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日本作家神坂次郎执笔的《元禄御昼奉行日记》由中公新书出版发行。该书以尾张藩士朝日重章的日记《鹦鹉笼中记》为底本，选取日记中极富趣味性的话题，通过作家独有的笔触生动地还原了元禄时代一位普通武士的社会生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正值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GDP位居世界第二。而神坂次郎笔下所描绘的元禄时代，则是江户时代日本社会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时代的相似性，加之神坂次郎生动的描写，拉近了时人与元禄时代的历史距离。而且，给当时的日本人，特别是上班族带来了深深的共鸣。《朝日新闻》《文艺春秋》《日本经济新闻》等报纸和杂志纷纷都给予了高度评价。《鹦鹉笼中记》曾被封存于尾张藩文库长达两个多世纪，直到一九六五年才开始由名古屋市教育委员会陆续整理出版，得以重见天日。其间虽然也有加贺树芝郎的《元禄下级武士的生活》等相关著述，但是，真正让《鹦鹉笼中记》的存在广为人知的还是《元禄御昼奉行日记》的畅销。
　　无论是阅读《元禄御畳奉行日记》，还是翻看《鹦鹉笼中记》原本，一个直观的感受是，元禄时代的日本社会充满诸多令人深感悖谬的历史现象。在朝日重章身上存在好学与纵乐的悖谬，在他所生活的社会中，存在铺张与俭约、奢靡与穷困、克制与纵乐并存的悖谬。这不禁令人去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元禄时代的日本社会充满各种悖谬的历史现象，而历史表象折射出的又是怎样的文化本质。
　　活跃在元禄时代的町人大文豪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等人的作品中，往往会向世人宣扬义理与人情对立的道理。而元禄时代曾轰动一时的赤穗事件中，折射出的又是公与私、法与理的冲突。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义理与人情、公与私这些概念对解读元禄时代出现的诸如上述诸多悖谬现象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元禄时代的历史场域中，尾张藩士朝日重章虽然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却可称得上元禄时代武士群像的一个缩影，他身上那种非贤非圣却又特点鲜明的人物气质具有相当的社会代表性。天和武家诸法度中鼓励文武忠孝、正礼仪的条文奠定了元禄时代日本武士的行为准则以及价值取向，对制度的设计者而言，文武兼备是和平时代武士的一种理想状态。朝日重章从学问启蒙到继承家督成为尾张诸士的一员，其成长历程中浸透着左文右武、文武兼备的理念。青年时代的朝日重章为成为一名合格的武士，严格遵循着修文习武的要求，在文武双轨上塑造自己。他热爱学问，日记中留存的各种汉诗文反映出其扎实的汉学修养，定期与友人举行的文会活动则体现出他的文人志趣。在武艺方面，他虽技艺不精，但对新生事物的兴趣倒也使他能旁涉诸门武艺。事实上，朝日重章这种在文武双轨的人格塑造，从武士义理的角度来看，是他作为尾张藩家臣的必修课，是为更好地履行勤仕奉公的忠君义务。同时，也从微观的视角反映出四代将军德川家纲以来幕府文治之风对武士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元禄时代的日本得益于经济的发达，催生出一个物欲横流、享乐至上的浮世，追求官能享乐在社会中一时蔚然成风。而且，这种由町人阶层兴起的纵乐之风也逐渐波及武士阶层，朝日重章就是那个时代被卷入其中的一员。与他文武兼修的好学一面不同，朝日重章耽于听戏，饮酒无度，以及流连于京都和大阪的游廓狎妓的行为，则呈现出他把酒贪欢的纵乐一面。所以，朝日重章的人生中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是被义理支配的公的世界，一个是为人情所支配的私的世界。
　　元禄时代距离元和偃武已有半百之春秋，长期和平的历史环境下，日本社会既存在前述的追求奢侈享乐之风，同时也依然存在自战国时期沿袭而来的杀伐、奔放之风气。这些因素均不利于幕藩体制下统治者所追求的那种上下有序的理想社会状态。五代将军德川纲吉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崇尚儒学，设想能将以儒学为基础的忠孝、仁义等理念浸入日本人的精神世界，改造日本社会的风气。但其人物性格中又有偏执狂的一面，所以，他会为其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而无所不用其极。德川纲吉治下的元禄时代最为人诟病的“生类怜悯”政治即是他这种偏执性格因素作用于执政舉措的典型事例。在历史上，德川纲吉为实现其改造社会的政治理想，可谓身体力行，他通过在不同的场合讲释儒家经典的形式，不断在大名和家臣中引导崇文尚儒之风气，以期武士能通过内修来抑制既有的杀伐奔放习气。为了在全社会中树立忠孝为体的伦理价值观念，德川纲吉在全国颁发忠孝奖励高札。为了抑制奢侈享乐之风，他向町人推出了整个江户时代最多的禁奢令，向武士发布了各种各样的俭约令。但是，历史的实际发展脉络常常是不以顶层设计的预想为转移的。德川纲吉以儒学为基础的为政举措，在自上而下的扩展和落实的过程中会受到主情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挑战和排斥。所以，元禄时代的日本社会中出现了诸多看似悖谬的历史现象。幕府和诸藩一方面向下推行俭约令，另一方面却无论公私均极尽奢华，是俭约和铺张的悖谬。元禄时代日本人的生活中，虽有忠孝、仁义等儒家思想元素影响的痕迹，但是，男女密通、淫乱等追求纵乐的社会风俗依然普遍存在，是克制与纵乐的悖谬。这些自相悖谬的元素突出反映了元禄时代日本社会中顶层制度设计与下层实践之间的巨大乖离。
