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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被视为“理性祛魅”后的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大进步。卢梭将“政治的正当性与权威的基础在哪里？”和“道德的新基础在哪里？”这两个终极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秩序与意义的悖论。鉴于现代政治的这一困境，他自觉地把秩序与意义的双重关怀置于思维的重心：在批判唯理性的“进步”秩序观之基础上，揭示了科学、艺术的进步与道德风尚的异化；指出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文明、秩序、理性与进步本身的先天不足；建构了以“公意”为旨归的“道德共同体”与以“公民宗教”为