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相匹配的优秀作品。中国人民不仅将为人类贡献新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且将把自己在文化创新创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献给世界。”⑤
二、“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必须重视中国的历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一些人认为外国的月亮更圆，源于对自己国家的东西没有深入研究，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自信心理。他指出：“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比如，“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可见，不是民族的东西就一定不行，“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外国的东西不是什么都好，民族的东西也不是一无是处。即便是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也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研究中国的东西，除了学习外国的好方法，还要重视中国的历史。毛泽东在《谈话》中坦言：“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对此，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曾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②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就民族形式在艺术方面的特殊意义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艺术和医学有所不同，“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然而，“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如果“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所以，“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实际上，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就提出文艺创作要注重民族形式。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③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谈到了民族形式的问题，认为“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④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我们常說血液里流淌着传统文化的基因，也正因为如此。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强调民族形式绝不能等同拘泥于形式本身，更要防止简单复古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民族音乐绝不是说军乐队只能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同样的道理，“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1967年8月，毛泽东还就绘画、雕塑使用模特问题指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走齐白石的道路。”⑤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出，一个国家在某些方面的先进，并不代表它在各个方面都很先进。他分析说，“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就算是一时落后，也要有历史的视野、发展的眼光。对此，毛泽东指出：“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实践证明，只有结合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才能更好地学习和运用外国的先进知识。所以，要坚持“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如同鲁迅那样，“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他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外国小说，并在学习的基础上创作了《阿Q正传》等优秀作品。他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也是对世界现代文学的贡献。可以说，这一点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论断的重要因素。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文艺创作必须重视中国历史这个问题，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指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②
三、“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
在毛泽东看来，坚持文艺创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关于这个辩证关系，他在不同场合有过多次论述。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③1944年7月，他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④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再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⑤ 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照搬照套外国的东西。在政治上的一个惨痛教训，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在文艺上的一个错误主张，就是搞“全盘西化”，“硬搬西洋的东西”，“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对此，毛泽东强调，“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认为保守主义也十分有害。保守主义的突出表现就是封闭僵化、墨守成规，盲目排斥外国的东西。他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在文艺方面，同样“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总之，我们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
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方面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在《谈话》结尾时所言：“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对此，他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①这也启示我们，在文化上既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妄自菲薄。这两个极端，都是不自信的表现。那么，正确的态度是什么呢？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言简意赅地写道：“民歌與古典诗的统一，以外国诗作考。”②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文艺创作必须要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个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③
四、“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必须把外国先进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东西
学习借鉴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最重要的是把外国先进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谈话》发表于中共八大前夕，当时毛泽东正号召全党“以苏为鉴”，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据吴冷西回忆，毛泽东在1956年4月明确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④“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⑤不难发现，《谈话》中关于文艺创作必须要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的要求，与这个伟大探索是一致的。
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本经验，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文艺工作也要坚持这条原则，“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换言之，既要放眼世界，积极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特别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的基本原理，同时要始终立足中国的实际，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的东西。
为了讲清楚中国化的道理，毛泽东在《谈话》中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事例，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基本原理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就有着很多的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两者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但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又是相通的，它们都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是“社会主义的内容”采取了不同“民族的形式”。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国情不同，“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关于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①也就是说，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都要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推而广之，在《谈话》中强调“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比如，就音乐来说，“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要把“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又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一言以蔽之，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恰如他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言：“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②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坚持把外国先进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这个问题，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起来，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③他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④
（王兵，法学硕士，中共党史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