　　关于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分歧问题，美国学者司徒琳在论及明朝衰亡时认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对如何克服人性的弱点存在见解鸿沟，理想主义认为通过伦理的教诲和训诫，人人可臻于至善，而现实主义多倾向于容忍，更倾向于经常如此却不必定如此。一个是自命公允的腔调，一个是冷嘲热讽的强调（司徒琳著：《南明史》，李荣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47—48页）。司徒琳的这番阐释其实也可以适用于元禄时代的日本社会。德川纲吉这位理想主义的统治者偏执地以为儒学的政治理念能够为他带来改造日本社会的政治效果，但现实却是，作为外来思想的儒学理念在日本社会中并不能完全为日本人所受容，特别是其以义理本位、伦理价值取向与大众中普遍存在的人情主义伦理精神存在价值观上的冲突，自然会在现实推进的过程中不能得到完全的贯彻和落实。归根结底，这种顶层设计与下层实践之间的乖离是两种不同伦理价值观念相较量的结果。
　　无论是从元禄武士朝日重章好学与纵乐之间的人物形象中，还是元禄时代繁华与乱象交织并充满悖谬的社会图景中，都不难发现，元禄时代的日本社会文化中存在两股文化势力的较量，即义理与人情的较量。对此，国内一些学者也有类似的见解，刘金才认为，当近世儒教成为德川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正统理念，确立起武士阶级以义理为本位的道德优势之后，则开始以“存天理、灭人欲”的义理本位伦理价值取向，贬抑、遏制、围剿、扼杀新兴町人阶级肯定人欲和亲情的“人情主义”伦理。然而，作为元禄文化主旋律的主情主义伦理精神，并未因此而夭折，而是在与义理本位道德的冲突和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0一年版，118页）。叶渭渠指出，掌握政治权力的武士统治阶层和掌握经济实力的工商业者是那个时代的双重势力，前者倾向以儒教文化为背景的理想主义，将义理作为行为规范，并将它理想化，以此来统一社会的秩序;后者，则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重视现世主义，肯定人欲，以人情作为个人的最高价值取向，将人情崇高化，以作为享乐主义的合理依据（叶渭渠：《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二00九年版，301页）。两位学者的一个共同点是，均将武士阶层和儒学义理、町人阶层和人情联系对立起来，事实上，像朝日重章这种武士除了义理的世界外，还有一个属于人情的世界，町人自然也有一套本阶层的义理观念。所以，义理和人情普遍存在于日本每个阶层人的精神生活中，且相互交织在一起，正是这种义理与人情的元素交织才造成了元禄社会中出现的诸多近乎悖谬的历史现象。
　　元禄时代日本社会的繁华更多的是文化的繁荣，繁华之下还蕴藏着诸多社会问题，武士的穷困与癫狂、伦理无序的纵乐困惑、流行性的疫病等都构成了繁华主旋律下的历史杂音。尤其是武士的穷困问题，原本幕藩体制下制度设计的弊端，加上在物欲横流的浮世中过度地追求官能享受，迷失自我，更是加剧了穷困，从根本上动摇了幕藩体制的统治基础。事实上，元禄时代的日本社会繁华背后隐藏的诸多乱象，已经为日后幕府的三大改革埋下了伏笔。
　　历史的魅力在于，我们站在今人的视角回溯过往，总能发现一些具有延续性的历史元素。事实上，元禄武士朝日重章好学与纵乐之间的两面人物形象，依稀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这是因为，当今的日本人又何尝不存在公与私的两面性格呢？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那样，日本人的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以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135页）。而且，她在《菊与刀》中也专门阐述了义理与人情这对日本文化中的独特元素。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义理与人情是解开日本文化奥秘的一把钥匙，而元禄时代日本社会文化中义理与人情的较量，时至今日依然延续在日本人的生活中。
　　（《元禄御昼奉行日记》，神坂次郎著，中央公论社一九八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